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摘錄）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的秘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而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年，我十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
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三十七歲。十歲至三十七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紮、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沈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選文
第十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2009年11月10日、17日講）
文革的歷史特別複雜，可謂「千頭萬緒」，可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去敘述、闡釋。這一講到下一講，將從文革民間運動和毛澤東的互動關係出發，前面加一個「發端」，後面是一個「尾聲」，當中則是「文革故事」。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宏圖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要達到什麼目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間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首先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有一段形成的過程。我們上一堂課說過，1964年的「九評」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裡，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原則，大概已見這個理論的雛形；到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一般稱〈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般稱為〈十六條〉）裡，有更進一步的闡釋。最後在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文章〈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裡，才作出系統、全面的概括。我現在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為題，選載在《課用選文》，同學們可以仔細去讀。這裡只作一個簡單介紹。其要點，大概有三條。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回答非常明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前者是後者的黨內保護者，因此，「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這就意味著，革命對象已經由傳統階級鬥爭的對象——社會上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轉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大家注意，這裡不再提「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只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就是說，是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從執行什麼路線、以「跟誰走」為標準來確定革命對象，這就引發出許多問題和爭論。而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重點也在黨內的學術權威，也即通常說的「黨內大知識分子」。
第二，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提出，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擺脫現有的組織、制度、紀律、方法，而直接訴之於群眾。所謂群眾民主、「大民主」，在當時稱為「四大自由」（實際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大串連。其實就是有限度地給予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集會等自由，這在1949年後的中國是破天荒的。
選擇「由下而上」的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其實顯示了毛澤東的一個矛盾。如我們在前幾講裡一再談到的，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後，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黨「獨攬一切」，從中央到地方的第一書記專政。在這樣的黨及書記個人一元化的領導結構裡，各級權力機構，對上只接受單一主管黨委的垂直領導，對下則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北京市委的批評），而又上下勾連，難以撼動。毛澤東本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來實現他個人對全黨、全國的一元化領導；但當毛澤東決定要發動全面的階級鬥爭，而且要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革命對象時，他就發現，如果仍然沿用「自上而下」的傳統方式，例如「反右運動」，1962年以來的「學術批判運動」，以至「四清運動」等，讓各級黨組織直接掌控鬥爭的領導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不僅會遇到頑強的抵制，而且還會被轉移鬥爭方向。他更發現，被「五七體制」所強化的黨官僚系統，已經為劉少奇所控制，成為其權力基礎。毛澤東明白，要從劉少奇手裡奪回領導權，他所要面對的是整個黨的組織系統。因此，他就必須採取非常手段──自下而上地直接發動群眾。這樣也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他自己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打破反右運動以後確立的某些觀念（如：「批評基層黨組織領導就是反黨」）、紀律、制度，給群眾有限度的民主權利。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講的「大民主」，是有一個前提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階級屬性是「無產階級」的，因此，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全面專政」。這就是說，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全面專政」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點，是繼續革命的前提，同時也是其最後歸宿。
同樣是無產階級專政，文革時期的專政和過去十七年的專政，包括「五七體制」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有區別、有變化的。這裡我想介紹1957年的學生「右派」理論家譚天榮對文革專政的分析。他引述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拿破崙專政的獨到剖析：馬克思說，原來法國的社會結構裡，皇權居最高位置，中間是貴族階層，最下面是作為臣民的農民。拿破崙專政的特點就在於，他掃蕩了貴族階層，實行皇權和臣民直接結合，由拿破崙這個「農民的好皇帝」直接代表農民利益。譚天榮用馬克思的分析來解釋文革，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為革命對象，實際上就是要掃蕩黨官僚和知識分子這兩個中間階層，而實行自稱代表人民的毛澤東的「領袖獨裁」和「群眾專政」兩者的直接結合。而另一位研究者則指出，毛澤東所要試驗的是一條「反科層化」的發展道路。這樣的分析，都是有啓發性的。
第三，革命的目標是什麼？或者說毛澤東的理想藍圖是什麼？我們先看《課用選文》裡的一篇文章〈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寫作時間是1966年5月7日、14日，在文革史上就通稱為〈五七指示〉。毛澤東強調「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毛澤東又提出：「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大家對這樣的設計，應該比較熟悉，其實這本來是1958年毛澤東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後來因為大饑荒未能實現。現在毛澤東又再次提出，還是堅持他那個在低生產水平上，打破社會分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
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他提出要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緊接著《人民日報》就發了一篇社論，強調要通過文革，使全中國都成為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於是我們就需要注意毛澤東的一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在〈毛澤東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裡，還有這樣的闡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並且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改造人們靈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透露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意圖，是要把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辦成一個「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用他的思想來改造中國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靈魂。所以，後來林彪、陳伯達、康生貢獻給毛澤東「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時，毛澤東拒絕了後三頂帽子，卻欣然接受了「偉大導師」的稱號。這就道破了毛澤東的真實想法，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年輕時候就懷有的「聖人夢」，現在他的夢想更大，要當影響世界人民思想的全球聖人，這應該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個人目的：不僅要輸出中國革命，更要將他的思想傳播到全世界。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中心論」：「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後來〕從東方轉到西方，現在又轉了一個圈，又回到東方來了」，「在東方起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高得多。這個新文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同志代表的中國人民群眾、中國無產階級。」（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這種把「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所謂「中國新文化」，置於高於人類一切文化之上的中心地位，「既比西方文化高明、又是東方文化的最高代表」的說法，實際上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活傳統的中華中心主義，同時也將毛澤東的聖人夢賦予某種文化理論的色彩，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標。——如果說，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聖人夢主要侷限在中國，而且是從經濟領域入手；那麼現在，文化大革命就真正地要用文化來征服中國與世界了。
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幾位教師，在文革一開始，曾寫過一張大字報，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後來毛澤東把這張大字報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且說這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這也透露了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意圖：他要通過文化大革命建立「北京公社」，即將中國改造成「巴黎公社」那樣的新型國家，用巴黎公社形式代替舊的國家機器——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提到，毛澤東在1958年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受到巴黎公社的啓發。1958年時他強調巴黎公社的「全民武裝」原則和「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的合一」；現在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關注的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經驗的總結，即所謂「巴黎公社三原則」：國家機關各級官員都通過全面直接選舉產生；官員一律實行低工資制，工資不能超過工人；人民隨時有權罷免不稱職的官吏。為了貫徹毛澤東對於國家制度的這一新設計，在1966年8月8日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裡就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1966年8月21日《紅旗》雜誌第11期專門發表了〈巴黎公社的全面選舉制〉一文，具體介紹了巴黎公社三原則，強調巴黎公社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被選出來擔任公職的人員，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而不是壓迫人民的資產階級式的官僚政客。」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的天安門群眾大會講話裡，對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又作了新的解釋，提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也就是要通過文化大革命來實現人民民主主權。這和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裡關於勞動者「全面參加國家管理」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這兩個思想對文革中的民間思想都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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