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我的公寓在百老匯大廈十六樓，高居於上海喧鬧的街道之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某晚，我獨自待在書房裡，平靜無事。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感到無聊。約十個月前，東京中心區曾發生兵變，多名內閣成員被殺，引起一片驚恐。隨後的仲夏時節，中國也曾一度瀕臨內戰，卻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臺而倖免，事件帶上了半喜劇色彩。這以後便不再有大事，唯見日本一以貫之，在華北從事種種窮凶極惡的活動，而蔣介石將軍則多次巡遊中國各地，以便加深中國的統一。

　目前，總司令正在陝西省的西安市。該處位於中國的西北地區，距共軍占領區不遠。占據西安及周邊地區的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殘部。一直有惡意的謠言稱，少帥的部隊已經與紅軍沆瀣一氣，西安與共產黨根據地之間，定期有卡車及巴士往返，運送人員與軍需物資。傳言歸傳言，卻一直無法核實。

　張學良先是被逐出滿洲，繼而又被逐出華北，於是便赴歐考察，終於戒除了多年的毒癮，這才又返回中國。傳言說，此君行事詭異，對於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執行。我當時想，傳言一定不確，否則蔣介石就不會貿然進入張學良的地盤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橫豎想不出有什麼消息，足以作頭條發往紐約。我在書桌上一沓便條裡隨手亂翻，發現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關於中國預算案中的海關稅收部分。一看時間，只有八點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話，不算太晚，便撥通了他家的私人號碼。

　接電話的是宋子文的男秘書，一個能幹的中國人。他說：「子文不在家。他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納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納原是張學良的顧問，後來轉而任蔣介石的顧問。他住在派克飯店（即今天的上海國際飯店）。我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端納的秘書。

　他說：「他二十分鐘前還在，後來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著急。」

　蔣夫人這時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裡。兩天前，我剛在那裡喝過茶。我決定給她去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私人秘書，一個年輕的英國女人。

　我問蔣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給她打電話。她剛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緊張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是召開家庭會議？因為蔣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和任財政部長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們匆匆碰頭，還頗為著急。但是，若說是家庭聚會，為什麼把端納也叫去了？他只是個外人，還是個外國人。

　於是，我不停地撥打孔府的私人電話，但每次都是忙線。最後，電話終於通了，接聽的是個中國人，聲音很陌生。我報上自己的名字，說要找端納。等了又等後，線路裡終於傳來端納的聲音。

　我問：「出什麼事了，一家人幹嘛在一起聚會？」

　他反問：「你怎麼知道有聚會的？」

　「蔣夫人在那兒，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兒，還有你。發生什麼事了？」

　「阿班，對不起，這事沒法對你說。」

　「重要嗎？」

　端納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鐘，最後才說：「先別掛線，我去問問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對你透露半句。」

　獨家報導有時就是這麼來的。

　宋子文接過電話，對我說：蔣介石將軍被劫持了。事情發生在他的住處，在西安城外幾英里的一座舊廟裡……對，前東北軍部隊算是起義了，看來是和共產黨人聯手幹的。總司令已經被帶進城裡囚禁起來了。他的衛隊成員被打死了許多。蔣介石本人翻牆逃跑時，受了重傷……沒有，對方沒有提出勒索。這是場政變。起義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說，政府還未決定採取何種行動……沒有，上海還沒有其他記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全世界頭等重要的獨家新聞。但運氣卻與我無緣，此時已是上海時間晚上九點，正好是紐約的上午九點。《紐約時報》已經上街銷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時報還有一招，可通過霓虹燈字幕，發布這則轟動性的快報。那時離燈火管制尚遠，時代廣場（正確譯法為「時報廣場」，此處取通行譯法）的舊建築外夜以繼日地亮著燈牌，不斷跳動著各種文字。

　接下來的一小時，我專心致志地忙於寫稿，每十行組成一段快訊，讓車夫送往電報局。車夫就這麼來回奔波於辦公室與電報局之間。向紐約發了總共五百多字的一則則快訊後，我終於稍作停歇，點燃了一支菸。這時才想起，駐上海的美國情報官員，對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聞。若還是渾然不知的話，我倒是有責任將蔣介石的危險處境通知總領事、海軍及陸軍情報部門，還有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四團的指揮官。於是，我整理了電報稿的複寫紙，開始挨個去電話。

　我感到，這是則頭等重要的新聞。一個泱泱大國的政府首腦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而這次的起事，又是於中共極其有利的。不知蘇聯是否會出臺強硬的相關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會如何應對此場危機？若蔣介石因此殞命，中國必將大亂，日本則可趁亂進犯，借此意想不到的機會，獲取最大利益。

　能將消息搶先告訴美國政府五個不同部門的代表，也算是我的榮幸了。各部門在獲得我的消息後，既有懷疑，也有驚慌，更有感謝，對我通報頭等要聞的合作舉措，咸表讚賞。

　但其中的一個電話，卻讓我久久不能釋懷。我國政府常將一些不稱職的情報官員派駐海外，這段經歷便是明證。

　我是個報社記者，於我而言，那晚的時間是極度寶貴的，但給那位情報官員打電話，卻浪費甚巨。我將複寫紙上的內容念給他聽後，他卻讓我稍停，去找來紙筆後，又讓我再念一遍。原來，他大腦反應太慢，所有東西必須落到紙上，才能理解。於是我放慢速度，重念了一遍，他則邊聽邊記。然後，他把記下的內容向我複述了一遍，以確定記錄無誤。

　「記得對不對？」他問。

　「都對了。」我答道，有些不耐，因為急著要寫新的電訊稿。他停了許久，又問道：「你覺得這重要嗎？」

　所幸，美國駐遠東的各情報機構中，愚笨如斯者，畢竟不算多。美國政府負責收集情報的官員或軍官分別來自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及商務部等，他們大多聰穎、警覺、善辨析。然而，我駐遠東前後十五年，遇見的笨伯，也不乏其人。幹才們辛勤工作的成果，常被他們的蠢行抵消。

　試想，一個四億五千萬大國的首腦被人以暴力和屠殺手段劫持，隨時可能被?，卻有人發問，此事是否重要！可以想像，發問者經年歷月所寫的各種報告，勢必是一文不值的廢料。

　讓這種人任職美國情報部門，是誰的手筆？他們的報告必然對各種事件的重要性百無一見，又是誰容其戀棧不去？

　接下的兩周好戲連連，結果則皆大歡喜，蔣介石終於得到了最好的結局，對中國，這也是幸事。宋子文與端納冒著極大生命危險，飛抵西安。蔣夫人也表現出非比尋常的英雄主義氣概，飛往西安，參加一場場談判。最終，不僅總司令獲無條件釋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謀張學良親自陪同，凱旋般飛回南京。

　中國立時陷入一片狂喜。自一戰停戰以來，未嘗見過這種大眾歡慶的場面。這場折磨，使總司令的個人聲望大增，並鞏固了中國的統一。至少，在日本大兵壓境的局勢下，統一的局面有望持續下去。

　在西安達成的協議，究其本質，是在日本進犯中國期間，達成休戰，而非從根本上解決南京與中共的所有歧見。協議共有四大要點：第一，共產黨同意停止在其根據地之外進行宣傳組織活動；第二，他們承認總司令為中國武裝部隊元首，並聽從其命令；第三，南京同意每月向共產黨撥款，以銀元計；第四，作為陸軍元首，蔣介石同意每月向共軍運送一定數量的槍支、彈藥及食物。

　由於雙方均未能全面遵守停戰協議各條款，中央政府與中共間的關係一直緊張。共產黨人並未停止宣傳工作，紅軍也多次抗命，並不止一次發生事實上的兵變，導致嚴重的武裝衝突及流血事件。共產黨人指控說，自政府從南京遷往漢口，繼而又遷往重慶後，其承諾的每月撥款總是數量不足，他們還指控從未如數收到彈藥。

　將來，待日本侵略者被最終打敗並趕出中國後，無需太久，執政的國民黨與中共總要解決雙方在實踐與思想方面的分歧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亟須調動各種政治才幹，並投入無私的愛國精神。這方面，中國領袖人物的能力是綽綽有餘的。

　日本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自然是極度沮喪的。它起先還試圖抬出舊日用過的妖魔，說東亞正面臨赤化威脅。東京聲稱，它相信中國的共產黨不日即可支配南京政府，因而，只能由日本來扮演英雄角色，採取適當行動，以化解這一可怕威脅。

　其實，日本深知這一威脅並不存在。相反，中國歷盡艱辛，剛贏得難能可貴的統一及國內和平，卻因日本在亞洲大陸推行其帝國主義計劃，而陷入千真萬確的危險。

　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日本便已源源不斷向滿洲增兵。滿洲的所有民用、軍用庫房都囤積了大量軍需物資，以便用於對華戰爭。蔣總司令從西安勝利返回首都南京後，過了不到七個月，這場戰爭便爆發了。

　一九三七年年初，蔣夫人對我說，她正根據其自身經歷，撰寫西安事變回憶，其中涉及她如何參與談判，爭取丈夫獲釋。該書的手稿將以招標方式出售，由出價最高者得，收入則撥入一項信託基金，其收益專用於總司令衛隊被害成員遺孤之教育。西安事變爆發的清晨，總司令住在近西安的一座寺廟裡，他的許多衛隊成員在此慘遭殺戮。

　於是，我電告《紐約時報》，說該手稿正在尋找買家。回電指示我代表北美報業聯盟競買。最後，我以一萬兩千美元的價格購得此稿，當時，這筆錢約合四萬中國貨幣。

　夫人所寫的非凡手稿，特別強調總司令在被囚期間，認真閱讀《聖經》，並在那段艱險的時期，加深了對基督教的信心。讀到這些，我不禁想知道，對蔣介石這種人，基督教到底意義何在。杭州是個美麗的城市，點綴著古老的寺廟，他們在西湖邊有棟度假別墅。一次，我去作客，趁機繞著圈子探聽西安事變的情形。蔣介石在我的引導下，終於滔滔不絕起來，講述起一段極不尋常的故事。他的話，由蔣夫人替我譯成了英語：

　　我睡在華清池北面的一棟房子裡，緊靠著後牆。凌晨四點左右，我被南面院子傳來的槍聲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衛隊人數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來行刺。

　　我不喜歡穿整套的睡衣褲，睡覺時愛穿你們美國人說的那種老式長睡袍。被吵醒後，我從床上跳了起來，來不及換衣服，直接蹬上一雙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綢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為是冬天，早晨天還是黑的。我朝著北面的圍牆跑去，拚命爬了上去。那牆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牆頂後，我就兩手抓住牆的邊緣，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後一鬆手，落了下去。原以為也就八九英尺高，誰知牆的北面外是條護城河，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點沒有準備。

　　我跌進護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厲害，布拖鞋也不見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腳並用，從溝裡爬了出來，痛得鑽心。地面到處凍得硬邦邦的，北風冷得刺骨。到處都是一攤攤未化的積雪。

　　我慢慢爬到了華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漸漸變白了，我到處找地方躲，卻是徒勞，周圍連棵藏身的樹都沒有。華清池裡還在戰鬥，我的衛兵人數不敵叛軍，邊打邊逃，叛軍一路追趕，槍聲漸漸朝山坡方向移了過來。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會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絕望。

　　接著，我的信心又回來了，開始長時間真心祈禱。我向上帝認罪，坦承自己的缺點，祈禱說，要是上帝真的選擇我領導中國走向獲救，他就會顯靈，將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睜開眼時，天色更亮了。不遠處，有兩隻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顯靈了，那兩隻兔子，將會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著牠們，蹣跚地走在山坡上。牠們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後，牠們躲進了一塊大石後面。我跟著爬到石頭跟前，發現那石頭下面正好有足夠地方，可以讓我藏身。

　　不久，叛軍恢復了秩序和軍紀。他們在大石下發現了我，沒有殺我，也沒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帶回了華清池。後來，他們又把我帶往西安城裡，把我囚禁起來。

　在西安，總司令被關押在張學良的總部。他不吃飯，不喝水。儘管傷得不輕，飽受折磨，卻將醫生拒之門外。對劫持者提供的服務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絕，只提出一個要求，讓他們送來了一本《聖經》。他湯也不喝，被套床單不許人來換，澡也不洗。被抓的頭幾天，他不與劫持者說話，不進行任何談判。醒來的時候，只一門心思閱讀《聖經》。直到幾天後蔣夫人乘飛機抵達，這一切才告改變。

　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劫持後，總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選定之人，將帶領中國走向最終的救贖。至今為止，無數事件表明，他這一崇高信仰，是有充分根據的。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我的公寓在百老匯大廈十六樓，高居於上海喧鬧的街道之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某晚，我獨自待在書房裡，平靜無事。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感到無聊。約十個月前，東京中心區曾發生兵變，多名內閣成員被殺，引起一片驚恐。隨後的仲夏時節，中國也曾一度瀕臨內戰，卻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臺而倖免，事件帶上了半喜劇色彩。這以後便不再有大事，唯見日本一以貫之，在華北從事種種窮凶極惡的活動，而蔣介石將軍則多次巡遊中國各地，以便加深中國的統一。

　目前，總司令正在陝西省的西安市。該處...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節國內出版物中罕見。一般認為，松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回，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面報導過盛，而讀了本書後即知道，其主要原因，還是與美艦帕奈號（U. S. S. Panay）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而拖松井石根下馬的報導，正是出於阿班之手，發表於《紐約時報》，並造成轟動。對於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繪，其中有狡詐，有忠厚，有愚鈍，有精明，有凶悍，有溫良……不再千人一面，誇張失真。

　阿班加盟《紐約時報》前，曾短暫主持英文的《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該報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導報》是二○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陣地雖小，卻各方爭奪。明裡由教會資助，暗中又收受顧維鈞、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了兩位關鍵人物：一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一為風頭極健的路透社（Reuters）駐華記者趙敏恆。本書未提及的是，阿班離開該報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由於報紙規模局促，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本書對《北京導報》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

　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一邊帶出歷史細節。許多資料是罕見的，因而珍貴。關於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了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生時，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了預報。

　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阿班也為讀者補充了細節，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不獲高層所知。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才知此事存在，於是加緊簽署。故而《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

　對於鮑羅廷的外表，阿班作了極生動的描述。在中國革命史中，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擊者的描寫。他還寫了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宋子文的堅韌與精幹，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國官員中，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評價最高，認為他無論政見人品，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

　他動員《紐約時報》援救胡適出獄一事，國內歷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因在《新月》連發三篇重要文章，觸怒國民政府，終於被逮捕。因有消息傳出他將遭槍決，阿班氣急攻心，動員時報總部發表長篇社論，譴責國民政府暴行。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日文，耗費大量金錢，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日、英報刊轉載，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回屠刀，將胡適釋放。

　西安事變的報導，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事變發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恆。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導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鐵證如山。此事的發現，極具戲劇性，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那晚，他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讓他找到了端納和宋子文。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驚天大新聞，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家消息，就這麼迅速誕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有專門一節「協助《紐約時報》」描述此事，他寫道：「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關於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我們從書中得知，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便有意售予出價最高者，將所得設一基金，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而出價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報業聯盟，以一萬兩千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在北美發表。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

　西安事變後，阿班在杭州拜訪了蔣氏夫婦，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回憶，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此段回憶，與實際經過，應是最為貼近的。

　有些歷史事件，在中國長期受忽略，阿班的書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歷史性有之，戲劇性有之，我們卻大多不甚了了，《採訪中國》裡便有詳細記載。

　阿班是為新聞而活的，他不找新聞，新聞也會找他。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誤炸南京路時，阿班正帶著他的助手比林漢（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購。他坐在車裡，被爆炸震昏，受了輕傷，比林漢在先施公司大樓裡，則身受重傷，幾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當時情形，從市民仰頭看飛機，一直到爆炸後的搶救與善後，如電影鏡頭，細緻真切，其第一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加盟《紐約時報》之初，他還因無情報導，嚴重得罪過上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至國民政府宣傳部和外交部竭一國之力，花一年時間，不惜與《紐約時報》及美國為敵，欲將他驅逐出境，卻終因國弱而難逞。在中國現代史上，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他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此案而結怨，又因案結而怨解，終於成了好友。

　南京淪陷前幾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在長江炸沉美國軍艦帕奈號。此事曾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舉國激憤。由於帕奈號上載有一批攝影、攝像記者，事件經過被全程以影像記錄，後經米高梅公司製作成記錄片，在全美放映。為避免全美反日情緒失控，迫使美政府過早介入對日戰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下令剪去影片關鍵部分，使日軍蓄意攻擊之事實，不至彰顯。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國民眾之對日觀感徹底扭轉；全美支持中國抗日之民意基礎遂告初成。日美開戰，始於珍珠港襲擊。至於序幕，不乏史家認為帕奈號被炸沉時，即已拉開。日本對此事，一向堅稱為誤炸。而阿班進身幕內，貼近日軍高層每一人，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揭穿日方謊言。帕奈號事件發生於中國長江，沉沒於南京大屠殺前幾日，對中、日、美三角關係之演變，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國有關此事的著述，歲有新猷。而中國史學研究，對此竟然全體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中，對南京大屠殺草草帶過，對此事乾脆避過不談，或許因事件涉及日軍最陰暗瘡疤，實難處理妥帖。而阿班的書，為中國讀者展現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則為新鮮，一則為深入全面，讀來收穫豈止泛泛。當然，關於美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並不在此書範圍內。

　這一類的故事和細節，在《採訪中國》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日本的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中國長期以來把『黨史』限制在國內的傾向，雖談不上反感，卻十分不習慣。」對此，筆者是有同感的。豈止黨史，中國歷史各方面的研究，無論視野還是史料，都應放在世界大範圍中。僅舉松井石根與八十部下被召回國一例，若只從中日關係看，而略去美日關係的角度，便不會顧及帕奈號事件，亦不會考慮《紐約時報》報導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實質錯誤。筆者翻譯此書，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歷史視野，兼而惠及同好。

　對於今天的新聞從業者，阿班的書更有意義。它像採訪學裡的《孫子兵法》，教我們於複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表新聞。它還教我們如何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阿班的個人情感觀點固然愛憎分明，新聞報導本身卻力求超然於黨派政爭及國家、民族愛恨之上，一貫死保新聞來源的身分，不管其為何黨何派、何國何種；社交方面，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與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獨家新聞。即使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殺了數千同胞，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能避免作情緒性宣洩，該褒處褒，該貶處貶，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因人而異，分別對待。在新聞業者裡，這種大家風範，讓人油然起敬。

　原書的各章標題，有部分語焉不詳，故加以重擬，以圖一目瞭然。譯者於史學是外行，個別次要人物名字，一時竟無從考證，只好暫以譯音標注，希望專家不吝指教。至於譯筆的粗陋，也是難以掩飾的。

　　　　　　　　　　　　　　　　　　　　　　　楊植峰
　　　　　　　　　　　　　　　　　　　　　　　二○○八年五月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