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

媒體推薦：大陸讀者推薦
◎一本值得所有教育者及外行的教育管理者一讀的好讀卻引人深思的書，讓學生、學習、學術回到自由。
◎一個時代的縮影，一個時代的情結，一個時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就如夏夜在月光下聽老人講故事一般的溫暖。
◎作者淡化功利追享樂趣的求知記述讀來輕鬆悅目，如明鏡正冠，引我輩自省。
◎平實的語言，真實的人生感悟，再現了一段歷史的生動情節！
◎讀完全書，感覺當代之大學與往日之大學相比，無論教師、學生、風氣都差了許多，許是現在上大學要比以前容易多了，現在的學校教學死板，拜金主義，老師學生也是無...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我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大學工學院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共同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製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然不在這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學分不夠也可以補，至多是多讀一年。我想讀文科，但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按照中國的傳統，一個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過去舊的皇城燒了，然後大興土木蓋新首都，只有清朝入關的時候，北京作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來了，像中南海、北海，這都是明代的皇家園林，包括紫禁城、皇城——不過解放後有些給拆了，沒有保留一個完整的格局。過去的內城牆有九個門，明朝中葉嘉靖時又建了一個外城，這些到了清朝入關都基本沒動。清初的「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這一百多年大興土木，就在西郊建了許多皇家園林，最大的是圓明園，包括後來的頤和園、靜明園、靜宜園，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一帶，都是皇家園林，這就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讓我覺得歷史挺好玩的。第二，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戰爭，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資料都找出來，真是費盡移山心力，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不過我覺得，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也並不等於理解了歷史。當時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感覺到，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最後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上。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的認識。項羽說：「書，足以記名姓而已。」戰爭時候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我以為可以從歷史裡找出答案，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隋唐，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所以就念了歷史系。

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後院系調整，馮友蘭一直在北大待了幾十年，從組織關係上說，他是北大的人，死後應該把書捐給北大，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劉崇鋐先生在臺灣去世，他的書也是捐給大陸清華的，而沒有捐給臺灣的大學，這也似乎不合常規。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還是在清華，所以願意把書捐給清華。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我想文革的時候，有些激進的紅衛兵大概也確實有過這種感覺，以為今天革命，明天就會「赤遍環球是我家」，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都是無產階級的天下了。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總覺得幸福並不遙遠，是可望而又可及的。

＊ 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占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當然也有聯不好的，像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的北洋大學等等在西安組成西北聯大，聯了一年就散夥了。因為那幾個學校本來就是不一樣的，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鬧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西南聯大卻一直都聯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抗戰後期醞釀聯合政府的時候，有人發牢騷說「聯合不起來，聯了也得鬧事。」於是有人提出來：「西南聯大聯合得那麼好，聯合政府為什麼就不能呢？不如請三個學校的校長來做聯合政府的委員。」當然，這也許是開玩笑。

三個學校合併以後，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確實挺有辦法。而且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於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渡過。

西南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工、師範，工學院主要就是清華的，文、理、法三個學院是三個學校都有，而師範學院是雲南教育廳提出合辦的，比較特殊。雲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聯大給雲南培養些教師，我想聯大也不好拒絕，就合辦了一個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先是調雲南中學的教師來上課，後來就直接招生了。可是在我們看來，師範學院有點像「副牌」，比如我們有歷史系，師範學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慮到將來到中學教書，除了教歷史還得教地理，所以兩門一起學。再如他們有個「理化系」，可是我們理學院的物理系、化學系是分開的，課程的內容和他們也不一樣。

西南聯大五個學院在位址上分三塊，其中，工學院在拓東路，在昆明城的東南角，文、法、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掛「西南聯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長辦公室以及學校的主要部門都在那裡。我們住在校本部，是新蓋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實只是泥牆茅草棚的房子，連磚都沒有，都是夯土打壘，是古人所謂的「板築」吧。窗子沒有玻璃，支幾根木棍子在那兒就作為隔斷了，幸虧昆明天氣好，不然天冷受不了的。

那時候的學生與今天比起來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工學院五個系，土木、電機、機械、化工、航空，有一個航空系的同學跟我很熟，帶我去參觀，看那些風洞、流體實驗之類，像是很先進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學院，記得普通物理課的第一個實驗是落體實驗，儀器都是國外的，物體在自由狀態下落下的速度越來越快，通過振動儀在玻璃板上畫出一條曲線，然後根據測量曲線兩點間的距離得到各種數據。實驗時需要用一塊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調的，那是學國外的規矩，因為酒精揮發得快，一下就乾了，可以立即進行實驗，要用水的話還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貴得多，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點奢侈，可見那時候做實驗一點都不含糊，比我們中學的時候強多了。工學院的學生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下午到工廠實習，製模翻砂、打鐵煉鋼，都是自己動手。所以後來批知識份子不參加勞動，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實也並不都是那樣。我們在工廠裡和工人一樣地幹，就是沒人家熟練，笨手笨腳的；但是我們會用公式進行計算，這又比工人強了。

文、法、理三個學院有多少學生我沒有統計過，加起來不過七八百人。文學院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個年級總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歷史系每年招十幾個人，哲學系人最少，每年只有兩三個人。可是我那一年歷史系人特別多，總得有二十個。法學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經濟系、商學系和社會系，因為我上過政治系兩年課，知道他們一年也就六七個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這個數字，只有經濟系的人比較多，一年總有四五十人。我想這大概和將來就業有關係，學經濟的畢業以後出路好一點，可是其他的，比如學政治的，出來你幹什麼？做官不會有你的份。理學院裡數學系人最少，我們四十三級那一屆只有三個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個，多的時候有十幾個，四十二級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個人，可是他們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個頂尖資優生，包括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號稱「三大才子」，現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有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的。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笑話，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許寶騄，都是剛回國。許寶騄搞統計學，據說非常了不起，屬於世界級的權威。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伊利諾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但不教課，只是掛個名。還有雷海宗先生，後來在南開，像劉崇鋐先生、姚從吾先生，後來都去臺灣了。後來臺灣大學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長，除了剛才說的那幾個人，還有錢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裡，所以臺灣大學實際上就是北京大學的班子，雖則不用北京大學的名字。

＊ 自由，學術之生命
舊社會上課跟新社會有很大的不同。解放後我們全面學蘇聯，上課五十分鐘，規定得非常仔細。學校用的是全國統一的標準教科書，上課前老師備一份講稿。可是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大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教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裡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講，沒有標準教材。大學入學考試的題目也沒有標準一說。

相形之下，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共同必修課，聽課的人多，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四○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師只講了五十年，等於只講了前一半。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講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太太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多少王朝都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裡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結果一年只講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意，但我覺得這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去看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而且還沒有播音員抑揚頓挫有味道，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是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這位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帳；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不過我覺得他說得也有道理。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裡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裡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教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麼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閒話，但並不扯遠。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後來我教課的時候也想學著做，可是非常失敗，因為總免不了要多說兩句或者少說兩句，不能那麼恰好在五十分鐘內講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之好：畫地圖。近代史從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一百年，一個學期要求畫六張歐洲政治地圖，那麼一個學年就得畫十二張，當然我們也是照著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國史也應該是這樣，可是除了皮先生，沒有別的老師再要求過。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我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大學工學院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共同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

目次


[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
戀戀故鄉情
返鄉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蹺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雷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嶽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蹺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雷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嶽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寇里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幹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書臺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文靖

目次


[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
戀戀故鄉情
返鄉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蹺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雷根掛二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