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 作家創作研究
第一節 羅貫中生平思想考論
一、生平事蹟考
羅貫中的出現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大幸事，他創作出了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它不僅是中國古典名著，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名著，為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有相當傑出的貢獻。如此這般的偉大作家，其生平事蹟卻記載甚少，且眾說紛紜。為了更深入地理解《三國志演義》文本，在前人與時賢研究羅貫中成果的基礎上，對其生平事蹟略考之如下：
（一）明清時期的記載。明代一些文人，如郎瑛、高儒、田汝成、王圻、林瀚、胡應麟、楊爾曾，與清代的周亮工、雷琳、顧苓、徐渭仁等人，都記有羅貫中的簡況。綜其所述，可知下列的基本資料：羅貫中，名本，字貫中，錢塘（杭州）人。他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並參與了《水滸傳》的創作。這些資料雖不多，但貢獻頗大，它確鑿無疑地證明了，羅貫中真有其人，且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由此奠定了羅貫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再者，確定了他是錢塘人，雖不一定生於此，但在此處住過當無問題。
（二）二十世紀的新發現。羅貫中生平事蹟有關資料的新發現主要有三次：
二十世紀二○年代末，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錄鬼簿續編》被鄭振鐸等人發現了，上面記有羅貫中的小傳，全文為：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風雲會〉（趙太祖龍虎風雲會）
〈連環諫〉（忠正孝子連環諫）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是迄今所知有關羅貫中生平最早、最全面、最可信的記載，它告訴人們，羅貫中是一位雜劇家、散曲家和詩人，其作品有「清新」的風格。雖然未提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小說的創作，頗令人遺憾，但還是可以看出他多方面的文學才能，可以作為其小說創作的旁證。「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與「湖海散人」相印證，說明他在「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元末曾浪跡湖海，漂泊四方。「與人寡合」又說明他孤芳自賞的傲僻性格。將「忘年交」、「至正甲辰」、「六十餘年」與《錄鬼簿續編》作者賈仲明在《書錄鬼簿後》文末題署「永樂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雲水翁賈仲明書於怡和養素軒」連繫起來看，便可推知羅貫中的生活時代在元末明初。此小傳一出，甚為學界所重視且公認其可靠性。魯迅曾言：「自《續錄鬼簿》出，則羅貫中之謎，為昔所聚訟者，遂亦冰解，此豈前人憑心逞臆之所能至哉！」對其史料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當代學者亦承認其價值，唯有人對其所記「太原人」的羅貫中籍貫持有異議。異議產生的原因主要並不在於與《錄鬼簿續編》發現前的「錢塘」、「杭州」等記載不符，而在於和蔣大器之說有異。
二十世紀二○年代，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被發現，這亦是當時學界的一大盛事。此本之題署稱「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與嘉靖時代高儒在《百川書志》的題署「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相同，可互證其真實性，也說明了羅貫中是以陳壽《三國志》為藍本進行創作的。嘉靖本上的「後學」二字，是作者的自謙說法，當是出於羅貫中本人的手筆，證明了嘉靖本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作者的稿本。嘉靖本是至今所見最早刊刻本，卷首有兩篇序文，一是蔣大器（庸愚子）撰於弘治甲寅（1494年）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文中有「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字樣。這是最早記羅貫中籍貫為「東原」處，萬曆後大多數明代刊本及《隋唐兩朝志傳》等題署「東原羅貫中」，實源於此。一是張尚德撰於嘉靖壬午年（1522年）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此文證明著此刊本為「嘉靖本」而非「弘治本」，文中竟未提羅貫中之名。嘉靖本上有小字注文，有人據此考證成書年代，引起了一些爭論。
二十世紀五○年代（1959年），上海書店收購到一部元代理學家趙偕的文集——《趙寶峰先生集》，卷首有一篇《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署名的門人有三十一人，其中第四人為羅拱，第十一人為羅本。這也是有關羅貫中生平思想的重要發現。王利器、周楞伽等人對此作了一系列考辨，認定祭文中的羅本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李靈年又從趙寶峰與羅貫中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思想相同性上，論證了羅本為趙門人的可信性。肯定者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周楞伽據《宋元學案》「羅本」條下所附王梓材的小字按語，斷言「羅本並不字貫中，而字彥直，貫中乃是他作雜劇和小說時所用的別號」；而王利器則認為：此按語是「以臆為之」的「牽強附會」，還未肯定羅彥直就是羅本，把羅拱、羅本說成是弟兄行，亦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因趙偕及羅拱、羅本皆是慈溪人，這便成了羅貫中籍貫為「慈溪說」的依據。祭文所列羅本名後，並無字、號，加之趙寶峰是個理學家，與寫《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羅貫中思想旨趣不同，因此，當代學者如劉世德、章培恒等人對祭文中的羅本是否就是寫《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羅貫中提出了質疑。筆者認為，雖然周楞伽在〈關於羅貫中生平的新史料〉一文中據其新發現的史料下了結論，但仍不能證明祭文中的羅本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還應屬於有根據的推測之辭，若要證明二者確為一人，還需要有更可靠更有力的證據。不過，這個發現還是有價值的，在羅貫中生平資料匱乏的情況下，這篇祭文畢竟提供了新的線索，為了解羅貫中的生活時代與思想狀況，打開了新的思路。祭文作於至正二十六年（1366），是在賈仲明所言與羅貫中至正二十四年甲辰（1364）復會兩年之後，似可作為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參考資料。因此，不要急於否定它，值得進一步去研究。
根據現存這些資料，目前有關《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者羅貫中爭論較大亦較重要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1. 羅貫中的籍貫問題。八○年代以來，主要圍繞「太原」與「東原」兩說進行爭論。「太原說」的依據主要是賈仲明《錄鬼簿續編》上的羅貫中小傳。主張「太原」說的以劉世德先生為代表，他在〈羅貫中籍貫考辨〉（《文學遺產》1992年第2期）一文中詳細論證了賈仲明「太原人」之說的可信性與蔣大器「東原」說的不可靠，認為「羅貫中的原籍應該是太原，寄籍則是錢塘」。他在兩年後出版的《夜話三國》著作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持「太原」說的還有孟繁仁等人。主張「東原」說的有劉知漸、王利器、沈伯俊、刁雲展等人，各從不同角度論證了其所共同依據的蔣大器序文所說「東原羅貫中」的可靠性。超越觀點本身從思維方式上來看，兩說皆認為另一地名為誤書，即「太原」說認為蔣大器誤書「太」為「東」；「東原」說認為賈仲明所書「太」為傳抄中「東」字草書之誤。實際上，若賈氏與蔣氏所書地名乃無此地者，方可斷言為誤書；若實有此地，就還有另外的可能，即羅貫中在太原、東原均居住過，這也不能不考慮在內。從整體傾向而言，兩說實質上又都同意羅貫中早年在北方，後又去了南方錢塘。這種整體共通傾向使得其原籍的爭論歧見並不影響人們對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理解。近兩年來，又有人試圖將兩地合二而一，認為賈仲明所說的「太原」乃東晉、劉宋時所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蔣大器所說的「東原」實為同一地名；這又打開了新的思路，但能否為學界公認，還需俟之時日。
2. 《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提出了幾項新的觀點，主要有「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成書於元末」說；「成書於明初」說；「成書於明中葉」說。鑑於在三國題材演變史上《三國志平話》與元雜劇三國戲對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從題材來源的複雜性及作品思想藝術所達到的高度看，羅貫中的創作需長期過程，非短時間內急就可成，參照有關資料所記羅貫中的生活時代，借鑑章培恒、袁世碩、歐陽健諸先生從小字注中「今地名」考索成書時代的成果，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創作或許是起筆於元代，完稿於明初。
二、思想傾向論
身為士人群體中的佼佼者，羅貫中對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有著精深的掌握，這是他選擇歷史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前提條件。由現有材料可知，羅貫中曾四處漂泊，這使他了解了社會下層的民生疾苦，接受了一些平民的思想意識，吸收了大眾文化層面的社會文化理想，為其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作了生活與思想上的積累準備。王圻所言：「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稗史彙編》卷一百三《文史門．雜書類》），個中透露出羅貫中的人生志向與社會理想，志未得遂，他便將其寄寓在《三國志演義》之中。楊爾曾之語：「羅氏生不逢時，才鬱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東西兩晉演義序〉），可與王圻所言相互印證，幫助我們透視羅貫中的文化心理。
從其現存作品看，《錄鬼簿續編》所著錄的三部雜劇，僅存〈風雲會〉一種。其所撰小說，雖嘉靖時人田汝成有「編撰小說數十種」（《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之說，但現能見到的題有羅貫中名字的只有四種，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和《水滸傳》。其中《水滸傳》的作者、執筆者是施耐庵。另外三部小說，「皆屢經後人增損，真面殆無從復見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因此，要從作品探討羅貫中的思想傾向，唯〈風雲會〉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最可靠。兩相比較，二者有頗多相似之處，可相互印證羅貫中的社會理想的主要內容。概而言之，其社會理想是由君仁、臣賢、民樂三個層面構成的三位一體的太平盛世安樂藍圖。試縷述如下：
其一，全力謳歌仁君，寄寓圖王之志。《辭源》釋「君」為「古代各級統治者」，既可指天子，也可指諸侯大夫。此處所論之君，亦本此意，既指帝王，也包括各諸侯陣營的領袖人物。在羅貫中筆下，〈風雲會〉中的趙匡胤和《三國志演義》中的劉備就是他理想中的仁君楷模。趙匡胤有「一笑安天下」的大志，有拯救「塗炭生民」的仁德，有「堯眉舜目，禹背湯肩」的「帝王之相」，有「文武全才，智勇過人」的傑出才能。這與《三國志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何其相似。作者還濃墨重彩地鋪敘出趙匡胤憂慮「百姓困苦」的聖君胸懷：
［滾繡球］憂則憂當軍的身無掛體衣，憂則憂走站的家無隔宿糧。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駕車的萬里經商。憂則憂號寒的妻怨夫，憂則憂啼饑的子喚娘。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守寒窗。憂則憂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將軍守戰場。怎生不感嘆悲傷。（第三折）
這是一首仁君讚美詩，與《三國志演義》中劉備攜民渡江的描寫有異曲同工之妙。趙匡胤既有忠於前君的「忠心」，又不得不取而代之的矛盾心態，與劉備進位漢中王乃至繼帝位時的矛盾心態也有相似之處，而統一這個矛盾的總原則便是「當仁不讓」、「應天順人」、社稷民本。趙匡胤與劉備形象的相似之處，正體現出羅貫中的君道觀與民本思想。可以這樣說，若羅貫中實現了其圖王之志，他會以趙匡胤和劉備為榜樣去實踐之。二人正是作者仁君理想的具象化，而這也正是士人與大眾渴望好皇帝的理想所在。
其二，讚美君臣相得，追求魚水真情。作為一名追求修、齊、治、平人生價值，渴望「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的傑出士人，君臣關係自然是羅貫中思考的主要問題之一。面對君權強化與臣的奴化的社會現實，羅貫中吸收了陳壽、李白、杜甫等士人有關君臣關係的思想成果，在其作品中建構起君臣關係的理想範型。〈風雲會〉劇中道服裝扮、「隱於草澤」的苗訓與輔助有功、「官拜中書大丞相」的趙普之合影，不就是《三國志演義》中的諸葛亮嗎？趙匡胤扮做白衣秀士私訪丞相府的舉動，稱趙普夫妻為「老兄」、「嫂嫂」的表現，與劉備禮遇諸葛亮的行為也頗為相似。趙匡胤與楚昭輔、潘美、曹彬、鄭恩等人的結義兄弟關係，與《三國志演義》中的桃園結義性質相同，趙匡胤明言「雖古之關、張，不過如此」（第一折），這說明他是有意識地將二者連結起來思考。這一系列描寫形象地表現了劇中人物乃至作者對理想君臣關係的追求，而這與《三國志演義》中劉備集團的理想君臣關係範型確實頗為相似。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確實如此，蜀漢陣營的君臣關係正是這樣一種理想化形態。從君臣關係的層面觀照，〈風雲會〉與《三國志演義》的相合一致之處，是二者同出於羅貫中之手的內證之一。
其三，弘揚儒家綱紀，憧憬仁政藍圖。作為一種文化觀念，仁政乃源於儒家思想。在羅貫中筆下，「仁政」的內涵主要是愛民，這是他汲取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精華而傾注在其作品中的社會理想的構成要件之一。在〈風雲會〉中，趙匡胤憤激地揭露前朝黑暗現實道：
［寄生草］傳正道無夫子，補蒼天少女媧，因此上黎民餓死閭閻下，賢能埋沒林泉下，忠良枉死刀槍下。亂紛紛國政若摶沙，虛飃飃世事如嚼蠟。（第一折）
這實質上正是元末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的寫照。作者借趙匡胤之口挖掘社會黑暗的原因，乃在於孔子的正道不傳和綱紀不振。與此相對照，第三折又寫了趙普讀《論語》的情節，設計了趙匡胤與趙普君臣切磋儒家經典的場面，逐一探討了「帝王治世之書」的《尚書》、「善以為勸，惡以為戒」的《毛詩》、「治人事神」「知謙讓」的《禮記》，以及「可鑑興亡」的《春秋》。趙匡胤表示要「正三綱謹五常」，「學禹湯文武宗堯舜」；趙普亦言：「《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聖人的切要言語，皆治國平天下之要道。臣用半部，佐我主平治天下。」這實際上表明了羅貫中欲以儒家經典為治國綱領的思想。第四折中孟昶、李煜、劉鋹與錢俶因「仁政不施，百姓怨望」而亡國的反襯，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思想。這與《三國志演義》所弘揚的治國綱領也可以相互印證。作者在描寫三國英雄創業過程中，透過不同人物之口，不厭其煩地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樣的創業思想，並把它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面旗幟高高擎起。在描述中採用了遞進式對比的藝術方法來強化這面大旗的奇光異彩。在層層遞進的對比襯托中，作者明白地揭示出得民心則興、失民心則亡的歷史規律，這無疑具有永恆的認識價值。
凡此可見，在羅貫中的思想中，「六經」、《論語》等經典所蘊含的為人、治國等儒家思想，占據著主導地位，道家思想則處於輔助地位，他又吸收了民間大眾的一些思想意識，這三種思想交融在一起，制約著其創作，形成了《三國志演義》思想意蘊的複雜性。
英國文藝批評家泰納認為，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是「一種人的心理，時常也就是一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一種種族的心理」（〈《英國文學史》序言〉）。《三國志演義》和〈風雲會〉所表現的社會理想也是這樣：它既表現了羅貫中的文化心理，也反映了元末動亂社會中，人民大眾希望「內聖外王」的仁君出世的社會心理，更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憧憬君明臣良、國泰民安社會理想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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