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唇與齒：交往的歷史——從中國古籍看日本歷史
互不相干的鄰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齒寒──沒有嘴唇，牙齒就失去保護，暴露在寒風中。
輔車相依──「輔」是頰骨，「車」是齒床，雙方相輔相成，缺一個都不行。也有人說「輔」是固定在車輛一側的木頭，仍然是說「輔」和「車」是不可分離的搭檔。
「唇齒輔車」連在一起，形容利害關係十分密切。該辭出自《春秋．左傳》，自古以來常被引用。
用這個詞來形容日本和中國的關係，絕不少見。但是，這兩國真的是唇齒輔車的關係嗎？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兩國關係如此密切的，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元寇」的時候。蒙古滅亡了宋，又要進攻日本。失去了宋這個嘴唇，日本這個牙齒就得暴露在風中哀鳴。
這種狀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所以明顯應該視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關係中，「唇齒輔車」僅僅是傳說。
近代以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勢力，經常從塞外（萬里長城以北）南下。位於中國背後的日本，對中國來說並非是抵抗敵方的防護壁，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而且，席捲中國的勢力，光是在這片廣闊國土的治安維持和經營上，就已經耗盡精力，因此不會再興起渡海進攻日本的念頭。蒙古人的「元朝」是個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異常氾濫，更應該說是天災。在以人力為主要能量的時代，從中國進攻日本，從常識上來說不可能發生。有這個功夫，還不如去開發海南島或雲南（位於印度支那半島北部的高原地帶），更為現實和聰明。
日本位於中國東邊，日本的東邊是廣闊無邊的太平洋，越過太平洋和日本來進攻中國，長久以來更是沒人想過。也就是說，日本也不會成為中國的「唇」。
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在十五世紀末。麥哲倫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紀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時代，新發現的航路還不能立即成為強勢勢力的通道，最多只是為海賊和商業冒險家提供了活躍的通道。
這些航道成為強勢的軍事侵略勢力擴展版圖的通道，要等到產業革命以後。
從相交淡如水的鄰居到不幸的鄰居
產業革命產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變小了，企圖吞併中國大陸的勢力，能一下子輕易跨到玄海灘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動著形跡可疑的黑船。從對岸的大陸跨過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難事。
從此，日中兩國才成為「唇齒輔車」的關係，至今不過百數十年。
諷刺的是，自從成為唇齒輔車的鄰國，兩國的關係開始惡化。雖然遺憾，但認識到這個事實，是思考兩國問題的出發點。
前面說過，直到一百多年前，對日本來說，中國只是先進技術、文化的供給源，在政治上並未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影響。對中國來說，日本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東海島國。雙方當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實際上也沒什麼關係。
互不相干的鄰居。
也許說得有點過分，至少雙方很少強烈地感受到對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後，這種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復返了。
日本文明是「摻水」的中國文明
從歷史上來看，日中兩國的相互理解，程度意外地有限，讓人不禁大吃一驚。
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鄰居，犯不著用銳利的眼睛去觀察對方。
而且，對「外來的東西」不感興趣，是中國的傳統。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中，被迫「開眼」之前，原則上中國並不承認外國的存在。
中華即世界。因此，「外國」這個觀念無法進入當時人們的腦海。
我們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離文明的中心越遠，文明的內容越是摻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蠻。屬邦、朝貢國、沒有接受文明洗禮的蠻夷之國，雖然知道這些國家，但如果稱他們為「外國」，過去的中國人會一時反應不過來。在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華文明的稀薄階段，中國做夢也沒想過還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還會有興趣，但如果是我們的文明「摻水」後的東西，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只有少數的好事之人，用掠過古董店門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鄰居日本。
明治之初，做為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來日的詩人黃遵憲，在其著作《日本雜事詩》的後記中大歎：
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量與質量都無法相提並論。
確實，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國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寫下的東西，創作的東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開國，關於中國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國的「現實」一點也沒有接觸到。
只從中國學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頭上梳髻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有敏銳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敏銳的一面是，沒有被「現實」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錯誤的一面是，沒有看到「理念」背後隱藏的「現實」。
明治開國後，中國的「現實」也對日本開放了。
在明治以後的日本人眼裡，這種殘酷的「現實」只映照出一個「理念」被污染殆盡的中國。實在可悲。
過去中國人瞭解日本，主要是從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權的使者等人那裡聽來的。不論是關於理論，還是關於現實，都很遙遠，是樸素的傳聞。
眾所周知的《魏志．倭人傳》，是中國最早記錄日本的史書。
魏是《三國演義》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兒子曹丕於西元二二○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後為西晉所篡朝。《日本書紀》、《古事記》在其五百年後才成書，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歷史記錄，還處於被稱為「古墳文化」的時代。
魏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倭女王卑彌呼派遣大夫難升米赴魏請求朝貢。關於卑彌呼統治的邪馬台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近畿。眾所周知，戰後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沒工夫感受相互的體溫……
中國人的日本人觀，以此《魏志．倭人傳》為原本，此後的史書，多以此為根據。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為：
——聚會時無父子男女之別。
——性嗜酒。
——婦人貞節，不善嫉妒。
——少紛爭。
——少盜賊。
史書上記載的都是突出的特徵，太普通的特徵都被捨棄了。特別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又是以文章簡練著名。因此，《三國志》中的日本人觀，是選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徵，與中國相比，顯得怪異，或是作為蠻夷之國來說不可思議……作者把自己感到吃驚的東西寫了下來。
例如，寫下「少盜賊」時，驚嘆：「中國盜賊都這麼多！」或是另一種驚異：「沒有中國這麼多！（蠻夷之國本應該盜賊更多才是）」
這種驚奇感，是記錄的原動力。
不論如何，明治以前，兩國只通過文書和傳聞來交流。皮膚與皮膚相互接觸，感受對方的體溫，這樣近距離的接觸還很少。
「元寇」時期，雙方剛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見，擦肩而過，殺氣倒是傳達到了，卻沒工夫互相感受對方的體溫。
明治以前，僅有的一次，日中兩國各派數萬人，長期血肉相搏——那是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即所謂的文祿、慶長之役。
日本將士第一次遭遇中國人——不是書上的，而是活生生喘著粗氣的中國人。從遼東的軍營被派到這個戰場的明軍將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聽到「日本」這個詞。
暗號之扇
日本發現的「夢幻之書」《兩朝平攘錄》
我手頭現在有本《兩朝平攘錄》，這是諸葛元聲所撰，明萬曆丙午（一六○六年）年刊行的。當然，這種貴重資料的原本，是不會落到我們這種人手裡的。我手上的這本書是把原本拍照下來，即所謂的「影印本」。這本書記述了明代的軍事行動，其中卷四是關於日本的內容。不用說，是有關豐臣秀吉的軍隊在朝鮮的戰爭。
不過，有趣的是，只有卷四的部分有日本式的讀音順序符號和假名。這也是因為，用於複製的原本，是在日本得到的，肯定是來長崎的中國船隻帶來的。買下這本書的日本人，只在與日本有關的卷四中，邊讀邊標上讀音順序符號和假名。
為什麼把有標注的書做為複製的底本？理由很簡單，因為沒有別的原本了。《明史．藝文志》裡也記載了這本書，但在中國已經流失。
中國出版的書籍，在中國已經亡佚而在日本還能找得到的例子，並非只有這本《兩朝平攘錄》。
中國人是目錄專家，日本人是保存天才
乾隆年間，中國亡佚已久的皇侃的《論語義疏》從日本傳回去，收錄於《四庫全書》。日本的根本遜志在足利學校發現了《論語義疏》的刻印本。
這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是個大新聞，讀書人都很興奮。公羊學者（以《春秋公羊傳》為武器，鼓吹滅亡清朝的革命思想的一群人）、著名詩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期待著日本是否還有其他中國已亡佚的古書，曾託付貿易船隻去尋找。
《定庵文集補編》中所收錄的「與蕃船求日本佚書書」一文中，表達了龔自珍得知從日本傳來佚書的喜悅：
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至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尤見雲物之鮮新……
滿篇溢美之詞。
龔自珍在這封信裡，附上一張單子，寫明中國亡佚的古書書名、亡佚年代，託付貿易船隻尋找。
為什麼龔自珍連亡佚年代都知道？這是因為中國對製作「書目」有超乎尋常的熱情。歷史中正史的藝文志，幾乎羅列了當時公開刊行的所有有價值的書籍名。稍有名氣的藏書家，必定會列出自家藏書的書單。官民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忙於製作書目。從這些數量龐大的官民書目中循跡調查，大致就能查出某本書何時佚失。
在前述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裡，關於日本保存了中國佚書一事，吟詠如下：
論語皇疏久代薪，海神呵護尚如新。
不僅是古書，正倉院的收藏品也是個好例子。很多中國文物在本家早已流失，流落到日本則被妥善保存。
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提到。請先記住，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中國人是製作目錄的專家。
「以寡敵眾」──日本人的兵法
話說遠了，還是回到《兩朝平攘錄》上來。這本書中記錄了日本人打仗的方法。
讓中國人睜大了眼睛的，是日本人的伏兵戰法和機動作戰的巧妙：
用兵擅埋伏。每每於我軍之後，兩面夾攻，以寡敵眾。
還有：
戰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揮扇，則伏兵四起。此謂蝴蝶陣。
書中有這樣的記述：
扇子是暗號，為了在夜戰中也能看見，大概用的是白色扇子。扇子翩翩揮舞，就像蝴蝶飛舞，所以起了「蝴蝶陣」這麼個風雅的名字吧。
這是被稱作倭寇的日本海盜部隊的戰法。
與倭寇交過手的明人胡宗憲在《籌海圖編》這本書裡寫道：「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愴惶仰首……」
朱九德在《倭變事略》中寫道：「（倭寇）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戰輒揮扇。」不光是扇，同書中還記載有：「執白旗吹螺，整隊而來。」
白旗和蝴蝶陣的白扇一樣，是暗號，並非投降的標誌。
說些題外話，白旗代表投降或是軍使的標誌，過去只是歐洲的習慣，中國人理所當然不知道。鴉片戰爭時，廣州附近發生了清軍炮擊掛著白旗的英國軍使船的事件。英國以此譴責：「中國人野蠻。」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旗的用法只有歐洲才有，歐洲人卻認為到哪裡都通用，不得不說是一個大錯誤。毋庸置疑，這種誤解還以其他的形式存在著。
「這種做法對方能理解嗎？」──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
扇和旗是訴諸視覺的號令。視覺有限度，遠距離的聯絡，當時似乎是以吹螺為號。
「絕對服從精神」的古老傳說
「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
根據《倭變事略》的描寫，日本部隊的活躍躍然眼前。
除了蝴蝶陣，還有種名號恐怖的「長蛇陣」。
這種陣法是這樣的：排成蛇一樣的長隊行軍，先頭遭遇敵人，後尾迅速迂迴，從背後夾擊敵人。
跟日本戰國時代的「車懸戰陣」、「鶴翼陣」，大概是類似的陣法
總之，日本人號令一下，行動整然，而且相當敏捷。整個部隊像一個生物，在扇子、旗子、螺號的指揮下，隨心所欲地行動，這是操練的結果——絕對服從命令。
這種精神也必不可少。
扇子向右邊揮，就不能往左邊跳。違反的人不僅自己性命堪憂，也關係到整個團隊的安危。
不許隨便行動。
互相爭執，行動就無法一致。因此，才有「少紛爭」一說。《倭人傳》原文為「訴訟少」，指訴訟、摩擦很少。
從身邊的戰友口袋中摸東西，很明顯是擾亂團結的行為，所以「少盜賊」也是理所當然。
總之，《魏志．倭人傳》裡記述的日本人的特徵，在一千三百年後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沒有什麼變化；在四百多年後的現代，也沒有多大變化。
當然，中國的戰爭理論，以掌握大軍，驅使他們像小部隊一樣靈活行動為理想，因此，強調暗號之旗和陣鼓的重要性。
《孫子》的《兵勢第五》中說：「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
註釋中說，「形」是指旗，「名」指金鼓。對「眾」（大部隊）要像「寡」（小部隊）一樣輕鬆自如地操縱，需要旗和鼓。
儘管如此，日本軍的蝴蝶陣讓中國軍隊睜大了眼睛，說明他們集體行動的迅速敏捷，並非中國軍隊所擅長。
痛感這樣下去不行，明朝名將戚繼光創立了名為「鴛鴦陣」的陣法。其名之優雅可與日本的蝴蝶陣匹敵，但從他的著作《紀效新書》來看，鴛鴦陣只是練兵用的陣形。荻生徂徠不知為何，對此書十分推崇，甚至在日本翻刻此書。
戚繼光在追悼兵部尚書（國防部長）譚綸的祭文裡說，這種戰法連勝八十餘戰。就像結婚儀式的祝詞中誇獎「新郎是秀才，新娘是才女」一樣，在悼詞裡誇耀故人功勳，聽者應該打個折。
引以為豪的「鴛鴦陣」，也是在日本人的「蝴蝶陣」、「長蛇陣」的刺激下創出來的。這種整體統一作戰的巧與拙，也正反映了日本人和中國人性格的差別。這和《魏志．倭人傳》中，中國人瞭解日本的情況後感到「吃驚」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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