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名人推薦：羅福全 (前駐日代表、台灣東北亞學會理事長)
黃文雄 (日本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張瑞昌 (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張登及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胡慶山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組專任副教授)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一致推薦 (按姓氏筆劃遞減排序)


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日關係長期以來建立在經濟上互惠的關係，但是近十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日本可以說是首當其衝，使中日關係正處於非常微妙的關係。著者宮本雄二在2006到2010...

內文試閱一：序章

序章 思索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急遽改變的世界

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的風貌不但發生巨大變化，而且還會繼續急速改變。日本也在改變之中，而鄰邦中國的變化尤其大。在這個鉅變的時代裡，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自根源重新問起。當然，日中關係也決不例外。

世界的變化大到了超乎人們的想像。在二十世紀末期，蘇聯開始解體，東、
西冷戰告終，我們強烈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人們認為，自由和民主戰勝了共產主義，同時意識型態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惑於自己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個「現實」，因此新保守主義思想遂肆無忌憚地抬起頭來。它的主要觀點是美國第一主義，唯有美國才能夠使世界運轉，而且以美國的理念讓世界運轉乃是正義的。

可是，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彷彿對此做出了挑戰。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依然令人感到厭惡地存在，換句話說，意義型態的時代並未終結。

如果觀察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會發現世界的風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模樣。尤其是在遭遇了肇端於二○○八年美國金融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之後，這個世界看起來更加不同於以往了。

美國為國內的經濟重建以及國外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所困，而歐盟似乎也看不見未來，日本也沒有元氣。然而，以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為中心的先進國家以外的諸國，卻在快速持續的發展。

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使得這些國家認為，只要經濟政策不犯錯誤，巨大的成長就是可以預期的，而且還可以把自己推上承擔世界經濟的重責大任之地位。典型的例證是：世界經濟危機的解決不得不委諸於「G20」這個新架構。看來，今後國際性架構的建立和規則的制定，勢必都將受這些國家的意向左右吧。

在這當中，最為突出的不能漠視的存在乃是中國。如果以人民幣為基準來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國的GDP從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億元，激增到二○○七年的二十六兆五千八百十億元，增長達七十三倍之多。此外，自二○○四年到二○○九年為止，在短短五年內更是倍增，在此之後，中國便超越了日本而居於世界第二位。

當然，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應仍然是包括經濟在內的、世界的創造性領袖吧。我們客觀又冷靜地的想一想，美國擁有豐腴廣大的國土和依舊不斷增加的人口，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國這個國家的特質，是藉著移民的方式接受不同的事物並創造新的事物，從而具備了壓倒性的優越條件。不過與此同時，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在今後相當的一段時間裡，對世界產生的影響極有可能不斷快速增大。面對這樣的事實，該是我們做好心理準備的時候了。

中國的劇烈改變

在長久的歷史中，中國幾乎一直都是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現代的數百年，雖然落後於歐洲及其後繼者美國，但現在正快速地追上來。「睡獅」已醒轉，邁出腳步了。

如果說中國只是回復原本的狀態，那也就罷了，可是，身為經濟大國的中國，其復活的真正意義是：它的再次登場，是在原本已擁有的政治力量上，再加上急速增強的軍事力量的，這是一個新的世界性大國的登場。

中國的變化確實很快。到現場去體驗，遠比人們腦中所想像的似乎更快。當初依賴外國投資和出口的中國經濟，已發生了巨大改變，而且還會持續改變下去。

中國國內資本豐沛，國家財政也得以加強，還有能力維護大規模的經濟社會之基盤。藉著經濟基礎設施的快速擴充，以往處於分散狀態的無數個地方經濟得以結合起來，於是「中國統一市場」在中國歷史上首次登上舞台。這個巨大的國內市場出現後，中國的經濟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開始轉動起來。

經濟的發展，的確改變著中國的社會。活潑的經濟活動不斷賦予人們自由的生活空間。而這樣的自由空間，便是讓中國人感覺比以往更加自由的原因之一。

但管理這樣一個自由空間擴大、自由程度增加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社會的多元化，使得其自身變得複雜起來。為了有效管理，就必須做制度的變革，同時培養運作這個制度的人才。可是，不論是制度的構築，還是人才的養成，都需要很長的時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雖然拼命努力想追趕上這個時代趨勢，但仍不能保證一定取得成功。

此外，網路所代表的資訊化社會已經來臨。中國的網路人口，據說已有四億人，這還沒加上手機，中國的手機都擁有簡訊的功能。因此，中國人在取得與傳播豐富資訊的手段上，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所有這些都迫使中國社會改變其本質。然而，儘管已經掀起巨大變化，可是理應扮演維護社會安定角色的「傳統」，或者「傳統的價值觀」卻沒有適得其所，新的價值觀也還沒出現，沒有什麼足以取代舊有的東西。社會的安全網難以發生作用。這一點，可以說是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所付出的代價。

中國的價值觀動搖，比我們想像得還嚴重。在此背景之下，隨著知識與資訊的急速增加，各式各樣的想法不斷出現，使得代溝變得更大。

其次，貧富差距的問題和腐敗的問題也要考慮在內。中國的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其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此一狀況，在中國國內也招來強烈的關注。之所以造成貧富鴻溝，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官僚的貪污及腐敗。因此，人們的反抗與不滿也很強烈。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有必要改革制度，強化法治，完善社會的安全網。這一現狀真是所謂的任重道遠。看來，今後的中國政府為了改革將不得不投入龐大的精力和預算。

即便中國負有如此深刻又巨大的重擔，但另一方面它也的確在逐步前進。二○○一年一月，我結束了在中國的第二次公務，時隔五年多一點的時間，當我再回到北京時，我看到中國確實展現出「世界大國」的姿態：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人聚集於此，世界上更多的人似乎都在注意中國的動向。僅僅在四年多的時間裡，中國朝向「世界大國」之路幾乎就實現了。

不過，中國還不能決定自己該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生存，或表演。中國的國內還存在許多問題，同時也拖著歷史的枷鎖，它一邊對外部世界抱持強烈懷疑，一邊又要強調自己的主張，譬如，在二○一○年九月，中國漁船在尖閣（釣魚台）群島領海內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相撞及其後續發展一事，便凸顯出其自身的矛盾。

該如何與這樣的中國往來？

在這麼急速變化下所出現的「世界大國」中國，也給日本帶來極大的影響。因為它不單是自身軀體龐大而已，而且還是砰咚一聲坐在日本的旁邊。中國倘若發生什麼事情，近鄰諸國都會受到全面性的影響，而其衝擊的力道也非常之強勁。身為中國的鄰國，不論你喜歡它，還是討厭它，都必須要高明地和它往來互動，這是日本的宿命。對中國諂媚顯然是行不通的，而謹守日本的立場與原則，藉政治和外交的力量，妥善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則是極有可能的。

且先說結論──

與中國構築安定且可以預測的合作關係，是日本的國家利益；為此，謀求國民之間相互關係的必要改善，也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在最大限度上活用中國的經濟空間，使日本企業得以發展，強化產業，描繪日本經濟的成長策略，也是日本的國家利益。一邊增進與中國之間堅實的對話，謀求與相關諸國的聯繫，一邊完成亞洲乃至世界和平與繁榮之合作的構圖，亦是日本國家的利益。此外，冷靜地觀察中國對外膨脹的趨勢和中國軍方的動靜，並做出必要的準備，也是日本的國家利益。

本書不對這個結論一一做冗長的證明。因為只要稍微想一想，便知道得出此論並沒有那麼困難。

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只是為達成日本國民的安寧與繁榮而創造必要的外在條件。而在那樣的環境當中，如何追求各自的幸福，是內政的問題，也是個人的問題。

日本政府給予外交的任務，是達成和平與安全，這乃是確保國民擁有安寧繁榮的生活之所需，也是經濟得以繁榮的外在條件。為此，有必要建立起與中國之間安定且可預測的合作關係，這無疑是我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

人們常常說起到「誇耀的外交」或「矜持的外交」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上的問題。或者，與其說是技術論，不如說是精神論。經常仔細觀察日本的整體國家利益（並非單一，而是橫跨多個領域、重疊性的問題），受到為了尋求最大利益而傾全力面對之精神所引導的，這就是「矜持的外交」吧。固然這可以說是有關外交全盤的事情，但對於中國也應該進行同時使用「強硬」及「柔軟」手段的外交。也就是說，軟硬兼施的應對方式。貫徹主張和敵對，並不相同。在如何使其調和之上，存在著政治與外交的奧妙，以及訴諸力量之處。

事實上，目前出現了一個稀有的機會，能夠與中國建立起安定且可預測的合作關係。然而，人們深信日中之間存在著許多深刻的問題，或由於看不見未來，只能延續舊思維來觀察日中關係，所以很少有人能覺察到這絕佳的機會就在眼前。甚至，因為尖閣群島（釣魚台）的問題，很多人難以相信一種以建立安定的日中合作關係的機會是存在的。不只日本方這一看問題，中國方也一樣。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在二○○八年五月胡錦濤主席訪日時，與福田康夫共同簽署的日中聯合聲明中，所正式定下的「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一個稀有的機會。所謂戰略互惠關係，是指從長期的觀點，站在更開闊的視野，觀察事物（即戰略性），並以由此所引導出來的共通利益為基礎，建立起互惠關係。總之，我們應該以經濟的全球化及其相互依存關係的深化為背景，從世界性的視野思考日本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建立對世界的和平及繁榮有貢獻的日中關係。

這才是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我個人認為，至少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間，藉著維持並發展這樣的結構，就可以應對日中關係了。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是個巨大的挑戰。從日中雙方處理有關尖閣群島的問題視之，即可明白要抓住這個機會有多困難。但是，畢竟機會已經來了。

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以世界性的大變化為背景，在向世界的擴展中，日中兩國是有可能實現戰略互惠關係的。日中兩國彼此間深入的經濟聯繫也不容忽視。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國重新整理「對日歷史問題」一事，也變得有可能。

在這個世界性變化的大背景下，歷史上首次，日本和中國在同一時期成為世界大國。兩個國家有責任超越日中狹小的世界，以站在亞洲、太平洋乃至在全球的視野，一起挑戰世界性的議題。

此外，經濟的全球化毋寧說正在加速進行中。這一次的世界經濟危機，更加強了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對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日本經濟的對華依賴程度更為加深。

一九七二年以來，日中之間的爭執一直就是「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和「台灣問題」。最近又加上了「以東海為首的海洋問題」。這些問題中，日中兩國之間所獨有的問題，實際上只有「歷史問題」而已。由於存在著歷史問題，在處理其他問題的時候，難免把這一部份感情摻雜進去，所以變得不夠理性。所以，兩國之間所執著於歷史問題的必要性變得越來越小時，其關係就越容易往前發展。

譬如，有關尖閣群島的問題即屬於「領土問題」。中國與東協諸國、韓國、北韓，都存在著海洋上的「領土問題」，而且衝突不斷。然而，唯有和日本之間，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並演變成大問題，其原因不僅僅是世界和媒體的注目程度高，也是因為有著歷史問題在其中作梗，所以中國在國內處理此問題的轉圜之地就變小了。因此，歷史問題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是不可否認的事情。

如此一來，在日中關係的發展上，整理歷史問題就具有極大的意義。隨著這項工作的完成，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意即「日中戰略性互惠關係」的登場，也變得可能了。

「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架構與主要內容業已決定，進一步充實其內容，大膽加以推展的時機也來臨了。在此之際，不可或缺的是，要把那些阻礙日中關係的要素移開，或者建構一個妥善處理各種問題的計畫。倘若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巨大的結構，那麼兩國之間就可以實現「安定且可預測的合作關係」了。

新日中關係的課題

然而，即使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這並不意味，也不保證從今以後日中關係就平穩無事。日中的國民感情依然脆弱，足以動搖日中關係的問題依舊很多。說不定國民輿論並不同意兩國政府朝此方向前進，兩國之間經常發生的紛爭與對立，也許會重重地傷害這種巨大的關係。我們必須做出立即而且全方位的努力，以避免此類事情發生。

其次，對於自己的未來，中國尚未描繪出明確的自畫像。以前它想的是必須走出屈辱的現代史，並重獲偉大文明國家的榮光。如今，中國已經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了，今後它想建立什麼樣的世界，並為此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必須要好好地說明之。若非如此的話，日本對中國之未來方向的擔憂，將會逐漸擴大吧。

同時，在中長期方面，維持並發展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鑰匙，有一半是握在日本手裡的，這一點也必須先清楚認識。在中國的勃興之前，為保持日中關係適當的平衡，彼此能夠尊重，因此，日本自身也必須變得更卓越、更強盛。

上述說法並非是說日本應該往軍事大國之道突飛無盡的發展，而是說，就中國而言，日本是必要的、不能忽視的、具有意義的存在，而且有必要一直如此。因此，最當急之務是強化日本的「軟實力」，即培育出一個支持經濟發展的科學技術領先的舒適社會。

在科學技術領域必須經常領先中國一步，這是日本政府應更重視的一面，故意該加強對科學領域的先行投資。

此外，日本的社會，有必要改善、強化為一個更以人為本位的、更宜居的社會。從社會中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將成為吸引中國的「軟實力」。這不單是政府的課題，也是國民的課題。因為在自己居住的街區裡，大家只有彼此合作，共同出力，才會產生良好的結果。同時，也應該合理化產業結構，推展改革，徹底將日本經濟的成長潛力引導出來。因此，還有許多事情應該做。

如此說來，中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反而變成了日本自身的問題。我希望日本可以化中國的衝擊為力量，創造出再生的契機。

本書的旨趣

長時間從事日中關係的工作，我認為日中之間的許多問題來自於誤解和不夠了解。正是因為我對中國的了解逐漸增多，才見到了以往的誤解和彼此的無知。同樣，中國也逐漸明白自己所犯的錯誤。可見，因為兩國之間缺乏信賴感，才產生出無用的猜疑心，並助長了這種誤解與了不夠了解。

有關尖閣群島的問題，也因誤判對手的意圖與行動，使得雙方各執一端。這種相互仇視、對立是毫無意義的。日中雙方差不多都該面對穿著「家居服模樣」的對手了，也就是「等身大」的相互了解。

其次，日中之間有著漫長的歷史，發生過許多爭執與分歧，所以造成今日的狀況。因此，要正確地了解我們現在所抱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回顧歷史，從歷史的脈絡中加以體會。

更正確地了解對手，才能正確掌握問題。因此，試著思索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正是本書的旨趣。

本書無意敘述日中關係的苦難歷史。我期待的是，透過回顧國交正常化以來的日中關係，一邊說明中國是如何掌握日中關係的，一邊試著和大家一起思考：日本應該如何掌握、如何應對中國比較好？

世界變化的速度逐漸加快。我認為，即使到二十一世紀結束，日本國民仍衷心希望自己的國家是個可以享受和平，在世界上維持著牢固的地位，繼續受到尊敬的國家。所以構築日中關係是有助益於此的──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目的。

今後，不管在任何領域，日本和中國的關係都將會擴大並深化。正確的了解到日中關係會發生激烈的變化，這一點十分重要。不論我們在中國想做的外交政策是什麼，最後都關係到日本與日本人。雖然這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但現實就是如此，好壞參半。

等大家從各自的立場來思考和中國的關係及往來的方法時，本書很榮幸可以成為足資參考的材料。在我喜歡使用一個詞，即所謂的「等身大」。我希望日中關係也一定會早日回到「等身大」的狀態。



內文試閱二：後記

後記

當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在外務省待了四十年以上。其中一半，都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雖然我本來就對中國就有興趣，但初入外務省時，中國話並不是我的第一志願。我將俄語和中國話填寫為第三志願。同樣這麼做的人是小町恭二（前駐泰大使）。結果，俄語分配給他，中國話分配給我。除了我們這兩人以外，寫下中國話的人一個也沒有（也許俄語也一樣吧）。那時候也是個不知道何時能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的時期。

和中國之間，老是有問題存在。而且這個問題輕易就能刺激兩國的國民情感，同時也強烈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除了政府方針以外的對外發言，擔任公職者的發言都應該節制，尤其因為中國問題總是和國內政治有著密切關聯，所以迄今為止，公職者本身都自覺地控制與中國有關的對外發言。

在這期間，由於中國急速成長，所以對日本國家的未來而言，和這個鄰國的關係之重要性增加了特別多，同時，越來越清楚的是，它也是個直接影響日本國家利益的課題。然而，日中關係立刻失去了指南針。儘管在二○○八年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的新架構，結果還是相同。有關這一點，正是我想讓本書問世的最大動機。

到現在為止，三次隸屬外務省中國課，也三次供職於北京大使館，又曾在台灣研習中國話。做為長時期觀察中國並思考日中關係的人，我想將自己所思及的想法和認識與更多人士分享。同時，由衷盼望拜借各位讀者的智慧，共同朝向構築更加深思熟慮的日本對中政策而努力。至於要把什麼樣的日中關係留給後世呢？我認為這是我們這個世代嚴肅的責任。

本書，真的是集眾人之力的結果。打從心底感謝教導我「何謂知性思考」的高坂正堯先生。在我亞特蘭大總領事期間，他曾下榻公邸數日，豈料竟成為最後的告別。高坂先生在一九九六的評論中寫道「中國如何掌握自己，如何定位自己，正是二十一世紀的大問題」。我認為對於這一點進行有意識的考察是我的工作，而且我也很努力地做著。

非常感謝在外務省時期栽培我的諸多前輩和同僚們。對我這個傲慢又難以相處的人，卻仍然給予溫暖的教導與合作，為此致上深深的謝意。尤其處在北京和中國課期間的巨大壓力之中，和我共同面對許多深刻問題的同僚和友人，也想表達由衷的感謝。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夥人，我覺得非常幸福。

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的伊藤公一先生也很照顧我。沒有他的支援，本書也不會有今天的樣子吧。感激不盡。

如果使用英語的表現，那就是「最後但非最少」（last but not least），最後，對今年剛滿百歲在故鄉的母親，以及內人和兩個孩子，奉上我來自心底的感謝之意。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生涯全是依靠家族的支持而來的。

二○一○年十二月

內文試閱三：關於領土問題的重要摘文

三 「有關領土的問題」

新的合作與對立的時代

中國到和平友好條約締結為止，一直處於動盪的時代。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陷中國於混亂的漩渦中。在稍微回穩的七二年，實現了日中國交正常化。文化大革命直到七六年才結束。

七六年，一月，周恩來，七月，軍方的最高長老朱德，接著九月，毛澤東相繼死亡。十月，以操縱文革後半期的毛澤東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遭到逮捕，於是這個動盪的時代收斂在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之中。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對外開放，對國內進行改革，不僅對日本，甚至對整個世界而言，這也是一個應該受到歡迎的政策。換言之，到文革為止都一直與世界敵對的中國，開始轉變為協調的中國。結果，日中關係確實加深，而相互依賴的關係也增強。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說是對中國的經濟合作。雖然彼此的交流有所增加，但是交流越深，摩擦也越大。

國交正常化之前的日本與中國，雖然彼此介意，但畢竟是遠距離的存在，因此，即使用擴音器隔空相互怒罵也無妨，可是一旦有了正式邦交，就不能再這樣了。當直接接觸變得頻繁時，摩擦也隨之增加，這就必須透過交涉來解決。

在累積這樣的經驗與實踐當中，日中之間的「遊戲規則」也逐漸成形。由於「規則」尚有不完備之處，同時也有隨著時代變化而行不通的部分，所以規則的制定與重新審視的作業，就有恆常實施的必要。

此事和建立起能使日中關係穩定的重要手段有關。同時，另一方面，也必須遵守所製定出來的規則。尤其中方，在很多情況下，同一個人長期持續做著同樣的工作，由於他們熟知規則，所以倘若我們不知道，就很難做事了。另一方面，修訂規則也不容易。

這樣的日中關係在逐漸擴大時所產生出的問題是，「有關領土的問題」【4】和「歷史問題」。這兩個問題，無疑可以是說繼「台灣問題」之後的第二及第三個難關。

尖閣群島問題

日本政府對於尖閣群島（釣魚台）所採取的立場，不論在歷史上，或者國際法上，它都是日本固有的領土。這個主張，不但在國際法上擁有許多有利的資料，而且現在日本還實際有效地管轄它。一九七○年代，中國開始主張尖閣群島自己的領土，正確的時間是從七一年開始（台灣也約同時開始主張）。

對日本而言，「領土問題」變得不是存在於法律上的，而是在政府立場的問題。雖然那原本是個定位的問題，可是當對手國主張那是自己的領土，並且當作「領土問題」提出時，很明顯這就成了「外交問題」（此與我們向俄羅斯和韓國提出領土問題相似）。這個狀況起因於有關尖閣群島的領有問題，日中之間各有不同的主張。

根據前面出現過的《紀錄與考證》，當田中總理一提起這個問題時，周恩來總理回答說：「這次，不想談。現在談這個不太好。」還說：「挖出石油後，就會是個問題。如果沒有石油，台灣也好，美國也好，都不會視為問題的。」
後來，鄧小平提出先行擱置的聯合開發案。基本上，這個提議被當做中國的方針，一直延續到今天。但必須注意的是，與此不同的行動，開始慢慢地展開了。

按照國交正常化那時周恩來的發言，雖然有著尖閣群島問題不宜表面化的說法，可是在七八年四月十二日，約有一百艘的中國漁船，突然出現在尖閣群島的領海附近，其中一部份甚至侵入領海之內。儘管中國方面主張這是偶發性事件，但是若把中國對尖閣群島的立場留在記錄中，當交涉和平友好條約之時，不能排除它可能會被當做壓力來使用。

按國際法，即使沒有做出其他具體的實質行動，也可以對土地主張所有權。其實，如果將自己的主張明確地以外交方式提出，並能保留在世界的紀錄中，也是不錯的，然而中國似乎認為這樣還不夠。縱使不像七八年之時的那種明目張膽，可是後來中方好像又採取了數次類似的行動。

我認為先在這裡提出來比較好，其原因是，中國在做決定方面是很複雜的。雖然那種複雜程度也隨著時代在改變，但倘若就每個事例來說，和通常中國共產黨給人的印象──上面的一旦決定，直到基層為止都照說照做──又有不同。

即使在鄧小平時代，他所說的也並非全都能獲得通過。在領導階層之中，意見統一是很困難的，按照狀況，有時候立場後退也是不得已的。黨的領導階層內有各式各樣的意見，這不是中國特殊之處，在任何國家也都能見到相同的事情。

因此，在中國的基層部門和現場的行動，能夠反映出多少中央的意向呢？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是否將中央的意思明確表達出來，因此，每一件都需要受到檢證。其次，對於現場的授權程度有時候也會左右現場的對應。

有關尖閣群島的獨自主張真正登場，始於七九年中國抗議日方為建設直昇機機場而派遣調查團到尖閣一事。八一年，中國抗議日方對尖閣群島漁業資源的調查。經過一段時間後，九○年，中國則抗議日本政治團體設置標識燈，並要求日本慎重的應對。

就像這樣，一時處於被動態勢的中國也起了變化。九二年，中國公布了明確記載著尖閣群島屬於中國領土的領海法，這一次，日本對此事表達嚴重抗議。九五年，中國軍機異常性接近尖閣群島上空，這也造成了航空自衛隊的緊急起飛。此後，中方加速在尖閣群島近海的海底做資源調查。

九六年，這一回日本的政治團體在尖閣建立燈塔，中國抗議。在此之後，舉凡政治團體的行動，中方都一一抗議。甚至有關尖閣的問題，演變成將台灣和香港也捲入其中，而中國也受到了他們行動的影響。九六年九月，載著香港和台灣記者團的漁船，第一次進入尖閣的領海。就在這個月，香港的活動人士因嘗試登陸而跳入海中，引發一人淹死的事件。相應於這些人的行動，在日本的對抗行動也活潑起來。這件事，在中國、台灣、香港又引起了反應，因而開始了外交上的惡性循環。結果，有關尖閣的事件，在名義和實質上，都成了日中之間的「重大」懸案。

更嚴重的事態繼續著。九七年四月，屬於中國公家的船隻海洋調查船，終於首次侵入尖閣群島周圍的日本領海。中國這種入侵領海的行動，九八年、九九年，相繼發生。為了公平起見而補充一句，對於中方的行動，日本政府每次都明確表達抗議，並採取行動，而且在行動中日本的立場是受到國際法擔保的。

二○○八年八月，日本兩國政府一致同意建立「海洋調查活動相互通報架構」。拜此之賜，雖然保住暫時的平穩，但○八年十二月，中國的海洋調查團仍侵入尖閣的日本領海，停留了九小時，還顯示出異於平常調查的行動。中國方面的具體行動，也有可能更為升級，所以必須加以注意。

將日中之間的具體問題放在大的脈絡中解讀，是正確了解案件之後的必要作業。即使現在回顧起來，九六年前後，正是日中之間的懸案多案齊發的時期。

九五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制定〈新防衛計畫大綱〉，進行了暌違十九年、大幅度的重新審視。中國方面對於日本走向軍事大國表示強烈的擔心。九六年四月，日美兩國發出《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加強安全保障上的合作關係。在中國，則出現日本大國主義助長軍國主義的論調。

在台灣，李登輝路線，開始脫離傳統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路線。九六年三月，在台灣的總統選舉前，中國對台施加壓力，在台灣近海從事飛彈發射訓練。主要是，對於走向台灣獨立的行動，中國真正感到憂慮。

對此，美國在議會通過支援台灣的決議，並派遣第七艦隊與之對抗。

九六年七月，橋本龍太郎總理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招來中國方面的強力反彈。九月，在北京發生學生反日示威活動。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有關尖閣群島的問題中方的主張及應對也過度激烈了。這或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因各種的案件累積而影響中方的意識，影響中國社會的氛圍。

對於中方這樣的反彈，日方則推出重視對中關係之總理談話、恢復中國因核武實驗而停止的免費資金協助、支持中國加盟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試圖打破僵局。

對中方來說，對日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經濟關係，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且中國需要日本的經濟協助。更何況當台灣海峽狀況緊張時，若再進一步把日本往美國那一方推，此非上策，因此，中國標榜他們努力於對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就某個意義來說，在這樣的過程中，日中關係因若干事件而導致事態惡化，然後一再重複相同的模式，透過外交努力，力圖恢復。

中國的新動向

二○一○年九月，發生在尖閣的日本領海中從事不法作業的中國漁船，意圖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衝突的事件。雖然日方基於國內法，採取嚴格的對應方針，而主張尖閣所有權的中國卻嚴厲地抗拒說，日方應對不當。

對中國而言，領土問題是個敏感的問題。然而對於日方採取「由於不存在領土問題，話也不必談了」的立場，中國也感到著急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在態度上有所變化，使得這個問題更為尖銳。

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將海洋權益的確保訂定為國策。也就是將海洋事業的發展，當做國家戰略。不過，真正開始著手，則是從進入九○年代開始。九二年制定《領海及接續水域法》，將尖閣群島列入中國領土。九六年，和聯合國批准海洋法條約同時，制定《中國海洋二十一世紀議程》。進入二十一世紀，也策劃制定《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國家海洋事業發展規劃綱要》。

同時，中國也整頓了法律制度。通過管理海洋的法律，例如，《環境保護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漁業法》、《礦物資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而且也決定了《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條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鋪設海底電纜管道管理規定》、《礦產資源勘查區塊登記管理辦法》。

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把海洋做最大限度，而且是以能夠持續使用的方式加以利用，同時這也證實了中國具有強烈意識，想把海域當成自己的東西。此外也顯示了，由於中國的長期又令人驚訝的經濟成長，伴隨了龐大資源和能源的消費，所以資源與能源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新瓶頸。基於這個原因，中國對海洋的執著越來越強。

對中國而言，海洋變成一個追求的對象，因為它能夠滿足領土保全和經濟持續成長的條件。我們強烈感受到，尖閣群島周圍的海域，變成了尋找資源的中國對外膨脹和對領土之執著的接點。換言之，今後中國對尖閣群島的壓力，會越來越強，對此事我們必須有所覺悟。由於中國的經濟力增大、軍事力增強，這個壓力應該不會半途而廢吧。

尖閣群島是日本的領土。領土必須固守。身為國家自然應該有此想法，也應該順著這個想法提出對策。不過，由於中國也主張尖閣群島是自己的領土，這等於對日本實際有效的管轄做出實質的挑戰。倘若雙方為貫徹本國的主張而到達付諸實際行動時，就唯有訴諸武力解決了。

果真如此，那就太過於沒有技巧了。如何應付這個問題呢？日本的國家意圖、政治力、外交力，都該拿來嘗試看看。同時，中國也不能僅以本國國內的觀點而應該從較大的目標──如何對廣大的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來觀察這個問題。當然，日本外交也應該秉持相同的觀點。無論如何，日中雙方應根據和平友好條約，相互約定，舉凡日中之間的紛爭都憑藉和平手段，彼此商量解決。

即使日中的主張相衝突，各執己見，互不相讓，但不會因個別的事件而損及兩國關係的基礎。為防範不測，必須儘早強化對話管道與讓事態沈靜化的途徑。日中兩國政府與其領導者，千萬不可忘卻一個嚴肅的事實，那就是將東海做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這個高超的約定。

內文試閱一：序章

序章 思索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急遽改變的世界

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的風貌不但發生巨大變化，而且還會繼續急速改變。日本也在改變之中，而鄰邦中國的變化尤其大。在這個鉅變的時代裡，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自根源重新問起。當然，日中關係也決不例外。

世界的變化大到了超乎人們的想像。在二十世紀末期，蘇聯開始解體，東、
西冷戰告終，我們強烈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人們認為，自由和民主戰勝了共產主義，同時意識型態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惑於自己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個...

目次
序章 ∣思索：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急遽改變的世界／中國劇烈的改變／該如何與這樣的中國往來／
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新日中關係的課題／本書的旨趣

第一章∣從中國，如何看得見中國？
一 中國令人誤判的巨大
中國的「國情」／規模的巨大與多樣性
二嘗試改進統治能力的中共
被強化的政府管理／中共一黨統治之國／持續的自我改革／
改善統治能力／中國的煩惱仍無窮盡
三被經濟發展所改變的社會
中國社會的變化／中國是威脅嗎？

第二章∣日中之間的三個問題
一 日中關係的想像圖
中國自畫像／日本自畫像
二邦交正常化與「台灣問題」
對日本而言，中國在任何時代都是重要的國家／因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走向新時代／
最初的難關是台灣問題／不充分的相互理解／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交涉
三 「有關領土的問題」
新的合作與對立的時代／有關尖閣群島（釣魚台）的問題／中國的新動向
四日中如何看待對經濟合作
經濟合作與歷史問題／何謂對中ODA／
執著與感謝的日本、執著於道歉的中國
五 日中的「歷史問題」
如何理解歷史問題／對日本而言的歷史問題／
對中國而言的歷史問題／日中聯合聲明與歷史問題／教科書問題／
如何理解日中戰爭才好？

第三章∣建立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一 新時代的到來
我們手中的好機會／打鼴鼠外交──迄今的模式／
新關係的摸索／江澤民主席的訪日／小泉內閣與靖國參拜的問題
二 胡錦濤體制的摸索
胡錦濤體制登場／二○○五年的反日示威／朝改善關係的努力
三 往戰略互惠關係之道
二○○六年的日中關係／中國的對日政策也進入死胡同

第四章∣何謂戰略互惠關係
一 新日中關係的實現
破冰之旅／為何是戰略互惠關係？／何以支持戰略互惠關係
二 整理歷史問題
歷史問題的困難／日本軍國主義的處置／歷史問題的克服／
對日本戰後的評價
三 在世界之中體會日中關係
朝向世界的日中關係／從被動到主動的日中關係
四 確立相互信賴
互相了解的困難／更加困難的是日中之彼此了解／如何將對手定位／
國民層級的相互信賴

第五章∣今後的日中關係該追求什麼
一 置歷史問題於一旁
如何定位歷史問題／相對地縮小／中國的變化／
新日本人印象和對日了解
二 以中國的衝擊當做「第三次黑船」──新「相互位相」的構築
在日中關係的背景中所起的變化／對中國而言的日本、對日本而言的中國／
日本的再生是關鍵
三 增強的軍事力量往何處去──對安全保障問題的應對
安全保障是國家的骨幹／人民解放軍的角色／
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改觀的人民解放軍／如何理解核子戰力的增強／
增強後的軍事力之對象／最壞的方案與透明性
四 繼續鍛鍊軟實力──經濟關係的定位
經濟關係的重要性／擴及中國全土的經濟發展／以企業聯合來挑戰／
經濟合作與政府的角色／世界經濟中的日中經濟
五 經濟與安全保障的雙軌途徑
經濟與安全保障的矛盾／「對中‧雙軌途徑」是目標所在／
兩國政府應遵守的規則
六 深化國民層級的相互了解
改變風貌的社會／國民層級的相互了解可能嗎？／
朝向國民層級的相互了解之道／強化地方的交流／強化青少年的交流／
強化觀光交流／大眾傳播的角色／知性研究的深化

終章∣能發現光明的未來嗎？
不要錯過稀有的機會／一起發揚王道文化／勤奮努力於日本的國家建設

後記
卷末資料
日中關係年表

目次
序章 ∣思索：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
急遽改變的世界／中國劇烈的改變／該如何與這樣的中國往來／
新時代的新日中關係／新日中關係的課題／本書的旨趣

第一章∣從中國，如何看得見中國？
一 中國令人誤判的巨大
中國的「國情」／規模的巨大與多樣性
二嘗試改進統治能力的中共
被強化的政府管理／中共一黨統治之國／持續的自我改革／
改善統治能力／中國的煩惱仍無窮盡
三被經濟發展所改變的社會
中國社會的變化／中國是威脅嗎？

第二章∣日中之間的三個問題
一 日中關係的想像圖
中國自畫像／日本自畫像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