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式從明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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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
母親在生時，到了端午前夕，都會包粽子。她做的是台灣北部的蒸粽，南部的粽子和北部的粽子涇渭分明，南部粽的材料是花生（蓮子或栗子）、蝦米、香菇、豬肉。糯米是生的，一起包好成粽子。然後將粽子整個浸入水裡煮熟。因為是用水煮，所以包粽子的葉子，內外都是綠色較薄的葉子。

而母親的北部粽，主要是豬肉、栗子、魷魚和紅葱頭，包粽的那天早晨，我們總先聞到一股香味，那是母親在廚房一樣一樣把材料分別炒好，那靈魂人物紅葱頭的焦香，把我們姐妹引到廚房去，隨手揀了一塊半肥瘦的豬肉放入口，再讓母親斥喝把我們趕出去。

當糯米炒到半熟後，她開始把東西放到客廳，叫我們一起包粽子。幾個女的，圍坐在一起，黃褐斑的粽葉已洗過，發出淡淡的葉香，我們負責做前部工程，放米放食料最後交給老媽她將糯米蓋上，粽葉摺疊，手藝純熟地包出一個結結實實的台灣粽，再用布繩紥緊掛起來，準備一串一串地放到蒸籠去蒸。她亦允許我們每人自己包兩個試試 ，要做好記號，哪人包的哪人自己吃。

我們小孩心焦地等著，等著，想的是出爐的那第一顆熱烘烘的肉粽，加上甜辣醬，一次可以幹掉三個。

那是五月節微熱初夏一段再不能返回的時光。老媽的家傳粽由此失傳，妹妹曾有一次立志憑記憶在端午節試著包出母親的口味，她沮喪地打電話來說：「不行，味道不同。」哦，沒關係，我安慰她，到外面買好了。那全家包粽的儀式已然凍結在母親去世的前一年。

馬修史卡德說：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卻不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了。或許在吃下母親包的最後一顆肉粽那時， 我早已心知肚明，我將會對妹妹說出那句：沒關係。

朝著黑暗的方向就碰見光
我是先認識珍柏金才知道甘斯布的。幾年前的一個夏日夜晚，我在香港聽她的歌，六十歲的祖母級女歌手，還是看來像三十多歲的慵美女人。明明是應是含蓄端莊的英國女仕，但就是活脫脫的法國生產的名牌典範。

她照例不穿鞋，光著腳板走來走去，很舒適的棉褲，和絲衣，都是淡色，就像一只拿來裝奶瓶尿布的柏金包。（我多想擁有那個貴到死的愛馬仕以她為名的柏金包），她在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現》不管露多少，都如一個女學生一樣清純，不讓人起邪念。

那首她和甘斯布的《我愛你，我並不》，喃喃地法式香頌地解讀著愛情、六〇年代和狂熱頹喪之靡音，不知帶給我們多少偷偷釋放對自由之性愛、赤祼之慾望的小出口。那由兩夫妻於遙遠歐洲所傳遞的，正如我們在井底往上仰望的藍天，有如有人對著井底低吟，而迴音斷續地傳到，似不具意義，但其實並不。

甘斯布的歌，對應著六〇年代的氛圍，應該就像傅柯在《外邊思維》裡寫布朗修那段話：不是話語，只勉強是一種呢喃，勉強是一種顫動；還不是沉默，還不是虛空的深淵……沒有調和，而是一再重覆，沒有努力要嬴得自己的統一性的心靈，而是外邊之不定的侵蝕；沒有最終照明自己的真理，而是一種永遠都已經是開始的語言的流動與不安。

六〇年代的人，找尋的不是救贖，也非答案。他們早早就放棄秩序，發現秩序是騙人的東西。但可悲的是，失秩也是騙人的自由。所有的幻滅都早已潛伏在最初始：愛情、希望和人生。

最近有部甘斯布的同名傳記電影，掉轉過來，他成為男主角，而珍成為他眾多女人的其中之一，被草草帶過，我們主題是甘斯布先生。一個連他自己都覺得醜的男人（那長臉鷹勾鼻配著一頭亂髮和下垂的眼角），本來立志做法藍西斯•培根風格的畫家，卻陰錯陽差成了創作歌手。把所有的畫作燒毀，用他的音樂迷惑碧姬芭杜、珍等各式不同風情的女人，除了音樂，就是一段段的情史。他那不確定的眼神，似對自己的外表與才華有著輕視的嘲諷，宛如對人生的否定。

他對著女人唱著：爪哇舞曲也曾伴隨我們度過那段彼此相愛的時光
在妳看來這份愛情又帶給了我們什麼呢
彼此之間妳也曾經擁有過我親愛的
別為此鬧彆扭我與妳跳著舞，我們只相愛在這一刻……

他對著另一個女人唱著：安妮喜歡棒棒糖茴香口味的棒棒糖安妮的茴香口味棒棒糖帶給安妮茴香香味的吻當茴香香味的糖漿在安妮的喉嚨裡流動時她就像到了天堂……

所有的情慾流動都成了混沌初開那一刻的天真與無邪，那是六〇年代的把戲，所有的騷亂，都理所當然，那段美好的時光，造就了甘斯布，而甘斯布，造就了他的音樂人生，以及珍一部份的人生音樂。

惡土之花
看到一則小小的新聞，保羅帕茲和他太太來港宣傳他的第一張專輯。香港真是動作迅速嗅覺敏銳的地方，似一個有特異功能的商業之都，哪兒有商機就往那裡去。當然，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這胖胖、長相平凡的人是誰，但知道的， 卻會「啊」一聲：怎麼才剛買他第一張專輯，他就投港來了。

這傢伙有何能耐？只要是網民，都可能因為東串門子西串門子，而不小心連上他在英國歌唱比賽的YouTube， 然後，你就會因為那短短的五分鐘，而微微地震撼了你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日。之後，或許我們會再重拾一丁點兒的信心，對於美麗的感動對人生的期望，對平凡人平凡事物的美好可能的童話之肯定。

如果我們不那麼愛冷嘲熱諷，如果我們暫時先把什麼先天的社會的限制壓迫放在一邊（當然不是永遠）。我們像個老童真一樣，相信世界上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追尋，像那個賣汽車手機的保羅帕茲一樣，有不起眼的外表與隨街可捉到一堆的售貨員頭銜，這樣一個我們行過一條街，可以擦身而過而絲毫不多望一眼的老實人裡頭，卻有個上帝偷偷留下的禮物：那天籟般的聲音，是一個可愛的玩笑，老天，我真愛這種超現實的成人童話，碰一聲，那平地一聲雷的波源，像颱風的波動表一波又一波地往外直去。五分鐘的美好，五分鐘的相信。

若然沒有這五分鐘或其他各式各樣五分鐘的感動（或，你可以稱之為濫情我也不反對），以抗拮現實世界予我們的，多數時間的挫敗和空洞，那我們一群可憐的羔羊，就會像站在一個空曠無邊的黑洞之中，我們無法確認，只能咩咩無助地亂走亂撞。

更重要的，那來自我的庸碌人民的奇蹟，那階層可能是你無期待也無想望，你看扁也輕忽的一片惡土，你就鐵齒地估它長不出什麼芳草綠茵吧，你估天水圍就養不出一個好樣的孩子吧，你估許多靠著微薄薪水的人就沒夢想吧，幸好你不是造物者，你無法贈予甚至不能接受：一種無窮的可能。

保羅帕茲那副頂沒自信，一副我已和世界妥協太久，這次讓我試一試吧求求你的模樣，當他張口唱出《公主徹夜未眠》的歌劇，那滿座看熱鬧來娛樂的普羅大眾，因為太意外太深刻的感動，那場地遂緩緩開出一株花 、兩株、十株，而成一片花海。

不管將來他會因為被資本主義改造成什麼樣的藝術暴發戶，或完成歌唱的夢想後，很快又有新的產品與奇蹟取代，繼續老老實實地穿廉價西裝與老婆靠著賣電話維生。故事的結局或會令我們失望，但聽童話的人不介意。

那夜鶯般的如在王爾德童話裡暗夜歌詠的旋律，它會為每一個人伸手獻上一朵紅玫瑰，帕茲完成的，或是王爾德先生借夜鶯所說的：我所為之歌唱的，正是他所遭遇的痛苦。如果你是《夜鶯與玫瑰》那個沒情感只愛自己的女孩，你不必拿這枝玫瑰。如果你是那愚蠢的男孩，紅玫瑰也不屬你。唯有那見證並同情著夜鶯的人，可以，閉上眼睛，靜靜欣賞夜鶯的獻唱。

初秋的饗宴
如果有任何一個夜晚，可以讓你帶著飄忽的微笑，好似戀愛的心情一樣離開。走在路上，天朗氣清，弦月上頭有一顆美人痣的星子裝點著，你傻瓜地回想著那兩個鐘頭的豔遇，音樂樂符還在你心頭叮叮咚咚大珠小珠地敲打著，那麼，這是一個美麗的秋之夜晚。

自小並沒有接觸音樂的環境，小學到一個同學家玩，看到她家偌大的客廳擺放著一架鋼琴，上頭鋪著紅絨布，覺得豪華極了。她彈奏一首樂曲，那黑白的琴鍵叮叮噹噹敲出美麗的旋律，她低頭如一隻優美的白天鵝，兩層高的洋房有陽光篩過暗紫的落地窗簾，那像一個乾淨無瑕的天堂，後來看駱以軍的一篇小說，談到他到一個很有錢的同學家玩，細緻地描述那寬敞如迷宮的空間。我總覺得在童年時，我們總會碰到一兩個很有錢的同學，總會因為到了那個一輩子第一次遇上的華美環境而深深震撼，原來，世界有另一種生活，不關乎悽悽惶惶地奔波營生，只為賺一口飯吃。只為維持生計，那些視優雅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條件的同學，並不明白，有另一種小孩，看著那些五線譜而心中浮現著多少的自卑與妒意。

古典音樂是那麼難以親近嗎？令人心懷畏懼而不知從何入手。彷彿殿堂上坐著一個君王，他莊嚴的手持鑲嵌鑽石的金權杖，只有欽點到某人，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樂海中潛游。但不信邪的人總是有福氣的，聽著聽著一首首的樂曲，慢慢地那音符像件穿了多幾次的衣服，你習慣地會隨著它的質料和曲線而感到它的柔情。.

然而，現在每每當我聽到一闋美妙的樂曲，我像回到童年之時，仰望著璀璨星空而對之許下一個又一個美願，而許多的音樂或是演奏會也眨動著星眼回我以最美的記憶。你會突然明白，有一些東西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擁有，例如一架遊艇、一棟豪宅。但是書本音樂，就像公平慷慨的陽光，你願意，都可以在一個深秋的午後，走出門外，坐在小小的公園長椅，瞇著眼，你不必做什麼，只要放鬆，它就會覆蓋你的全身溫暖你以微醺的熱意。

所以我會記得並感激那麼美好的一個秋夜，海頓的一〇一號時鐘交響曲的滴答聲還在耳邊流連著，如果你不由自主地信手一捉，那如蝴蝶般翩然起舞的音符，就如斯柔順地貼在你發熱的胸口。場外看著大螢幕的同好依然未散，尖沙嘴摩天大廈俗麗的燈飾變幻著紅藍綠紫的顏色。海邊那些畫人像的、拍照的、賣小藝品的都同時浸淫在如此華美的樂音和月光之下。

這才是我覺得最公平公正的人生時刻。在卡爾維諾《帕洛瑪先生》書中，每當帕洛瑪想脫離地球這個過度複雜又十分混亂的地方，他就覺得有瞻望天空的必要。對我，音樂，亦漸漸如是。

午後的向日葵
由巴黎到這北邊小城奧文斯的火車一天只有幾班。中午時分，乘客稀落。有人陸續在各站下車，剩下幾個亞洲人和兩個美國人，他們都是和我一樣，遠由巴黎而來，被召喚而來的，這是一群羔羊，我們這些羔羊，看著星空的時候，會想起《Starry Night》；我們看到向日葵時，會想到他。他斜側著左面，看著這個世界，而我和他一對一地凝視。

對所有的事無法肯定，對所有的肯定抱著質疑，對所有的質疑，都回以冷峻的暴烈的反應。

那是憤怒的向日葵，一大片一大片的黃，厚重油彩的黃，開到茶糜，就沾到文生先生那抑鬱不能解的人生邊上那黃的色墨，頂頂可憐無助的心。

那麼，文生，怎麼才能讓你對這個世界有信心？

他的兄弟西奧說：文生，只要你不灰心，我永遠也不灰心。

我躺在稻田中央。剛收割完的稻田還未將餘苗剷平，我的背是剌痛的。但我躺下的雙目所見的一大片天空是藍的，有白雲，和飛鳥。這是最舒適仰望天空的姿勢，像死亡與睡眠的姿態。我不必用力仰頭，而有微風，小徑來了兩個年輕的韓國男女，他們並不詑異有人以死亡之平躺的軀體，在空蕩的稻田上，因為在多年前，同一塊地方，有一個叫文生的人，他亦躺臥在此，彼時有群鴉亂舞，那啞呱吵雜聲，唱和著他的構圖，而那叫文生的國，終結於此。

他的兄弟西奧對他說：文生，只要你不灰心，我永遠也不灰心。

堅定的語氣對著他怯懦的兄弟，我們都需要有人對我們有著那麼堅定的信心。

否則，其他人的背叛、無視與輕忽，都是崩潰的源泉，潺潺地流下，如瀑布般刷擊著文生最後那幾年，那刺痛，像用著一把刀，緩緩地割著，（像不像你割下你的耳？）流出紅色的汁液，一個可以辨識狂烈色彩並予以生命的人，他只能用那孤苦的眼神，望著你。悲憤如被判不能進入世界的孩子。

我躺在稻田上，天空的雲已經來了又去去了又來。這種天真的舉動，只對他一個人做。八月的風吟誦著唐麥克林的純淨歌聲，因為向最純淨的人致意，那黑暗的心有孩子的靈魂在裡頭。那求愛求不得的靈魂，嗔怒著，多可憐。

我起身，走向前一個小小的墓園，星期二，沒什麼遊人，我穿過低低的鐵欄，書上說，他與他的兄弟西奧葬在一起，兩個好弟兄。一左一右，我走了兩回，還是要找看墓人，那麼寒酸的墓園，不是蒙那帕斯、不是蒙馬特，沒有地圖指引，沒有介紹。甚至沒有一束花在墓上。靠牆的蔓藤卑微地長著。他的畫在蘇富比拍賣，他的身軀與靈魂不拍賣。簡單寫著文生與西奧，西奧與文生。像雙生兒，悲憫與痛楚同在。

向著陽而背向陰影的太陽花，他一輩子想著的，也不過是向著陽光。澆花灌水，長得挺拔美麗。
只是想要跟你說：文生，只要你不灰心，我們永遠也不灰心。

我把剛買的明信片，寫了幾個字：放在石碑上。小門進來了兩個韓國戀人，年輕無慮地向著我走過來。
我準備走了。席薇亞普拉斯說：死亡，像其他事物一樣，也是一種藝術，我會把它處理得非常的好。看，又是一個灰心的人。

但你呢，拿著一把槍，跌跌撞撞地由小鎮中心的小旅館，失心瘋似地，走上小徑，經過那個小教堂，教堂的聖母悲憫地望著你，文生。再往高處走，（我剛循著這條路找你來的），過了三分鐘，你就會抵達那片稻田。天近黃昏，烏鴉圍著你如死神的隨從。

文生，再見，文生。我留著另一張明信片，給我自己。

一個老人的肖像
相對於永恆的命題/活著的並無優勢/我們一同在廣場/吸煙唱歌還狠狠地吵架
對不起/同學/不能一起離開/活著的沒有優勢/包袱太重而未來太輕

來到香港後，每年的六四那個晚上，我都留給一個活動。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都在那前後幾天，寫幾個字，給亡者、或亡者的親人；而老實說，那是給自己的。

那些個夜晚，有時人多，有時還好，反正又不在乎，一到天后站，開始有差人（警察）維持人潮秩序，大家都守規矩，魚貫入場，一字排開的是香港各團體，婦女界、社工、民主派，大聲地請捐款、請支持，但我們都明白，要先走到支聯會那攤位，投下幾十一百到箱裡。面孔有些是看了多年的，但近幾年也有年輕的接棒了。他們聲音清脆、音調輕快，沒什麼包袱，他們願意幫我們分一下記憶的擔，這樣就很好。

途中，拿了一根白蠟燭有個小小白紙套呈燭淚用的。附帶著一張每年都差不多的流程表，薄薄的一張紙，不用看都知是那些內容，那些歌，二十年如一日，那儀式，宛如老套的婚喪喜慶，閉著眼都知道什麼時候起立、默哀；什麼時候唱歌，舉高燭光搖晃，天氣有時熱，汗流滿背，準備好的小毛巾和水都用了，每次匆匆買的三明治，則吃不下。有時還下起毛毛雨，活動很狼狽地要匆促地結束。

年年來，都不知不覺，多了一些年輕人，他們吱吱喳喳，拿著手機拍拍拍，好像是來聚會的。為這麼沉重的請願與活動增加活力、減輕感傷。活動是集體的，但表述，是有關個人的記憶與經驗的深層私密之體會。誰都不能僭越、替代或置一詞。

但這樣一年又一年重覆的動作，我就不信，那些男孩女孩，不把一塊塊的六四記憶嵌入他們的人生之中。並在有一日終於可以表述，自己的六四經驗。
我們在那個歷史裡頭，他們在這個歷史外頭，我們參與前半段，他們則樂意把歷史以一種實踐的方式接手後半段。

克瑞．斯威爾在他的書《地方》裡寫道：地方顯然擁有許多記憶，哪些記憶得到宣揚，哪些卻根本不再是記憶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地方成了爭論召喚哪些記憶的位址。

那麼人物呢？也是吧。這樣經年累月地塞到一群人中，坐上一個小小的位置，永遠有不缺席的一個人在台上，六四有幾年，這人在台上就有幾年，他的嗓音由成熟到蒼老；他的身影由挺拔到微微佝僂。那是一幅會隨著時間老去的肖像，像一年一度我們到照相館端正嚴肅的立此存照，二十多年他這位先生就由壯年到老年，以致今日的哲人其萎大大四個字在其下，那肖像在其上，並有著黑色的緞帶，那帶領著活動的老人，被納入於歷史，而歷史，以慈悲和平靜，接收了這老人。

燭淚滴在維多利亞公園的草地或土地，當那根小小的白燭因著時間愈來愈短，一首又一首的歌：好漢子我最喜歡、血染的風采、黃飛鴻……也還行。唱歌比較容易殺時間，比台上的人講話好。差不多了，有人已經在收拾東西，我一旁的女孩已經迫不及待地把書收起來，她每次來，都臉臭，但也來，玩著熱燙的火燭、抱怨著天熱與蚊子，但還是來。

我想，我並沒有多少十年，而我再不可能會有如此，讓你想都不想，一定要報到的那個標誌好的日期的力氣。我本以為這沒什麼好說的，只是，當那個老人都等不到之時，我想說的只是這個老人的故事。這個我心目接近一種非傳奇非先知的理想政治人物（他那口爛牙，原來還是前兩年有個牙醫願意免費幫他全換，他才高高興興地換的。）他那每星期幾篇的專欄，都用著老校長式的寬和與易解的技巧，說的故事。我記得的，都是一些瑣事。我記得他總在那有點逼狹的小攤位上，低著頭，寫來一副副的春聯，來募款，十元幾十元，不強迫，紅色的紙寫著一年之計在於春那麼家常的喜氣洋洋的字句。穩穩坐陣在那，時不時就有人大聲叫：華叔，加油。華叔，新年快樂。都華爺了呢，還是習慣叫華叔，改不了口。

這樣的老人，可以好好的
沒有一束玫瑰花，可以送達廣場，查無此人，倖存者脫口而出，「那些孩子」是，十年死亡的，凝定在那個時空，（永遠還是孩子），而同齡的倖存者骨皮鬆軟，姿態疲憊

那夜
我一下就變成老者 變成死者 變為一個符號 每年的同一夜 我都唱同一種歌 拿白色蠟燭 與幽靈同在（我們相互取暖由此得到勇氣） 幽靈群聚不肯離去 怎麼走呢我都未曾忘卻放下 所有的記憶 那靜坐者與幽靈同在 與幽靈的母親們同在 與歷史同在 如果是一棵樹 我可以在底下乘涼 如果是一個嬰兒 他已經夠成熟了解什麼叫屠城 如果是一個孩子的父親母親 他們紛紛下墜的流失的哀傷 會令髮白會令語塞會令天變色 看在老天爺的份上 我們都服膺一個原則 在那廣場上 我們都過度樂觀 而耽於想像 嗅不出血腥並以為終會回家 我怎麼回家啊 拿不出一個証據 死亡証上未蓋章 引渡不到忘川 還未及告一個別同我的親娘 悠忽二十年 你叫我怎麼回家 帳篷都未撤 而我們依然躺在地上 每年此夜 所有的場景浮現 繼續演出 怨氣太重而通靈者嘆息 看不到嚒 那些幽靈又來了 準時的時鐘滴答 一直到天將亮時 鬼魂們 回去吧 乩童大喝 史家之筆猶豫地寫下 時為二〇〇九 八九六四 時為二〇〇九 八九六四 他掏了一顆心出來 為那響了二十聲的喪鐘 祝酒

兩年前的詩，又兩年……
六四母親
八十歲了
倒過來是十八
花樣年華

京城六月飛雪
母親坐著也十八個年頭了
她如蝴蝶標本被釘在那一晚
花紋兀自美麗
天空圯廢出灰影
「我說，兒啊，你就別留在這兒陪我了」
房子裡有一陰影浮動，嘆息著
白燭下母親老在這一天流著淚

平日，老母親上街買一元青菜、五元魚和一朵鮮花
供在桌上的花是給兒子的
「我說，兒啊，投胎去，我會幫著你等」
子彈的速度聽說可以快過零點零一秒
並擊碎所有的夢想、肉身以及謊言
當然，還有母親
孩子倒下
母親也
死了

沒有孩子的母親
叫啥母親啊
「孩子，你說，今晚我該不該到木樨路去？捎個信給你呢？」
花白的頭髮就是放不下一椿心事而愁苦著
幽暗的斗室那陰影顫動
（不可評斷歷史，那人犯了虛妄、褻瀆死靈之罪）
天安門的國旗六時起，五時降
黑夜來臨　那空地就是我們的

老母親還剩一口氣
她就等著
那拿著火炬的女神
靜靜地流著鮮紅的淚
每年這晚上
母親坐著
望著窗外
場景自動現身
播放一次又一次
他的孩子
死了一次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