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於自己靈魂的人
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書中有一段，就提到了教會對於演戲及看戲的基本敵對立場。卡繆提醒我們，演員是一種什麼樣的人？他們是不忠於自己靈魂的人，拒絕只用一個靈魂過一輩子。教會無法忍受這種把自己換進到不同角色、不同生命裡不斷嘗試各種欲望的行徑。
教會看重的是永恆，而永恆和戲劇無法並存。演員只花三個小時，就過了舞台上的一生；或者他們所體現的生命，就只有那短短三小時的長度，離開了戲，那生命就不存在、無法存在，和永恆形成了激烈對反。
角色是人，所以角色也有靈魂。但角色的靈魂，只有三小時的「賞味期限」，而且只能在極為特定的條件下存在。這角色沒有「之後」，戲結束的剎那，他以及他的靈魂就結束了。沒有死後，靈魂當然也就不會上天堂或下地獄，徹底逆反了教會的靈魂觀與永恆觀。我們要如何理解、看待如此短暫、飄渺的靈魂？
戲劇的角色，是人又不是人，挑戰了教會的權威，甚至挑戰了基督教的教義基礎。沒有永恆、沒有在死後接受審判的靈魂，那麼基督教就不成其為基督教了。原罪、救贖、審判、悔改……這一連串的基本信念，都源自於靈魂與永恆。沒有可以在歷史盡頭接受審判的靈魂，教會要用什麼方式說服人們虔信，又要從哪裡得到其權威呢？
《神曲》中，但丁走了「地獄」、「煉獄」、「天堂」的不可思議超越旅程，而走到任何地方，他都要跟我們報告在那裡遇到了些誰。這就清楚表示了，人生前的身分會一直留著，到「地獄」、「煉獄」、「天堂」裡去受罰或得賞。沒有永恆、沒有一貫不變的靈魂，哪還能有「地獄」、「煉獄」、「天堂」呢？
藉由戲劇與演員，卡繆點出了基督教的種種假設。「那極度邪惡的職業，會引起巨大的精神鬥爭。所有的戲劇基本上都是這樣的選擇。」在這段話之後，卡繆說了一個法國女演員的故事。這位演員臨終彌留時表示願意受洗、願意對神父告解，但即便到了生命最後一刻，她都不願放棄演員的身分，於是神父就拒絕了給予她死後救贖機會的臨終告解儀式。卡繆說：她選擇專注的熱情，而放棄了上帝。這樣一個在臨死的痛苦中，流淚拒絕背棄她自己所認定的藝術的人，表現了一種她過去在舞台上不曾有過的偉大。
「這個時代的演員，早已知道他們被教會開除了，參加這個行業，無疑是選擇了地獄，教會認定他們是最邪惡的敵人。他們得到什麼作為回報？得到名聲。但演員的名聲是最短暫的。」舞台劇演員的表演及其魅力，只存在於舞台當下，從幕拉起到幕落下之間，如此而已。他們只有這樣的瞬息時間跟觀眾建立關係。
看重當下、拒絕永恆的人
卡繆談演員，談演員與教會、與上帝、與永恆價值間的關係，出自於《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標題為〈荒謬的人〉一文。這篇文章中講了三種「荒謬的人」。演員之前，卡繆標舉出來的「荒謬的人」，是「唐璜」。「唐璜」是一種人物典型，指稱那種不斷征服女人的男性「情聖」，沉溺於無窮的愛情與性的感官刺激中的人。從表面上看來，這種男人的生活很熱鬧，別人一生交三個女朋友，他們任何時間都至少同時交三個，一生能夠碰觸、征服三百個女人。然而卡繆卻提醒我們：「唐璜」人格最大的特色其實是「不怕無聊」，他們要的不是真正的熱鬧變化，是一而再、再而三，近乎無窮無盡的反覆。為什麼一直不斷追求？因為他們要的就只是追求過程中產生的sensuality，他們只懂也只能享受這種感官性，一旦追求到了，和女人之間的關係必然變化，加入了sensuality以外的其他性質。他們不習慣，甚至害怕變化，只能趕緊從即將到來的變化中逃開，逃回他們唯一熟悉、唯一能夠處理的戀愛、征服過程中。
其實，不怕反覆、無聊的人才能成為「唐璜」，才能過那種流離在各個女人身上的生活。他連追求到了的愛情關係都不敢要、都無法處理，只要過程，真正獨沽一味。他可以不斷反覆投入同樣的過程，沒有抗拒、不會厭煩。這是卡繆描述的第一種「荒謬的人」。
演員是第二種。演員不斷投身進入別人的生命，以至於無法照顧，甚至是放棄了照顧自己的靈魂。為了保有進出各種角色靈魂的特權，他們寧可背叛上帝，接受地獄的懲罰。
第三種「荒謬的人」是「征服者」。文章中這一段跟前面兩種「荒謬的人」有著不同的寫法。不是以卡繆的說理敘述來寫，而是透過一個假想的「征服者」第一人稱自述來表達。顯然，卡繆建構這位假想的「征服者」時，是以歷史上的亞歷山大大帝作為其原型的。亞歷山大大帝是個最純粹的「征服者」，短短三十多年的生命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征服的路程上，沒有停下來，或者該說，沒有辦法停下來。
雖然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的「馬其頓帝國」，但他絕對不是個帝國創建者，帝國只是征服的副產品，征服本身是目的，不是為了建造帝國而採取的手段。亞歷山大沒有耐心停下來管理帝國，甚至沒有興趣維持、保有他的帝國。他死後，「馬其頓帝國」很快就分崩離析滅亡了，因為他從來不曾真正建造一套足以統治、運作帝國的機制，那不是他要做的，他一心一意只看著前面還沒被征服的土地，不會、不願意回頭看已經征服下來的領域。
「唐璜」、演員、「征服者」，三種「荒謬的人」有怎樣的共通點？如何理解他們的「荒謬」？
他們都把現在、當下看得比未來、永恆更重要，他們的生命都是一段一段切開來過的，明確分成一塊一塊的當下。
「唐璜」活在一次又一次的愛情追求中，追到了就放掉，再開始新的追求。演員活在一次又一次的舞台扮演，進到別人的生命中，裝上一個短暫存在的靈魂，演完了就放掉，再換去演另外一個角色。「征服者」活在一次又一次的對抗、戰鬥中，戰勝了就放掉，再往前去尋找下一個征服的對象。對他們而言，一個一個短暫的當下，就是生命，才是生命。當下串接起來的漫長時間，他們無法掌握，也沒有興趣要去掌握。
因為看重當下，所以他們拒絕永恆。於是「荒謬的人」必然和宗教信仰強烈衝突。宗教，不管哪一種宗教，基本上是為了安慰人對於生命短暫的恐慌而產生的，也就必然會提供人們關於永恆的保障，讓人得以朝向永恆，拋卻對時間流逝的終極惆悵與害怕。
把他們稱為「荒謬的人」，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這種人在一般人的眼中很「荒謬」，他們過著「普通」、「正常」的人無法理解、更無法認同的生活；另一方面，抱持著這種看重當下而拒絕永恆的態度的人，看穿了「普通」、「正常」的世界有多「荒謬」，他們不同的生命選擇對照標示出了藏在「普通」、「正常」底下的「荒謬」。
讀《異鄉人》，不能不了解卡繆對於「荒謬」的看法，不能不了解在卡繆的思想體系中，「荒謬」到底是什麼。創作《異鄉人》的那段時期，卡繆最在意、最關注，也最努力想要呈現、表達的，就是「荒謬」。
照卡繆自己的創作意圖，《異鄉人》是「荒謬三部曲」中的一部。「荒謬三部曲」包括三本書，但不是三本小說，其中只有《異鄉人》是小說，其他兩部分別是戲劇與哲學論著。這是卡繆特別設計出的結構，用不同文類表達方式，環繞著一個主題，進行多角互文的探索。
完整的「荒謬三部曲」包括戲劇《卡利古拉》（Caligula）、小說《異鄉人》和哲學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
「存在主義」為什麼叫「存在主義」？
卡繆這一代人是受一種特殊的法國菁英教育成長的，那是一種我們的社會與文化傳統難以想像的菁英教育。教育的核心、教育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哲學思辨。必須要能掌握複雜的哲學思辨，才有機會進入頂尖的法國高等教育機構接受這套菁英教育；必須要能提出新鮮、高妙的哲學論證，才能夠在菁英間脫穎而出贏得尊重，也才能夠在社會上擁有響亮的名聲。
成績最好、最會考試的年輕人，理所當然就是去念哲學。那個時代的法國社會如此構成、如此安排。要進地位最高的「高等師範學院」，非得要把哲學考好不可。其他科目有再好表現，若是哲學考得一蹋糊塗，還是進不了「高等師範學院」或其他菁英大學。相反地，數學不夠好、化學不夠好，或是拉丁文、希臘文不夠好，但若在哲學考試上有特別傑出表現，仍然可以堂皇地進入「高等師範學院」或其他菁英大學。
在相當程度上，這套奇特的菁英教育決定了二十世紀法國為什麼會成為那樣一個奇特國家，法國人為什麼會那樣想、那樣過日子。讀卡繆、讀沙特、讀西蒙波娃，乃至於讀傅柯、讀德希達……我們最好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作為必要的理解背景。沙特早早在法國嶄露頭角，因為他在「高等師範學院」入學考試時考了最高分。同一屆排在他後面的第二名，是西蒙波娃。這樣的成就在法國理所當然決定了他們兩個人的專攻領域，都是哲學，只能是哲學。
然而，如此訓練出來的法國社會菁英，和其他社會菁英教育訓練出來的菁英一樣，不會喜歡這樣的理所當然。他們很容易產生一種對於自身所受菁英教育的反抗態度。這種態度沒什麼神祕、奇怪的，畢竟只有他們這種菁英才有資格反身不屑地批評：「這是什麼爛教育！」換作別人，那些沒有機會躋身菁英教育體制裡的人來說這種話，人家不會理你的，把你的話當作只是吃不到葡萄說的酸話。但一個受了菁英教育、真正有第一手經驗，也從中得到地位與好處的人，來批評這套教育，他們的話就有了讓人不能忽視的力量。
吳祥輝如果當年念的不是建中，不會有《拒絕聯考的小子》掀起的風潮。別人說：「我要拒絕聯考！」人家只會給你白眼，心裡想：「考不上就不敢去考，說什麼大話、肖話！」但吳祥輝的建中學歷，已經給了他一張進入大學的菁英門票，他來說：「我不要考聯考、我不要進大學」，這個社會不得不為之側目、熱烈討論。
還有寫《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因為他已經是台大醫學系的學生，所以他可以討厭醫學教育、可以用醫學教育的受害者身分，在台灣社會受到重視。羅大佑也出身醫學系，念台北醫學院，但他早早就放棄在這個領域求取成就，畢了業也只混在當時基本上沒人會選的放射科；相對地，侯文詠念台大醫科，畢業後曾是麻醉科醫師，他和羅大佑一樣都放棄了行醫，也都對醫學教育有意見，但這個社會願意聽侯文詠討論教育的人，顯然遠多過於願意聽羅大佑的。
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受這種頂尖的菁英教育，因而只有受菁英教育的少數菁英才有資格批評、反抗菁英教育；而且在這套教育系統中表現得愈成功、爬得愈高的人，他們的批評、反抗聲音愈是受到重視。
同樣的道理，二十世紀中葉在法國受這種菁英哲學教育的人，也會出現反抗、批判的聲音，受到社會重視。從一個角度看，「存在主義」就是他們反抗、批判、拒絕法國制式哲學教育所提出的主張、不一樣的答案。
這群全法國最聰明的人，受過了長期的哲學訓練，讓他們得以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哲學的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的問題──存在、實存的問題──我為何活著？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不安？我要如何面對別人和我之間的差異？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制式哲學教育教的內容，卻明顯無能解決。
「存在主義」為什麼叫「存在主義」？不管是「存在」或「實存」，都很難貼切地翻譯出existence、existential的意涵。Existence、existential的提出，是對應於大寫的Being而來的。Being在哲學上意味著全稱的存在、抽象的存在，或說統轄存在的一套道理、一個抽象的存在主體。Being是西方哲學的核心關懷、核心課題。很長一段時間中，哲學與神學平行共存，神學的核心是God，相應哲學的核心就是Being。神學的終極目的是解釋上帝，相應的哲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解釋Being。
這些聰明的法國菁英青年，受了十多年菁英哲學教育，吸收了上千年哲學中對於Being的理解知識，學會了如何討論、如何解釋Being的種種方法，卻發現這樣的知識、這樣的訓練，不足以幫助自己、幫助別人處理生活上最切身的困擾與痛苦。你可以解釋整個世界運作的道理，卻無助於安排自己一天的生活；你可以探究最複雜的形上思考，卻無助於決定自己應該要翹課去追女店員，還是應該乖乖按時上課。
更擴大些，更嚴重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失戀了，他對自身的痛苦無能為力。那個時代的人經歷了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面對龐大的戰爭災禍，他更是無能為力。這些問題，不是源自抽象的、全稱的Being，而是來自於己身、自我，再具體再實在不過的existence。個別的、偏稱的、小寫的、多樣的「存在」、「實存」。
人的實際存在，存在中的實際感受，哲學無法處理。或者說，哲學的主流不處理這樣的問題。對於極度熟悉哲學主流的菁英青年，這樣的匱乏格外令他們不舒服。我實實在在當下的存在，為什麼要被化約為所有人所有時間的普遍存在中的一個渺小例證，被剝奪了個別性、特殊性，以至於在哲學中無法辨識、更無法討論？
哲學只解釋為什麼所有的人會存在、所有的人如何面對其存在，卻不解釋做為個體的我為何存在、如何面對個體實際的存在。對「我」而言，尤其是對一個坐在咖啡館裡思考的年輕社會菁英分子而言，最重要的當然不會是我和正從窗口走過的路人甲、路人乙之間的存在共通處；不，剛好相反，最關心、最迫切想要知道的，是我和路人甲、路人乙都不一樣的地方，該怎樣看待我和他們、和所有人都不一樣的個別感受與個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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