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國文學批評理論
第一節 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
壹
翻開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學批評史，我們看到的是花團錦簇、璀璨繽紛、爭奇鬥艷、賞心悅目的圖畫：不同的理論、不同的專家、文學批評者一如文學創作者，多樣多元、卓越傑出。
最引人注意的是，自從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論述出現之後，尤其是他的《S/Z》 一書以語碼解析法巧妙地闡釋─閱讀＋分析＋創作─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薩哈辛納》（Sarrasine），將一部只有30頁的「短篇小說」衍繹或演繹成一部215頁的「評論」或「解碼」，我們清楚地看到巴特在此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閱讀者」與「書寫者」的「混合」或「結合」；換句話說，「閱讀」與「書寫」（「書寫」於此包含「評析」與「創作」）在整個過程裡是全部同時進行的：巴特所完成的「文本」內含有「詮釋」（interprétation），或是說，「詮釋」即隱身於「文本」之內，甚至於，巴特呈現的成果突顯出「文本」「屬於」「文學批評者」更多於「原本」的「文學創作者」，這一點正與他〈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 一文所強調由讀者衍生「文本」意義的論述相符合：「文本」對評論者或讀者都比作者重要。
羅蘭．巴特重視「文本」可在他各種論述中讀到，特別是《S/Z》內所強調的可讀性與可寫性文本。「可寫性」令人想到從「評論」、解碼轉為「書寫」、創作的微妙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化為「可寫性文本」的「原來文本」於此彷彿是一個更「前面」的一個「文本」，即使不是由後至的「評論者兼創作者」所「作」，但它所擔任的正是關鍵的「前」「文本」角色；若是同一「作者」，這「前」「文本」的「原始」身份更有可能是其接近「起點」的「親筆手稿」，也就是作品文本的「源起」。
貳
（a）我們在另一位理論家郎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論述中看到的正是更往「文本」前面一些的一個目標：手稿。郎松於二十世紀初即以文學史方法評論文學，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他所建立的文學史觀與其他學者不同，這是一種具歷史意義的科學或者應稱之為理性（raisonnable）文學史，視理論與方法具同等重要性，而且還是評論研究中最重要角色之論述。開啟了這一類特殊評論視野並帶來驚人發展與演變的人，正是郎松。他有一篇較少引起注意的文章裡，明顯地特別重視「源始」批評的程度。在〈保羅和維吉尼之手稿〉（Un manuscrit de Paul et Virginie） 一文中郎松指出：在這一類批評方法裡，最重要的，並不是針對「起點」作批評，而是要對「草稿、初樣和手稿來作分析」。這些資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它們而將藝術家的全部努力加以解碼釋謎，我們可以追踪他所做過的各種執著的嘗試、他的尋索、他的遲疑、他緩慢的摸索等等各項行動當中的創意與發現」。
郎松甚至更進一步地仔細描繪手稿的具體外觀、深入至觀看墨水的品質，並且還能夠指出某位作家那種可與福樓拜的艱辛刻苦、工作繁重相提並論的那副模樣：「我尤其想指出此種苦工的程度以及他工作時的目標與表現。從這個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天份和品味以及藝術家的氣質性格與顧忌不安。」
郎松並於文末提到類似鄧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以「民族、環境、時代」三元論作為「唯科學主義決定論的文學批評」理論家─尋找「方向」的觀點，一個具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假如最終定型的作品即定本之面目或特色（caractères）早就已在「起點」的地方出現過，或是後來再加上去，他認為，那表示它正標明「這是一種具有思考、考慮並且充滿活力的自發性觀點」。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在郎松的「文學史方法論」中，觀察到他的研究步驟特別強調的有三點：一、做目錄：是為了要蒐集齊所有要研究的作品或作家的已知文章，以及有關他們的、前人已做過的研究；二、可能的淵源之研究：唯一能完全釐清一部作品產生起源的方法並把它真正的獨創性凸顯出來；三、研究保存的手稿，及一篇作品因不同版本而產生的連續情況，這是一個確切可靠的方法，可以找出思想的形成過程或深入了解某種風格的秘密；而這些正是「發生論文學批評」所關注的目標。
（b）此種探尋「起點」至「草稿」、「初樣」和「手稿」的文學批評方法，在長期執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的郎松一位高徒儒樂（Gustave Rudler）之論述中，我們看到更嚴密的說明，不但是針對文學評論或文學考證的發行版本，還更指向起源的文學評論，尤其是《文學考證與文學歷史之技術方法》 一書中：「在將文學作品送去印刷之前，它會經過許多不同階段：從作品的第一個想法之出現直至最後完成變成定本時。發生校勘（或考證）學旨在揭示作品源出的心靈精神工作，並從中找出規律」。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作家的心理機制」與「精神靈智的活動以及其活躍創作時正在進行的模樣」，換句話說，那是將一個「已固定結構」的簡單描繪，轉化成「具生命力的觀點」。
（c）我們還必須在此提到另一個比「手稿」、「草稿」更接近「起點」的概念，那就是「前文本」（Avant-Texte）。1972年，白樂敏─諾埃（Jean Bellemin-Noël）於巴黎拉胡斯出版社出版的《文本與前文本》（Le Texte et l’ Avant -Texte） 將發生論研究導向一個更令研究者深感興趣的全新方向。他這一份本是研究米羅茲（Milosz）「草稿」的理論入門導讀本，竟然為「前文本」一詞帶來了無限「生機」與「商機」，引起專家學者們不斷的熱烈討論和研究。1977年《文學》（Littérature）雜誌12月號的專論為「文本起源」、其中的一篇論文〈重現手稿、呈現草稿、創造前文本〉再次探討這個研究對象，他特別指出「手稿」、「草稿」與「前文本」三者之間的差異與不同的重要性：「手稿」其實只能是一種再重現或複製，而「草稿」當然是尚未完成之「文本」，但「草稿」的重要性是在於它「能夠」引領研究者、評論者或讀者清楚地看到「作者之意圖」，那正是一篇文學作品在走向「最完美狀態」之前的演變模樣。
至於「前文本」，他認為「在將『它』從『草稿』之中提取出來所作的研究論述之外，其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前文本』的存在痕跡的」；因此，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只看到「草稿」和「研究（者）」，但看不到「作者」：「草稿」是幫助文學作品「起草用」的全部資料，由文學的歷史學者來記錄繕寫與描繪展示，旨在重建這篇作品的史前史，不論此歷史學者採取的是形式上或是內容上的觀點都一樣；而一篇「前文本」的定義則是一篇走在「文本」之前的某種東西之重建，由一位研究者以特殊方法再建，利用具決定性意義的已知情況，建立成閱讀的後連續對象。
我們可以從這些論述中看到「前文本」所包含的範圍特別寬廣，它的模樣更是矇矓模糊、游移不定、脆弱易碎、不易捉摸、若隱若現或若有似無，在一篇作品「繁複眾多」、「千變萬化」的「可能狀態」或「萬種風華」之前伸展自己如花綻放。自從白樂敏－諾埃的《文本及前文本》面世之後，大家將「前文本」視為「資料」的「整體」：筆記、記錄、便條、短箋、批注、計畫、方案、提綱、故事梗概、設想、進程、草圖、草樣、草稿、謄清的稿子、校對修改過後的初校樣貌等等；這千百種各異面貌的所謂「資料」實際上就「置放」於文本的前面，從那時起就成為大家爭相重視、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對象。
（d）在探討文本起源或發生學的批評方法時，德珮－惹聶笛（Raymonde Debray-Genette）曾提出一個非常特別的見解和問題：到底「發生學」是否即「詩學」的輔助物或助手而已，甚至，它也是所有評論研究方法的助手？或者，難道真有一個「手稿的特定詩學」、一個正好「與文本詩學相反且對立的書寫之特殊詩學」？
每當我們閱讀一位作家的草稿時，應該會不禁問道：這是「文本」已決定了的最後樣貌嗎？也就是說，這篇作品的「限度」？或者是，這是此「文本」已經抵達的完美狀態「精緻」境界？還是，此「文本」是某一計畫的執行完成、即是不可改變的「定局」？
德珮－惹聶笛認為，談到起源發生學，應該不要往「進展」這個術語詞彙去想，而是往「差異」才對，換句話說，「最先要去除掉的，是對最終文本即定本的盲目崇拜」。根據對還活在世上的文學家所做過的調查研究，我們看到的是，文學創作會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資料收穫。那麼應該如何進行閱讀呢？她建議該「從閱讀一個字作為開始，一直到將手稿每一頁的兩面都加以整理、分類，事實上，我們的『注意』是具有選擇性的……因為光是閱讀還不夠，必須要知道我們『想』閱讀的東西」；要知道，有些手稿是無法做到正確和完整的抄寫程度，比如說，像福樓拜的草稿就是如此，因此需要加以選擇。進行研究某一主題時，必須注意和根據的，應該是以書寫的踪跡記錄為主，而不是只觀察作者的生平事跡，因為書寫痕跡的草稿會包含大量的心理、文化、社交、社會等相關資訊，並且具有豐富的啟示功能；我們會看到草稿內常出現相關資料的「重寫」或「再寫」。以福樓拜和普魯斯特為例，他們經常會再次抄寫充滿文獻、資料等的著作頁面、片段或篇章，換句話說，發生論研究者在此狀況之下考察的有如是作家們的「搬移（資料）現象」，或是「（文獻）調位奇觀」。
在論及發生學與詩學之間的關係時，德珮－惹聶笛強調的是，發生學絕對不會「消滅」詩學，只是會削弱最終文本即定本可能賦予的那種「確定」，比它能證實的更常發生。草稿的「詩學」在面對著「變化體系」時顯得更「敏感」，它能使到變化體系組織化起來，更會指出「任意隨興」演變至「結構」之間的那條通道、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各種差異、甚至是同一位作家在不同作品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差別。
參
（a）與文本發生學和發生論文學批評有關連的時間、階段、程序、事情以及各項細節非常多，例如：不同次數和不知次數的塗改草稿、在手稿上所畫的槓子形貌或塗繪之物及其類型學、從草稿即可進行的心理分析、自前文本至草稿至手稿至發行、出版前、出版時與出版後可能修改的種種探索等等。正如前文所提，二十世紀出現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非常多，形式主義、心理分析、社會學、詩學等不同的理論之後，七○年代末「發生論文學批評」才以嶄新的面貌現身在法國文學研究領域內並引發一股新興潮流。
事實上，在這一名詞正式出現之前，研究者和學者對這一方面的探討和論述已非常多，文評者都認為，郎松早於二十世紀初即已清楚闡述相關觀念，那正是最早的「發生論文學批評」觀念；但大部分學者則以為，應該以1979年此名詞的建定才是這一理論真正開始的時刻。
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一部書，封面書名為《發生論文學批評論集》（Essais de critique génétique），從這一刻起，La critique génétique才真正地正式列席於眾多文學批評理論行列之中。此書前後有兩篇重要文字：前面的第一篇是阿哈貢（Louis Aragon, 1897-1982）的文章，解釋他之所以將其親筆手稿捐贈「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原因；後面另一篇是由艾路易（Louis Hay）所寫的跋，標題為〈發生論文學批評：起源及前景〉（“La critique génétique: origine et perspectives”），清楚地將此一理論做了不同層次和各種角度的闡述。此外，組成這一本書的，是五篇最具代表性和典範性的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範本：德珮─惹聶笛研究福樓拜、白樂敏─諾埃探討梵樂希、桂瑪爾（Claudine Quémar）和白涵（Bernard Brun）研究普魯斯特、以及探討左拉的密特朗（Henri Mitterand）。此書面世之後，不但為文學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廣闊視野，同時也引領大部分的文學批評品味，不論是所謂科學性批評或學院式批評，越來越多著作走向「源起」的探究。
（b）成為二十世紀七○年代之後一個新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焦點，「發生論文學批評」是將研究對象轉向文學作品或文學文本的草稿、親筆手稿、連續出版的不同版本狀況等等，特別重視文本或文學作品的最初始狀態、及其後續演變和發展，換句話說，即是注重探尋與挖掘文學的「原始秘密」，也就是全部所有能與可能「照亮」文學作品的種種歷史文獻、資料，鉅細靡遺。
然而，如此重要且非常「沉重」的工作，要進行得「完美無缺」應該是很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時，「發生論文學批評」特別選擇了「現代手稿」作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由於此對象複雜繁富，因而突顯出此批評方法在理論上的新奇多姿；儘管它多少也承襲了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有關文本的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但基本上，它與結構主義剛好完全相反的卻是：在發生學理論中，文本是從結構主義的「柵欄」、「圍牆」與「固定」、「靜止」裡走出來，從那「唯一」、「獨特」與不變的「極其強勢」裡走出來，因此，正如前文曾提到的，「文本」在還是「游移不定」的整體「前文本」之時、在作品繁複的可能狀態前，絕對能如花綻放開展自己。
在無需任何大師即能自自然然誕生於法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發生論文學批評」開啟了觀察文學的新層次、角度，也創建另一種投注文學的全新目光。
因此，我們看到「手稿」是帶著一種動力、一種文本「變化」和「發展」的動力之痕跡。以「手稿」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不禁令人想起兩個非常特別的例子：一是浪漫主義著名文學家沙多伯利楊（Chateaubriand, 1768-1848），出生於聖─馬羅（Saint-Malo），度過「憂鬱」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於1791年二十三歲時前往美洲旅行，雖然後來回國，也擔任過大使和外交部部長等職位，但他多次和多處旅遊的經驗讓他的作品非常受到讀者崇拜，他的傑作就是他一生熱烈的、深富感情的日誌，成為整本《墓外隨筆》（Mémoires d’outre-tombe）的手稿。他臨終前床邊就擱著裝住那應該是「可能的來世」之唯一徵兆的箱子、藏著《墓外隨筆》手稿的著名箱子。
第二例是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經歷流放的種種折磨時，他幾乎是以強迫性的念頭來扛著自己的「手稿旅行箱」顛沛流離；到了晚年，決定將他未曾發表的手稿全部鎖入一個鐵製櫥櫃中，並謹慎地上了鎖。
（c）面對文學大師如此珍貴的親筆手稿，應該採取何種態度來安排，往往是一個非常難以處理或解決的問題。文學家的子孫後代會重視、珍視、尊重、珍藏嗎？會將它捐贈給圖書館、研究機構、研究中心、博物館嗎？會想到讓文學家的「作品迷」、讀者、觀眾或有心的研究者有機會欣賞或「利用」嗎？答案當然是因人而異，例如：戰事爆發、強烈地震、洪水淹沒的各種天災人禍、家族的無知無能無力、道德倫理方面的考慮判斷、不同利益的誘惑，或甚至只是一個「簡單」的完全「忘記」自己家中、族中有如此重要的「文學手稿」，儘管當時或後來有許多研究者正到處尋覓這些文學家的「親筆手稿」以追尋其不同層面的學問、閱歷甚至是其最原始的祕密。
相反的，我們也看到有些不同的例子：還在世的作家未去世前即已答應、簽約或更甚的將自己所有或部份手寫的文字書寫以「商業」方式「留在」文學研究領域內，或留給世人，在他們去世之後。柯希雍（Almuth Grésillon）認為越來越多的作家，不論是留贈或出借，即存放保管他們的手稿於某一保管機構或研究機構當他們還活著時，例如阿哈貢贈給CNRS，或如霍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存放於IMEC；而德國人甚至利用此種機會創造了新詞彙：「Vorlaß」意指逝世之前即已留贈，另一字「Nachlaß」則指作家在他去世之後將全部手稿留存下來；此外，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不少關於手稿或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已經完成而且出版，比如說，CNRS出版社出版的《文本與手稿》（Textes et Manuscrits）叢書，Genesis雜誌上的專論（巴拉斯Jean-Michel Place，1992年，巴黎），或1993年巴黎Hachette-CNRS聯合出版由艾路易主編的《文學家之手稿》（Les manuscrits des écrivains），柯希雍於1994年由巴黎PUF出版的綜論《發生論分析方法元素─解析現代手稿》（Eléments de critique génétique•Lire les manuscrits modernes），2000年巴黎Nathan出版社出版德•畢亞齊（Pierre-Marc de Biasi）的入門引介《文本發生學》（La génétique des textes），以及艾路易的《作家的文學》（La littérature des écrivains）於2002年由巴黎José Corti出版社出版 。
（d）由於此理論誕生至今（雖已進入21世紀）尚屬「青年時代」，即使有不少研究者對「發生論文學批評」興趣濃厚，但在研究過程中不免會有摸索、探路、討論、爭辯、筆戰、論戰等狀況發生，尤其是自二十世紀最後幾年已踏入電子時代全球村的新環境，當然就會有完全不同意見或論述的對立。
二十世紀初已有發生論或文本源起的觀念、一直延續至1979年在法國正式誕生的「發生論文學批評」，我們觀察到已有許多豐碩的成果呈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和大家面前，以不同的考察角度、針對不同的文學家、探討不同的文體手稿、蒐集到不同的前文本、草稿、手稿或相關資料，甚至是研究完全不同的「文本」，讓關心這個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讀者、學者、研究者可以深入其內並更了解其間的特殊及其奧妙、色彩。
由艾路易負責領導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內之「文本與手稿」系列著作中，1980年即已出版專研究福樓拜的《作品內的福樓拜》（Flaubert à l’oeuvre） ，德珮－惹聶笛的緒言對福樓拜作了非常詳細的分析，並闡明書中的主要內容：CNRS中「現代手稿之歷史與分析中心」（Centre d’Histoire et d’Analyse des Manuscrits modernes） 共七位法國與外國研究者的一研究小組，將存放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內全部的福樓拜手稿，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分析。
以福樓拜手稿的數量之多，是他已出版的作品容量十倍以上，印刷的一頁通常是他手寫的十頁，後來又動手修正塗改多次，開創了可稱之為「手工業寫作」的活兒，常抱怨工作量太多，每天都在迷宮也似的手稿堆中建構他的作品，永不停止地將「作家的他」提交討論：一本書是什麼？什麼是一個人物？一本小說又是啥？如何結束一篇小說？我們可以寫「歷史」或只能記載「歷史」？在象徵體系和象徵性的歷史之間，哪一種調解是必要的？德珮－惹聶笛認為一位創作者於寫作時經常對自己提出如此多的問題，正式揭示了一個為書寫可能遇到的事情而狂熱無比的靈魂、精神，是創造了福樓拜的「福樓拜」。因此，在這一片寬廣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研究領域裡，福樓拜的前文本並不像別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寫作實驗室，因為，此書的論文努力將既複雜又變化多端的整體、一方面確定其位置另一方面對準文本進行分析，其中顯示出來的並不是一個「新」福樓拜，而是另外一個福樓拜，在其小說文本中不斷詢問到底哪種知識學問可以建構可以解構。
如此瘋狂工作辛勤寫作的福樓拜在「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中成果最為明顯、豐碩。1988年巴朗出版社（Editions Balland）出版了總共999頁的福樓拜之《寫作記事本》（Carnets de travail），根據編輯德•畢亞齊的序言，指出此書之出版意在將新近出現的一種分析方法──文本發生學──之前景加以闡釋，嚴格地說，那並不是一個文學批評的新學派，而是一個擁有技術的具科學性方法（手稿之分析）及其解釋清楚的計畫意圖（作品的起源）；已印刷出版的作品之最終文本幾乎非常罕見的是一個「工作」的成果，換句話說，應該是日積月累的一個變化，創作者需花費許多時間來蒐尋資料、調查、編整、及無數次的塗改修正，等等；而這一部《寫作記事本》，正是福樓拜所留下來的全部資料，從1851年至1880年，每日工作十個小時至十二小時的「寶藏」，對許多有心研究福樓拜的分析者，尤其是應用「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者來說助益頗大。
此外，柯希雍的《應用與實踐•發生學進路》內亦有許多文學家的手稿，並以「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分析了福樓拜、左拉、普魯斯特、蘇貝維耶（Supervielle）和龐日（Ponge）的作品 。在德•畢亞齊的《文本發生學》中，也有對應用「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所做出來的研究成果介紹得非常詳細。
肆
在二十世紀空前蓬勃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園地裡，本文探討的是1979年才正式出現的「發生論文學批評」，一種追尋文學作品和文本最原始最初早起源──前文本、草稿、手稿、定本以及中間過程的各種記事、日記、便條、計畫、念頭、資料──的研究分析方法。
正由於每一份「起源」或「手稿」都有自己特別的歷史和故事，令人驚奇，因此，從根源至印刷文本面世之間是這個理論所要致力探究的對象。為了避免「文本發生學」與「發生論文學批評」這兩個名詞產生混淆，我們想在此再次解釋二者之間的差異。 2005年出版《文本發生學》（La Génétique des Textes）的德•畢亞齊在另一本《文學分析批評方法導論》（Introduction aux Méthodes Critiques pour l’analyse littéraire）有一篇〈發生論文學批評〉文章，其中有幾行特別說明這點差別：
文本發生學（具體地考察手稿、解碼辨讀手稿）和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詮釋闡明解碼辨讀的成果）的目標，是採用探索以尋找文學作品創作時祕密的方法來重建『誕生狀態中文本』之歷史。透過令文學文本誕生的過程而使其獨特性顯現出來並容易了解，這就是這個批評方法的意圖，在文學批評論述領域中，它的地位有些特殊，並顯示盡可能地與所有其他鑽研文本的方法合作。
以手稿作為研究對象自然會遇到許多困難，例如古代文學作品的手稿不易尋獲，許多作家的手稿無法覓著，戲劇、劇本手稿的整理困難程度，尤其自電腦、電子時代開始之後，大部分創作者都以電腦作為書寫工具，即使留存底稿，出現的也非作者親筆手稿而是生硬冷酷的機器文字，何況網路文學流行以來，網路作家的數量難以計算，許多研究者面對這種狀況和現象，都認為「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正面臨不知何去何從的局面。
柯希雍在她的《應用與實踐•發生學進路》一書中對〈二十一世紀文學生成〉（“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au XXI siècle”）的現象認為，電腦上出現的文本似乎已經完成，沒有手稿，沒有草稿，但那並不等於說「發生論文學批評」會走上「死路」，假若寫作者願意將自己從「念頭」一開始時即將全部相關資料存檔，那會比傳統的前文本在許多不同狀況之下的存檔以及草稿手稿的保存等等要可靠安全得多。此外，電子科技千變萬化，全部的功能下一秒鐘也許又再增加、改變，因此，應該可以說，二十一世紀的書寫，將以電腦來解決 。 2010年9月2日至9月9日，ITEM於Cerisy-la-Salle舉辦一次研討會。由於未曾報名登記，又因距離巴黎稍遠，最少必須搭乘火車方能到達；巴黎和法國的大眾運輸交通已因法國總統薩科奇「堅決」主張將退休年齡由原來的60歲延至62歲而「堅決」於9月7日開始怠工罷工、示威遊行長達一個月之久。筆者當時雖在巴黎，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參與。
有關發生論文學批評的會議曾於1987年和1998年舉辦過兩次，這一次2010年的研討會由德•畢亞齊和艾雪貝─比耶洛（Anne Herschberg-Pierrot）籌辦，會議名稱為「文本與形式發生學：作品一如進程」，主要擴展國際上對此理論/方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與下列各方面有關的論述：進程與發生論術語理論；工作手稿與創作資料檔案的保藏、開發、增值與出版；文學、藝術、科學的資料匯編；世界與此相關的製圖術或繪圖法等。
除此之外，在台灣對「文本起源」產生興趣的研究者雖然很少，但近十數年來，大家對作者「手稿」比以前重視多了，在一些圖書館、資料室、作家親筆手稿儲存在紀念室或展覽館、詩刊、雜誌、報紙副刊上，我們也會更多次看到出現的次數及質和量的多與進步。
2010年11月17日，台灣大學圖書館、台灣大學出版中心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辦的「王文興手稿集：《家變》與《背海的人》」發表會暨座談會，於台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展覽區舉行。
我們可以從這個發表會暨座談會裡看到「作家親筆手稿」受到重視、珍視與研究的程度：王文興手稿集完整收錄小說《家變》與《背海的人》原始手稿，並以數位光碟形式收錄王文興抄正稿與完整誦讀光碟，並附有研究集《開始的開始》，收錄五篇論文與一篇訪談，特別邀請了台灣、奧地利、德國與法國學者，針對王文興先生及其手稿進行相關主題研究並撰文討論：其中，德•畢亞齊和范華（Walter Fanta）分別介紹法國與德國關於手稿保存、研究的傳統與成果；桑德琳•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將手稿視為作者的異質空間來討論王文興的創作；易鵬聚焦《家變》作品中的標點符號，討論手稿中的「附屬」現象；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則提出關於未來《家變》編訂本之思考意見。除此之外，德•畢亞齊與馬爾尚針對王文興手稿所作的精彩對談也收錄於研究集內。
這部《王文興手稿集》的原始手稿是台灣首部以手稿形式出版的文學作品，具有高度的收藏價值，為讀者提供一個深入閱讀王文興的全新角度。我們想在此強調的是，「文本發生學」與「發生論文學批評」所重視的、所專注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尤其是「原始祕密」都在此出現，因為其中手稿回歸一筆一畫的最初模樣，忠實呈現創作過程中作者的每一次猶豫、刪改、還原手稿背面潦草的註記、試寫、甚至像福樓拜那樣，作者與自己的對話與詰問；同時，這手稿集也讓我們看到它開啟了無法想像的無限可能：因為，《家變》原來曾經也考慮過以「出走的父親」與「四人之家」來命名；而且，鋤草歌旁邊註記著「Reconsider」、「或唱萬里長城萬里長」等的字眼或句子。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現代手稿」的珍貴及對「發生論文學批評」所帶來的種種可能性。
同時，台北長春路國賓電影院於2011年4月9日至5月26日上映「他們在島嶼寫作」六部「文學大師系列電影」：《逍遙遊》、《如霧起時》、《化城再來人》、《尋找背海的人》、《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兩地》；其中，《尋找背海的人》裡正是王文興書寫創作的許多「發生」細節資料與「原始祕密」，我們「看到」這位作家每天只寫作兩小時35個字的過程，在他自己的「固定牢房」內如何敲擊塗抹撕扯散落一地的「手稿」之畫面，座談會上、示範教學、解析、朗讀、發聲、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各種面貌，讓讀者、觀眾、研究者、評論者在鑽研這位重要文學家時比以前能擁有更多的層次角度探索其更深的「源起」祕密，從最初的意念直至完成的創作過程。同樣的助益更明顯地在《化城再來人》中周夢蝶清晰、真摯、執著、專情那大半輩子不斷的堅持裡，我們含著欲流的淚欣賞又觀察我們敬愛又令人心疼的絕頂詩人在那樣子的歲月裡創作書寫，專注、淡泊、甘醇、充滿禪味，令進行發生論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研究的人真不知該如何感謝他，讓我們可以那麼清楚地「讀」懂他，雖不一定透，可那份「感人」無法說清。
一如我們於2011年3月中旬於巴黎尋著的GENESIS 30（2010年10月出版），厚厚重重的整本內，除了有二十多位知名學者如Louis Hay、Henri Mitterand、Pierre-Marc de Biasi、Antoine Compagnon、Philippe Hamon、Daniel Ferrer等，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探討「發生論文學批評」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因社會演變而引起的可能發展之外，最令我們最興奮最想流淚的，竟然是一份從未在任何刊物出現過或出版過的羅蘭•巴特真實手稿，二十頁整的他的親筆手稿，標著「Phrase」標題之下還有稍小一些的Modernité一題。根據書中馬諦（Eric Marty）撰寫的文章所說明的，這應該是巴特於1975年春天發表演講時的手寫稿 。「Phrase」是巴特論述中常探討的主題，例如《批評新論集》、《S/Z》、《文本的快感》等，文中所論對「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者是一片廣大園地可以耕耘，尤其此篇是以前未曾見過的手稿文本。而另外一部Génétique matérielle , génétique virtuelle（2009年出版）內容是：因各種緣故，例如：年代久遠、手稿遺失不見踪跡、扔棄草稿的習慣、以及二十世紀末至今十幾年來電腦電子科技的驚人發展等，應該如何以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來進行、深入探討無資料檔案的文本之重要研究。
此外，我們還看到白靈的《五行詩及其手稿》詩集也於2010年12月在台北由秀威資訊科技出版；詩集內附有非常多首詩在創作過程當中的白靈親筆手稿或殘稿。根據白靈的自序〈五行究竟〉內最後一段的說明是： 本詩集除了收入101首五行詩作外，還包括若干手稿殘稿─最多十餘次易稿改稿的過程，一方面保留了當初創作殘留的痕跡，也欲說明改稿對創作者的必要性、偶然性、和趣味性。 雖然作者強調和著重的並不是針對「文本發生學」或「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但畢竟這是一冊「有意」將創作過程當中的「手寫稿」或「殘稿」以複印方式置列於以印刷方式的機器字作品之前或之後或旁邊，對有心以白靈作為「發生學」研究對象的評論者應該有非常大的助益，也可鼓勵在台灣的創作者與研究者嘗試這一新的研究方向、視野與評論方法。
根據2011年3月2日的法新社舊金山路透電報導，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雖自1月底請病假至今，但今天，這位消瘦卻精神奕奕的矽谷傳奇人物仍以其招牌牛仔褲和高領衫意外現身於鎂光燈前，在台上激昂地介紹蘋果（Apple）最新款的iPad2之超薄機身外貌、驚人速度與智慧功能等特色。隨後於美國時間3月11日在全美上市、並於美國時間3月26日在全球26個國家同步登場，科技界的分析師將2011年稱為「平板電腦之年」。
而在台灣，iPad2於2011年5月27日正式登台開賣時，本地蘋果迷居然能徹夜守候，於5月25日早上即已開始卡位，冒雨在燦坤內湖旗艦店前排隊，其他各地專櫃亦如此，縱使刮風下雨、天候不佳，人潮中出現不知多少年輕人、銀髮族、甚至推著嬰兒車的少婦，首批15,000台沒多久就已被搶購一空。
賈伯斯更於2011年6月6日抱病主持全球開發商大會（WWDC 2011 featuring），發表雲端服務iCloud、行動裝置作業系統iOS5、麥金塔作業系統Mac OS X Lion最新的三款產品。他告訴全球的蘋果迷：「所有裝置保持同步，令我為之瘋狂，我們將把用戶的數位人生，全都移到雲端。」消瘦虛弱的他談起iCloud時神采奕奕：「它是蘋果下一個偉大願景。」因為iCloud可以將用戶的文字、文件、照片、音樂、行事曆等個人資料做「雲端」儲存，各種軟體等檔案也會儲存至遠端的網路伺服器，系統會自動把檔案同步更新到使用者所有的蘋果裝置上，從iPhone、iPad到iPod Touch，只要連上網路，使用者自可輕鬆存取，如在「雲端」iCloud其名所示。
賈伯斯在與病魔纏鬥七年之後，於美西時間2011年10月5日與世長辭。這位被譽為「因為有他，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改變世界的第三顆蘋果」雖已墜落，但全球蘋果迷對他的追思悼念，及被暱稱為「賈伯斯紀念機」的iPhone 4S手機於10月14日在美、加、英、法、德、澳洲與日本開賣後熱銷四百萬支即可看出風靡全球的程度；其中更新超過二百項新功能更令多少人的日常生活、寫作習慣、儲存資訊、傳送文字、著作檔案、郵件、簡訊、臉書，以至大大小小各式各樣與文學作品、種種創作相關的動作與習慣都可能全部改變。 我們更於2011年9月13日，特地飛到巴黎拜訪德•畢亞齊，就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自1979年正式奠立之初至今的演變、最近的活動以及在目前無限可能的電子時代「可能」遇到的問題、困難和解決方法等，進行非常愉快的交流和討論。9月14日，桑德琳教授也來了，我們三人對此領域的未來發展，在巴黎一如台北，尤其近年來在台灣的研究者與學者對作家手稿越來越重視，都抱著最美好的期待與冀望。 目前全球的電子科技簡直是「分新秒異」，功能更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力，往往令人驚訝不已；也許，將有一天，在不久的未來，如何在電腦和網路上進行「發生論文學批評」的複雜步驟去分析研究文學作品或文本，如何探索追尋文學作品的原始秘密，將會由其最新產品最新技術最新功能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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