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每次演講完，主持人接過麥克風，盡責地對著聽眾說完了結語之後，接著總是會問：
「接下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請舉手。」
通常，在這之後，會有一段沉默。
為了打破尷尬，我會說：「如果你有問題不好意思問，舉手發言時只要說：我有一個朋友……這樣我就明白了。」
要是氣氛沒問題的話，通常會引來一些笑聲以及幾隻鼓起勇氣高舉的手。偶爾，也真會有人站起來說：「我有一個朋友……」或者是，「我真的有一個朋友，他的問題是……」
在那之後，事情就變得容易得多了。滿屋子看不見的問題，隨著高舉的手一個一個都浮現了出來。聽眾提問題的熱情，也隨著我的回答，越來越高漲。最後結果往往是──我根本回答不完所有的問題。
每一場演講幾乎都是這樣，而主持人也總是無奈地表示「因為時間的緣故」不得不結束活動，而我也總是抱著「很遺憾」的態度，向大家下台一鞠躬，再接受最後一次的掌聲，然後匆忙結束演講，離開了現場。
聽眾們都很好，也完全能夠理解。
一切似乎都很圓滿。但在回程的車上，甚至或只是在路上走著，我常會想起一整個演講廳，許多人舉起手來的那個畫面。
無法回答──甚至是無法聽完所有的問題，心情多少是有點遺憾的。那些舉了手我卻無法回答的問題，到底都是什麼呢？

有一次，我應邀到某個高中對著一整個禮堂的學生演講，看著禮堂裡面一兩千張稚嫩的面孔以及高舉的手，一個想法突然浮現腦海。我請企劃宣傳人員找來一支手機，宣佈了電話號碼。我說：
「如果你舉手沒有被點到，歡迎你把問題用簡訊傳到這個號碼來。」說完之後我開始回答手邊已有的問題。
一分鐘不到，手機嗶嗶嗶地響了起來。一邊回答問題，我一邊瞄了手機螢幕一眼，只見數以百計的簡訊，在幾分鐘之內湧了進來。

你真的不後悔你的選擇嗎？
在對一個人付出了這麼多的心血，卻得不到相同的回報，你怎麼知道你應該放棄或者是繼續下去？
你失敗過嗎？失敗的時候你都怎麼讓自己心情平靜，安然度過的？
考試成績真的那麼重要嗎？
你真的什麼事情都可以輕鬆看待嗎？
我的青春歲月是一座監獄，你可以教我越獄的方法嗎？
你的爸爸媽媽會讓你喘不過氣來嗎？
你被最好的朋友背叛過嗎？該怎麼辦？
……

手機的畫面像是文字組成的河流似的，一個問題很快流過我的眼前，又被新的問題擠到畫面的更下方，很快從我眼前消失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大部分這些問題都曾經在腦海裡出現過。有些我有答案、有些我沒有答案。但此時此刻我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從河流裡面撈起任何一段吸引我、打動我，或者是我有能力回答的問題，試著一個一個回答。
我的妙招一點也不妙。一邊回答著問題，嗶嗶的聲音不斷地在耳邊響著，儘管我試圖讓自己專注在自己的回答裡，但手機螢幕上那個流動著的河流，無由地，就是讓我掉進一種茫然──那種在巨大、無邊無際的存在感底下，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茫然。

2

從小，我就是個有很多問題的小孩。我記得當時有一種叫吹牛比賽的遊戲。
有一次，一個小孩對我說：「我家有台灣那麼大。」
我說：「我家有中國那麼大。」
他說：「我家有亞洲那麼大。」
我說：「我家有地球那麼大。」
他說：「我家有太陽系那麼大。」
我說：「我家有銀河那麼大。」
他說：「我家有宇宙那麼大。」
我說：「我家比宇宙還要大。」
遊戲這時候停下來了。
「不行，你犯規。」那個小孩說：「宇宙已經是無限大了。沒有東西比無限大還要大。」
「一定有，不然我問你，」我說：「宇宙的外面是什麼？」
「宇宙沒有外面。」他一口咬定。
「任何一種東西，只要有裡面，就一定有外面，不然，」我說：「你隨便舉一種東西，只有裡面，沒有外面？」
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地開始爭論起來，到最後誰也無法說服誰──當然，更不可能有什麼結論或共識。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拿這個問題去問任何一個大人，似乎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任何「能夠理解」的答案。
那時，過年都要和父母親到廟裡去上香拜拜。偶爾，母親會有問題請教神明。她總是虔誠地在神明面前祈求，接著抽籤、擲筊，取得籤詩之後，排在長長的隊伍裡，等候解籤人解籤。
解籤人是一個戴著厚厚老花眼鏡的老先生。等沿著隊伍慢慢移動半天，來到老先生面前時，只見他推了推眼鏡，從眼鏡上方望了母親一眼，慢條斯理地問：
「問什麼？」
在母親稟明問題後，解籤人慢條斯理地看了看詩籤，開始煞有介事地指示母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當時母親到底問了什麼問題，或者解籤人到底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但不管是母親或其他的人，大家聽完解籤人說明後臉上那種釋懷的表情，都讓我對他佩服極了。
事後，我瞞著母親偷偷溜到廟裡面去，也依樣畫葫蘆地抽籤、擲筊，得到了一只詩籤。我走到解籤人面前。
「問什麼？」一樣的老先生，一樣的表情。
「宇宙……」我猶豫了一下，鼓起勇氣說：「宇宙的外面是什麼？」
老先生一臉不悅的表情看了我好幾秒，才說：「小孩子問這些做什麼？回去好好讀書，以後你就知道了。」

過了很久之後，我發現不管是醫師、作家、大學老師、節目主持人……在往後我從事的工作中，「回答別人問題」似乎都是我的工作職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到底是因為渴望能像解籤的老先生一樣給別人解惑、或者撫慰、甚至是帶來希望，所以做了這些工作？或者因為做了這些工作，因此對於這段少年時代的記憶特別印象深刻？我自己其實已經分不清了。
能擁有這些工作，當然是很令人珍惜的事。只是，隨著年紀漸長，經驗累積，漸漸明白，自己能知道的，或者能做的，其實很有限……

3

一九八六年冬天，我在醫院擔任實習醫師，在醫院的急診室值班。那時有個心肌梗塞的病人被送了進來。經過了初步的處置之後，我被分派護送他到加護病房的工作。
和家屬以及醫院的義工推著病床走在甬道間，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握著我的手，虛弱地問我：
「大夫，我會不會死？我會不會死？……」
我隱約感覺他存活的機會不高了，可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大夫，求你救我……」
為了安慰他，我說：「不要擔心，我們會竭盡一切努力救你的……」
他又問：「我會死嗎？」
「你不會死的，」我告訴他：「你不會死的。」
儘管竭盡了一切努力，但病人仍然還是在送到加護病房不久之後過世了。
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病人緊緊抓住我的手漸漸變得冰冷，並且慢慢鬆開了的感覺。那種震撼不全然只是死亡，而是你清楚地記得，曾有過一個對你充滿信任、充滿期待，絕望而迫切的人，對你提出了一個問題，對你提出了一個請求，你卻無法回答，無能回應。
那其實才只是一個開始。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往後我的人生中，常常還會在夢中遇見那隻手。更沒有想像到，將要面對許許多多無法圓滿回應、解決的問題。

就像解籤的老先生曾對我說過的那樣：
「小孩子問這些做什麼？回去好好讀書，以後你就知道了。」
當年我曾經天真地以為，人生所有的問題，都會得到解答，所有的疑惑也都能得到回應。慢慢長大，也唸過一些書之後，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關於宇宙的外面到底是什麼這件事，到了我這個年紀我所知道的，並沒有比當年的那個小孩多出多少。
麻煩的是，隨著年紀漸長，在我的內心裡面，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多，並且不斷地膨脹，像是：
時間是怎麼開始的呢？它有結束的時候嗎？如果有的話，開始之前，或結束之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如果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話，那麼無限長的時間，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然更不用說那些在我的工作職責裡面，必須回答，卻又沒辦法好好回答的問題了。
這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我心中慢慢累積，形成一種重量，黑洞似的，雖然看不見，卻吸附任何具體的、抽象的，靠近它的種種心情，形成一種難以言喻的失重狀態──就像站在講台上，看見手機螢幕上河流似的問題流過時，那種在巨大、無邊無際的存在感底下的渺小與茫然一樣。


4
或許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的成分吧，二○一二年夏天，當《我就是忍不住笑了》出版時，我和出版社的編輯、企劃商量之後，決定把過去例行的大型演講改成「小型」的、「專門回答問題」的座談會。我們事先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問題，根據讀者提出的問題，挑選並且邀請他們來參加發表會。
兩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更靠近了讀者的心事，前前後後一共回答了一百多個問題。這個過程，固然彌補了一些無法回答完讀者的問題的遺憾，但是在理直氣壯地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另一種我始料未及的忐忑心情卻油然浮現。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寫的小說《危險心靈》中，因為教育事件發動抗爭的謝正傑接受電視採訪時，主持人和他的對話。

「謝同學，以你的年紀從事這樣的抗爭，我相信一定承受了許多壓力，」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感到害怕呢？」
我（謝政傑）點點頭。「會。」
「你怕什麼？」
沉默。
「怕被老師批評？怕學測成績不好？」主持人試圖引導我，「怕影響將來前途？」
我不停地搖頭，又清了清喉嚨，最後終於說：「我怕萬一我相信的事情是錯的。」

一邊回答著這一百多個問題，我一邊懷疑起來：
一個像我這樣的作家，以我有限的人生經歷──外加這麼多連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真的有能力回答所有這些包羅萬象的問題嗎？或者，就算真的回答了，我的答案對解決讀者的問題有幫助嗎？萬一，答案不但派不上用場，甚至造成反效果，怎麼辦？
我就這樣懷抱著複雜的心情，完成了這兩場座談會。座談會之後，出版社很貼心地把當日發表會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讓我參考。一頁頁翻著這些逐字稿，更加深了我的忐忑不安──才經過沒幾個月，我很容易就看見自己思慮不周的漏洞不少。我發現，有些問題，我其實可以用更好的切入點去思考，有些答案，其實可以用更有趣、更周密的方式回答。
這些發現在在提醒我，「答案」是一種有機體──它會隨著時間、經驗的累積，不斷成長、變動的。也正是這個提醒，觸動了我寫作核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我開始想，隨著外在的環境、人事的變化，答案在未來是會不斷地被推翻、進化的。可是我的回答一旦化成了文字（或者是網路上的影像），卻會像死掉的標本一樣長久地存在。
既然如此，死掉的文字，如何追得上不斷在演化的答案呢？
如果我相信，一個作家應該帶著問題和讀者一起思索，不斷追求更好的答案，而不是提供答案，讓讀者和自己感到滿足，從此停止對問題的思考。那麼，為什麼還要回答這麼多我未必能解決的問題呢？
一方面我告訴自己：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但另一方面，手機螢幕上像是河流般流過的問題所發出的嗶嗶聲，又給我另一種迫切。
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回答，或不回答？）
對我而言，這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兩難。

那次的座談會之後沒多久，我輾轉收到了一個母親的來函。
這個母親告訴我，她的孩子本來是個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優秀的學生。自從看了我寫的幾部長篇小說之後，不但在校成績一落千丈，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父母親試著跟她溝通，也拜託學校的輔導老師和她討論，試盡各種方法都沒有幫助。她知道孩子是我的粉絲，又曾經參加過我的座談會，因為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才會冒昧提出這個請求，希望我能跟孩子單獨談談。信末，這個母親還附上了一篇孩子的文章，讓我參考。
我讀了孩子的文章，注意到筆鋒之下有一種超乎她的年紀應有的細膩與早熟。我又回頭去查看了一下她在座談會的提問。儘管那天針對她的問題我做了回答，不過，顯然，我的答案並沒能為她釋疑解惑。
大概是自己沒回答好孩子問題的責任感吧，我開始和母親聯絡、安排和孩子見面的細節。母親客氣地透過出版社聯絡的人員，表示願意付給我諮詢費用。不過我委婉地拒絕了。幾番溝通往返之後，我告訴這位母親：如果她真的非得送什麼東西給我的話，就請她帶上一杯黑咖啡請我吧。
見面當天，一見到我，孩子的母親立刻遞上了熱騰騰的咖啡，對我深深地一鞠躬。她把孩子交給我。正要離開前，忽然伸出手來，握著我的手。
我稍稍地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因為母親急切的心情給我的錯覺，或者是咖啡的熱度，那隻緊握著我的手有種很特別的溫度，讓我覺得有些意外。
「小孩就拜託你了。」
她就那樣殷重地握著我的手，一會兒，才放開我的手，轉身離開。

坐在我面前的孩子，有著一副鬱鬱寡歡的表情。她對我述說怎麼開始閱讀我的書，又說了閱讀我的書，個別的心得、心情。聽著她的敘述，你又感覺得到一種矛盾──一種在那張鬱鬱寡歡的表情之下，隱藏著澎湃情感的強烈矛盾。
「妳最喜歡我的故事裡面的哪一個角色？」
「沈韋。」她說。
「為什麼？」我問。沈韋是《危險心靈》中一個充滿思考的小孩。他在教育事件抗爭現場唱了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宣告了他的宣言之後沒多久，就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我覺得他說出了我心裡的話。」接著這個孩子在我面前說出了小說裡面沈韋那段對白。

小時候，我好想背著大大的書包去上學。我以為我會在學校學習思考、體會、尊重、分享，好讓我更懂得享受生命所賦予我的一切，更懂得熱愛這個世界。直到我開始上學之後，我才明白我想錯了。他們說，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開始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我已經不想再繼續長大了，當我們不再保有孩子的純真時，青春、歡笑、自由與想望也就遠離了，是責怪、互相憎恨、鬥爭、殺戮……直到我們徘徊在黑暗與荒蕪裡，直到無助的吶喊與哭泣淹沒了我們……

我聽她唸誦著，沒有多說什麼。繼而她又對我說著她觀察到的世界，從學校到社會甚至到整個世界的自私、墮落、黑暗，以及無力改變它的挫折。
孩子說完了這些之後，靜靜地望著我，等待著答案似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某個角度來說，早熟的她說得都沒錯，但她只是個孩子，應該好好長大，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承受這麼多的。於是，我開始告訴她我是多麼喜歡沈韋這個角色，可是又為沈韋的生命就這樣停下來，感到多麼惋惜。如果沈韋可以好好長大，堅持他所相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擁有更大的舞台，他所展現的生命，也一定比現在更精采許多的。
我告訴她，不要讓自己感到挫折，也不要太早放棄。現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以後不能做到。我告訴她，請她繼續堅持自己的熱情，如果不能幫助這個世界，那就先幫助這個社會。如果不能幫助這個社會，那就先幫助周遭的人。如果連周遭的人都無法幫助，那就先幫助自己。
我告訴她，請她用能讓自己快樂的方式好好長大。在這個階段，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重要了。只有先讓自己變成一個幸福、有能量的人，才能用同樣的方式，去扭轉這個世界的自私、墮落、黑暗……
她沉默地聽著，面無表情。我一點也不曉得她到底聽進了多少。有很短暫的刹那，我感到有點恍惚，似乎坐在面前聽著我說話的不是那個孩子，而是書中的沈韋。
我想起《危險心靈》小說中，當主角謝政傑在電視攝影棚接受採訪時，聽到沈韋自殺身亡消息之後的嚎啕大哭的心情──

我不明白我為什麼哭成那樣，彷彿剛才如果我能表現得更堅強一點，那個唱歌的少年就可以繼續活下去似的。

不知道是孩子臉上的表情，或從她的回饋感受到的無力感，我隱隱約約感受到自己越說越急切。我知道我應該更加沉穩、堅定，可是我似乎就是無法做到。

那次見面之後，我的心情其實有點忐忑，覺得自己似乎說得太多、太急切、也太熱情了。我很認真地反省了一下，覺得其實那天我應該花多一點時間聽那個孩子再多說一點，更深入地瞭解她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才對。
在那之後沒有多久，我收到了孩子母親的信。她向我道謝，告訴我孩子的近況，並且告訴我，孩子漸漸地變得比較穩定了，也充滿了更多的能量面對自己的課業了。
讀著母親的信，腦海裡浮現那天和小孩見面當天的對話、情境。我在想，或許是對小說人物過度的投入，我擔心太多了。可是沒一會兒，又自顧擔心起來。似乎，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容易才對……
無論如何，小孩子得到了一點正面的能量，還是令人開心的事。
隔年夏天，小孩子寫了一封信給我，她問我還記不記得她？她告訴我，她考上了理想的學校。她謝謝我給她的鼓勵，還告訴我，她會用自己的人生證明，她不會放棄自己的理想，不會和制度妥協……

大概在那之後吧，我的夢裡開始出現了孩子的母親握著我的手。那隻手有一種溫度，和一九八六年冬天虛弱地握著我的那隻冰冷的手完全不一樣。是那樣的溫度，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漸漸，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在內心有些往黑洞裡面不斷墜落的什麼，慢慢停了下來。
儘管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也不是所有的承諾都能實現，儘管你的能力永遠那麼有限，但重點不是問題能不能被解決，而是你關不關心，在不在乎。那隻溫暖的手，以及之後發生的事，似乎提醒我：只要努力，有些遺憾可以有機會彌補，有些無可挽回的有機會被挽回，有些瑕疵也有機會變得圓滿……
偶爾，我還從社群網站上收到那次參加座談會的孩子們發給我的問題。如果情況迫切或需要，我也會安排時間和他們見面，聊一聊他們的問題。
老實說，我不確定這樣做是否真能給他們什麼幫助，但似乎每見過一個孩子，或回答了更多的問題，我就會發現自己心中那個「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的天平，慢慢地往「to answer」的方向又偏斜了多一點。

5
大概是這些瑣瑣碎碎的事情、心情，讓我開始了這本關於問題的「答案」的書寫。
大江健三郎在《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中，提到過他小時候生病發高燒，在恍惚中聽見醫生說，這個孩子已經藥石罔效後和母親的對話。這段對話是這樣的：

「我聽到醫生說，這個孩子快死掉了，已經沒救了。他認為我會死吧！」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就算你真的死了，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別擔心。」
「但是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
「不，是一樣的！我生下你之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所以，你們兩個孩子就會一模一樣的哦！」母親這麼回答我。

一邊寫著這本書的過程，重新讀到了大江健三郎這個既寓言又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讓我發覺，我們大部分人的生命──儘管經歷的不同，但不同的經歷，所呈現的困境，從本質上來看，是很接近的。
對於有些人很輕鬆容易的難題，對於另外的一些人來說，卻是可以讓自己的生命動彈不得的大困境。同樣的，對於大多數問題都能輕易過關的人來說，讓自己摔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問題，可能簡單到許多人都無法想像。
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來學習的。很多時候，那些讓我們感到難過、挫折的，正是我們那些沒有學會怎麼面對的事。正因為沒有學會，生命才能用不同的面貌，給我們同樣的功課。正因為沒學好、沒學會，煩惱、痛苦才有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們的生命中重複。
對我個人來說，這或許是這個書寫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了。因此，收錄在這本書裡面關於問題的回覆，我所寫的，與其說是答案，還不如說是對於自己從那時候到現在，到底都學習到了什麼的一個重新檢視。
所以，在書中，雖然回答的是別人的問題，同樣地，其實面對的也是自己生命的成長。或許是那樣將心比心的關照吧，讓我有一種心安的感覺。彷彿我握到了那個母親那隻溫暖的手，看見了台下許多朝著我舉起等待發問的手、聽見了手機螢幕上河流似的流動過去的問題發出的嗶嗶嗶的聲音……
儘管我知道我無法回答完所有的問題，儘管我知道就算回答了，我的答案也未必是解決問題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辦法。但是，正因為在那裡面有一種與讀者之間的信任、一種期待以及一種可能，因此我明白，那是作為一個作者的生命中，最彌足珍貴的一個時刻。
因此，約了一個孩子見面、點出了一個人、從手機挑起了一個問題，我聆聽、思索，並且盡我所能地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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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演講完，主持人接過麥克風，盡責地對著聽眾說完了結語之後，接著總是會問：
「接下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請舉手。」
通常，在這之後，會有一段沉默。
為了打破尷尬，我會說：「如果你有問題不好意思問，舉手發言時只要說：我有一個朋友……這樣我就明白了。」
要是氣氛沒問題的話，通常會引來一些笑聲以及幾隻鼓起勇氣高舉的手。偶爾，也真會有人站起來說：「我有一個朋友……」或者是，「我真的有一個朋友，他的問題是……」
在那之後，事情就變得容易得多了。滿屋子看不見的問題，隨著高舉的手一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