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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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模糊的他者

進入人類學研究所不到一個月，我便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張完整的世界地圖，因為老師指定的讀物當中，總是充斥著美拉尼西亞、初步蘭島、努爾島等無法辨識的地名，我記不清楚它們，更不知道它們在地球的哪一方。不久一張簡單地圖便掛在我的床頭，每當我閱讀一個人類學家的研究時，就會在那張大地圖上多添個標記。

在我就讀人類學之前，我的世界觀一如這張地圖──不論邊界劃分如何有爭議，不管領土主權爭奪如何炙烈，世界都由各個主權國家（state）或稱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無縫隙地拼圖而成。不過，對人類學者而言，晚近生成的「國家」概念並不是構成世界的基本單位，「對公民來說，公民權是個新觀念，但認同卻不是新的：我們雖不是一直都有政府，要不就是分裂成許多國家；但自有稻田和婆羅浮屠（Barabudur），伊斯蘭與阿拉伯入侵以來，即使不是永久，我們還是我們。」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書寫印尼的田野筆記時，這麼提到。

因為一個研究機會，印尼這個剛獨立不久的國家，成為紀爾茲進入人類學研究的田野地，他在一九五○年代，踏入了風雨欲來的中爪哇，見證到一個國家日漸成形。而我，也因為讀完他的研究《深層的遊戲：關於峇里島鬥雞的記述》，決定追尋紀爾茲的研究之路。聽到我的計畫後，研究所老師同學也熱切響應，於是，在二○○四年寒假，我們組了個小小的「鬥雞團」，前進爪哇島——盡管鬥雞的研究是發生在印尼峇里島。

紀爾茲在峇里島的田野經驗彷彿經典，每每說來總是讓人興奮：一九五八年四月，身患痢疾、缺少自信的紀爾茲夫婦到了峇里的一個五百人小村莊，那是個偏遠、自成一個小世界的地方，面對這兩個西方「闖入者」，村民們以一貫面對不速之客的態度相應：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是幽靈一般不存在於此。

當時印尼才剛獨立不久，共和國政府明令禁止「鬥雞」，因為鬥雞太「不進步」太「原始」，和一個具有雄心壯志的民族太不相稱，菁英們擔心貧窮又不知節制的農民會把錢賭光，也擔心外國人的眼光，更認為這是浪費了原該投入國家建設的時間。於是，村民們只好在隱密角落裡，秘密舉行鬥雞活動。紀爾茲意外參與了其中一場為興建學校籌募資金的鬥雞比賽，還遇上了警察突襲，參與者二話不說，拔腿就跑。

遲疑了片刻，紀爾茲夫婦決定跟著逃跑，還跟著其中一個逃難者閃進了一座院子——原來那是他家。這位逃難者的妻子顯然「訓練有素」，立即搬出桌子鋪上桌布，擺好三張椅子和三杯茶，讓這三位氣喘吁吁的人能坐下來，他們幾乎沒有說話交流，鎮定等著警察上門。當警察為了追查組織者來到這個院子，便因看到「白人」而楞住，但仍盤問了起來。這個院子的主人隨即熱切報告了這兩位客人來這裡的故事和目的，準確而詳細，反而讓紀爾茲吃驚：原來他們並非「視而不見」。隔天，紀爾茲彷彿置身在鏡子後頭一個平行相異的村莊，村民們對他們熱切了起來，追問他們當時的細節，模仿他們甚至取笑他們，他們這兩位外來者就在這麼一夕之間，變成了這個村莊的「自己人」，不需證件資料說明自己，便已「置身其中」。

人類學是一門西方產製的學問，服膺著殖民者而生，目的是為了探究那些西方強權已然插滿旗子或即將插上旗子的「異族文化」。研究者和「他者」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界線，因此紀爾茲說我們只能夠去「深描」它——因為人類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他強調了「土著觀點」，也就是要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對政治、文化乃至於國家世界的看法，這恰恰是別於過於濫用西方術語或觀點來解釋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透過紀爾茲的描摩，印尼諸島有著別於政治敘述外的文化歷史風貌：印尼是由三千座島嶼、數百種語言構成，每個島嶼都有自己的族群和故事，如爪哇北方是海洋貿易眾邦、葡萄牙佔領了馬來半島的麻六甲後，步步逼近「滿是國王和香料」的摩鹿加群島、蘇門達臘亞齊有個好戰的穆斯林王國、峇里則有頑強的印度教王國……。某個荷蘭歷史學家曾說，海上貿易在印尼是「歷史的常數」，亦即貿易強化了這個國家的區域特性，「讓印尼成為今日印尼的，就是以貿易串起諸島的荷蘭。為了生意上的方便，荷屬東印度公司不得不整合一個又一個東印度民族，最後以霸權消弭印尼群島原有的多元競爭性，讓爪哇獨佔鰲頭。」

紀爾茲說，將絕對地圖所畫出的空間裡的文化、地理、政治與自我，視為國家的相關問題這種傾向，導致了將過去視為序曲、未來是結局的想法，「這種想法多稱為國族主義，」對他來說，國族主義並沒有錯，但卻是遭到濫用的範疇，把無法歸類的歸在同類，模糊了內在的感受。而在各族群島嶼中「獨佔鰲頭」的爪哇，也就成為孵育國族主義的溫床，帶領印尼獨立的蘇卡諾，正是出生於爪哇。蘇卡諾是教師之子，二○年代投入反殖民運動，在日本支持下，完成他的「大印度尼西亞」之夢。

在印尼諸多群島當中，爪哇島算是「老大哥」，地質年齡最長，文化歷史最久，於是掌握了整個國家的政經方向，首都雅加達便在這座島的西側。儘管如此，整座島上冒煙的活火山，都以噗嚕噗嚕的聲響提醒著我們：「這還是一個年輕又精力十足的島。」正如印尼自身也是個年輕的國家一般。

我們在蘇卡諾之女梅嘉瓦蒂在任總統的最後一年（二○○四），來到這個印象中貧窮、暴亂貪汙頻傳的國家的首都雅加達，只差一個月，就是總統大選，我們雖無法立即感受政治情勢轉變的氣氛，但二十多組候選人一字排開的陣容，讓號稱來自民主國家的我們「印象深刻」。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

如同每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樣貌，雅加達有高聳的大樓觀景塔，也有著讓高級轎車能堂而皇之地擺飾在大廳的高級百貨公司，強烈的冷氣宣告這棟大樓正處在赤道帶的「北極」，以致於我們只能捧著熱咖啡抖縮著在星巴克取暖──這是個產咖啡的國家，我們手裡的咖啡卻來自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陸，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百貨公司旁的高架橋在日落時分排滿了車，車燈炫出澄黃，此區的豪宅別墅都透著光，聽說那裡大多住著有錢的華人。

這是個魔幻時刻，差點讓我們遺忘早先頂著赤陽，經過城市貧民窟心頭那一凜，也將碼頭的冷清蕭條拋在腦後。雅加達城郊的碼頭，曾經是殖民者運送香料咖啡和資源的出入口，一度熱鬧而喧嘩，但如今鏽黃的貨輪無所事事地靠著岸，如同不遠處鐵道上躺著一排的那些工人一般，等候著活兒。「他們如果等到工作，一天可以拿到八十元台幣的收入。」途徑此地時，我們的司機Buddy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鐵道旁睡了又睡，可能也無法賺到那八十塊。之後，我們在火車經過的鐵道上，看著那些擠身在車廂旁或發呆或吸菸或抱著孩子的臉孔，我不免想起故鄉火車站前那些聚集著的「外勞」，但卻記不起他們的表情，只是，此刻，我方能體會不惜離家遠走，到異鄉掙得一份工，是不得不然。

次日，我們搭上火車到萬隆，火車從雅加達開進萬隆，不過只是兩三個小時車程，便轉成另一種氣氛。週日的萬隆空蕩沈靜，清真寺傳出低穩虔誠的呼報聲，撫平了城市慣有的噪動。我們揹著行李在這鴿白般輕巧之地走著，如果無人提醒，絲毫不覺這裡曾經寫過一頁重要歷史，而這一筆，則影響了我的國家至今。

一九五五年，包含中國在內的亞非國家在印尼的萬隆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位在亞洲大陸、澳洲和西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印尼，是歐美、蘇聯、中國、伊斯蘭等各勢力的角力點，因此，蘇卡諾領導的印尼在這幾種勢力之間的歷史焦點上，取得了區域領導權，在會議上，他以「讓新的亞洲和非洲誕生吧」為題演講，宣稱「第三世界」從此建立。彼時，冷戰正炙，美國協防台灣，防堵共產勢力擴張。詭譎的情勢提醒曾經的殖民地，應否定「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他們達成經濟互助的共識，也同意不干預他國政治，第三世界的友誼和認同從此建立。

人們或許仍悲憫著這些前殖民地，或者嘲弄這些新興國家什麼都沒有；他們將歐美強權看成大象，將這些亞非國家視為螞蟻，然而近代戰爭史上，時常有著螞蟻扳倒大象的結局。

這是一個「國家」大量蹦生的時代，在這之前，聯合國有五十八個會員國，絕大多數都是西方國家，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代，聯合國會員國增為一百五十八個，絕大多數不是西方國家。族群各自重組構成「國家」這個單位，躍上國際舞台，尋找自己的位置。參加萬隆會議的這二十九個國家，佔據了當時世界人口的一半──中國總理周恩來出席了萬隆會議，亦即表示中國與這世界人口的一半發生關係，也和聯合國內迅速增加的會員國建立友誼。不久，這些會員表決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而後，蔣介石政府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因此成為今日國際位置上的台灣。

我們特意來到了昔日舉辦亞非會議的會場前，望著掛著二十九面國旗的旗海壯闊。改寫台灣歷史的這個會場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的商業旅館。我端詳著旗杆，試著搜索一下熟悉的國旗，一如預期，懸掛的旗幟中不會有青天白日。我們連照相都懶，繼續往前邁進。歷史的偉大與我們無關，只有旅途上的體驗才真實。

******

「你要小心他們。」婦人將頭從掛滿洗髮粉和料理包的小攤口探出來，朝背包客棧門口的幾個男人比一比，悄聲對我說。我們剛走出萬隆車站，將行李放進背包客棧，便急著出來買香菸。我沒有聽到華語的心裡準備，突然被這句不標準的華語驚嚇到，愣了幾秒，回問她原因，「因為，印尼人很壞。」這個婦人將菸和這個答案遞給我後，取走放在檯上的錢，頭便收回去了。

這個賣香菸的婦人是我在印尼遇到的第一個華人，不知幸或不幸，她也成為第一個傳遞恐懼給我的當地人。她的善意提醒對我來說卻成了困惑：「她難道不也是印尼人嗎？」或許她在對我說華語的那一刻，便把我當成「我們」，而她口裡的印尼人，就是我們之間共同的「他者」。

此時梅嘉瓦蒂當政末期，離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排華暴動還不到十年之遠，街頭時而流洩出華語流行歌曲和文化，華語學習熱也當頭，反華氣氛已經明顯下降，只是，陰影和驚駭仍瀰漫在華人社群之間，我在印尼旅行期間，不論我到哪個城市，總有華人店家警告我：「別和印尼人打交道。他們很壞。」

印尼首次排華，起於一九六五年，當時蘇卡諾的親信策動政變，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組織軍隊平息動亂，但也順勢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隨後又展開「反共大清洗」。蘇哈托政權指控華人社群中隱藏著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排華運動於是開始。

但距離我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動」，當時有諸多華裔婦女被凌辱，華人商店被砸毀焚燒，生命財產被威脅。最後，蘇哈托因此事步下政壇，結束他三十一年的統治。排華，發生在他接掌權力開始，卻也是讓他走下權力的終途。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九八），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同等待遇，甚至被迫改名換性，不可組織團體和媒體，不能加入軍隊和公務員之列。連唯一的華文報紙都是印尼軍方控制，華人只能當翻譯，華裔學者雲昌耀便曾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提到：「由於華人擁有薄弱的政治基礎且處於易受傷害的地位，允許他們主宰經濟並不會對軍事統治構成政治上的威脅。」然而，正是因為一小群華人財閥與當權者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金融風暴發生後，蘇哈托政府將責任推給這群華人，所有華人因此共同承受貧富不均的惡果。

印尼人口超過兩億四千萬，族群數量也多於三百個，其中以佔約四成多的爪哇為最大族群，華人只佔百分之二到三。因為族群數量龐大，這個國家獨立建國之初，便以多元文化原則來統一二十七個省的大小島群，不論先來後到，都被視為是具有本土性的「土著」（ 印尼語：asli），也被認可為原住民 （印尼語pribumi，亦即「土地之子」），但那些即便十七世紀便已移入的華人，卻始終被視為「外來者」（asing）。

華人和原住民之間那條不可抹滅的邊界線，早從荷蘭殖民時期刻下，當時的殖民者在印尼群島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將所有族群分為：屬於上層的歐洲人，位在中層的外來東方人，以及底層的土著。當時華人獨佔經營不道德性商業活動的特權，因而造成長久以來印尼其他族群對華人控制經濟的刻板印象。然而，一九○○年起，荷蘭人實行「土著改良政策」，為了扭轉族群結構，向華人抽稅，還限制其居住通行，華人地位因此改變，他們於是認清唯有鞏固自我才能得到「他者」尊重。

不論政治如何變動，印尼華人在歷史洪流中，始終被強綁在一個邊緣位置。「華人是來自印尼邊界外的土地」一直是印尼社會中無法扭轉的印象偏見，在蘇哈托時期便流行著「華人沒有民族觀念」的說法，整個社會都認定華人對祖先土地的忠誠高於國家，於是，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華人的族群性也就被本質化為共產主義。一直到今天，印尼族群和華人之間的邊界線，仍明顯可見，但這條線對我這個同為華人身分的外來者而言，卻也是困惑：我似乎應該同情印尼華人長期的處境，但聽到他們嘲弄批評「印尼人很懶、很落後」，總讓我也恨不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

*****

印尼人很壞——賣香煙的婦人對「印尼人」的看法，。似乎驗證了舉世皆有的族群仇恨和偏見，這樣的偏見不斷複製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他者」有時和國家無關，也並非同個族群就沒有異己。

排華暴動發生後，印尼華人紛紛外逃避難。他們的祖輩曾為躲避戰禍逃難至此，他們的後代又因為政治往外逃。因為印尼和馬來文化、語言相近，所以許多逃難學生到了馬來西亞。有個馬華朋友便回憶，中學時代曾和這些逃難的印尼華人學生一起上課，午餐時間總看見他們睜著驚恐的眼睛，不知所措地坐在學校食堂裡，「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們從印尼來的。其實我對學校湧進這麼多外國人，也是很害怕。」即便在「族群」上，他們都是「華人」，但終究是「他人」。

在台灣，我的同胞也和「印尼人」保持遠遠的距離，稱呼他們是「外勞」或「外籍新娘」，即使他們身上也有華人血液，終究還是「外人」。但那些印尼華人又怎麼看待台灣呢？《外籍新娘在美濃》這部紀錄片中提到，印尼政局不穩定致使華人生存受到影響，年輕華人女孩紛紛嫁來台灣，他們的母親說過去從不覺得需要國家保障，如今認為女兒嫁到中國跟台灣沒什麼不好，「回自己的國家嘛！」在她們的眼中，台灣和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

國族邊界的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游移擺動，彷彿擔憂著那些因疏忽而無法被過濾掉的警戒。但為什麼需要這些警戒？

父親朋友的家中，僱傭一名印尼移工，名叫瑪利亞。他們一家人視瑪利亞如家人一般，假日讓她多休息一會兒，偶而也會帶她一起參加飯局餐會，我就是在飯局上認識瑪利亞的。「你假日會和朋友們出門逛街嗎？」我好奇她工作之外的台灣生活，但瑪利亞只是搖搖頭說她在台灣沒有印尼朋友，多半獨自在家看電視，她喜歡台灣連續劇，因而說得一口比我還流利的台語。父親的友人打斷了我們的話：「她很乖，她都不和其他外勞鬼混。這樣好，才不會和那些印尼人學壞。」我又看到「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警示燈閃閃發亮。

警示燈無所不在，我們從雅加達計劃搭火車前往萬隆時，它也曾出現。一位曾在日惹（Yogyakarta）擔任華語教師的朋友勸我別搭火車，「因為當地華人也阻止我搭火車。」印尼華人幾乎不搭火車、巴士，他們只搭飛機。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些便宜的陸路交通工具滿是危險，又因為沒搭過，恐懼更被無限放大。事實上，從雅加達到萬隆的「恐怖火車」，擁有空中巴士一般高級享受，火車上提供枕頭、毛毯、飲水熱茶和空調，長程列車還有電視螢幕和食物。如果奢侈一點，還可以點「鐵路便當」，不到台幣四十元就有一盤熱騰騰的印尼炒飯在你桌上。儘管票價和台灣鐵路差不多，在印尼卻只有中產階級才負擔得起，但已是我所有旅行經驗中最物超所值的交通服務了。

「還好，我沒聽那些華人的話。」看著盤中的新鮮荷包蛋，我忍不住慶幸，這種「無視警告」以及衝破我們和他們的邊界線而得到的驚喜，讓我在爪哇的旅程一路唱反調到底。

印尼──模糊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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