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研究小說傳播接受的理論意義
文學創作是三位一體的動態流動過程，其中包括三個主要環節：作者創作、作品成果、傳播接受。第一環是作者構思、蒐集素材到寫作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作者將其思想感情、心靈人格、審美理想傾注於筆端，現形為紙上的文字語言符號。第二環是文學創作的物化形態，是文學的物質載體，是文學得以存留與傳播的基礎。第三環是作品透過傳播達於讀者，為其閱讀接受的階段，是文學潛在的文學性與審美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過程，也是文學創作目的最後完成的標誌。這三個環節缺一不可，沒有作者的創作，文學作品就不可能產生；沒有作品成果，文學就失去了物質載體，無法傳播開去；沒有傳播接受，作品便會塵封高閣，無法獲得現實的生命。因此，作品的傳播與為讀者閱讀接受，理當納入文學創作全過程中而加以關注與研究。
從文學的存在方式與作品的價值實現角度來說，傳播接受居於重要的地位。文學作品未被讀者接受之前，它還只是作為潛在的作品存在，或曰它僅僅對於作家本人來說是實現了的存在。只有在讀者接受過程中加進了據其人生經驗與體驗的理解、補充、創造，作品的價值才真正得以實現，文學創作才最後真正完成。讀者的重要地位就在於接受是創造性的，能增補和豐富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正如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姚斯所說：「在這個作者、作品和大眾的三角形之中，大眾並不是被動的部分，並不僅僅作為一種反應，相反的，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觀點的客體。它不是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像是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迴響，使本文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可見，作品隨歷史長河的流淌，在社會上不斷傳播和閱讀的過程，就是其生命不斷創造和增殖的過程，讀者愈多，其再創造的次數就愈多，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也會隨之擴展，呈現出無窮延伸的可變曲線。當然，讀者的再創造也要受到作品本身文學形象的制約，而不能是純主觀的、任意的。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曹操的再創造，也離不開羅貫中《三國志演義》裡那個曹操形象的基礎，猶如曹操的孿生兄弟，而不可能變成劉備或孫權。因此可以說，文學意義與價值實現是在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的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完成的。沙特的論述也說明了這一辯證關係：「寫作活動包含著閱讀活動，後者與前者存在著辯證的連繫，而這兩個互相連繫的行為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代理者。正是由於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努力，才使那個虛虛實實的客體得以顯現出來，因為它是頭腦的產物。沒有一種藝術可以不為別人或沒有別人參加而創造。」這是符合文學創作實際的。這樣看來，文學研究僅從作家創作角度探討是遠遠不夠的，應把廣大讀者的閱讀接受作為有機組成部分，從作者與讀者的辯證關係中進行研究，才是整體的、全面的、符合文學演進實際的。把閱讀引進來，意味著文學研究在文學與社會、美學與歷史之間，長期被人為分割造成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
如果把文學創作看做生產，把讀者接受比做消費，文學創作三環節的動態流程就是從文學生產到文學消費的過程，也是生產與消費的社會交流過程。這與馬克思關於生產與消費辯證關係的論述是一致的。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也是消費，……消費直接也是生產，……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物件，消費為生產提供想像的物件；……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後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後行為。」按馬克思的觀點來理解文學創作三環節的動態過程，一方面，作家生產作品，將自己的心靈與精神「物化」，作品以書的形式進入流通領域，逐漸傳播開去，在接受中成為讀者占有和消費的物件，作家在創作作品的同時也創造了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作家生產作品是動態過程的起點，讀者閱讀是文學交流的終點。另一方面，文學消費是藝術欣賞，讀者閱讀的實質是把作家生產的作品「人化」，使之從物化形態再回復到心靈和精神，讀者的審美需要也刺激文學生產，影響作家的創作動機與目的，這樣文學消費在消費產品的同時，也創造作為文學生產者的作家，於是，讀者接受又成為文學動態流程的一個新起點，推動著文學交流永無止境地向前發展。《三國志演義》漫長的成書與傳播過程，不正是馬克思生產與消費理論的一個典型例證嗎？
文學是文化的一翼，文學創作與傳播接受均置身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是構成社會文化的因素之一，因此，要研究作品的傳播與讀者的接受，還必須擴大到社會文化的層面來探討其意義與價值。文學接受和閱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性的精神文化現象，其與社會文化整體的關係是千絲萬縷、紛繁複雜的。整體上可歸結為兩大方面：從縱向的文化傳統上來看，讀者群體既受慣性強大的文化傳統的制約，又豐富和發展著文化的傳統，乃至導致文化傳統中某些方面的更新與改變。從橫向的時代文化上來說，讀者群體既受同時代文化整體的制約，又充實、豐富和發展著時代文化。因此，研究讀者的群體接受的過程與狀態，應將其置於文化傳統與時代文化的縱橫交叉點上作各種角度的觀照，方能更深入地把握「作品傳播」與「讀者接受」這種社會精神文化現象。從文化角度觀照特定時代的讀者群體，既要看到他們「在文化教養、興趣、習慣的文藝趣味、嗜好等方面都各不相同」的差異性，又要看到某些讀者在這些方面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據此一致性，便可形成各種層面的讀者群。文學作品的傳播首先在讀者群中蔓延開來，由一個個讀者群逐漸傳播到整個社會。就《三國志演義》傳播的明清時期而言，根據文化素質的高低，可分成高層、中層、低層三大文化圈，其讀者數量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形，每個文化圈內又可形成若干讀者群。根據居住地域不同，可分成城市讀者群與鄉村讀者群。根據年齡不同，可分成少年讀者群、青年讀者群、中年讀者群、老年讀者群。根據職業不同，還可形成一系列讀者群。《三國志演義》能受到各種層面讀者群的歡迎，迅速在各個讀者群中廣泛傳播，進而影響到社會精神文化，這正是其雅俗共賞的藝術魅力所致。
文學，特別是小說，獨特而強有力的社會效果，早已為中外論者所關注。羅燁在《醉翁談錄．舌耕敘引》的［小說開闢］中就曾指出：
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雲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噇發跡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
這是講說話藝術移人性情的感染力，實際上也概括了小說的社會效果。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也指出：「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更把通俗小說的社會效果提升到超越儒家經典的高度。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把小說對於人心靈的作用概括為「熏」、「浸」、「刺」、「提」四種「神力」，代表了這一時期特別重視小說社會作用的觀點，把小說的社會效果提到了新的高度。狄德羅也強調戲劇文學能透過改造人的靈魂而產生社會效果，他說：在看戲劇演出時，「壞人會對自己所犯過的惡行表示憤慨，會對自己給人造成的痛苦感到同情，……那個壞人走出了包廂，已比較不那麼傾向於作惡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福克納也指出：「作家的天職在於使人的心靈變得高尚，……他的作品應該成為支援人、幫助他巍然挺立，並取得勝利的基石和支柱。」這從作家的角度，強調了文學應透過改變人的心靈而取得應有的社會效果。古今中外的作家與理論家在這一點上有著驚人的共識。姚斯吸收融合了伽達默爾「效果歷史」的原則，首次提出文學史應成為「接受史」和「效果史」的全新命題，試圖探討文學作品與歷代讀者之間對話的動態歷史過程。這在理論上具有突破性意義，給人們研究文學以思路和方法上的啟發。特別像對《三國志演義》這樣累積型的偉大史詩性作品，其對民族精神生活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遠遠超出其自身的藝術成就，僅僅從作家創作和作品本身這兩個環節研究是不夠的，還應研究第三個環節，研究數百年來其傳播方式與傳播過程，梳理其漫長的「接受史」與「效果史」，觀照其影響我們民族精神生活的獨特社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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