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江畔的沉思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北宋女詞人 李清照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西漢史學家 司馬遷
說到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悲劇英雄，項羽應算是第一人吧。
從西元前二○九年隨陳勝、吳廣「大澤起義」趁勢而起，直到西元前二○二年兵敗垓下，秦末楚漢相爭歷史雖僅有七年光景，正因它短暫如燦爛流星，更由於項羽以二十四歲之齡初臨戰陣後，不到三年便以個人勇武，一手分封十九路諸侯而自居為「西楚霸王」，接著，短短又只有三年多時間，一度「號令天下，無人不從」的項羽，卻轉眼間從一位無敵將軍，落得倉皇別姬、自刎烏江畔的下場，此種高度反差自然足以讓人心激盪反側。
更甚者，他在英雄氣短之際，一曲「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滿腹自傲又著實無奈的自況高歌，在傳誦千古之餘，既讓感情纖細澎湃的司馬遷忍不住將他列入本應專屬君王的「本紀」行列，崇敬膜拜之意不可言喻，此後兩千餘年間，各種見事抒情的詩歌與文學作品，更如車載斗量一般；最有名的，當屬改編自崑曲《千金記》，由民初京劇名角楊小樓與梅蘭芳攜手登台的《霸王別姬》了。
關於項羽的歷史地位與個人功過，在此就暫且不談了。我想問的是：兵敗垓下的項羽為何要自殺？他非得選擇自殺不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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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拋開項羽的個人想法不提，若單純以旁觀者角度來看的話，例如杜牧在〈題烏江亭〉詩中便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正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只因一次慘敗就選擇自殺，不但有點誇張，根本不符合搞政治謀大事者猶如「打不死的蟑螂」般之標準形象，甚至若放在他的對手（劉邦，相對地提供了政客的典型範本）身上，那真是自殺個三次都不夠。毛澤東也曾忍不住評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如果老毛也學他的話，那就沒有兩萬五千里長征，也沒有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當然，也有人指出，非但項羽兵敗後的撤退路線其實直指江邊，司馬遷所謂「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言下之意亦暗示了他或許仍有求生意志，但殘酷的現實是，一方面此時隨從部下已所剩無幾（僅餘二十六騎），更甚者，正如朱東潤在《史記考索》中所指出，由於「其間堂邑侯陳嬰已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為王，羽雖渡江，天下事已無可為者，此則時勢所趨，不特愧見江東父老已也」，換言之，在舊有地盤已遭佔據的情況下，既沒人又沒地的項羽也只得選擇自殺一途了。
總結一句話，也就是項羽覺得自己的「失敗」已無可挽回了。
話雖如此，甚麼又叫失敗呢？
對「欲成大事者」而言，單單一場戰役失利當然不叫失敗，即便流離失所、無枝可依也算不上失敗；例如在西元前二○五年彭城大戰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劉邦一般，他雖只由幾十名衛士掩護突圍逃命，父、兄與妻女都遭俘虜，家鄉沛縣豐邑也遭到楚軍占領，但劉邦因此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嗎？當然沒有。更別提他那位在四百多年後的子孫劉備了，兵馬地盤一應俱缺，還被迫輪流寄食在劉表與曹操門下，他曾決定放棄嗎？顯然也沒有。
難道他們跟項羽相比，只不過EQ指數較高罷了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還是得先重新從政治上定義「失敗」才行，或者積極些，我們也可以問：那麼「勝利」又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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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方或歐洲更重視在常態性的競爭環境中去維持生存，儘管中國歷史上多數時間都能維持著有秩序狀態，但競爭與生存挑戰（例如陷入政治分裂或遭受周邊部族侵擾）並不因此得以豁免；其中，追求「勝利」雖永遠是政治競逐者在進行戰略思考時的主要關鍵，但相較於西方似乎專注於重視「斬首式」（擒賊擒王）的勝利，傳統上，中國則不啻更傾向追求另一種「比例式」（大勢已定）的標準。
若想說得更清楚些，或許可借用東西方民間流行的博弈遊戲來比擬。事實上，這些棋戲本質上就是一場微型戰爭，其戰略佈局也間接反映出不同文化底蘊對於競爭過程與評斷結果的看法。
例如，儘管並非最初的發源地，西洋棋仍可以代表西方或歐洲的部分想法。眾所周知，在西洋棋的遊戲規則中，無論雙方付出何種代價，最終勝負關鍵都在於能否「將死」（checkmate，吃掉）對方的「國王」。這種規範也反映在西方對於戰爭的觀點上，例如英國軍事思想家李德哈特便認為，以「在戰場上毀滅敵人主力」做為戰爭唯一真正目標，乃是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的軍事主要教條；克勞塞維茨也指出，會戰乃戰爭當中的唯一手段，至於其目標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至於富勒更直接在現代戰爭中引入所謂的「斬首」（decapitation）概念，亦即將攻擊敵方指揮系統的「癱瘓攻擊」做為戰爭過程中的首要目標；此種想法不僅在西方歷史中隨處可見，近期美國在二○○三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或二○一一年的狙殺賓拉登行動等，更是最佳例證。
當然，前述源自印度的棋戲也傳入中國（稱為象棋），並成為民間悠久傳統的一部分，而中國俗諺中也有「擒賊先擒王」或「打蛇打七寸」等類似斬首的戰術概念；無論如何，由中國自身發源的圍棋仍是博弈主流。
大體言之，圍棋與西洋棋（或象棋）不同之處有二：首先，相較於西洋棋盤上各種棋子擁有不同的走法與地位差異，無論是黑子或白子，所有的圍棋棋子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其次，正如前述，西洋棋戲規則的勝負關鍵，在於能否用盡一切方法去吃掉對方的國王，相對來說，無論使用「比目法」或「數子法」，圍棋最終勝負既根據雙方比例多寡，甚至經常無須下到最後一顆棋子，便可提前分出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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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棋戲規則放入戰略的勝負思考中，結果又將如何？
西元二○七年，諸葛亮對劉備所提出的「隆中對」大戰略，不啻是前述比例性戰略概念下的一個最佳例證：「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根據諸葛亮的見解，若想成就霸業（大戰略目標，亦即爭取最終勝利），重點並非鎖定任何特定主要敵人（文中並未指出任何假想敵），而是想辦法找到、擴張，並盡可能保護自己控制的地盤（爭取足夠比例）。可以這麼說，此種想法不僅早就瀰漫在戰國時期，例如蘇秦與張儀等縱橫家的滔滔雄辯之中，當項羽率領楚軍兵敗垓下時，所以選擇自殺身亡的緣故，或許主要也是體認到「大勢已去」（居於比例劣勢）所致，而非被漢軍絕對擊潰或漢朝確已底定帝國格局。
或許有人會問：當項羽號令天下，十九國諸侯無不景從時，難道對劉邦而言，不也是一種「大勢已去」嗎？
對此，我們不妨參考一下韓信的看法。
根據韓信在西元前二○六年向劉邦提出的「漢中對」，他首先指出，「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此種表面上的優勢其實並不穩定，其主因是項羽「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因此，劉邦若「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事實上，正因韓信正確的戰略判斷，亦即強調天下「大勢未定」，這也讓一度因為被分封（或流放）至巴蜀，不禁想自暴自棄的劉邦，又重新燃起爭雄的野心，最終改變了楚漢相爭的結局，也決定了項羽悲劇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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