第一章 緒論（摘錄）
問題：為什麼是臺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持久敵對（enduring rivalry），一直與此問題緊密連結：對臺灣行使主權的是哪個政治實體？這個爭議事關對於領土的合法控制。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其他領土爭議都能經由談判（而不訴諸暴力）達成解決方案，臺灣地位的爭奪卻從一開始就充斥著軍力的威嚇與動用。
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海峽兩岸紛爭數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90年代初開始更強力地揚言有意採取軍事手段。從那時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持續提升自身以武力影響臺灣相關爭議的能力，某些論者得出結論，此一發展乃是「因應中央領導開展軍事選項的要求」。至於領導階層會不會決定動用軍事手段，以及程度如何，則是講理的分析者各自意見分歧的問題。儘管有應變計畫，但無人能確切知道，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不太可能在動武之前花太久時間做出明確且無法挽回的決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一項促進更廣泛軍事手段發展的計畫，也不應被理解為暗示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90年代以來，持續堅決地以好戰姿態與臺灣往來。事實上，北京的外交姿態一直是多樣的，顯然取決於對當時臺灣地位被認定的近期明顯轉折或新興趨勢之長期影響的評估。北京在某些時候看似對海峽彼岸怒目相視，其他時候則顯得有意約束自己的情感，努力展現耐心、自信、寬大的表象。其舉止顯然反映出政治領導階層之間一種集體（甚至全體一致）的預判，藉以探知由現狀延伸的趨勢線中，北京對臺目標的前景好壞。
儘管北京對待臺灣的外交姿態多變，某些觀察者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卻指出一套固定戰略顯現的跡證：「組成一支戰力，在與臺灣的短期衝突中取勝，並發揮反介入（anti-access）戰力的功能，以阻止美國干預，或延遲（奉命協防臺灣的）美軍抵達。」誠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方面上）強化革新轉型的時代擴充軍力，用意是應對諸多安全顧慮，而非僅受到暴力衝突爭奪臺灣的預期所驅使。儘管如此，近期為臺灣開戰的可能性看來仍主導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改革、現代化、採購與訓練」，對人民解放軍的選擇發揮了首要影響力。
雖然臺海兩岸關係通常維持著脆弱的穩定，這種狀態時常被描述為可以輕易地暴露在突發且或許強烈的暴力之中。更令人憂心的是，人們普遍相信，臺海爭議「是當今世界唯一有可能真正導致兩大強權開戰的議題」，兩大強權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
倘若真的發生這種不測，日本極有可能捲入其中，臺灣人民也可能遭受嚴重後果。縱使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為了有限目標而動用武力，也不難想像「戰爭的餘波將擴及整個區域」。如此餘波不僅必須以暴力造成的破壞程度，也要以臺灣地位改變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改變未果所導致的政治及經濟震盪來衡量。「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那些政策制定者最好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相對於該國對臺灣問題的處理，1990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在幾乎所有其他方面，全都自覺地向國外精心打造出一副保衛和平而不好戰、審慎而不魯莽、有分寸而不輕率、公正而不邪惡的北京形象。即使北京的國防開支顯著增加，它仍不斷強調自己的和平意圖，以期反制「中國威脅」所引起的焦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目的明確地形塑其外交舉止的脈絡下，北京準備以武力影響或解決臺灣相關糾紛的強大力量，便顯得反常。實際上，即使相較於北京應對其他大多數領土糾紛的方法，北京固著於臺灣地位的激情程度亦屬非比尋常，因為臺灣地位「愈發形塑了中國應對國際關係重大問題的做法」。
本書由一個貌似困難的問題所激發：為什麼？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出臺灣好像如此至關重要？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熱切地表述將臺灣涵蓋於中國主權之下的決心，且中國這個政權又放棄對原屬中國的大片領土行使主權，用少於官方說法的代價解決對其他土地的談判，並無視其他原屬中國的土地，未嘗提出收復的要求？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九世紀初期以來相對安全，不受外國侵略的此時此刻，人民解放軍卻湧現出這種為了可能開戰而準備，要在臺灣地位較量中戰勝的決心？為何臺灣值得一戰？北京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什麼？
由硬到軟：北京改變對臺戰略
至少自1949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袖就堅定不移地表達「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必須統一」這個觀點，作為其政策基礎。該國應對分裂、試圖修復的長期策略自1949年卻兩度經歷重大轉移─第一次是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外交關係正常化前後，第二次則是1990年代早期。
臺海紛爭的最初三十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運用「解放」論調，意指其實現統一的策略是要（運用武力）從美國及其盟友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權殘部支配下解放臺灣。1949年3月15日的新華社社論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是官方第一次使用這個口號，為往後三十年間的號召確定基調。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這段時期，動用武力乃是該國的主導範式。原訂1950年夏季發動的攻臺作戰，首先受阻於擔心部隊訓練及準備不足，接著因韓戰爆發而中止。1950年代兩次「離島」危機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打中華民國控制下的沿海島嶼，卻凸顯出北京有意挑起軍事衝突，藉以促成中國統一的志向。第二次危機始於1958年8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金門列島展開炮擊，終於1958年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再告臺灣同胞書〉。這封公開信囂張地宣告暫停炮擊中華民國駐守的金門島─但只限雙數日（即單打雙不打）。
炮擊就這樣持續到1979年1月1日。即使戰術花招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是以武力收復臺灣。1949至1958年間，動用軍力被積極考慮並一再實行。其後二十年間，北京的政治及外交姿態表現出一種戰鬥精神，即使毛澤東情願維持的是「一種戰爭氛圍，而非戰爭本身」。然而，毛澤東直截了當地保留對臺灣動武的權利，他如此向赫魯雪夫說明：
我們同蔣介石的關係，和我們同美國人的關係，完全是兩回事。對美國，我們試圖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如果美國不從臺灣撤走，我們就同他談判，一直談到他撤走為止。同蔣介石的關係，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
但1970年代初期，地緣政治平衡產生顯著且根本的轉移，由此影響北京應對臺北的策略。中蘇交惡導致這兩個昔日盟邦在1969年兵戎相見，雙方關係走向決裂。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遽增，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則驟減。就在同一時期，美國與蘇聯的冷戰衝突，以及美國政府面臨從東南亞撤軍的壓力，導致華府願意克服過去對於北京的敵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最終在1978年12月達成協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此事對於北京應對臺灣的戰略觀也產生影響。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停止對金門「單打雙不打」，並以明顯更不挑釁的姿態對待臺灣。北京自1949年以來堅持的「硬」策略，由「和平統一」標題下的新一套「軟」策略取代。北京無疑得出結論：華府與臺北斷交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臺北會愈來愈感到孤立，最終屈服於壓力而統一。要誘使臺灣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要求，再也用不著武力了，臺灣將在情急之下投入北京懷抱。如此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統一目標的長程戰略第一次清晰可見的調整。
1979至1993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立場與言論的對抗性都明顯比過去減弱。北京在1979至1983年一連串示好之中，表達願意將統一界定為容許臺灣在「一國兩制」架構下享有「高度自治權」，鄧小平則將一國兩制原則頒布為「和平統一」以後，海峽兩岸互動的指導原則。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改弦易轍，著手實行新策略促成和平統一，他們或許指望著更加柔軟的身段，將能在1980年代結束前促成臺灣紛爭圓滿解決。
1980年代臺灣政治的自由化，則使得這項抱負的實現大大複雜起來，自由化過程徹底轉變中華民國的政治動力。隨著臺灣民族主義者愈益堅持其論點，對政府政策發揮影響力，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就喪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在這次內部轉型與臺海兩岸關係中，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在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後繼位為總統，則是決定性的一刻。
李登輝在國民黨有著扎實的歷練。但他身為中華民國第一位生於臺灣的總統，卻引起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疑忌。時日既久，李登輝確實顯現出比兩蔣更強大的決心，要鞏固臺灣身為主權行為體的自主權，且讓這份自主權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接受。他憑著看似無窮無盡的膽識，挑戰北京自以為能單方面確立兩岸關係範圍的本能反射式權利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運行基礎一直都以中國主權不可分割且歸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前提。即使在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架構基礎之上，統一的政策仍使臺北必須宣布放棄一切主權宣示。反之，李登輝接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認為中國是分裂國家，他堅持中華民國對其所控制領土的主權，合法性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所控制領土的主權。李登輝顯然認為思考統一中國兩塊領土的方法是有可能的，但只能在兩個政府主權視同對等的情況下。
這大大脫離國民黨領導階層由來已久的觀點：他們斥之為「共匪」的中國共產黨是非法竊據，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能正當地對中國宣示主權。考慮到雙方實際控制的領土大小，李登輝採取的立場是北京和臺北應當承認彼此合法治理中國的一部分，在該部分的中國行使主權，但也僅止於該部分。最終，當李登輝的觀點變得清楚明白，北京痛斥他是意圖分裂國家、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分裂分子」。但在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對於如何看待李登輝和他所開啟的發展，顯然沒有多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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