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者俱樂部的三條規則
勾針刺穿了她的心臟。然後它救了她的命。
艾琳‧克羅爾（Ellin Klor）細細回想這個含有反諷意味的結果，但她過去不見得喜歡，特別是當醫生在手術室撬開她的胸口，取出那根刺穿她的胸骨，戳進右心室的木針時。今天，她的指尖輕撫黃色短衫，尋找當初一針穿心的位置。你會以為被一根像B2鉛筆那麼粗的長釘刺穿心臟，必死無疑。事實不然。
二○○六年元月九日是她的幸運日。
一開始，那就像個平凡的星期一。這位五十六歲的兒童圖書館管理員一早前往加州聖塔克拉拉上班，下班後開著共乘車去接她女兒，然後為家人準備晚飯。克羅爾是個火星塞，脈搏跳動著充沛的活力，有無比廣泛的興趣，和無止境的計畫。她那晚的選擇有二：一是為學校的獎學金募款活動做桌上布置，二是去和她新加入的編織團體見面。她差點要待在家裡，又急欲向那夥人展示一些新的花樣，於是拿了三個袋子塞進書本和針線，前往帕羅奧圖波多大道一個朋友的住家。這群編織愛好者聚會還不到一年，而克羅爾樂於當其他同好的老師。
她把她棕褐色的休旅車停在兩旁種植英國梧桐的靜謐街道。已經遲到的她可從在場其他車輛判斷，一些同學已經到了。她把袋子從後座提起來，「這是圖書館員的天譴，」她回憶道，「拿太多東西到處跑。」匆匆穿過人行道，她沿著步道抵達那棟一層樓的平房。窗簾已經拉上，門廊亮著柔和的燈光。門前有兩個寬廣的台階，克羅爾踏上第一個，沒什麼異狀，然後腳踢到什麼東西，使她猛然摔倒，雙手拿著三個袋子的她向前踉蹌，重重跌在地上，胸口先著地──落在那只裝滿未完成織品的袋上。她翻過身，馬上站起來，責罵自己：妳不該帶那麼多東西的。
克羅爾高五呎四吋，有雙淡褐色的眸子和一張圓潤的臉。她顯然豐滿了些，也老是有點笨手笨腳，走到哪裡撞到哪裡，跌到哪裡，所以這一次摔倒也不怎麼意外。她很快檢查了一下：膝蓋擦傷，但衣服沒破。在她吸氣的時候，胸口疼痛。但她認為那沒什麼。所以她集中精神，把袋子收拾好提起來，敲了門，朋友前來迎接。
屋內，編織同好已經在客廳裡工作了。克羅爾想要開工，但隨著每一次呼吸，胸口中央愈來愈痛。不是普通的痛。這不一樣。她低頭看著紅色的毛衣，把它拎起來。下一個畫面深深烙印在她的記憶裡。一截木製勾針，近四吋長的鋸齒狀的刺，從胸口突出來。它已經折斷，刺穿衣服，卡在雙乳之間，胸罩的正中央。
「我的天啊，」她輕輕說道。
她的朋友倒抽一口氣，急著討論因應之道。最要緊的是，他們該把針拔出來嗎？「不，別碰它，」克羅爾表示。這純粹出於直覺：她不希望任何人接近傷口，直到進醫院為止。醫師後來指出這是她能保住一命的第一個決定。拔出那根尖刺就像拔出水塞或瓶子的軟木塞，她很可能會在客廳失血而亡。事實上，有些專家相信，澳洲鱷魚先生史提夫‧厄文（Steve Irwin）二○○六年在大堡礁潛水遭公牛魟刺傷時，最致命的錯誤便是使勁把刺抽出來。魟魚的毒液要不了他的命，但他硬是把鋸齒狀的鉤刺從胸口扯出來，鉤刺便傷了他的左心房和左心室，導致更嚴重的失血與心搏停止。拔出鉤刺的傷害遠大於它深入的創傷。
現在克羅爾和她的朋友得面對第二個關鍵問題：她們該跳進車裡，火速趕往急診室嗎？「不，」克羅爾決定：「馬上打電話給一一九。」等待醫務人員是第二個救命的選擇。假使針在轉往急診室途中挪移了一丁點位置，她心臟所受的傷或許就足以致命。因此克羅爾小心坐下來，在沙發上等待救護車。她保持警覺，甚至察覺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她被尖銳物品刺了，但一滴血也沒流出來。這怎麼可能呢？接下來一連串的畫面如同電視劇一般飛掠，只是主角是她。醫務人員。擔架。警笛。靜脈注射。氧氣。急診室。斷層掃描。
在帕羅奧圖的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克羅爾焦急地等待急診室醫師告知她情況的輕重。為了轉移注意力，她專心想著她的女兒凱莉。克羅爾一直到四十二歲才懷孕，而上天賜予她一個漂亮的女孩。自凱莉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生，克羅爾才找到人生真正的喜樂。現在，在急診室裡，一根勾針突穿胸口，她不由得這樣想：我好不容易快樂了，怎麼可以死？答案很明確：她必須為了凱莉活下去。她的思緒也轉移到丈夫哈爾身上，他是堅韌的研究工程師，曾經拖著骨折的腳踝步行兩哩路。他安排假期的構想包含攀登喜馬拉雅山，有時他會深情款款地逗她，說她「有點孬。」等哈爾獲知此事，他會怎麼說？
當急診室團隊終於向她簡報掃瞄結果，她才感覺到第一陣恐懼。他們的語調急迫。針刺穿了她的胸骨，作用在保護心臟、肺臟及主血管不受外傷的長扁形胸骨。多年以來，這群醫師從人體每一個可想像的部位拔除過每一種可想像的物品，但他們告訴她，這次是前所未見。美國有五千萬人在編織，而全國約有數億根針，但在外傷的世界，艾琳‧克羅爾成為名人。彷彿狗仔隊似的，一名醫師給她拍了快照，然後給那根惹是生非的針拍了正面特寫。接著醫師們捎來真的令人驚慌的消息。針的尖端擦過她的心臟，戳進右心室。他們可以看到內出血，需要盡快手術。克羅爾交了同意書，於是他們把她推進手術室，準備動刀。這是她對這場苦難的最後一段記憶。
在她於台階上跌倒後不到一小時，外科醫師要剖開她的胸腔，切開她的胸骨。他們要縫合她的心臟，固定她的胸骨，然後把她縫起來。他們將在她的脖子到胸口中央留下長達七吋的傷疤。他們會救她的命。然後，湊巧也罷，命運也罷，那根勾針會再次救她的命。事實上，克羅爾真正的生存奮鬥才要開始。
一、規則一：人人都是生還者
往好的一面看，我們或許可以說，勾針刺穿心臟絕對不至於讓你完蛋。但同樣無可爭論的是，最後你將面臨某種攸關生死的危機或掙扎。大衛‧史班（David Spain）醫師說得直率。他在史丹佛醫學中心管理創傷及重症照護部門，不斷見到發生在一般人身上的事。每一天，他說，都有人穿好衣服，和家人吻別，走出家門，然後被泥罐車輾過。毫無邏輯，沒有道理，但就是一再發生。我這麼說不是要令你沮喪或害怕。那只是求生者必須了解的事實。無論我們怎麽閃避，怎麼否認或抗拒，總是有泥罐車或颶風或其他災害在轉角等著我們每一個人。最終，每個人都會加入受虐團體──遭到命運霸凌的團體。非進去不可，不入會不行。因此本書的第一條規則是：人人注定成為生還者。
我們給「生還者」下的定義是「面對且克服了逆境、艱困、疾病或身心創傷的人。」生還者無視反對與挫敗，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或許想離開，但仍然堅持下去。有些人甚至戰勝了最壞的情況。他們充分利用了不幸。他們不只是活下去而已，他們活得充實。套用這領域的黑話，他們「成長茁壯」了。無論是存活六個月或六十年，他們都充分利用了時間。「survivor」是從法文「survivre」一字演變而來，意為「活得比……久。」字源是拉丁文「supervivere」，「super」意為「超越」，「vivere」的意思是「活」。「survivor」顧名思義，就是「超級生存者」。
我對生還者的定義則包含度過難關的人，以及在他身邊支持他的親朋好友。在癌症社群，他們俗稱共同生還者（co-survivor），或第二病人（secondary patient）。他們是你生命中的岩石，你墜落時伸手抓的岩石。他們是護送你到醫院進行磁共振造影的夥伴。他們在你體力不濟時幫你做晚餐。他們在夜深人靜，你心焦如火地驚醒時安慰你。當多數人把目光集中在與疾病對抗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共同生還者承受了重擔，通常默不作聲，無人知曉。他們蒙受更高的壓力、疾病甚至死亡風險。在生還者研究的小小範疇，他們多半是事後補充的人物，但對於如何打敗機率，他們知道得不比任何人少。
如果現在你四處張望──在咖啡廳、機場候機室或公立圖書館──很可能附近某人就是生還者。或許你身邊的女人正在做化療，頭髮日漸稀少，但她竭盡所能看來正常。或許坐你對面的人剛在一場車禍中經歷喪妻之痛。他正與憂鬱搏鬥，不知人生該怎麼過下去，更別說撫養他的孩子。角落的那位男子或許剛丟了飯碗，而他沒有存款，不知何去何從。或許對面的女子正努力思索要怎麼幫助父親面對阿茲海默症。她該把他安置在療養院嗎？她要怎麼負擔那筆開銷？
這是個平行的宇宙，這個看不見的世界，生還者與共同生還者進行抗戰的世界，周遭圍繞著我們其他人，看來十分健忘的人。許多生還者都描述了兩種共存的事實。他們一腳留在正常的世界，另一腳則跨在艱難與孤獨的無形領土。我們的世借或許流行自白的文化，但在另一個星球，多數人默默地面對他們的掙扎，試著不引人注目。當然有些生還者會上電視、發表演說及出書，但大多選擇隱而不宣。他們忍受不幸，隻字不提。他們不想徒增其他任何人的負擔。他們不需要同情。他們只希望事情趕快結束。
人們極度想要正常，渴望正常。多數人一旦生病便希望趕快痊癒。一旦被擊倒，他們會試著重新站起來。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人生應該像飛機上的座位或托盤桌那般運作。一聲令下，它應能迅速回復原來直立的狀態。不幸的是，人生不是這個樣子。最好的生存者了解「正常」只是一種瞬間的心態。「常態」或許看似穩定而持續，但那其實只是人生的混沌與凌亂之間的休息時間。生還者相信人生或許根本不會回到它過去的模式。所以他們放手、調適，欣然接受「新的常態」。
當然，每一個生還者都是獨一無二的，而這個詞本身就製造了相當大的爭議。有些人拒絕被貼上「生還者」這個標籤，因為他們不希望人生被烙上印記。宛如某種恥辱，他們希望他們的試煉──他們的癌症、他們的車禍或強暴──盡快抹去。有些人寧可被稱為「被治癒者」，不願憶起一路走來那些不確定、不愉快和掙扎的事情。有些人反對「生還者」一詞的嚴肅與沉重。他們處理完問題，便將之拋在腦後，頭也不回地向前走。有些人反對生還者的被動感覺，而屬意較具動態的名稱，如行動主義者、征服者或鬥士。有人覺得「退役軍人」最能刻畫他們的戰鬥與勝利，有人則相信「畢業生」最能形容他們的學習經驗與成就感。有人憎惡「生還者」的情感面向，不喜歡它與英雄主義和勇敢無畏之間的牽連。以某些病患為例，他們屬意與中風或愛滋病毒「共存」之類根據事實的字眼。
不論你喜歡哪一個詞，生還與否通常被視為一種過關／沒過關的論點。數十年來，醫療機構皆著眼於治癒與未治癒之分。你不是存活，就是死。科學家稱此為二元思考。只有兩種變因有意義。Ａ=生；Ｂ=死。非Ａ即Ｂ。事實上，生還當然混亂、複雜得多──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而非終點站。從危險到正常的路並不平順、筆直，也非單行道。它荒涼而顛簸。誠如專家所言，那不是一條直線。
生還者不是每次都能克服逆境，此後便幸福美滿的超級英雄。如果你以為他們總是高奏凱歌，那你就錯了。他們是有時贏，有時輸的平凡人。他們有同樣的態度，但並非全部擁有同樣的人格特質。他們克服逆境，但不見得以同樣的方式完成。不見得人人具備極佳的適應力，人人樂觀進取。他們不一定能活到高齡；有時他們只多活了幾個月。最終，定義生還者的是善用生命──無論剩餘多少──的才能。生還者思索出什麼對自己及家人最適合。他們忠於感覺。他們不見得時時刻刻都在與病魔奮戰（例如美國職棒名將盧‧蓋瑞格〔Lou Gehrig〕的病），或在籌錢治療帕金森氏症。他們也有不順的時候，他們會掙扎，會投降。但即便他們的肉身死去，他們仍是生還者。他們仍以其他更禁得起時間考驗的方式與我們同在。即使他們在地球上的時間戛然而止，他們仍是「超級生存者」。
二、規則二：沒有比較問題
十三號星期五，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和他的橄欖球球從烏拉圭飛往智利，要度過一個陽光、歡笑和運動的週末假期。基於某種迄今仍不明朗的因素，他們的雙引擎渦輪式螺旋漿飛機撞上安地斯山脈一座崎嶇的山峰，然後墜到冰河上。在五七一班次的四十五名乘客中，有十二名死於撞擊，五名在第一晚喪命於一萬兩千英呎高山的天寒地凍中。身材瘦長的二十一歲大學生帕拉多在那裡昏迷了三天。他的頭骨有四處破裂。其他生還者已經放棄他，將他的身體拖進屍袋。
南多，你聽得見嗎？南多，聽得到我說話嗎？
南多猶記得，這些是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睜開雙眼時最先聽到的話。他隨即困惑起來：我為什麼這麼冷？為什麼頭這麼痛？帕拉多伸手摸了摸太陽穴。他發現右耳上方有數道凸起的傷痕。指尖一壓，便會感受到他所謂的「濕軟海綿感。」那種感覺令人作嘔：他碎裂的顱骨插入腦部表層了。帕拉多隨即獲悉他的母親尤金妮雅已在墜機事故中過世。他十九歲的妹妹蘇西之後也禁不住傷勢和嚴寒，在他懷裡闔眼。儘管喪親令他痛不欲生，帕拉多卻不允許自己掉一滴淚。腦海一個聲音告訴他：不可以哭。眼淚會浪費鹽分。你需要鹽分才能活下去。
在冰河待了六十天，面對慢性飢餓與迫在眉睫的死亡，帕拉多和其他兩人展開「困獸之鬥」來救自己的性命。其中一個男人在一天後回頭，剩帕拉多和羅伯多‧卡內沙兩個人攀爬。他們從碎裂的機身裡找到一些簡單工具，攀上一萬七千呎高的山壁，然後──驚訝而失望地發現──附近沒有任何文明。飛機墜毀在山地中央，人稱「cordillera」，只有無生命的冰大肆蔓延之處。但他們又跋涉了十天，帕拉多「像火車一般行駛，一路領在前頭」，決心拯救自己和待在失事現場其他乘客的性命。營養不良、筋疲力盡的他們不知怎麼走了四十五哩路，越過冰冷的凍原，心中只有「無可毀滅的回家的渴望」。當他們終於遇到一個騎馬的人，他們知道他們得救了，而帕拉多潦草地寫了一張紙條給搜救部隊：
Vengo de un avion que cayo en los montanos …
我來自一架於山間墜毀的飛機……
後來在醫院，帕拉多的父親問道：「你是怎麼活下來的，南多？這麼多星期沒吃東西……」面臨隨時可能餓死的恐懼，帕拉多說他們別無選擇。經過激辯，他們決定分食罹難者的屍體。父親毫無懼色地回答：「你非得這樣做不可，很高興你回家了。」
五七二號班機的十六位生還者受到英雄式的歡呼，名人般的喝采，而今天帕拉多是烏拉圭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兼電視名人。結婚至今二十九年，育有兩個還不到雙十年華的女兒，他環遊世界、玩賽車並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說。他告訴我在猶他鹽湖城一次令他難忘的經驗。在他發表演說，暢談安地斯山的磨難時，他注意到台下有個衣冠不整的女人在哭泣。她頭髮凌亂，衣服皺巴巴的，臉色蒼白而沒有化妝。當帕拉多演說完畢，她前去找他。「今天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告訴他：「我原本死了，但在今天重生。」幾年前，她解釋道，她在倒車出車道時意外輾過她的女兒。「我親手殺了我的寶貝，」她告訴他。「我已經死了。」她說從此她不再在乎任何事情。她不愛惜自己，宛如行屍走肉。帕拉多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把那個女人拉進懷中，用全身力量緊緊擁抱她。沒有，這個不修邊幅的女人沒有在冰河熬過七十二天，也沒有失去一半的家人和兩個最好的朋友。但，帕拉多想，會有任何人懷疑，她所承受的苦難不比我多嗎？
在那一刻之前，帕拉多告訴我，他一直對於他的求生奮鬥感到一股莫名而不自在的驕傲。唯有親自站在凍原上的人才會了解那深刻的絕望、致命的寒冷和戰慄的飢餓。各大冒險雜誌一直將安地斯事件列於史上最偉大求生故事的榜首，他們的奮鬥也拍成電影和紀錄片。但，緊摟著那個女人，他才發現某件更深層卻更普遍的事。「我們每一個人，有時都會面臨無助與絕望，」他在著名的回憶錄《安地斯山脈的奇蹟》（Miracle in the Andes）中寫道，「每個人都會經歷悲傷、遺棄和難以承受的喪親之痛。而我們每一個人，遲早都要面對死亡無可避免的迫近。」給了那名婦女長長的擁抱後，他想到兩句話，於是輕聲地說：「我們全都有人生的安地斯山。妳也有妳的安地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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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逆境，寄予同情是人類的天性。哪個比較慘？身陷安地斯山的冰天雪地，還是失手殺死自己的孩子？一定會有人問這些問題，但沒有標準答案。儘管有些挑戰看似比其他更令人氣餒和痛苦，但當你經歷自己的磨難時，那個磨難在求生的芮氏地震儀上顯示多少，並沒有什麼差別。生還者俱樂部的第二條規則是：沒有比較問題。當然，逆境有千萬種形式，但如果那發生在你的生命中──如果它使你無法轉移注意力──如果那對你意義重大──那麼就不該拿來比較。最大的磨難正發生在你身上，此時，此地。比較沒有意義。無論危機為何──無論是在冰河或車道上──生還者俱樂部的第二條規則意味著，你的挑戰和其他人一樣巨大。
三、規則三：你比你想像中強壯
耳邊的槍響是第一個徵兆，緊接著，他被粗暴地推進綠色賓士的後座。泰瑞‧安德森（Terry Anderson）回想道：我完蛋了，真的麻煩大了，而且這不會那麼快結束。他的直覺完全命中。這位美聯社駐黎巴嫩特派員將被蒙住雙眼，用鐵鍊綁在牆上，淪為人質二、四五四天。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一大早，安德森剛和朋友在西貝魯特打完網球。在一條狹窄的路上，他遇到三名全身髒兮兮的持槍男人。「進去，不然就開槍了，」一個男人說，拿槍抵著他的頭。他猛力把安德森摔在地板，把一只舊籃子丟在他身上。開了一會兒後，安德森身體被膠帶捆綁，眼睛被一塊髒布蒙住，然後審問。後來他被銬上手銬腳鐐，和一張鋼床綁在一起。他無法站立，更別說坐直起來了。他被迫把尿解在床邊一只塑膠瓶裡。在鋼床上趴了二十四天後，安德森覺得自己快瘋了。他告訴其中一個俘虜他的人：「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是動物，我是人，你不能這樣對待我。」
「那你想要什麼？」對方問他。
「一本書，一本聖經……你得鬆開這些鎖鍊，我要瘋了。」
隔天，安德森的桎梏解開了，他們也買給他一本全新的紅色的聖經。他們讓他摘掉眼罩，讀三十分鐘。他品嘗著新墨水、新書皮的氣味，以及《創世紀》的第一句：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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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說話的同時，安德森剛吃完在家做的義大利麵和沙拉午餐，正喝著一杯南非皮諾塔吉紅酒。他的酒窖已存放了七百瓶之多，而且還有成長空間──那裡可以容納三千瓶。他住在俄亥俄州雅典縣一座面積達二百五十英畝的農場，日子過得幸福。他飼養且訓練了約十二匹馬。今天一早，他就試著教導一匹名叫莎拉嘉德的兩歲密蘇里狐步馬一些禮儀。現在他正看著窗外兩英畝的池塘、牧馬場、馬廄和小馴馬場。
我問他，他和其他人質是怎麼熬過那些被俘的日子。「我們必須向內心探索，找出我們擁有的一切，」他解釋道。「人類能做的事超乎尋常。」曾為越戰陸戰隊員的安德森是足跡踏遍三大洲的通訊記者，報導各式各樣的天然及人為災害。在他漫長的記者生涯裡，他很後悔沒有撰寫更多「平凡人做不凡事」的報導。他最引人入勝的實驗室是他在黎巴嫩被俘之處，他在那裡遇見另外九名人質。他仔細記錄了其他人在這些年的情況。安德森表示，在約莫二十個平安返家的長期人質中，有一個直接送進精神病院，之後便未再出現，還有一人則在類似機構進進出出達十年之久。「我們全都在某些方面受創，」他說，「但我相信我們都恢復得很好。」「生還是一回事，」他繼續：「生還得優雅而有尊嚴是另一回事。」安德森相信，他的磨難最令他驚奇的地方，是他的人質同伴如何在不失體面與人性之下度過最大的難關。他猶記得那些最低潮的日子，他好想放棄，無法再面對那些虐待、孤獨及噁心的羔羊飯。「上帝，我辦不到，」他說：「我完了，我投降了。」
「但在投降的盡頭，」他在回憶錄《烙印：特派員的生與死》（Den of Lions）中寫道：「沒有條理分明的思想，沒有真實的痛楚，沒有感覺，只有疲憊，只有等待，以及一樣東西。溫暖，光明，柔和。接受，我願意接受了，接受自己。休息吧。一會兒之後，力量油然而生。就此刻而言，那已足夠。」
安德森相信，他曾一、兩次到達優雅的狀態。「幾個小時後，那消逝了，憤怒、挫折與渴望又回來了，」他寫道。「但回憶在那裡，存在感在那裡。有時又達到那個境界，短暫地。不是常常，但有時如此。
「在此同時，分分秒秒忍過了，日日夜夜熬過了。每個夜晚，都在祈禱、思考或重回那種境界的努力中度過。」安德森相信，人人都可以在心中找到這種力量。它就在那裡，在我們心裡。等待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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