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士人階層的興起與士族的形成（摘錄）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與擴大
在封建社會秩序瓦解的過程中，一個社會階層興起，這便是在以後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士人階層。士原是封建社會中國人的骨幹，他們大部分自耕食田，在作戰時被編組成軍隊，少部分則在貴族政府中擔任下級的職務，可以接受教育。封建社會秩序中的士階級，正處於統治貴族與被統治的野人的交會點，因此當封建社會秩序瓦解，階級升降進行時，便成為貴族下降與一般民眾上升會聚之處，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成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與以往的士階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
古代教育限於貴族與國人，春秋末年，孔子開始自由講學，將學術傳播到民間，擴大了教育的範圍，這也就是士人階層興起的開始。過去在階級結構中具有固定地位的士，從此轉變成為具有游動性質的士人。過去的士，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大部分務農從軍，此後的士人卻主要延續文事的傳統，或仕宦，或教學。孔子本人，便是新興士人的一個最佳典型。
新興的士人所以自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在於他們擁有知識。貴族階級結構崩壞之後，知識不再由具有特殊身分的人所獨享，而是廣泛的向民眾傳布。孔子本人，「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來源複雜，有貴族子弟，大多數出身於平民，甚至有出身微賤的仲弓。他們的出身不同，卻都在受過教育之後擁有知識。孔子之後，這一類的私人講學愈來愈多，他的弟子繼續講學事業的，譬如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其他如墨子有弟子三百人，形成一個以鉅子為中心的集團；孟子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一樂；《孟子》書中有「陳良之徒陳相」的故事，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平民為求仕進，棄農事而專務學問，在當時記載中不乏其例，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所載趙襄子時，中牟有身修學博的兩位士人中章、胥已出仕，於是中牟之民「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又如《呂氏春秋．博志》所載的甯越，原是「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因而棄耕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不論出身，只要擁有知識，便是士人階層的一分子。《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這些人的出身都不好，可是都經由求學，而成為「天下名士顯人」。教育的擴大，使得新興的士人階層是一個以特長決定的社會階層，而非以出身決定的社會階級。
士人擁有知識，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出仕。孔子本人最大的抱負是在政治上一展長才，他平日和學生的問答討論，都屬於廣義的政治教育範圍。孔子雖然認為士必須具有很高水準的品德，可是他也告訴學生說，好好學習，「祿在其中矣」。孔子自己出仕過，他的學生也有好幾個做過邑宰。孟子對「士何事？」的問題雖答以「尚志」，但他更清楚地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戰國時代的士人，有許多已失去恆產，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所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士人不出仕便無以為生。當時政治組織的變化，也使得他們能夠獲得出仕的機會，貴族政府已經成為過去，君主集權代之而興，君主不再將權力與貴族共享，而要由自己單獨掌握。為了讓國家在生存競爭中生存，君主唯賢是用，於是士人能夠以其知識服務君主，領取俸祿來維持生活，也可以在政治上施展抱負。孟子周遊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這麼多弟子跟著他走，目的可能便在於藉著老師的聲望而獲得官職。
（二）游士與養賢
自春秋末年以後，隨著教育的擴大和君主的求賢，士人的數目不斷增加。新興起的士人階層，他們脫離了原有邑里氏族結構的限制，而成為社會上的游動分子。他們為求獲得君主的賞識與重用，往往離鄉背井，周遊於列國之間；他們出仕，也沒有國界的限制。孔子、墨子、孟子等大學者，都曾帶領著他們的學生周遊列國，其他戰國時代的士人，也幾乎沒有不游動的。蘇秦、張儀固然是明顯的例子，秦國所重用的士人也大多來自東方。新興的士人，以他們的知識才能，待價而沽，在當時的國際政治市場上博其買主。士人之所以成為游士，一方面由於當時列國並立，對於人才競相爭取，另一方面也由於士人沒有家族和田產的羈絆。蘇秦的故事是後面一種情況的最佳說明。蘇秦最初游說無成而歸，「妻不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戰國策》卷三）。等到後來為從約長，並相六國，道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這時「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回顧以往他們的態度，歎息說：「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可見蘇秦不但和家族關係不密，而且也沒有田產。這正是當時社會的特色，士人沒有家族和經濟勢力的支持，以個人的身分活躍於社會上。但是在貴族勢力衰退，國君競相爭取的情況下，他們的氣勢卻日漸高張。
士氣的高張，表現於國君的禮賢。士人之中，有些不以入仕為滿足，不甘屈身為臣，而以道的承擔者自命。他們激烈的拒絕一切政治權威，如《孟子》書中的陳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如莊子，更強烈到要取消一切社會的活動。至於溫和的則自許為王侯的師友，王侯在士氣高張的情勢下，也接受了他們這種高自位置的態度，而有禮賢之舉。譬如魏文侯，禮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魯繆公以友待子思，而子思自居為師，因此不悅。這種禮賢的措施逐漸制度化，就有了齊國的稷下學士。齊宣王喜歡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稱為稷下學士，又稱為稷下先生，最盛時達到數百千人。齊宣王所以如此做，是為了「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這反映了當時各國君主正在展開一場攬賢的競賽。因此，其他各國也可能有類似稷下學士的制度。騶衍為稷下先生，而他「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明了國君禮賢的普遍性。而燕昭王不惜紆尊降貴，執帚為騶衍作前驅，可見這場攬賢競賽的激烈。
國君禮賢，多以當時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對象，以他們的議論來提高自己的聲望。但是士人階層人數眾多，還有許多沒有聲名的士人，他們也成為各國權貴爭取的目標，因而有養客的風氣。以養客聞名的，有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廉頗、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秦國呂不韋、燕國太子丹等人。他們所養的客，流品複雜，有文士，有俠客，也有雞鳴狗盜之徒，不完全是士人。春申君、孟嘗君都有客三千餘人，可見所養人數的眾多。對於這樣眾多的客，權貴供養他們，有等級之分，例如孟嘗君的客舍便有傳舍、幸舍、代舍的分別，有名的馮驩故事，說到馮驩最初被置於傳舍，他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幸舍，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代舍，可是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這次孟嘗君不高興了。可知不同的等級，有不同的待遇。這也說明養客也已經制度化。權貴養客，是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建立自己的實力基礎，以便在必要時有人來為他效命。像毛遂自薦於平原君，與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國，終於使楚王答應發救兵。呂不韋的門客，則為他編寫了一部《呂氏春秋》。士人投入權貴的門下，有許多是為了解決衣食的困難，因此有「食客」之稱，也有許多是為了獲得仕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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