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詩、史：民初上海遺民之學術與著述
陳丹丹
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州立學院 助理教授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一批以清遺民自居的文人陸續聚集上海，形成一個文化／學術群體，內中重要人物，包括沈曾植、王國維、羅振玉、陳三立、鄭孝胥、繆荃孫、汪辟疆、楊鍾羲、沈瑜慶、於晦若、徐乃昌、李詳、況周頤、朱祖謀、麥孺博、潘若海、俞恪士、陳仁先、吳鑒泉、王旭莊、林貽書、李拔可、夏劍丞、樊增祥、姚賦秋、唐元素等。對此批遺民而言，既立意遠離政治，則不妨避入學術。王國維曾自述：「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方伯莞然曰：『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與大笑。」羅振玉亦有言：「前返里過滬，初與方伯相見，方伯為予言，君與靜安海外共朝夕賞析之樂，可忘濁亂。」說來輕鬆適意，彷彿學術只是離世的手段，實則不管是王、羅還是沈，對於學術背後的使命都看若千鈞，決非只是消磨時日之具。1917年劉承幹（嘉野樓主）擬聘王國維編校藏書目錄，王氏以其「乃養老性質」辭卻。而在愛儷園的工作雖環境污穢，「於研究學問則可有自己所好者為之」，故留之。在王國維等人的視野中，學術決非「虛談」、「浮文」，實與國運相契。羅振玉曾追念王國維東渡後之學術轉向：「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未由也。」所謂「守先待後」，學術著述本身成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政治／文化行動。王國維稱讚羅振玉之搜求書籍、器物，將「學術存亡」與「小雅盡廢」之「無妄之世」相聯繫。認為學術不只與「一代興亡」相關，更為「萬世人紀之所繫」，故「學術存亡之所繫」，亦「等於人紀之存亡」。其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亦論「國初學者」「多勝國遺老」，「所為致用之學」，乃因其「離喪亂後，志在經世」。而「道咸以降之學」同樣出之於「政治風俗已漸變」，「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王國維認為，既有此背後之價值訴求，則「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王氏所循理路，亦即由「學」通向背後的「價值」，而在「價值」已遭「剝離」的當世，此舉無疑帶上了濃厚的「遺」的意味。
此時，清遺民多於上海之十里洋場「閉門」「樓居」（比如沈曾植有海日樓，鄭孝胥有海藏樓）。既增添了學術的內容，閉門樓居就不只是隱居的一種方式，更成為存「道」與存「學」的最後陣地。羅振玉認為「人心陷溺，仍從學術補救」：「人生今日，除閉門自守，活一日是一日，否則有飲醇，近婦，博弈，鴉片。」「百尺樓」其後乃有「千帙書」。所以不管怎樣自許「荒寒枯槁，是吾輩人襟抱」，或口口聲聲從此「神州袖手」，然正如王國維評沈曾植所言―「遺世而不忘世」，對於此輩仍舊胸懷大志的遺老來說，當然決不甘心只做「荒江獨釣翁」。是以此時遺老詩文雖鋪滿殘敗意象，彷彿早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紙背後胸腔中卻決非波瀾不驚。事實上，單單「窮」且「餓」並不就能完全符合遺民的標準，尚須有「孤懷之抱」方成「與道共存」之真正孑遺。本來，此輩遺老大都與張之洞政見略同，即將「學」視為「國體」層面的問題。張之洞《勸學篇序》開篇即言：「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此時政事上的心灰意冷使得士夫們紛紛轉道為「學」，所以鄭孝胥表彰勞玉初國變後猶自勞山講學，關注的正是「學」之弘揚於世道的補救作用。然而不可逃避的是，隨著新學日盛，老一代士夫念茲於心的「道」與「學」，實則已日趨於「孤」。當昔日「文酒過從」的「書院盛會」越來越成為記憶中的「前塵往事」，遺老們便只能退而為「讀書以自遣」的「樓中人」、「廬中人」。陳三立記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國變後避地上海，晚歲移家僑居大連灣，閉門讀《易》自晦」。鄭孝胥題《劉幼雲潛樓讀書圖》曰「潛樓非人間，東海意已蹈。此中不廢讀，放眼藐群盜。紛紛亂未止，恃此昌吾道」，亦將「樓」與「學」與「吾道」聯繫在了一起。羅振玉向劉翰怡推薦王國維信言：「比來神州陸沉，三千年來禮樂文物，掃地垂絕，二三名節之士，戢影滬上，獨抱遺經，忍饑待盡，聞公一一禮聘，得贍其生。」所以時人描述一眾老輩，每每強調其「獨抱遺經」。
「獨抱遺經」之外，「學術」成果此時也進入商業交易市場―王國維曾因陳田（松老）之窘迫，想將其所著《爾雅義疏》稿本賣與蔣孟蘋。1919年11月9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言：「前日探蔣孟蘋語氣，似不能出重價，蓋不知此書在學問上之價值也。」又王國維1918年2月14日致羅振玉信，言「雪老歲暮甚窘，以嚴鐵橋《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稿本並一他書售諸蔣孟蘋，得四百元。」「聞今年雪老欲開一書鋪，亦請夔笙為之籌畫，夔笙於辛亥後曾開一書店，云雖不得利亦不蝕本。然此君於經濟極疏，雪老又過之。」凡此種種，皆為前代遺民所難以想像。
「賣文」、「鬻書畫」也是另一條生存大道。雖然陳三立祭悼昔日故舊範肯堂，將自己以「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愧恥，反蹈君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尚役於文字，得錢求活」，歎為「身世可悲」，但其中更多還是不為世用的憤慨。1917年10月28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笑」述自己為況周頤「捉刀」事：「今日以三時間作克鼎、曾伯二跋，為況夔笙代筆。夔笙蓋為人捉刀以易米者，而永又為代之。二跋共得千字，（賣文者以多為貴。）隨筆寫出，亦有數語道著，可笑也。」。楊鍾羲《來室家乘》錄其《偶書絕句二首》：「樓名詩話閣詩徵，前輩風流謝未能。破屋一閒書萬疊，殘煤禿管短檠鐙。」「月戀餐錢語近詼，不應迂叟故遲徊。千升罪孽消除盡，莫遣他生識字來。」下記：「第二首代人編書事也。」5此處將自家「著述」與為人「編書」作比。在王國維與楊鍾羲二人的敘述中，皆是自嘲的意味要遠過於恥辱感。事實上，在其時士大夫的敘述中，遺民之「賣文」、「鬻書」之舉比之前代，每每被賦予了更多誇讚的渲染。朱祖謀記金甸丞：「六十供事通志局，朝夕與乙庵相叩擊……七十賣文海上，主周氏晨風廬。」金甸丞《〈雪橋詩話二集〉序》則記楊鍾羲：「國變後遁居滬瀆，其所交皆遺黎遁叟文行兩美之士，不沾屠沽一錢半菽，以賣文自活，於世俗無所詘。」柳肇嘉《清道人傳》狀李瑞清：「辛亥事起，江寧官吏，紛紛出走。……（先生）以庫金數十萬付縉紳，黃冠野服，孑身而去，從此隱姓埋名，自署清道人矣。鬻書滬上自給，求者如市，然非其人，雖千金不可得。」陳三立《〈清道人遺集〉序》亦記其「家累數十，僦椽僻區屢空且斃，稍鬻書為活」。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亦記：「梅庵於清遜國後，服道士服，往來寧滬間，鬻書畫自給，署清道人。」在這裡，「鬻書自給」已足為士夫「潔身」與「自傲」之證。而「醫」、「手工」等「賤業」若能支撐文人的本色當行，也是可接受的。鄭孝胥作詩贈李經彞：「誰識伯休真賣藥，還從太白細論文。孑遺聊勝蠹沙盡，危行寧妨鳥獸群。稍喜等身書已就，埋頭端欲事邱墳。」表彰的正是其以「醫」養「文」―即養背後的傳統之「學」。鄭氏之詩亦正反映當時遺老對生計的普遍態度―如何生存本身乃是次要，關鍵是「生計」背後的「精神」要依舊「清明」。
由此不難看出遺老對「商業」的態度雖是前所未有的寬容，就中仍有尺寸的分辨。劉承幹《〈雪橋詩話三集〉序》狀楊鍾羲：「（留垞）狹廬專室，長物蕩然，故人有閔其窮者，束脩之奉，升米之貸，倚恃為活，至於今茲。仕不爭利於朝，隱不爭名於市。」相似者如前所述柳肇嘉《清道人傳》，亦強調其賣書「求者如市」，然一旦「非其人」，「雖千金不可得」。身處本來求「利」的行業，卻仍以「氣節」自許或許人，可見對遺老而言，「從商」畢竟只是藉此生存的方式，故縱然具備由此「發達」的條件，也一定強調以「溫飽」、「存身」為限，最關鍵的，仍是生存之後的「學」與「文」。
與「退」而為「學」相表裡的，還有遺老們的「退」而為「詩」。汪辟疆《近代詩人小傳稿》記沈瑜慶：「濤園以名父之子，故早有匡濟之志。……即值辛亥光復，乃徙居海上，以詩人終老。」正如前所述，此輩遺老早年多為擊節高歌的風雲人物，一旦隨時事遷移而轉為幽居獨「吟」，就中之落差令人喟歎。懷帶著「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只因「時不我與」而不得不推枰撒手，由「奇士」而為「詩人」，對此輩遺老，當然決非情願。汪辟疆於《光宣詩壇點將錄》中題送丘逢甲的詩句―「天意茫茫難自料，縛將奇士作詩人」，其實頗可拿來贈予這一群同樣「遭天相棄」的遺老。陳衍評張元奇「才筆馳鶩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斂就幽憂」，亦實可做這一批遺老的像贊。由「意氣遒上」而至老來頹唐，時世剝落的何止是少年心性！既然學書學劍皆不成，至少要以詩「鳴」，而世間大不平，以劍不能消之，所得便惟有詩卷―在這個意義上，余越園《讀亡友黃晦聞蒹葭樓詩集，淒然有感》詩中所哀歎的「平居深識思垂教，窮老傷心反輟詩」，可改為「窮老傷心反為詩」。陳三立題陳詩《隴上草》亦云：「鬢髮凋疏面目黧，莽穿關塞命如絲。更彈地變天荒淚，成就窮邊一卷詩。」陳氏《〈俞觚庵詩集〉序》起言「辛亥」之大「亂」，其下筆勢一轉，小結曰：「其稍稍獲償而荷其賜者獨有海濱流人遺老，成就賦詩數卷。」此種「江山之助」實是令人酸鼻。張元奇《酬王逸塘》歎「垂老百無成」，「所得只詩卷，僅足怡餘情」，鄭孝胥《海藏樓夜集》亦言：「海上無山可似歸，登樓詩卷暫相依。」事實上，此種「千愁百憂」之作，未必真能「怡餘情」，倒很可能如陳衍言：「近作清苦不怡，遂足以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乃釋。」
講究「意態閑閑」的士夫傳統，使得遺老描述並不那麼情願的蟄居生活，也忍不住要渲染為一派雅致從容。鄭孝胥《答洪鷺汀》一面抱怨「滔天四顧無歸日」，一面「卻羨愚園好懷抱，能將餘事作詩人」。楊鍾羲《壽散原七十》則將自稱為「獷野激急」的陳三立狀如「入定老僧」：
早日聲名四公子，晚年淵靜一詩人。
……炳燭自娛閑歲月，倚樓還望舊星辰。
貌似曠達的平淡，實則仍湧動著一種莫可奈何的感傷。事實上，被楊氏狀為「淵靜」的三立本人，自己也始終對不得不由「實務」轉為「虛文」耿耿於懷。
既然早年多以經國大事為己任，為文為詩，在此輩心中，實為末事。所以遺老論及自己及友朋，每每著意強調「為詩」決非儕輩之志。陳三立記沈曾植早年為詩，每每隨手丟棄，可見其於寫詩並不看重。陳衍為沈瑜慶所作《濤園詩集正陽篇詩序》言：「濤園少為詩，未成。喜言經濟家言，足以推倒一時豪傑。」《石遺室詩話》亦稱其並「不專心致志於此事」，至於「行坐誦吳梅村詩，虞子山《哀江南賦》」，不過由抱負無從施展而激發。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記於晦若「辛亥前絕少作詩」；陳三立為俞明震、瞿鴻禨詩集作序跋，亦強調其早年為官為宦，用心於政務，為詩不過是餘事，至「亂」後方詩作稍多，乃是「遭遇世變，辟世孤往而然也」。「窮」且「老」且見棄於世，加之「上海」於文本中輕易就可轉為「海濱」，這使遺老在表述中很輕易就上接到徘徊江邊的屈子。陳三立《〈蒿庵類稿〉序》記馮煦：「避亂滬瀆，僦椽棲息，髯鬢皓然，跼天蹐地之孤抱無可與語，輒間托詩歌以抒其伊鬱煩毒無聊之思，宛然屈子澤畔、管生遼東之比。」為朱祖謀所作墓誌銘亦言：「晚處海濱，身世所遭與屈子澤畔行吟為類，故其詞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固有曠百世與之冥合者，非可偽為也。」在《海日樓詩集跋》中，陳三立更將沈曾植之詩提到「一世之離騷」的高度：
晚歲孤臥海日樓，志事無由展尺寸，迫人極之汩圮，睨天運之茫茫，幽憂發憤，益假以鳴其不平。詭蕩其辭，寤寐自寫，落落懸一終古傷心人，此與屈子澤畔行吟奚異焉？則謂寐叟詩為一家之離騷可也，為一世之離騷可也。
張爾田《寐叟乙卯稿後序》評沈曾植：「公宏邵廣攬，走東南者以為望。詩何足以盡公？顧自邦宇崩沸，流人遵海上，一觴一豆，一花一鳥一拳石，永曛旦，敘殷勤，非是無以寄其抱。」此處慨歎的亦是沈氏之能，遠超寫詩之上，惟因家國破敗，只能借描幽居、詩聚、吟詠花鳥蟲魚聊抒心志。雖一再以古之前賢自比，然空負著「佐世之才」，而以布衣書生老死，對遺老而言，「到底意難平」。鄭孝胥《九日與劍泉介庵同游徐園》言：「空將目力送歸鴻，意氣頹然一禿翁。辟世猶能作重九，汙人終自厭西風。無山易敗登高興，得酒聊忘失路窮。霜菊名園堪從倚，未妨同戀夕陽紅。」陳三立祭悼昔日故舊范肯堂，將自己以「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愧恥，反蹈君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尚役於文字，得錢求活」，歎之為「身世可悲」。前所引《〈俞觚庵詩集〉序》，雖一再寬慰自己將抑鬱發諸於詩並不為非，其下卻筆勢陡轉，歎曰：
然而生世無所就，賊不得殺，瑰意畸行無足顯天壤，僅區區投命於治其所謂詩者，朝營暮索，敝精盡氣，以是取給為養生送死之具，其生也藉之而為業，其死也附之而獵名，亦天下之至悲也。
所以時人或後人論及此輩遺老，亦每每強調不能徒以「文人」、「詩人」目之。歐陽竟無《散原居士事略》論散原：「得志則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則抑鬱發憤而一寄於詩，乃至喪命。徹終徹始，純潔之質，古之性情肝膽中人。發於政不得以政治稱，寓於詩而亦不可以詩人概也。」又陳三立為其父所作《行狀》記隱居時「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語，仰屋欷歔」，吳宗慈《陳三立傳略》承此記散原：「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對欷歔，不能自已。」「先生晚年，自號散原，所以識隱痛也。」「庚子後，歲開復原官，終韜晦不復出，但以文章自娛，以氣節自砥礪。其幽憂鬱憤，與激昂磊落慷慨之情，無所發洩，則悉寄之詩。世或僅以詩稱先生，豈為深知先生者耶？」揚聲昭《讀散原詩漫記》亦言：「縱其生平，殆有烈士志士之概，不得徒以文人目之。」而陳氏自己為由革命派而為遺老的蔣觀雲作序，同樣強調：「蔣君豈詩人哉！後之讀君詩者，因其聲以求其心，因其心以論其世。」為朱祖謀所作墓誌銘更以「物傷其類」的傷感言辭收束：
三立與公遊處久，故哀其志行，不徒以詞人傳也，為銘其幽。銘曰：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天荒地變，江長海遠，有巫陽下，察偃蹇之孤蹤，芳菲不沫兮終古，魂魄猶視兮幽官。
所以對遺老而言，作詩便絕不只是「一宣憤悱之情」。沈曾植稱讀沈瑜慶詩要與其政策之文對讀，陳三立描述梁鼎芬之作詩，更將其與「天下大計」鄭重地聯繫在一起：
當是時，天下之變蓋已紛然雜出矣，學術之升降，政法之隆汙，君子小人之消長，人心風俗之否泰，夷狄寇盜之旁伺而竊發，梁子日積其所感所營，未能忘於心，幽憂徘徊，無可陳說告語者。而優閑之歲月、虛寥澹漠之人境，狎亙古於旦暮，萬象於一榻，上求下索，交縈互引，所以發情思蕩魂夢，益與之無窮。
以詩求其「心」而知其「世」，其後更存著藉此「傳之來世」的念想。沈曾植曾希望羅振玉做「今世之梨洲、謝山」，甚具「傳古之熱心」的羅振玉由此在1917年10月15日去信王國維，雖歎曰：「然弟已頹然，如黃山茅棚中入定老僧，在不生不死見，尚能何為！」卻將沈之希望轉托於王，希其「將來能以稽古餘閒寫諸老之心事，俾昭示來茲，於世道人心，裨益甚巨。」並一再敦促其作詩，「且將廣之而傳記」。羅氏同月26日致王國維信亦曰：「作詩之事，不得不望之先生，且將廣之以傳記。今世之梨洲、謝山，舍公無第二人也。」事實上，這也是其時遺民的普遍抱負。將「滿腔之氣」付之「吟事」，以求昭示來者。在這裡，「詩」便不只可以「群」與「怨」，更提供了回觀「世道」與進入「歷史」的途徑。既不能與世周旋，便不妨由「詩」而入「史」，這樣，遺老的筆兜兜轉轉，便又回到了早已綿延千百載的「詩史」傳統。
揚聲昭《讀散原詩漫記》稱陳三立「集中感時之作」，合當「諡為詩史」。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引沈瑜慶語：「人之有詩，尤國之有史。國雖板蕩，不可無史。人雖流離，不可無詩。」並贊曰：「進於史矣，是為詩史。濤園之言語如是爾。」於同書中，楊鍾羲、沈瑜慶、陳曾壽（仁先），皆被汪氏比擬為前代之「王官谷」、「野史亭」。如書中陳曾壽讚語：「晚年身世，又與王官谷、野史亭相近。忠悃之懷，寫以深語，深醇悱惻，輒移人情。」沈瑜慶讚語曰：「易代相知野史亭，燎原終感是星星。」楊鍾羲讚語亦曰：「王官谷、野史亭，誰其嗣者楊芷晴。」。原本官江寧的楊鍾羲，窮十二載編纂「詳於山林野逸，尤詳於滿洲」的《雪橋詩話》。楊氏亦每在詩中以王官谷之司空圖自比，比如《長至後一日作用身雲長至詩韻》云：「連天晦昧雨如絲，閉戶心情足自怡。野史事徵施北研，遺民詩詠戴南枝。日長添線閑方覺，夜話圍爐睡故遲。」《夜坐用身雲居士見贈詩韻》云：「賃春權作王官谷，詩卷還應署名一鳴。」《文衡山可菊草堂圖》云：「茅舍疏離小寄家，不將晚節負黃花。詩情合在王官谷，料檢秋光紀歲華。」蓋司空氏即在黃巢亂後退居陵谷，以詩話自遣。其時同輩論楊鍾羲《雪橋詩話》，亦多揭櫫其隱藏在浩瀚掌故下的深意，如繆荃孫《〈雪橋詩話〉序》言：「前序意園文集，以信陵密國擬意園，今又以京叔遺山擬君。千古傷心人，當相喻於言意之表也。」陳三立《〈雪橋詩話續集〉序》則言：「留垞所為詩話，掇拾所及，比類事蹟，甄綜本末，一關於政教，學術、風俗及其人行誼遭際，網羅放失，彰闡幽隱，儼然垂一代之典，備異日史官之採擇。……（留垞）辛亥之變，避亂滬瀆，踞天蹐地，累然安之。但取故紙殘帙，托之山海，日漁樵於其中，獲而獻，獻而自憙，不知日月之相代乎前也。姑寄其哀窈窕，思賢才，以默契聖尼『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志，沒吾身而已矣。後之論者，考其世而察其所尚，其諸有哀於此歟！」金甸丞《〈雪橋詩話三集〉序》評此書曰：「比之左氏之傳，嬗嫣家世，旁連交友，並其時之升降，無所不生意同年之為此書，有似之者。談詩而懷國政，念舊俗，繫族世，序交遊，正得論世知人之旨，非徒博掌故已也。」陳寶琛《〈雪橋詩話餘集〉序》則言：「子勤館丈以良史才出為外史。政變之後，避地滬濱，以著述自遣。……自勝國遺民以至昭代名臣，碩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海上十餘年，露鈔雪纂，其用力至勤至苦。而三百年中，世運盛衰，治術之升降，人才之消長，讀此書可窺其崖略。信乎一代之良史。而不當以詩話目之矣。」
聯繫前章所述「遺民」之「遺」的內涵向「文化」的轉移，不難看出，不論是將「千愁百憂」悉數傾注於「詩」，還是如楊鍾羲之寄命於「史」，王國維羅振玉之返身於「學」，凡此種種，均在以自家的文化創造，力圖挽住正在消逝的舊日世界―誠如《雪橋詩話餘集》陳寶琛序所言：「自頃世變日亟，一時宿學之士，多憂傷憔悴，侘傺而不自聊。子勤猶韜光晦精，以自謀其不朽。」「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成為一種正在消失「文化」的最後定格。
而與遺民的此種文化「守成」相對的，則是「新世界」的絕然而去。不只其「道德自律」幾乎被視若無睹，遺民之「警世」之舉（如梁濟與王國維的相繼棄世），其背後更沉痛而巨大的言說，亦可被「新」與「舊」，「進步」與「保守」的膚淺解釋輕易繞了去。當陳寅恪以沉痛筆觸解說王國維之自沉，此種不難窺見陳氏本人對前賢內心孤獨的深刻體會，此種沉痛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注。「遺民心事」的失落，某種程度上，亦呈現了其後整個文化道德傳統與整個價值世界的失落。當「遺民敘述」被逐漸排除在與時俱進的「文化」脈絡之外，事實上也意味著原本參與「士人」與整個「士文化」自我想像與建構的「遺逸傳統」，已被新一輪的「文化」建設機制所割捨。由此，原本具有強大塑造力的「遺逸傳統」，也就此被剝去了對「文化」與「士人」正面書寫的能量，惟靠一二知己以心「承傳」，以心「體味」與「挖掘」，比如陳寅恪之於王國維，甚至後日的余英時之於陳寅恪。當「價值」與「世界」分離，傳統的聲音被聲勢浩大的時代喧囂日益抹去，這種承傳毋寧說是具有「私淑」的意味。用韋伯的話來說，伴隨著世界的「除魅」，「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團體中，在個人之間，才有著一些同先知的聖靈相感通的東西在極微弱的搏動，而在過去，這樣的東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體，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當原本足以「燃遍巨大共同體」的「遺逸」背後的「價值」，已經被「除魅」了的世界所剝離，只在極少數人身上閃現出來（比如王國維），也意味著它只能在極少數人中才能引起「微弱的搏動」。而每每與現時代格格不入的「遺」之為「遺」，也正在此意義上，成為真正的「孤孑」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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