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浪的調色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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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族群的調色盤　　顏崑陽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吳豐秋在台灣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後山日先照》，第二部是《漏網族》。這二部小說分別於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由躍昇文化公司出版。《後山日先照》更於二○○二年，被改編成連續劇，由李岳峰導演，在公視播出，造成轟動。旅居海外的吳豐秋也因此被許多台灣的讀者、觀眾所熟知。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一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雖有其想像、虛構的情節，卻也必須取材自某些歷史事蹟。這部小說所取材的歷史事蹟是十七世紀荷蘭、明鄭之際，台南赤崁附近水車村西拉雅人與荷蘭人、漢人交往、衝突、融合，最終卻被迫遷移的過程。

西拉雅是最早與荷蘭人、漢人接觸的平埔族原住民。台灣四百年史就從他們與荷蘭人、漢人的生存競爭開始。因此，他們夾在荷蘭人、漢人強勢墾殖之間，受害也最深；不但被迫從台南、高雄、屏東一帶，往南投埔里，甚至翻越中央山脈，向台東、花蓮遷移。到了現在，更由於文化、語言消失，政府竟然不承認他們的原住民身分。

吳豐秋之所以選擇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做為歷史素材，可能和他出身花蓮有些關係吧！狹義的西拉雅人指的是居住在台南地區蕭壟、麻豆、目加溜灣、新港的四大社群；廣義的西拉雅人則另外包括了高雄大武壟、屏東馬卡道二個社群。他們遷移到後山，其中來自大武壟及馬卡道社群的西拉雅人，就定居在花蓮縣富里鄉的東里村一帶，建立大庄部落。吳豐秋在小說的「結語」就敘述到：「如今仍有數千西拉雅人後裔，生活在南自大庄（今花蓮東里），北迄馬太鞍（今花蓮光復）的狹長地區。」不錯，如今還居住在富里一帶的西拉雅人，大約有四千人。

從西拉雅人好幾次的遷移史來看，最大規模的遷移並非發生在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而是在十九世紀的清代道光年間。這時候，西拉雅人也才翻越中央山脈，遠徙花東。從小說的「結語」來看，吳豐秋很清楚西拉雅的遷移史；然而，他會選擇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描寫水車村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與遷徙過程，應該有他想要表現的主題；他所關懷的焦點，並非西拉雅人的整個遷移史，而是以西拉雅人做為「族群調色盤」，所形成以「愛」為動力的族群融合。那麼，荷蘭與明鄭爭戰時期，正是多種族群交會，為了墾殖而產生彼此的衝突；這樣的情境最適合表現族群融合了。

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這似乎是吳豐秋始終秉持的浪漫、理想情懷，也是從《後山日先照》貫穿到《卡巴浪調色盤》的主旋律。我為《後山日先照》寫序，就已提出「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這個詮釋觀點。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評論─〈跨越族群的圍籬〉，做為解讀《後山日先照》的視窗。這個觀點、這個視窗，如今移來詮釋《卡巴浪的調色盤》，竟然也還適用。在〈跨越族群的圍籬〉中，我這麼說：這樣大流落的時代，不分族群的亂離，他們如何可能「歸鄉」呢？怎樣的一個「鄉」，才能讓他們真正地安頓下來？這個「鄉」，就是不分族群的「愛」。

唯有依藉真實的族群之愛，才能根本地去救贖這時代的亂離。

十幾年過去了，吳豐秋的情懷一點兒都沒變，依然相信人性的善良、依然相信只有「愛」才是人類永恆的「鄉」。當那些強勢者的心眼中，唯有權力欲望，或者當族群之間橫亙著意識形態的籓籬時，弱勢者就只能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但是，在流落、飄泊的歷程中，他們終將以超越政權、族群的「愛」，獲得心靈的平安快樂。

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中，水車村善良的西拉雅人之所以必須遷移，離開他們的家園，顯受到那些嗜食權力、剝奪財貨的荷蘭人與漢人所逼迫。不管是來自西方的殖民主──荷蘭人，或來自大陸的殖民主──漢人，尤其是明鄭王朝的官員們。對「原住民」的西拉雅人而言，他們都是挾帶武力的入侵者。早在卡巴浪的祖父達倫莫耶時代，西拉雅人就眼睜睜看著，大員（台南安平）外海突然停靠了十三艘荷蘭船艦，幾百名荷蘭士兵、水手和測量員把大礮、農耕工具和測量儀器搬上赤坎海邊，然後搭起帳篷住了下來。這些紅毛番完全不把赤坎十五個村落的西拉雅人放在眼裡。強徵勞役及糧食，就不斷在荷蘭人的槍口下發生。至於漢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不但一大群一大群長驅直入到內地，佔領最肥美的土地，大肆墾殖；甚且，明鄭王朝的官員更強橫地直接向水車村的西拉雅人徵收糧食。面對這樣的處境，卡巴浪就只能帶領他的族人，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遷移到一個沒有強取豪奪而允許他們過著寧靜生活地方。

在權力欲望無限擴張與意識形態堅固阻隔之下，人類便罹患了「愛的匱乏症」，相互攻伐，彼此壓迫。對照這種惡境，水車村的西拉雅人，以青年頭人卡巴浪和妹妹阿妮咪雅為主，就表現了那種超越政權、族群籓籬的「愛」。水車村就像一個「族群調色盤」，將西拉雅人、荷蘭人、漢人、埃及與蘇丹之間的奴比安人、菲律賓的畢薩亞人，甚至黑白混血兒，各種不同膚色的種族，都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上，用「愛」融合成最美好的色彩。

卡巴浪是個天才的畫家，他能用「心」在調色盤糅合出各種最美好的色彩，而畫出人物的神韻。同時，他也是水車村西拉雅人的頭目，與妹妹阿妮咪雅兩人都非常仁慈、寬和，用同情心去包容、關懷、照顧各個不同族群的人；相對的，他們也接受了西方及漢人的文化，而實際使用在日常生活，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甚且，卡巴浪與奴比安族黑白混血的公主依蒂娜、阿妮咪雅與荷蘭醫生貝爾，他們跨越族群的愛情、婚姻，不正是「族群調色盤」所糅合出最美好的色彩嗎？

因此，在這部小說中，「調色盤」與「混血兒」是很主要的符碼，隱喻著吳豐秋所始終抱持的浪漫、理想情懷：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營造一個永恆的「鄉」。
吳豐秋之所以始終堅持這樣的情懷，應該和他個人的際遇與時代處境有著緊密的關聯。他在花蓮度過少年歲月，到台北讀完大學之後不久，便開始長期飄泊海外的生涯。戒嚴時期，他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因而將近二十年間，被禁止返台。當他個人正被濃烈的「飄泊感」與「鄉愁」煎熬著；遙遠的鄉關，台灣社會也因為政客的操弄，而陷入權力鬥爭與族群對立的亂局中。

「浪漫」是出於爭脫現實世界種種理性或權威之枷鎖的感性衝動；「理想」則是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所折射出來的完美圖像。從吳豐秋的個人際遇與時代處境，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什麼他會始終抱持著「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那樣浪漫、理想的情懷。很多人相信，文學有一種功能，那就是在悲苦的現實世界中，用語言意象為人們構造一個幸福、快樂的理想境地。因此，文學能給人帶來希望。吳豐秋的小說，實踐的就是這樣的文學觀吧！

因此，我可以說，吳豐秋是因為關懷人間之愛而寫小說，不是因為追求小說藝術而寫小說。他只是很素樸、很真誠地用「說故事」的形式，表達他始終堅持的那份情懷。在《後山日先照》裡，看不到繁複、奧妙的語言形式技巧；十多年後，這部《卡巴浪的調色盤》亦復如此。然而，吳豐秋的小說之所以感動我，不是由於專業性的語言技巧，而是那份流動在字裡行間的真誠情懷。

然而，我在讀完這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之後，還是無法規避台灣當前現實社會惡質化的政治權力鬥爭，以及在國家認同的統獨論述中，被操弄的族群意識形態。理想與現實總是隔著天塹一般的距離；我在想像，卡巴浪帶領著西拉雅人以及融合在調色盤上的另類族人，從水車村遷移出去，最終真能找到一個沒有爭奪、沒有剝削的樂土嗎？
此刻，一種生命存在的蒼涼感，無可遏抑地從我內心底層湧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