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

第三章　信仰形成及早期工作

我信仰三民主義，一生以做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蔣中正先生的信徒為榮，以闡揚和發展他們的主義思想自許。所以我在思想上、政治上，自始至終有著確定而一貫的態度。
因而，像「牆頭草」、「兩面人」、「投機」、「鄉愿」這一類作風，雖在實際政治上屢見不鮮，但在我一生的政治態度中永遠不容存在。
本章的內容，敘述我青年時代所發生而對我信仰形成有重要影響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創辦力行社之前，初出社會的工作經過。

組織「建國同盟會」
上章談到，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因為不滿系主任施存統說什麼「兩民半主義」，而發生爭執的事。為什麼對施存統的說法不滿呢？那是因為我在英化中學的時候，對三民主義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
大約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天，《三民主義》的演講本已開始傳到南通。最初是《民族主義》的小冊子，後來有《民權主義》小冊子，再後來才有包括「民生主義」在內的全本三民主義①。當我看了三民主義的演講小冊子以後，對它產生了由衷的信仰。例如民族主義，講到中國人如一盤散沙，「只知道家族，不知有國族」以致受外國人欺凌，這種說法印證到我家鄉械鬪的經驗，印證到外國勢力可以在中國掠奪的實況，不是真切得很嗎？又如民權主義提倡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四億人民是四億個皇帝，政府萬能為的是人民，這些說法，印證到我家鄉軍閥橫行，政府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狀況，不是救治中國的良方嗎？又如民生主義主張讓「中國人人發財」，印證到我小時候目睹村民逃荒的悲慘狀況，不是對症的砭針嗎？所以，當我一接觸到三民主義，就被它吸引了，深信了，實在是出自個人的生活體驗而獲致的確信。
信仰了三民主義，自然對孫中山先生的事蹟也產生敬佩。於是，我想效法孫先生而有所行動；首先，我常常向同學好友們講三民主義，也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史，說他在學校就開始產生革命思想，以後又如何採取各種革命行動等等。那時我的同學都不太關心政治，也沒有一個人曉得三民主義，但對孫中山的名字則倒是人人熟悉的。他們聽我講得太多，漸漸也關心三民主義如何救國之類的問題了。
大約在民國十四年初，我又一次對同學們說到三民主義，談到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革命方法，幾位同學聽得津津有味。我趁機提議：「我們要學習孫中山，是不是也來一個組織呢？」大家都表示贊成。但他們接著問我：「我們要怎樣組織呢？」其實我也沒有一個明確概念，被他們一問，想了一下，只好說：「我們組織一個建國同盟會吧！」這種講法，顯然是意識上完全接受了三民主義的理念，再加上曉得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蹟所獲得的概念，所以隨口就說出這麼一個組織名稱。
他們對這個「建國同盟會」的名稱很贊成，尤其是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同學名叫詹撫華，陜西人，非常贊成。另一位阜寧同鄉沈震勳，素來就是我的積極支持者，平時有誰得罪我，他就會挺身去對付那個人，他對此組織當然積極支持 。沈震勳的本家哥哥沈占鰲，丁家三叔姪丁世揚、丁世民和丁作詩幾個也是我的積極支持者，所以人都沒問題。於是在我們幾個人發動下，又另外找來十多位同學，一共是二十多人參加，在一個禮拜天，到南通公園成立這個「建國同盟會」。大家公推我當會長，詹撫華當副會長。
我當了「建國同盟會」的會長，心想今後要效法孫中山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既然要革命，兵書是非看不可的。於是，在英化中學三年級下學期那幾個月，我花很多時間讀兵書。
我找來《七子兵略》，全部看完，發覺其中《孫子兵法》是最權威的兵書，所以把它背熟了。可是，《孫子兵法》十三篇所談的都是兵學中的高級原理原則，文句都是極抽象化的概念，我當時無法完全領會它說的是什麼，所以只能算是死記硬背而已。但當時下這種死功夫，對我日後幫助甚大。經過數十年從軍、從政的實際體驗，再加上不斷地研究，當初不懂的，後來完全領悟了。如果當初不背熟，日後的領悟就沒有那麼容易；如果不研究兵書，對自己日後的軍事政治經歷就缺少一層重要的指導作用。
「建國同盟會」只存在幾個月，並未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跡。上章講過，我讀完了英化中學三年級，就因「五卅慘案」而發生了解散英化中學的事，同學們分別散到上海各學校去就讀，這個「建國同盟會」組織也等於無疾而終了。可是，這個組織對個人是有相當影響的。因為在組織中宣揚三民主義，使大家對主義有個籠統的概念，一些同學因而日後進入黃埔，參加了真實的國民革命行列。也因創立這個組織之故，使我們對組織有初步的了解。尤其對我個人，它起碼有三項深遠的影響：一是使我背熟了孫子兵法；二是埋下我在上海大學辯駁施存統的伏筆；三是孕育我在七年後組織力行社的根苗。

上海初識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於上海，當時全國的黨員只有五十七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只是滄海一粟。但經過幾年的發展，到了民國十四年，就是我到上海讀書時，已擁有數萬之眾，不僅各種工會、學生會多被共產黨分子控制，就連國民黨的黨、政、軍機構也多被滲透。由總理孫先生創辦的武學校黃埔軍校如此，由他創辦的文學校上海大學更是如此。我到上海大學的時候，學校不只被共產黨滲透，簡直是被盤踞了。前章說過，社會學系的系主任施存統就是共產黨重要分子。教師中著名的共產黨人還有瞿秋白、惲代英等；同學有秦邦憲（即博古）、劉少奇、謝雪紅等。上海本是共產黨的發源地，上海大學似乎就成了他們在上海的大本營。上海的工人運動，也是由上海大學的共產黨策動和控制的。
當時鎮守上海的一位軍閥名叫邢士廉。有一次，上海工人常常鬧罷工的事，惹火了這名軍閥，就下令把上海總工會封閉了。那時正是發生「五卅慘案」不久，人人痛恨帝國主義、痛恨軍閥。邢士廉這一舉動，社會為之譁然，尤以青年知識分子憤憤不平。
這種客觀情勢，當然又是共產黨活動的好機會。首先他們在學校裡起鬨，跟著便要示威遊行。領導這場示威遊行的人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在學校裡策劃好一切，諸如進行的路線、沿途叫什麼口號、怎樣跟新聞記者聯繫、怎樣聯絡其他團體並策動他們響應，怎樣展開全面的罷工、罷課、罷市……等等策略步驟，乃至分工執行人員，統統計畫好了，才展開遊行。
上海大學很多學生都參加了這次遊行。多數人和我一樣，只是糊裡糊塗跟著走。示威的目標是總工會大門口，總口號是「啟封總工會」。在進行之前，我們先排好二路縱隊前進。就在排隊時，共產黨作了巧妙的佈置。共產黨和他們關係人預先到達集合場地，排好了靠右的一路縱隊，我們一般學生稍後才到另排在靠左的一路縱隊。這樣成二路縱隊從學校出發，沿著馬路喊口號，遊行向著總工會的目標前進。到了總工會大門外的大院子就停下來，指揮的人下令全體「向左轉！」結果，我們這一縱隊變成人人面向總工會大門口的第一排，共產黨和他們的關係人則站在我們背後的第二排。這是不著痕跡的安排！
守著總工會裡面的軍警，一看到我們在院子裡喊著：「啟封總工會！」「不啟封就打倒軍閥！」等口號，一個個凶神惡煞般，持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到我們面前。軍警在我們第一排的每一位同學面前都抵著一把刺刀，彷彿馬上要刺進去的樣子。同學們在這情況下，個個都不能不表現出無比的英雄氣概，抬頭挺胸，口號喊的更響。可是，站在後的人，一看情勢危急，居然一哄而散！幸好士兵持刺刀只不過是想嚇嚇我們罷了，見我們不屈服，一會兒也就把槍放了下來。緊張氣氛一鬆弛，我們往後一看，劉少奇他門那班人統統不見了。大家不再顧示威，不約而同地罵他們是甭種！於是，隊伍便自然解散。回校途中，還見到一些悄悄偷跑的共產黨人，我們就指著他們破口大罵，他們也不敢吭聲。我們回到教室檢討此事，有人就說了：「劉少奇混蛋！他要我們當替死鬼，他是共產黨，你們知道嗎？」從這時起，我才知道劉少奇是共產黨，才了解到共產黨玩弄群眾於股掌之上的手段。事後我常常回想刺刀抵在胸前的情景，那時的軍閥士兵是蠻不講理的，真是刺下去也大有可能。我差點沒有糊裡糊塗做了共產黨人的犧牲品，真是值得慶幸。但由這次事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認識到共產黨的厲害手段。我一生以反共為職志，與這次事件有重大的關係。
此外，還有一位共產黨重要分子惲代英，也曾給我一個深刻的印像，在此順便一提。惲代英是上海大學的教授，教我們中國外交史。他教書很有方法，上課很活潑的。有一次，他高興起來，不講外交史，說是要教我們寫文章。他說，你們不要以為寫文章很困難，其實簡單得很。首先，你要確定題目，把題目定好了以後就不必發愁了。因為任何題目的文章，都有人寫過，所以只要把有關的文章找來，東抄一下西抄一下構成一個體系，加上你的名字，就是一篇文章了！
當時我聽了他的話，心理很反感。我想，一個當老師的人，怎麼可以教學生抄文章據為己有呢？雖然俗話有道：「天下文章一大抄」，這到底是一句諷刺性的笑話，它的真正用意是要人不可抄文章，而不是鼓勵人去抄文章，當老師的人豈可用一句笑話的表面意義去鼓勵學生？何況，文章的詞語、技巧、資料固可以效法別人、甚至引用別人的，但文章的取裁角度、達到的意境、以及自己的見解等等都不是抄得來的。所以，我聽了惲代英的話心理就覺得，這不是他做老師應有的態度。

在黃埔與左派鬥爭
中共創立不久，就奉第三共產國際之命，佯為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實為混入國民黨內，以求達到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之目的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創辦之後，即展開東征，獲得輝煌勝利，軍校的聲望與影響力即飛躍上升。中共領導階層看到這一點，深知軍校的重要性，便千方百計來滲透控制這所學校。其滲透控制之方法是以兩條路線進行的：一是直接遣派全國各地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及左派分子到軍校來讀書③。另一條途徑是由周恩來，惲代英、聶榮臻等共黨領導人在軍校任教職員，做組織學生支左（如鄧演達、李濟深等）、拉中（如何香凝、張治中、汪精衛等）、打右（如吳稚暉；戴季陶、王柏齡等）的種種工作。
中共此種滲透控制情形，到我入黃埔第四期的時候，已經十分嚴重。剛組織不久的「孫文主義學會」與受共產黨控制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針鋒相對，鬥爭得十分激烈④。但我既沒有參加「孫文主義學會」，更不會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不過，我的立場必然是站在反對共產黨這一邊的，這是來自英化中學研究三民主義所得的信仰，以及上海大學親身體驗劉少奇領導那次遊行給我的教訓。
那時，凡是入黃埔軍校的人都要加入中國國民黨。我在上海大學已入過黨，但進入黃埔第四期後還要入黨。步兵第一團第五連連長蕭乾和我的排長潘明甫為介紹人，我就再次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連長和排長二人對我不錯，他們說：「滕傑這個人，一看就曉得是個大學生出身的」，所以入黨後，要我負責黨內一些工作。
黃埔軍校有各級的黨部。學校有特別黨部，學生各團、大隊亦有團黨部、大隊黨部。團以下的營、連亦然。因為連長、排長都器重我，於是我被推為團黨部的委員，另外第二連的胡軌同學也被推為委員。我負責宣傳，胡軌則負責組織。這個任務分配並不恰當，依我兩人長處，應該胡軌管宣傳，我管理組織才是。不過，我兩人配合得相當好，這兩種職務是黨部裡最重要的，等於我倆人控制了整個團黨部，因而共產黨人在我們這一團無計可施。我們的上級黨部，就是學校的特別黨部，主要是由二名常委──賈毅、陳超控制住的。共產黨人想從特別黨部下手，先把特別黨部控制住，再往下控制各級黨部。
怎樣下手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賈毅和陳超兩人醜化。共產黨人編了幾句順口溜：「賈毅陳超，亂七八糟」等等，大家流傳哼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先把他二人「搞壞形象」，以共產黨的術語就是先行「鬥臭」。這樣一搞，果然弄得他二人的壞名滿天飛。於是共產黨進行第二步，發動黨內同志罷免他二人。最後，竟然真的開成了一次全校性的黨員代表大會，欲進行罷免賈毅和陳超。
一天晚上，「黨員代表大會」在學校大禮堂舉行。各級黨部幹部、各連黨員代表統統出席，大約有一百多人參加。我和胡軌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可是，我們不過以黨員代表身分出席，完全是被動的，接了通知就去開會，根本毫無準備，更未學會運用組織來控制會議的技巧。其實這次會議是壁壘分明的，共產黨的人在「青年軍人聯合會」名目聯絡下，很多人都是有備而來。而在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這方面，當然也是針鋒相對的。但我既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事先也不知道這種情況。
一開會，就先選主席。屬於這一派的人被推為主席，過了不久，就被轟下台。屬於另一派被推為主席，又立即被轟下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換主席，會議非但開不下去，整個會場已亂成一團。在會場外巡視的值星教官吳思豫，他是學校訓練部主任，屬於一級主管，地位很高；他身披一條大紅值星帶子，在大禮堂外面走來走去，我們向窗外可以看到他很著急的樣子。吳主任顯然擔心今天晚上會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前此不久，「孫文主義學會」的潘佑強、楊引之兩人就被共產黨打傷過，那時左右兩派常有打架的事發生。今晚這種場面，更有打架的可能；好幾位主席相繼被轟下台，台下一百多位會眾你罵我，我罵你，有拍椅子的，有狂呼口號的，亂成一團糟，演變下去很可能造成互毆的局面。
我身陷這種場合，一面是擔心，一面是莫名所以，也不曉得怎辦才好。突然有人喊：「我推滕傑當主席！」我也不曉得提議者是誰。他的喊聲一落，居然有人鼓掌，接著很多人附議。我事前根本毫無心理準備，又看這場面亂鬨鬨的，所以坐著不動。那些人鼓掌更起勁，有人一面喊：「你趕快上台啊！大家推薦你，你就出來啊！」又有人過來拉扯，硬要我上台。我一看這情形，不動也不行，只好上了主席台。在前章英化中學一節裡，我已講過，因為當了學生自治會主席，把會議規則讀得很熟 而出了名的事；所以當主席，我是有經驗的。不過這會場如此的混亂，怎麼個做法呢？我一邊走上台，一面立即想到：「關鍵仍在會議規則！」我很快決定了主持這個混亂會議的方向。
一上台，我就說話了：「承蒙各位推我當主席，使我非常惶恐！但又不能違背大家的厚愛。大家知道，開會必須依照一定的規則。當主席有一定的職權，他的職權就是依照開會規則來規定的。所以沒有開會規則就不能開會，沒有開會規則也不能夠當主席。現在大家來開會，又推舉我當主席，我們如果要臨時來擬定一個開會規則，根本就沒有時間，是不可能的事。那麼，我現在要請問大家，對於我們的總理遺教，有沒有人反對的？」
這麼一問，全場肅然，沒有一個敢說反對的。即使是共產黨人，那時候也在名義上擁護三民主義、貫徹總理遺教，是孫中山的信徒，所以絕不會有人敢說反對的意見。第一步成功了！

以上內容節錄自《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勞政武◎編撰．淨名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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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仰形成及早期工作

我信仰三民主義，一生以做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蔣中正先生的信徒為榮，以闡揚和發展他們的主義思想自許。所以我在思想上、政治上，自始至終有著確定而一貫的態度。
因而，像「牆頭草」、「兩面人」、「投機」、「鄉愿」這一類作風，雖在實際政治上屢見不鮮，但在我一生的政治態度中永遠不容存在。
本章的內容，敘述我青年時代所發生而對我信仰形成有重要影響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創辦力行社之前，初出社會的工作經過。

組織「建國同盟會」
上章談到，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因為不滿系主任施存統說什麼「...

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講述自傳，原是我研究計畫以外的事。之所以又把它列入計畫之中者，主要是由於一個偶發的原因。
三年前，《龍旗》雜誌社的一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革命思想的指導，經過張彝鼎、王宜聲 、蔣廉儒三位先生之介紹，來向我請益。他們除要我為之講述反共戰爭問題、兵學問題、哲學問題外，並且要我講述我的自傳，想從我一生的革命經歷中，獲取一些特殊的經驗與教訓。他們忠黨愛國、奮發向上、虛心研究、追求至善的精神，非常難得；尤其處此普遍競相追求物質享受環境中，更顯得特出，令我感動不已！是以不能不應允他們所請。
同時，在我的意識中，也從未排除寫自傳的可能性。我常想：人生原像一篇文章，衹是，這篇文章怎樣寫法各有不同而已。我自己的一生，一直是把握著「報國濟世」這個命題在寫的，並且是結合這個旋乾轉坤、危疑震撼的時代在寫的；有起頭，有過程，也該有個結論。
我這篇文章，已經寫了八十年。其中經過，始終是內外交迫、層層相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錯綜複雜、變化萬千的局面。所幸，在這變化萬千的過程中，我從未迷失過人生的方向。幼時的循性選擇、成年後的理性選擇，兩者能夠自然一致，成就了我一貫地過著理性生活的人生。對此，我自感滿意。
「循性選擇」，泰半出於先天的稟賦。「理性選擇」，則泰半出於後天的認識與決心。我毅然走上了三民主義之建民國進大同的革命大道，就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是從投身於革命洪爐的黃埔軍校開始的。
由於我投身了黃埔軍校，乃獲得了校長、也是革命領袖 蔣公中正特達之知，予以一貫的培植與指引，遂使我有條件得以嚴格的控制住自己，專心一意為革命事業而獻身。六十年來，我已把我的全部時間與精力為這一偉大革命事業而使用了。
又由於我嚴格的過著這樣的革命生活，於是我的處境便很自然的一天一天複雜起來。一面獲得了無數的人對我的關懷、愛護、幫助與期許；一面又引起了無數的人對我的猜忌、誤解、反對與暗算，至於真正的敵人對我的忌恨固無論矣。但不問正面與反面，善因與惡因，對我都是有益的，都是構成我這篇文章之波瀾起伏的必要素材。當然，怎樣才能把這些素材安排得妥當，還是在我自己，此之謂「操之在我」。
那末，我這篇文章寫好了沒有？現在也該作成結論，俾對後世有個交代了。不過，這只是一種懸想，若是沒有意外的觸發，是不會立即決定來講述這部自傳的。
以上就是講述這部自傳的原因。其次，來談談我對寫自傳的一些看法。
寫自傳並不難；因為人生百態，原無一定的範式；而自己講自己的事，更無任何拘束，可以隨心所欲，任意講去。但要寫得好，令人讀之而獲致深刻的印像，且有「如見其人，可友其人，可師其人」的自然反應，那便不是容易的事了。首先，必須要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而後可。
胡適之把「記實傳真」四個字作為寫好自傳的標準，確甚允當。惟這四個字應分為「記實」與「傳真」兩個部分來理解。所謂「記實」，就是指的所敍述的事實，必須純然是真情、實事，而不容有絲毫虛假摻雜其間之意。這不謹在表現於外者，該當如此，尤其在無形的心態方面更須如此。這是寫自傳者應取的態度。至所謂「傳真」，係屬方法問題，在求把這真情實事用簡潔生動的筆法恰如其份地表達出來，只須所表達者全屬真誠的流露，自能深印讀者的腦際，而可獲得一個落實的結果。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應該算是一部好的自傳了。
不過僅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只肯定了自傳的「史料價值」，尚未肯定其「社會價值」。一部真正的好自傳，是應該同時具有「社會價值」的。所謂「社會價值」就是「己立立人」的價值，這屬於自傳內容的境界。自傳者真實的人生境界，就是自傳內容的境界。所以一部具有「己立立人」價值的自傳，一定是出自「己立立人」真實的人生。其「己立立人」之境界愈高者，即能給人以高價值的影響。聖賢傳是描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形成過程，英雄傳是描述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形成過程；讀聖賢傳英雄傳者，未必即能為聖賢為英雄，但可產生嚮往之心。讀各種有價值的可為楷模的傳記，不管是自傳，還是他傳，所生的影響，大概都會一樣。嚮往之心就是成功之心，所謂「人人可以為堯舜」，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講的都是這個道理。具有如此影響作用的自傳，才是真正有益於世道人心的高價值的自傳。因此，一部高價值自傳的寫作，主要的注意是在其內容之「己立立人」的境界，不僅要做好「寫實傳真」的工夫而已。
寫自傳的正當目的有二：一是自我的人生介紹，另一是自我的人生檢討。前者並非為了自我宣揚，而在符合上面所說的境界，基於為友為師之義，以助人為善、助人向上、助人成就其人之所以為人的美滿人生。後者則在為了自我反省、自我改進，以提高自我的人生境界，以自求人生有一個圓滿的交代。所以，當人們決定依目的去寫自傳的時候，內容的境界為何，殆已不再成為問題；其成為問題者，乃為如何才能做到「記實傳真」。
為什麼「記實傳真」會成為問題？這有三個原因：一是由於過去的事，時間隔得過久，資料不足，僅憑記憶，難免失真。二是由於自己講自己的事，主觀成份難免過重，衡情度理，易有偏差。三是由於隱惡揚善，乃人情之常，且每為現實環境所限，亦不得不然，以致敍事不能周全。凡此，都是達到「記實傳真」要求的自然障礙。
然則，怎樣才能消除這些障礙呢？這須針對原因來分別作答。
為消除第一個原因，要能不厭其煩，多做考證工作。有許多遺忘、疑惑或失真的事，若是得不到可靠的人證或物證，僅從事情之正面、反面或側面之有關的事實中，也有可能考證得出來的；甚至僅用推理方法，也有能得到正確的認定。為消除第二個原因，重在提高處理問題的意境，達到能以歷史眼光與全局眼光來觀察問題，以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來處理問題的地步，而保持一貫的客觀態度，不讓主觀意識有摻雜其間的機會。
對這一、二兩個原因的消除，在有一定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均可得到適當的解決。
真正難以消除的倒是第三個原因。這個原因之難以消除，不在對己，而在對人。對人又不在揚善，而在隱惡。當然，這不是說對他人的「惡」都要隱，而是說有一些惡必須要隱。要隱的惡，往往不止在為避免傷害一個人或一群人，亦在為避免引起政治的或社會的不安。這是從「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同時，隱惡還有其更高的意義。蓋人之秉賦，原有善與惡的兩面，而人之所以為人的進化，即在於向善而去惡，此即老子所謂「為道日損」的道理，其所損者實為秉賦中的惡。因此，隱惡不僅在為人隱惡，亦在導人向善，正符合人類理性發展的趨向。這是從「超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寫一部自傳，必然牽涉到很多人，而隱惡又為勢所不免；是故，任何自傳都不可能做到毫無遺漏的敍述，只可能做到所敍述者沒有不真。
這些都是寫自傳者必然會遭遇到的問題。而自傳能否寫得好，首先就看對這些問題能夠解決到什麼程度，然後才能談到其他。我講述自傳，當然也同樣遭遇到這些問題。那末，我能不能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些，處理得比較接近理想些，做到「記實」和「傳真」？同時，本書的內容究竟到達了何種境界，能不能給世人以向善向上的影響？這些問題，祇有請讀者去細讀全文，自作判斷了。我自己但求所呈現者，都是一片真誠而已矣。
接著，再談談本書的內容結構。此事雖屬技術層次，看似容易，但做起來並不容易。
梁啟超認為：此事包括兩個要領；一為「剪裁」，一為「排列」。前者好像要把一包羊毛變成呢絨，必須經過爬羅剔抉的取捨功夫，先要達到去蕪存菁的目標。後者猶如良工的藝術製作，雖知規矩方圓，但不一定能有優良的成果；必須要有學力，再加天份，運用各種法門，佈置得宜，詳略得當，才能產生好的作品。
我之全部經歷，如作原則性的描述，那祇講一句話就夠了，就是「我一生都在過著操之在我的理性生活」。但如要詳加描述，那就經緯萬端了。八十年中，我歷經滿清、軍閥、民國，以至播遷來台的四個時期；其境遇之一貫特色，就是錯綜複雜、曲折崎嶇；而欲條理分明地將之描述得清清楚楚，誠非易事。所以本書為此，費了少功夫。
本書共分為十六章，章以下為節，節以內有必要時再分為項或目。原則上，全書章節是以時間先後為排列；但為求事實之終始一貫，在很多地方則採取了「記事本末」體，以作某類人或事的完整敍述。至於剪裁方面，凡無關宏旨者儘量刈除之，對關係較重要的故事、對話則詳細列入，以增加內容輕重起伏之活潑性與可讀性。又為了保持文字謹嚴水準，對於重要之人、事、時等項的解釋或資料來源的說明，其不便列在正文之內者，則以注釋出之。自近代西洋傳記作法傳入以還，自傳作法不再拘泥於一定的傳統；所以本書的結構揉合了各種寫法之所宜，表現了極其自由的形式。這主要出自勞政武賢棣的心裁。至於是否能成為一本結構較為妥善的傳記，當然也只有讀者才能加以評定。
最後，我還應說明本書原稿的產生經過。第一步是講述錄音：此項工作自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起，到次年五月十日止，每週在我寓所講述一次，每次三小時，共講述二十二次。聽講者均為《龍旗》雜誌社有志青年。由於保密需要及其他原因，人數限制在十人以內。講述期間，他們風雨無阻，精神一貫。第二步是翻成文字初稿：此項工作是由謝世濯同志擔任，一字一句地翻下來，約歷半年才告完成。第三步是編撰：此項是勞政武賢棣擔任，包括全文結構之整理，內容之考證、文句修飾增刪等繁複工作；自七十三年二月十日始，到八月十六日止，才告完成；整理成全書約三十萬字。最後，由我親加審閱，又費了近年的時間。是此書原稿從開始講述到最後審定完成，共費四年之久。

滕傑（俊夫）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寫於臺北市樂利路寓所

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講述自傳，原是我研究計畫以外的事。之所以又把它列入計畫之中者，主要是由於一個偶發的原因。
三年前，《龍旗》雜誌社的一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革命思想的指導，經過張彝鼎、王宜聲 、蔣廉儒三位先生之介紹，來向我請益。他們除要我為之講述反共戰爭問題、兵學問題、哲學問題外，並且要我講述我的自傳，想從我一生的革命經歷中，獲取一些特殊的經驗與教訓。他們忠黨愛國、奮發向上、虛心研究、追求至善的精神，非常難得；尤其處此普遍競相追求物質享受環境中，更顯得特出，令我感動不已！是以不能不應允他們...

照片集錦
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第一章　我的家鄉與幼時生活
出生與個性
祖先與老家
父親講兩個故事的啟示
故鄉的環境
械鬪與煙賭之害
不被環境改變自我
第二章　求學生活
七年私塾教育
新制小學教育
幾乎鬧出人命大案
亂闖上了南通英化中學
「五‧卅運動」的機緣
意外進上海大學
黃埔軍校
赴日本留學的緣由
在明治大學的研究生活
第三章　信仰形成及早期工作
組織「建國同盟會」
上海初識共產黨
在黃埔與左派鬥爭
從少尉跳昇少校
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從少校科長到少將旅長
泰興縣公安局長
黃埔同學會
第四章　力行社的創立
日本的亡華野心
組織計畫的起源
計畫的發動
力行社的籌備
力行社的成立
第五章　力行社的組織與成員
力行社的組織原則
力行社的成員
我當書記時各單位負責人
力行社的教育與紀律
力行社的經費
第六章　力行社的任務與改組
國家統一工作
國家改造工作
力行社的改組與檢討
第七章　歐洲考察──墨索里尼、希特勒會見記
陳啟坤之死
首途意大利
墨索里尼與教皇
法西斯的特徵
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
浪漫的法國
在英國會見貝登堡
從瑞士到土耳其
偉大的凱末爾
從原路回國
第八章　西安事變與長沙大火（十四年間的變遷 上）
我的軍職始末
張治中其人與政訓處
與戴日恆女士結婚
西安事變
湖南省府高級參議
長沙大火與酆悌之死
耐得風霜苦
《再革命》的研究
第九章　軍委會政治部（十四年間的變遷 下）
轉化共黨分子
在政治部的五年梗概
林彪這個人
周恩來與康澤的一段恩怨
《政黨組織原理》的研究
國民黨六全大會的情況
「兄弟會」與康澤的結局
連遭誣陷──我成了水雷探測船長
第十章　從勝利到失敗
失眠的克服與人事的和諧
徐州和談
在薛岳領導下工作
擊敗陳毅的難民戰
被人誣衊
綏靖公署的改制
徐州綏靖計畫
選舉首任總統副總統
單騎救徐州
上兵伐謀
第十一章　最後的南京市長
相命者言
打游擊與「健黨」願望落空
南京市長任內的工作
南京大撤退
中共對我的統戰
顛沛中的忠貞與變節
在來台的飛機上
第十二章　來台初期的研究工作與生活
鄉居生活
做「黨的工程師」
關於《組織戰》這本書
「革命民主」路線的確定
同經國先生的關係
兄弟會的結局與桂永清之死
建黨研究會與國防研究院
第十三章　從國民大會到中央信託局
「關係動員」與「奇襲」
抗顏陳辭修
國大書記長
兩面不討好的人
中信局理事會主席
第十四章　革命天職沒有退休
失敗的「國民外交」
我在黨裡的職務
我對黨的主張
第六、七次國民大會
社團工作
教育工作
研究工作
第十五章　為民族尊嚴而反台獨
為《龍旗》指導人
幫助李登輝
失分寸的擁戴──代主席事件
「增設副主席」案
從「支援會」到「全統會」
「五標準」與「四條件」
「臨中全會」的分裂
激烈的攻防戰
無恥的三種戰法
撤退──不能連累老夫人
「天命」之所在
第十六章　一生的總結──操之在我
一生如有神助
一生都在賽跑
對領袖的一貫態度
身心健康問題
寧共毋獨

跋：同儔諸葛　國體之材
後記

照片集錦
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第一章　我的家鄉與幼時生活
出生與個性
祖先與老家
父親講兩個故事的啟示
故鄉的環境
械鬪與煙賭之害
不被環境改變自我
第二章　求學生活
七年私塾教育
新制小學教育
幾乎鬧出人命大案
亂闖上了南通英化中學
「五‧卅運動」的機緣
意外進上海大學
黃埔軍校
赴日本留學的緣由
在明治大學的研究生活
第三章　信仰形成及早期工作
組織「建國同盟會」
上海初識共產黨
在黃埔與左派鬥爭
從少尉跳昇少校
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從少校科長到少將旅長
泰興縣公安局長
黃埔同學會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