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托‧艾可
──麗拉‧阿桑姆‧桑格納（Lila Azam Zanganeh），二○○八年
第一次打電話給艾可時，他正坐在他那座十七世紀莊園裡的書桌前。莊園位於烏爾比諾（Urbino）城外的小山上，離義大利亞得里亞海岸不遠。他對自家絕美泳池的優點讚不絕口，但擔心我能否順利克服此地的崎嶇山路。因此，我們把會面地點改定在他米蘭的公寓。我到的那天是八月下旬的仲夏節，適逢天主教會慶祝聖母馬利亞升天的日子。米蘭灰色的樓房散發出熱氣，路面上積了薄薄一層塵土，幾乎聽不見一輛汽車的聲音。我走進艾可住的那棟樓，搭乘世紀之交的古老電梯，聽見頂樓開門的嘎吱聲，艾可引人注目的身軀出現在電梯鐵柵欄外：「啊——」他眉頭微蹙。
公寓裡排列的書架，個個頂到特別高的天花板，中間的過道宛若迷宮——共有三萬冊書，艾可說，另有兩萬冊在他的莊園。我看見有托勒密的科學專著和卡爾維諾的小說，有論索緒爾和論喬伊斯的研究著作，有中世紀歷史和神秘難解手稿的特別專區。許多書由於過度翻閱而顯殘舊，從而賦予這些藏書一種生命力。艾可讀書速度飛快，記憶力驚人。在他的書房，一屋子書架上擺放了艾可自己的作品全集，包括所有譯本（阿拉伯語、芬蘭語、日語……數到三十多種語言後，我數不過來了）。艾可喜滋滋、仔細地把他的作品一本一本指給我看，從早期批評理論的成名作《開放的作品》到最近的新著《醜的歷史》。
艾可最初是一位研究中世紀和符號學的學者。後來，一九八○年，四十八歲的他，出版了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在國際書壇引起轟動，銷量超過一千萬冊，這位教授搖身變成文壇明星。他受到記者的追捧，人們推崇他的文化評論，敬仰他的淵博學識，認為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義大利作家。自那以後，他繼續撰寫充滿奇思怪想的散文、學術著作，並創作了四本更暢銷的小說，包括《傅科擺》（1998）和《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2004）。
挺著領路的大肚子，艾可在地板上挪動腳步，帶我走進客廳。透過窗戶，米蘭的天空中映著一座中世紀城堡的巨大剪影。我期待客廳裡會有掛毯和義大利古董，結果卻發現是現代風格的傢俱，幾隻玻璃櫥裡陳列著海貝殼和珍本漫畫、一把魯特琴、一套唱片、一幅黏著畫筆的拼貼畫。「這個，你看，是阿曼的作品，特別送給我的……」
我坐在寬大的白沙發上，艾可陷在一張低矮的扶手椅裡，手裡拿著雪茄。他告訴我，他曾經一天最多抽六十支煙，可現在只有一支沒有點燃的雪茄。在我提第一個問題時，艾可的眼睛眯成黑線，輪到他回答時，眼睛突然睜開來。「我愛上中世紀，」他說，「就和有的人愛上吃椰子一樣。」在義大利，艾可以他的玩笑、他滑稽俏皮的打趣著稱，繞來繞去的話裡，幾乎每個轉折處，都會扔下笑料。話說得多了，他的聲音似乎也跟著響亮起來。不一會兒，他整理出幾點大綱，仿佛在對一班全神貫注的學生講課。「第一，在寫《玫瑰的名字》時，由於沒人知道，我當然也不知道，亞里斯多德《詩學》佚失的那一卷寫了什麼，就是眾所周知討論喜劇的那卷，但不知怎的，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其中的內容。第二，偵探小說提出了哲學的核心問題——誰是兇手？」當他認為對話的人夠聰明時，便迅速展開專業論述：「對，沒錯。但我還要補充的是……」
訪談時間過了兩個小時後，艾可的義大利出版商、邦皮亞尼出版社文學主編安德魯斯（Mario Andreose）來接我們去吃晚飯。艾可的妻子、四十五歲的雷內特‧朗姆格（Renate Ramge）與安德魯斯坐在前面，艾可和我坐在後座。幾分鐘前還思如泉湧、妙語連珠的艾可，此時卻顯得冷漠、悶悶不樂。但一踏進餐廳，一盤麵包擺在我們面前，他的心情馬上開朗起來。他興奮地流覽菜單，侍應生一走過來，他就迫不及待地點了一份比薩餃和一杯蘇格蘭威士忌。「是的，是的，我不該，我不該……」一位滿臉欣喜的讀者走近桌旁，「你是艾可嗎？」這位教授抬起一邊眉毛，咧嘴一笑，搖搖手。接著，艾可興致勃勃地一再提起教皇本篤十六世、波斯帝國的覆亡和最新的「007電影」，我們的對話終於得以繼續。「你知道嗎，」他一邊把叉子叉進比薩餃，一邊說，「我以前發表過一篇文章，是關於弗萊明小說原型情節的結構分析。」
《巴黎評論》（以下簡稱「評」）：你生於哪裡？
安伯托‧艾可（以下簡稱「艾」）：亞歷山德里亞（Alessandria），那兒以製作博爾薩利諾帽出名。
評：你出生在一個怎樣的家庭？
艾：我父親是會計師，他的父親是印刷工人。我父親是十三個小孩裡的老大，我是家中的頭一個兒子，我兒子是我的第一個孩子，他的第一個小孩也是兒子。所以，如果有人偶然發現艾可家族是拜占庭皇帝的後裔，那我的孫子就是皇太子！
儘管我不常去探望我的祖父，因為他住的地方離小鎮有三英里，而且我六歲時他就過世了，但他對我有格外重要的影響。他對世界懷有巨大的好奇，博覽群書。不可思議的是，退休後他開始從事圖書裝訂，因此，他的公寓裡四處攤著未裝訂的書——十九世紀高替耶和大仲馬的通俗小說，附有漂亮插圖的古老版本。那是我最早所見的書。一九三八年他過世後，這些未裝訂的書有許多沒被主人索要回去，家人把它們全都裝進一個大箱子。十分偶然地，這個箱子流落到我父母的地窖裡。我不時會被差遣到地窖去取煤或拿酒，有一天，我打開這個箱子，發現了一個書的寶藏。從那以後，我常常光顧地窖，結果發現，我祖父收集的還有一套傳奇雜誌《海陸旅行探險畫報》，裡面儘是發生在異國他鄉的奇怪、殘忍的故事。這是我第一次闖入小說世界的美妙體驗。可惜的是，所有那些書和雜誌都遺失了，不過數十年來，我慢慢從舊書店和跳蚤市場上找回。
評：如果你在去祖父家之前沒見過任何書，是不是表示，你父母連一本藏書都沒有？
艾：這是怪事。我父親年輕時嗜好讀書。由於我祖父母有十三個子女，家裡只能勉強度日，我父親買不起書，所以去書攤旁站在街上看書。書攤主人見他流連不走，面露難色，我父親就走去下一個書攤，讀第二部分，依序下去。那是我心中一幅珍貴的畫面。那種鍥而不捨的閱讀追求。長大後，我父親只在晚上有空餘時間，他主要看看報紙和雜誌。在我們家，只有幾本小說，但不擺在架子上，而放在壁櫥裡。有時，我會見到父親在讀從朋友處借來的小說。
評：你那麼年輕就成為一名學者，對此他有什麼想法？
艾：喔，他去世得很早，在一九六二年，不過那時我已出版了幾本書，都是學術方面的內容，可能讓我父親一頭霧水，不過我發現，他會在深夜試圖讀讀看。《開放的作品》恰好在他去世前三個月問世，《晚郵報》上有篇著名詩人蒙塔萊（Eugenio Montale）寫的書評。那篇評論毀譽參半——奇特、友好、尖刻，但畢竟寫評論的人是蒙塔萊，我想，對我父親來說，能這樣，夫復何求。在某種意義上，我還了債，最終，我覺得我達成了他所有的願望，不過我猜，他會更有興致讀我的小說。我母親又過了十年才去世，所以她知道我寫了許多其他的書，受邀去國外大學講座。她病得很重，但很開心，不過我覺得她並不十分清楚發生的事。你知道，母親總是以自己的兒子為傲，即使他是十足的笨蛋。
評：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盛行、戰爭開始時，你還是個小孩，那時你對此有什麼認識？
艾：那是段匪夷所思的時光。墨索里尼非常具有領袖風範，和當時每個義大利學童一樣，我加入了法西斯青年運動。我們統統被要求身著軍裝式的制服，參加星期六的集會，我們都樂意這麼做。就像今天把一個美國男孩打扮成水兵的樣子，他會覺得好玩。對我們小孩來說，整個運動是某種自然而然的事，猶如冬天下雪、夏天酷暑一樣。我們沒法想像還會有另一種生活方式。我回想起那段時光，與任何人回憶起童年一樣，帶著綿綿溫情，連想起那些轟炸和在避難所度過的夜晚，都是溫軟的。一九四三年，伴隨法西斯的第一次垮臺，一切都結束了，我在民主報紙上發現其實還有不同政黨、不同政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間，為躲轟炸——那是我們國家最飽受創傷的年代，我和母親、妹妹住到鄉下，在北面的蒙費拉托（Monferrato），皮埃蒙特的一個村莊，那兒位於抵抗運動的中心。
評：你親眼目睹過那些戰鬥嗎？
艾：我記得看過法西斯軍隊與游擊隊的槍戰，差點希望自己能加入戰鬥。甚至記得有一次，為躲一顆子彈，我從樹上跳到地面。那時，從我們住的村莊，每星期都能看見他們轟炸亞歷山德里亞，我父親仍在那兒工作。天空被炸成橘黃色。電話線斷了，我們只有等到週末父親回家，才能知道他是否還安然無恙。那期間，一個住在鄉下的年輕人，不得不學會求生的本領。
評：戰爭有沒對你決定從事寫作產生影響？
艾：沒有，沒有直接關係。我在戰前就開始寫東西，和戰爭無關。青少年時期，我讀了許多漫畫，還有以馬來西亞和非洲中部為背景的奇幻小說，所以畫起漫畫來。我是個完美主義者，要把它們弄得像印出來的一樣，所以我用大寫字母寫，並製作扉頁，配摘要和插圖。工程太累人，以致我一本都沒能完成。那時，我就是個有未完成傑作的大作家了。但顯然，我開始創作小說後，有關戰爭的記憶在寫作中起著一定的影響作用。不過，每個人都困在自己兒時的回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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