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爸爸葬禮結束後一個月，媽媽便帶我去南京市和平路小學（現在改名為南京市北京東路小學）報名上學。這所小學歷史悠久，一直是南京市的重點小學。校園占地面積很大，每個年級都有各自獨立的房舍作教室，亦有獨立的課間活動場所。六個年級六排平房，房屋周圍的水泥走道兩旁建有許多漂亮的花壇。一年四季各種鮮花輪番開放，錯落有致，與學校大門內側的兩個小池塘交映成輝，環境可謂優雅。加之學校地處市府大院公交一村內，受到政府的直接關懷，條件相當不錯。特別是學校後面有個大運動場，有當時南京市屈指可數的標準沙坑和跑道，可以用來召開省市級田徑運動會。運動場中的大草坪是一個標準足球場，我們稱之為大操場。只要不下雨，全校師生每天都集中在此做早操，平時各年級的體育課也都在這兒上。這樣的體育運動條件，可以說在南京市的小學中是得天獨厚絕無僅有的，就連絕大多數的中學也望塵莫及。
國民黨時期這所學校叫藍家莊小學，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將學校改了名，主要接收共產黨南京市委和市政府機關的幹部子女入學。當時政府嚴格規定，兒童年滿七周歲才可進小學，有些孩子生日差幾天都不行，往往被耽誤一年。那時無論是校方還是家長，大家都高度自覺，嚴格按規定辦事，基本無人走後門，亦沒有聽說過請客送禮這一套。所以我們姐弟幾人都是七周歲半以後才開始讀書的，比西方的孩子們上學平均晚了兩年。
媽媽從小愛讀書，她說要不是為了抗日而獻身革命，她是一定會上大學的。現在她將希望寄託在我們幾個孩子身上，要我們努力學習，將來能考上名牌大學，讓她上大學的夢想在我們身上實現。她的這個願望從我上幼稚園起就灌輸給我，從而奠定了我日後用功讀書的思想基礎。
我和我的兩個姐姐在同一所小學就讀。我上一年級時，她們兩個，一個上三年級，一個上六年級，學習成績都不錯。尤其是安東，已經拿過幾個學期的「三好生」獎狀，很讓媽媽感到寬慰。這使從小個性要強的我暗下決心，一定要超過她們。我自幼比較聰明伶俐，又什麼都不甘落後，自覺性和刻苦性都較強，，所以一上學就在班上拔尖，每次考試都力爭滿分，博得了老師們的喜愛，指定我當了班長，繼而又當了級長，「三好生」獎狀自然不在話下。我在和平路小學讀書六年，十二個學期拿回了十二張「三好生」獎狀。讀書成績是姐妹中間最出類拔萃的，加之在女孩中又數我最小，因而得到媽媽的格外寵愛，在姐弟們發生口角時，她經常袒護我，我對她也特別親。這些卻遭到了姐姐們的嫉妒。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期間，年僅十歲的安東，竟然寫了大字報貼在家中飯廳的牆上，批評媽媽偏心眼兒包庇我。這張大字報只貼了半天，當晚就被媽媽喝令撕下了。可是安東心裡並不服氣，撕下大字報時她氣得臉漲得通紅，過後還好多天不跟我說話。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鼓勵全國人民大鳴大放，對共產黨提意見。好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非常高興，以為毛澤東講民主，給人民言論自由。誰也沒有想到他的「雙百方針」，目的是為了要「引蛇出洞」，誰提意見就整誰，上當受騙最多的是知識份子，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足二十歲的尚在大專院校就讀的青年學生。一九五七年春夏之際，我上小學一年級下半學期時，反右派運動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首當其衝被開涮的就是知識份子。凡是頭年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鳴大放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被開除公職，發配邊疆。
一天夜裡，我從睡夢中驚醒，身邊不見媽媽，卻聽見客廳裡有人說話，便一骨碌爬起來跑到客廳。只見一位面龐英俊身穿軍服的年輕人坐在大方桌旁，與外公外婆和媽媽說著話。這人的軍服上沒有領章和肩章，滿臉是淚，媽媽握著他的手不停地安慰。見我進來，媽媽說這是我三舅，明天一早要出遠門了，他們要說說話，叫我不要打攪。說著她就送我回房睡覺，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時，三舅已經走了。
這時候媽媽才告訴我，二十二歲的三舅周汝生是共產黨員，年輕有為的空軍少尉軍官。他畢業於軍事院校，一直表現優秀，原本前途無量。只因他在鳴放中提出中國軍隊不該一邊倒，什麼都學蘇聯，被打成了右派，而後被開除了黨籍軍籍，發配青海勞動改造，社會的棟樑轉瞬間成為階下囚。
五十年代的中國，一切學蘇聯。毛澤東稱蘇聯為「老大哥」，號召全國人民學俄語。共產黨高級幹部們最時髦的事情，就是送子女去蘇聯留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採用的是蘇式軍銜制，共產黨在軍隊中提倡跳蘇聯舞，唱蘇聯歌。
我的三舅從學生時代起就是個很活躍的人，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特別是他愛好文藝能歌善舞，經常參加各種演出，是個有天分的文藝活動積極份子。他參軍後也一直是軍隊演出隊的成員，對中國的傳統歌舞情有獨鍾。在鳴放運動中，生性爽直的他，對一切學蘇聯的現像提出了看法，認為不能光唱蘇聯歌跳蘇聯舞，也應該有一些我們自己的傳統歌舞。沒有想到，他的這點直率，使他在剛剛踏上人生旅途之時便遭了殃，被打成了「反黨反毛主席」的右派份子。一個革命的主力一下子就成了階級敵人，斷了前程，毀了青春。最糟的是，由於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受了那麼大冤屈人，不允許有任何申辯，有理無處講，只能陷入絕望境地。
那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使得全國範圍內，受冤枉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有五十五萬人之多，受牽連的親屬有幾百萬人。其中各大學十八、九歲的年輕學生受害人數最多，因為他們閱歷淺，天真幼稚又敢想敢說，所以成為名為「言者無罪」而實質「言而有罪」的受害者。這些年輕的學生被打成右派後，又被開除學籍，再被遣送到邊遠貧困地區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三十年，好多人喪失性命。倖存者們也大多數是九死一生，受盡苦難。這一場反右運動使得多少人才被摧殘，多少家庭被毀滅！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大地上，連綿不斷地上演著一齣又一齣人間悲劇。
事實上，共產黨中央給各個單位都下達了打右派指標，每個單位都要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來，否則單位的領導就要倒楣。當領導的若不想倒楣，就必須抓出替罪羊。為了完成這個混蛋的百分之五的指標，有些領導甚至於把一些在鳴放中沒有說過一句話的人也打成了右派。這種置人於死地的做法，純粹是他們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抓出這些人來為那個百分之五充數。不幸的三舅周汝生只不過說了幾句大實話，就莫名其妙地被劃進了那個「百分之五」。
畢竟三舅在部隊一直表現良好，所以在他被發配青海之前，部隊領導動了側隱之心，給了他一天假，允許他回家與親人告別。那天晚上，他在我家對外公外婆和媽媽哭訴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流放之途。他這一走，竟成了與外公外婆和媽媽的永訣。在他走後的幾年中，媽媽和外公相繼病逝，他都未能獲准回家奔喪。二十八年後，他獲得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復了黨籍，被分配到安徽省一個小縣城的集體工廠擔任廠長。平反後，他到南京來看我。這時我見到的三舅與當年那個瀟灑英俊的青年已完全判若兩人，我見到的是滿頭雪白銀絲的耄耋老者。漫長艱苦的歲月，無情地在他的臉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五十歲的人看上去像七、八十歲。他沒有成家，孑然一身。當他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媽媽的遺像時，不禁老淚縱橫。看著無聲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從他的雙眼滴落在地，我砰然心動，突然明白了什麼是痛苦，什麼叫創傷。想到三舅的大好年華被無端葬送，同情的眼淚一下子從我眼中奪眶而出。
反右鬥爭後，全國人民沉默了。為了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他號召全國人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主觀臆斷地決定要用成倍的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在最短的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此，他對工農業產量盲目地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指標。
那年我剛九歲，卻已經被教育成狂熱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上進心非常強，政治熱情相當高。那種政治熱情說給今天的孩子們聽，他們根本就不可思議。在那一年的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我與其他六位同學一起，被批准加入少年先鋒隊，成為班上的第一批少先隊員。新隊員人數剛好可以成立一個小隊，我本來就是班長，所以一入隊就成了小隊長，左臂戴上了鮮紅的一道杠標誌。
當時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崇高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我們必須跟黨走，老師們諄諄教導我們說，人生三件大事，入隊、入團和入黨。少先隊是共青團的後備軍，而共青團是共產黨的後備軍。所以入隊對於小小年紀的我來說，是很神聖很光榮的事。當紅領巾在我的胸前飄蕩時，當沒有入隊的同學對我投來羡慕的眼光時，我覺得非常自豪。入隊後，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學校的各項活動中去，我要用我的實際行動支持大躍進運動，做媽媽的好孩子，老師的好學生。
我們小學生的主要任務是除四害，消滅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四害中的前三害我們就在家裡對付，我家裡基本上沒有蚊子和老鼠，但是一入夏就有成群的蒼蠅在屋內外到處飛舞，很是討厭，所以我們對除四害運動非常歡迎。我們姐妹人手一隻蒼蠅拍，見到蒼蠅就打，打死的蒼蠅都撿起來放在紙盒裡計算成績。每天傍晚，我都將裝有死蒼蠅的紙盒送到蘭園居民委員會去。居委會主任認真清點盒中的死蠅，然後寫個收條曰：「茲收到高安華同學交來蒼蠅屍體XX隻，特此證明。」然後鄭重其事地蓋上居委會的大紅印章。第二天我就將這個收條交給老師，報告除四害的成績。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就已經懂得當好班幹部必須以身作則。每天放學後我都不去玩耍，做完了作業就除四害，在我的帶動下，其他同學也都照我這樣做。我們還在老師的帶領下，遍查市內公共廁所，一旦發現有蒼蠅的蛆，就用小鏟子搜羅起來，再挖個小坑埋掉。我們不怕髒不怕臭，積極性很高。我們的努力確實卓有成效，到第二年夏天，南京市內的蒼蠅明顯地減少了。
除四害運動中聲勢最為浩大的是：全民動員，消滅麻雀。毛澤東說麻雀會糟蹋糧食，必須徹底消滅，於是麻雀成為人民公敵。一九五八年整個春夏，一到星期天，安東，衛國和我都要跟媽媽一起去公教一村，參加市委大院裡的集體滅雀大戰。我們用的是人海戰術。市級機關的幹部們，幾乎家家都是男女老幼全體出動，分散站在市委大院的各個角落。每個人手裡都拿著鍋碗瓢盆或者搪瓷茶缸和臉盆，一看到天空中有鳥飛過，就全體齊聲大喊，同時用棍子或小勺敲擊手中的盆盆罐罐。成千上萬的人製造出震耳欲聾的響聲，猶如千軍萬馬馳騁疆場，驚恐的鳥兒們在天上不停地亂飛，根本不敢停下歇息。幾個小時下來，鳥兒們極度疲勞，飛不動了就從天上掉下來。這時候人們就一哄而上，爭先恐後地捉拿落地的麻雀「戰俘」以計算成績。如果落地的鳥兒一息尚存，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將其勒死，絕不留情。不論打死的是何種鳥雀，一律當作麻雀計數。死掉的鳥兒越多，人們越高興，無絲毫憐憫。
我和媽媽每次參加滅雀大戰，都站在大操場，那兒人最多，而且有鑼鼓家什助威。我左手拿個鋁製飯盒，右手拿個小羹匙，不停地敲打，同時跟著大人們拼命地扯足嗓門對天喊叫。我的手敲酸了，喉嚨喊痛了，都毫不介意，因為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啊，怎麼能落後呢？每當我見到有鳥兒從天而降，就像消滅了一個敵人一樣，感到無比興奮，覺得自己也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出了一分力量。
如今，我已到了花甲之年，毛澤東時代在我頭腦中建立起來的抽象的共產主義大廈，早已在中國殘酷的現實生活中土崩瓦解了。但是回想起五十餘年前的我，一個九歲的兒童，一個二年級的小學生，共產主義的教育竟能如此牢牢地印在腦子裡，深深地紮在心窩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真是頗多感慨，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宣傳鼓動是相當成功的。
其實，我們當年的滅雀大戰消滅的麻雀，是吃害蟲的益鳥。其他被滅鳥類，亦多為益鳥。第二年全國很多地方發生蟲災，沒有了益鳥，又無足夠的滅蟲農藥，加上其他天災人禍，致使整個神州大地糧食產量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顆粒無收，從而爆發了連續三年的全國大饑荒。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敢懷疑毛澤東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我們仍然堅定地相信，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是英明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對毛盲目崇拜，盲目緊跟，沒有人意識到個人迷信的危害性。抽象的共產主義信仰，像一種宗教，牽著人們的鼻子走。這種宗教在潛移默化地毒害和腐蝕著我們的靈魂，使我們頭腦僵化不去獨立思考，唯命是從。這樣，就為數年後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打下了可悲的群眾基礎，使得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能夠為所欲為，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終於在六十年代中期，將中國人民拖進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動亂，陷入自相殘殺的苦難深淵，從而寫下了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一頁。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