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於夢想與挫敗、絕望與勇氣的革命通訊。每一期介紹一個主題城市、國際創意人,與台灣具有美學思維的人共同討論文化、知識以及趨勢的紮實讀本。
“Prague and In our time” 布拉格與我們的時光
我們站在黃昏春天的霧裡,點起了煙
在俄共爪牙環伺的廣場中,彼此相依
就算未來迷茫不定,
我們還是發夢低談著文學、音樂與電影
1978年,我們在布拉格聖尼古拉教堂
歲月匆匆,昔日詩人成了總統,
舊時代劇團成員當上國家領導人
過去如敝屣的文學、音樂與電影已成國家無上的驕傲
我們站在黃昏春天的霧裡,點起了煙
在觀光客環伺的廣場中,彼此相依
未來依然迷茫不定,我們啜飲醉酒,
翻讀卡夫卡,笑談米蘭昆德拉
2013 年,我們站在脆弱的波希米亞的天堂鐘塔
俯瞰著這個世代以及我們的時光
中英對照。
台灣、中國、香港、瑞典發行。
我對布拉格的認識,除了國高中歷史、地理課本,便是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時報中譯本初版、代表著某種「文青認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把這本小說寫得輕盈而又沈重(我從此理解「舉重若輕」是什麼意思),涉入而又抽離,結構看似鬆散卻又層層相疊,有時像散文、有時則像隨筆,他是那麼地天馬行空而渾然天成,獨一無二到即便交由編劇大師尚克勞德卡黎耶執筆,由名導菲立普考夫曼協同丹尼爾戴路易斯、茱麗葉畢諾許合力將文字轉譯成為銀幕上的《布拉格的春天》(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8),頂多只是依據文本時序重新結構的複製畫,美則美矣,卻差了點信手拈來的靈光,無法盡顯其奧妙層次。
縱然我從未親自造訪捷克,也知道《布拉格的春天》裡的布拉格街景和捷克風情與真實相較,多了一層浪漫的異國想像。好比我們所看過,由英美創作者取材自亞洲、東歐、第三世界原作的影像改編版本,那種過於乾淨、精緻的「失真」那般。我不免想起了許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布拉格,事實上,它們往往不是布拉格自己。自從九十年代末起,布拉格成為許多外國電影公司的熱門外景地,一方面在於布拉格在二戰期間未遭受嚴重破壞,而得以被用來表現其他戰前歐洲城市(例如強尼戴普主演的《開膛手》(From Hell, 2001) 以其瓜代十九世紀倫敦),另一方面則是其特色建築、低成本人工、避稅措施及既有的電影基礎設施,綜合考量之下對國際電影製片公司產生了相當的吸引力(例如《凡赫辛》 (Van Helsing, 2004) 及《刀鋒戰士2》(Blade II, 2002) 兩部吸血鬼電影不約而同棄吸血鬼的故鄉羅馬尼亞而就布拉格)。於是,布拉格在全球化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中,常常只是一個有著華麗外貌卻少了靈魂的百塔之城,訴說著別人而非自己的故事。
作為布拉格最知名的地標之一,查爾斯橋在《楊朵》(Yentl, 1983) 代表波蘭,到了《阿瑪迪斯》(Amadeus, 1984) 則象徵奧地利。我還記得1996年的《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 讓強沃特從橋上一墜而下,隨後湯姆克魯斯疾奔而至,卻為時已晚;至於《入侵腦細胞》(The Cell, 2000) 印度導演塔森辛2006年的傑作《The Fall》則安排身份成謎的藍色盜賊縱身一躍,對比橋上巴洛克式雕像與聖者浮雕,頗有人生一瞬不落言詮的傳奇意味。
不過,我始終以為真正的布拉格,應是屬於赫拉巴爾、吉利曼佐、哈維爾等人的布拉格。《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 2006) 以極其底層卑微的草根視野笑看矮小服務生的遠大夢想,《總理的最後告別》(Leaving, 2011) 則是捷克走向民主共和時代的首任總統哈維爾唯一劇情長片,台上台下的交錯辯證相當精彩,兩片不約而同以回顧人生的角度切入,魔幻中帶著詩意,瘋狂而又偉大。正是那樣一個在憂鬱歷史和歡愉官能中綻放出喜怒哀樂的千變布拉格,才得以憑藉著捷克人最招牌的幽默、狂放,豪邁訴說著一輪接一輪的傳奇人生,訴說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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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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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ue and In our time” 布拉格與我們的時光
我們站在黃昏春天的霧裡,點起了煙
在俄共爪牙環伺的廣場中,彼此相依
就算未來迷茫不定,
我們還是發夢低談著文學、音樂與電影
1978年,我們在布拉格聖尼古拉教堂
歲月匆匆,昔日詩人成了總統,
舊時代劇團成員當上國家領導人
過去如敝屣的文學、音樂與電影已成國家無上的驕傲
我們站在黃昏春天的霧裡,點起了煙
在觀光客環伺的廣場中,彼此相依
未來依然迷茫不定,我們啜飲醉酒,
翻讀卡夫卡,笑談米蘭昆德拉
2013 年,我們站在脆弱的波希米亞的天堂鐘塔
俯瞰著這個世代以及我們的時光
中英對照。
台灣、中國、香港、瑞典發行。
我對布拉格的認識,除了國高中歷史、地理課本,便是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時報中譯本初版、代表著某種「文青認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把這本小說寫得輕盈而又沈重(我從此理解「舉重若輕」是什麼意思),涉入而又抽離,結構看似鬆散卻又層層相疊,有時像散文、有時則像隨筆,他是那麼地天馬行空而渾然天成,獨一無二到即便交由編劇大師尚克勞德卡黎耶執筆,由名導菲立普考夫曼協同丹尼爾戴路易斯、茱麗葉畢諾許合力將文字轉譯成為銀幕上的《布拉格的春天》(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8),頂多只是依據文本時序重新結構的複製畫,美則美矣,卻差了點信手拈來的靈光,無法盡顯其奧妙層次。
縱然我從未親自造訪捷克,也知道《布拉格的春天》裡的布拉格街景和捷克風情與真實相較,多了一層浪漫的異國想像。好比我們所看過,由英美創作者取材自亞洲、東歐、第三世界原作的影像改編版本,那種過於乾淨、精緻的「失真」那般。我不免想起了許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布拉格,事實上,它們往往不是布拉格自己。自從九十年代末起,布拉格成為許多外國電影公司的熱門外景地,一方面在於布拉格在二戰期間未遭受嚴重破壞,而得以被用來表現其他戰前歐洲城市(例如強尼戴普主演的《開膛手》(From Hell, 2001) 以其瓜代十九世紀倫敦),另一方面則是其特色建築、低成本人工、避稅措施及既有的電影基礎設施,綜合考量之下對國際電影製片公司產生了相當的吸引力(例如《凡赫辛》 (Van Helsing, 2004) 及《刀鋒戰士2》(Blade II, 2002) 兩部吸血鬼電影不約而同棄吸血鬼的故鄉羅馬尼亞而就布拉格)。於是,布拉格在全球化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中,常常只是一個有著華麗外貌卻少了靈魂的百塔之城,訴說著別人而非自己的故事。
作為布拉格最知名的地標之一,查爾斯橋在《楊朵》(Yentl, 1983) 代表波蘭,到了《阿瑪迪斯》(Amadeus, 1984) 則象徵奧地利。我還記得1996年的《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 讓強沃特從橋上一墜而下,隨後湯姆克魯斯疾奔而至,卻為時已晚;至於《入侵腦細胞》(The Cell, 2000) 印度導演塔森辛2006年的傑作《The Fall》則安排身份成謎的藍色盜賊縱身一躍,對比橋上巴洛克式雕像與聖者浮雕,頗有人生一瞬不落言詮的傳奇意味。
不過,我始終以為真正的布拉格,應是屬於赫拉巴爾、吉利曼佐、哈維爾等人的布拉格。《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 2006) 以極其底層卑微的草根視野笑看矮小服務生的遠大夢想,《總理的最後告別》(Leaving, 2011) 則是捷克走向民主共和時代的首任總統哈維爾唯一劇情長片,台上台下的交錯辯證相當精彩,兩片不約而同以回顧人生的角度切入,魔幻中帶著詩意,瘋狂而又偉大。正是那樣一個在憂鬱歷史和歡愉官能中綻放出喜怒哀樂的千變布拉格,才得以憑藉著捷克人最招牌的幽默、狂放,豪邁訴說著一輪接一輪的傳奇人生,訴說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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