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初抵費城的天普大學宗教學系就讀博士班時，對自己未來的學術發展方向充滿迷惘。當時臺灣並無一所大學有宗教研究的博士班，僅憑一己的追求未知之境的浪漫暇想，面對著全新的學術環境、幾乎全然陌生的知識景觀，拜臺灣的教育體制之賜所累積的一丁點對宗教的先入之見，已被徹底解構，面對天普所提供的豐富多采之課程與研究選項，一時之間不知該從何處著手建構自己的學術工程。
博一下按照宗教系修業規定，得選修一門非東亞宗教傳統的基礎課程，心想既然本系鼓勵研究生跨出自己的宗教傳統做多元學習，乾脆選擇原本最陌生的伊斯蘭，或許能在自己的宗教認知地圖上多添加些異國色彩，於是便修了Khalid Y. Blankinship教授的伊斯蘭通論，豈知竟被伊斯蘭獨特的宗教倫理觀、曲折的歷史發展軌跡，以及單一信仰卻在不同地域開展出多重樣貌的文化風格，所深深著迷。當時正值老布希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際，Blankinship教授經常在課堂上率直地批判著西方學術界對伊斯蘭的偏見與曲解，以及美國政府對中東國家的不當干預政策，並與系上的另一伊斯蘭專家Mahmoud M. Ayoub教授及猶太教專家Norbert M. Samuelson教授在校園辦了一場反戰的論壇，強調宗教之間的和平共存，並批判掌權者對宗教的誤用。這一切的學習經驗都與過去在臺灣所接受的狹隘宗教觀與世界圖像大相逕庭，遂引發個人一探究竟的知性好奇心，從此步入伊斯蘭研究之路，至今已近二十寒暑。
1990年代正是後現代主義及後殖民主義席捲美國人文學界的「後學」眾聲喧譁的年代，但同時也是共產政權垮台後美國獨霸的後冷戰時代，新保守主義的抬頭，美國領導菁英企圖重建「世界新秩序」，開始建構出「伊斯蘭恐怖主義」新敵人取代共產主義舊敵人。這種政治上的自由派/保守派的對抗也反映在學術界的左/右論戰，從事伊斯蘭研究特別容易感受到這種二元對立的學術政治氛圍，其中最能代表此種對立氛圍的便是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3年所提出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論。其實，美國學術界内部的「文明衝突」當時已經持續了十數年，若要標出一個確切時間，應肇始於1978年薩依德（Edward W. Said）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使得「東方主義」論戰至今未歇。「東方主義」論及「文明衝突」論其實是從相互對立的兩個觀點去處理同一個課題，也就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政治義涵為何，所發展出的兩種相互抗衡之論述。就在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同年，薩依德出版另一力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該書最後一章對「文明衝突」論予以嚴厲批判。有趣的是，隔年杭廷頓仍在其理論之擴大增修版《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4）一書引用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論，做為自己理論的佐證。
無論是「東方主義」論或「文明衝突」論，其中所內含的二元對立認識論，其實都與「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有關，兩者可算是分別代表伊斯蘭與西方文明，在當代全球化脈絡之下，重新反思現代性之後所做的最具代表性的回應。伊斯蘭遭逢現代性的歷史曲線，既與西方的基督宗教不同，亦與東亞各宗教不同。由於現代性乃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發展與思潮演變的核心特質，並透過西方殖民主義向非西方世界擴張而變成全球的問題，但每一個非西方文明都有源自本身文化傳統的理解與回應現代性的在地模式。伊斯蘭世界由於緊鄰西方世界，所以當西方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向亞洲舊大陸發動殖民侵略時，伊斯蘭世界的大部份地區首先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並進行從外部強加的殖民現代化，因此伊斯蘭世界遭逢現代性的歷史經驗與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密不可分。基於此一歷史經驗，現代伊斯蘭思想史從現代到後現代的流變，與其從殖民到後殖民的政治社會轉型有交錯重疊的複雜關係，也因此現代穆斯林知識份子對現代性持更加懷疑、批判及反制的特殊現象，可從其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來理解。
本書以現代性與後殖民做為探究伊斯蘭傳統的兩個主要的參照概念，便是基於上述的理解。若說當代伊斯蘭世界存在著解構現代性的後現代思想的話，其乃是被包含在後殖民論述之中，並以二次戰後的後殖民情境為其脈絡。或許筆者的上述看法稍嫌概括與化約了些，不一定能包含當代伊斯蘭世界的諸多思想流派，但提供了一個化繁為簡的切入點，讀者可自行研讀本書各章節的論述來體會並評判此種化約的道理所在。
伊斯蘭文明所遍及的區域相當遼闊、所涵攝的民族、語言與文化相當多元，但在空間上的異質性中卻內涵著令人驚異的宗教信仰之一致性與純粹性。若將伊斯蘭視為普世性的世界宗教之一，如同佛教與基督宗教，則其信仰與儀式的跨區域之相似性更為顯著。這或許是因其聖典只能以阿拉伯文誦讀與書寫所致、亦有可能是其律法所規範的禮拜儀式更為嚴格及鉅細彌遺、或者是自古以來各穆斯林民族的高流動性之生活方式所致，無論是朝聖、求學或經商皆然，使共通的理念及實踐更容易傳播與交流。總之，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在歷史過程中的交互作用促成伊斯蘭「信仰共同體」（ummah，本書內文則以音譯「溫瑪」稱之，以突顯其在伊斯蘭的特定義涵）的一體，並無單因單果的解釋。但若將伊斯蘭視為文明，相較於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又呈現出在種族、語言、習俗、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乃至文學、藝術等外在文化形式的更大歧異性，前述促成一體的因素可能同時也是造成多元的因素，故掌握一與多之間的辯證是理解伊斯蘭文明的主要途徑。
若以當代伊斯蘭學者普遍接受的上述時間（傳統－現代－後殖民）與空間（多元中的一體）的兩個軸線做為認識論的架構，將有助於讀者破除對伊斯蘭常有的三個刻版印象：
（一）伊斯蘭是「保守的」、「傳統的」，或甚至是「抗拒現代化的」：這種觀點經常是因為透過文化傳媒，認識到穆斯林有嚴格的宗教律法、傳統的性別觀、奇特的飲食禁忌等所致，但背後潛藏的是現代性意識型態的一個論述立場：「傳統/現代」的二分法。換言之，該立場預設了傳統或保守的人比較不能接受現代事物；反之，思想觀念很現代的人，比較不會想要回歸傳統。透過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現代性，那樣的二分法已經難以成立，但無法跳脫現代性意識者，對伊斯蘭常會做出立基於上述二分法的判斷。
（二）伊斯蘭的信仰「激烈」、充滿「排他性」，易傾向「以武力傳教」：這個觀點除了國內的歷史教科書或其他通俗讀物一再引用西方史家的穆斯林「一手拿經、一手拿劍」的老調來灌輸年輕學子，以及媒體經常將中東恐怖主義活動與伊斯蘭串聯起來有關之外，其更深層的因素仍和現代性有關。此種「東方主義」論述可以追溯源頭至西方啟蒙思想中對政教合一的否定，以及高舉理性與人本價值而反對神權與教權的理念有關，並將宗教建構為啟蒙思想的對立面。伊斯蘭既為西方社會最熟悉的非西方宗教，自然成為宗教「他者」（other）的代表。當已經世俗化的現代心靈習於將中世紀的戰爭與政治迫害的原因歸咎於宗教，但卻不會以同樣的化約式邏輯來解釋人類在進入高度理性文明的二十世紀，卻仍然發生犧牲千萬人性命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無以計數的區域性戰爭，是否又是現代文明的某一因素所致。假如現代理性文明與戰爭的因果關係，無法單純以化約論來解釋，那麼何以中世紀的許多戰爭與衝突可以簡單地歸因為宗教差異所致呢？
（三）伊斯蘭是「中東的」宗教或「阿拉伯人的」宗教：這種印象當然也和媒體的再現有關，人們從電視畫面上看到頭戴圓帽、身著黑白長袍、長滿落腮鬍鬚的阿拉伯男性，或戴頭巾及面紗的阿拉伯婦女，在大漠中騎著駱駝踽踽而行，這或許是許多人心目中典型的中東風光。殊不知伊斯蘭乃是廣佈世界五大洲的世界宗教，阿拉伯人只是全球信仰伊斯蘭的眾多民族之一。伊斯蘭文化的多元性在於，阿拉伯半島雖為伊斯蘭的發源地，但隨後傳往波斯民族，便發展出波斯伊斯蘭文化，接著又有土耳其伊斯蘭文化，然後是非洲伊斯蘭文化、印度伊斯蘭文化、中國伊斯蘭文化、馬來伊斯蘭文化，甚至歐美伊斯蘭文化。伊斯蘭並非一陳不變地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在歷史上，每當伊斯蘭傳入一個新的民族與文化地區，伊斯蘭便逐漸結合當地本土的文化形式而呈現新風貌，這點也可看出伊斯蘭的包容性及適應性，絕非媒體所傳達的極端、難容異己的排他信仰。
本書的撰寫與組織，企圖跳脫對伊斯蘭的上述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框架及刻版印象，各章內容除了觸及伊斯蘭宗教與文明的核心課題外，尚有意突顯伊斯蘭的文化多元性。除導論之外，本書上篇「經典論述」包含三章，分別探討伊斯蘭最具爭議性、也是最能彰顯「傳統/現代」的張力與複雜關係的三個課題：聖戰、性別及靈修，通過對比古典與現代較具代表性的穆斯林與西方學者的經典詮釋，來破除各種對伊斯蘭的迷思，勾勒出適合於後現代與後殖民情境的伊斯蘭論述；下篇的「區域文化」四章，所探討者均為中東以外的伊斯蘭傳統，包括：印度、中國與東南亞，這三個區域的穆斯林人口加總，已超過五億，接近全球穆斯林人口之半，故三區域伊斯蘭社群的發展動態及與其他宗教與文明的互動關係，勢必衝擊伊斯蘭「中土」（即一般所指的中東地區），甚至影響全球局勢。從伊斯蘭中土之外的邊緣地區，更可看出伊斯蘭的一體與多元的辯證關係，以及伊斯蘭與亞洲其他主要宗教與文化傳統的調適關係。
本書採取的是經典文獻分析和比較宗教史的研究途徑，除了回歸原典來釐清伊斯蘭對相關課題的原初觀點外，並做脈絡化的詮釋，但不將伊斯蘭與其他宗教或文明孤立起來看，而是透過比較宗教的視域及脈絡化的還原方法，務求忠實地、整體地呈現所探索的課題。這當然會和穆斯林以信仰立場來闡揚教義，不採批判態度的論述方式不同；也和「伊斯蘭學」（Islamology）之純以伊斯蘭原典史料來看伊斯蘭，不做跨宗教傳統的比較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筆者絕不否定後兩者的研究角度與成果，目前中外學術界較嚴謹的伊斯蘭論著，這兩者還是佔大多數。圈內人的觀點對想要深入瞭解該宗教的圈外人絕對必要；而以原典文獻為主，純以伊斯蘭論伊斯蘭的方法，為學術專業分工、追求客觀實證的必然結果。不同的研究取向，代表研究者不同的學術關懷。筆者選擇宗教學角度來看伊斯蘭，正是相信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偉大宗教傳統，均指向共同的神聖之域，其差異只是因地域及文化的不同所致。雖然，今日文化相對論或後現代思潮傾向解構各種形式的普世主義論述，但宗教學研究對這類當代思潮可以提出反向的挑戰。如果不同的民族及文化均可接受同一宗教的啟示，足以證明文化差異性或民族性絕非人類實存經驗無法超越的壁壘，宗教具有消解文化與政治疆界的潛能，此種潛能或許要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人類最古老的智慧，才能激發出來。
本書的出版，首先感謝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本書係應黃院長邀請在臺大高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期間（2008年10月15日-12月31日），利用臺大圖書館等相關研究資源完成。但各章節內容構思、動筆到完稿，前後時間超過十年，相關理念及材料的發掘、探索與成形，乃是與無數學術社群成員的交流與激盪之後的結果，很難以一一列名，以下只能擇要誌謝。
首先感謝筆者任教的政大宗教研究所同事蔡彥仁教授、林鎮國教授、黃柏棋教授、郭承天教授，多年來的相互切磋及激勵，以及宗教所同學們在課堂上的教學相長；接著要感謝長期以來東南亞宗教研究團隊的工作夥伴：李豐楙教授、林長寬教授、陳美華教授、蔡宗德教授，讓筆者得以有學術同儕的善意批判及相互奧援，而無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之憾，以及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所長，在任職亞太研究中心期間以經費及各種學術資源支持敝研究團隊，才能促成與伊斯蘭有關的許多開創性議題之探究。其次，本書完稿過程之註解、參考書目的格式及版面編輯之修訂，政大宗教所研究生翁羅欣霖的統整，以及詹子誼、張誠修、陳迪華對部份章節的協助校正與蒐集資料，使本書面貌更為完整，特予誌謝；本書能以現有面貌呈現，仍應感謝臺大出版社魏千鈞、劉芝慶、鄭以馨、曾于珈、金葉明五位編輯的細心校稿與編排。不過，若內容尚有疏漏之處，應由筆者獨自承擔責任。
學術工作必須忍受許多內、外在的有形與無形之壓力，家庭成員的體諒與關懷提供筆者適時的精神動力及後盾。美華扮演了學術與家庭同修的雙重角色，由於她也是充滿熱忱的學術工作者，能充分體諒將家居與學術場域混淆不分的生活方式，使筆者得無後顧之憂，專心致力於教學與研究本職。自幼成長於臺南府城濃郁的歷史人文與宗教氛圍，身為家中的老么，備受父母及兄姐的呵護及期許，所以求學過程都能一路順利而無礙。或因傳承了簡樸而不與人爭的家風，自然而然地走向人文學術之路，出國留學時選擇冷僻的宗教研究，家人雖有疑慮但仍尊重筆者的個人抉擇，終能學成歸國而於大學任教，不負父母兄姐教養之恩。特將此成果敬獻給台南的母親、兄姐們及已故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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