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進步，唯一的出路？
依據躺臥者的情緒而定，躺臥可以是消極，也可以是積極的，而我們的工作方式，也會回過頭來影響我們度過其他時光的方法：主要坐著工作的人，比如坐在電腦前，休閒時自然會從事運動與體能活動以求互補，之後才能好好享受躺臥提供的紓壓效果。反之，每日從事體力勞動，甚至做到精疲力盡的人，閒暇時則傾向於悠閒度日、啥都不做。這時，躺臥的性質就截然不同了。
今日職場的劇烈變遷，對我們與工作、與閒暇時光的關係，對無所事事與躺臥的時光，以及對於我們的睡眠時間具有怎樣的影響？如果工作能更富有彈性，是否也能為我們帶來更多「啥都不做」的時光、帶來更多玩樂的閒暇？（你不妨稱之為「積極的懶散」），亦即一種不只用以恢復元氣的躺臥？
在一個「進步」本身偶爾會走錯路，苦於達不到自己目標的時代裡，躺臥是種能讓我們的思考更為清明透徹的預備活動，能以令人舒坦的方式泯除不是「前進」就是「落後」的二分法。
我們是否已經荒疏了躺臥這件事，如同我們因為太常食用即食食品，而荒疏了烹飪一般？也許吧。正如飲食不只是維持我們工作與生理機能的要件，躺臥也不只是為了坐著辦公而預備。雖然躺臥往往沒有產生直接可見的，以及經濟上的成效，但也鮮少只是為了讓我們恢復元氣。這一點，就如休閒時光以及由此衍生的種種「供給」，純粹只是為了讓我們忙著投入各種活動。
有跡象顯示，今日我們的社會對躺臥所抱持的態度，正面臨著重大的變革。這幾年來法國出現了「縱樂世代」（génération vautrée），這種說法是指稱懶散坐著、堅拒坐姿挺直的世代。他們不願好好坐下，而是癱陷在沙發或床上，調整成舒舒服服的姿勢，一點也不在意旁人會做何感想。這種人其實挺令人羨慕的。從這種行為可以看到對乖乖坐著與挺直站立的憤怒反抗，這同時也是針對或許依然深受威權模式影響的父母所展現的，無言的抗議。
怎麼躺，才恰好？
伊西朵．頗耶夏（Isidor Poeche）在他的《睡眠與臥室》（Der Schlaf und das Schlafzimmer，1901年）一書中寫道：「……臥鋪不宜過於水平，也不宜過陡。」這本書的副標題非常冗長，叫作〈一種指引人享有自然且恢復元氣之睡眠的衛生暨養生手冊〉。
他認為，睡眠時如果完全躺平，會讓人「……特別是脖子極短、頭部彷彿深深嵌在兩肩之間的人，更容易中風。因為這種姿勢會使血液更容易流到腦部，而在睡眠時，這種趨勢本來就比清醒時更為明顯。」
反之，他說，臥鋪如果過於陡斜，「容易造成這種麻煩：睡眠時我們的身體無法有意識地活動，此時身體將會如屍體般遵循重力的物理法則，亦即容易往地心摔落，於是乎當我們一覺醒來，會發現自己並非躺在臥鋪上，而是躺在一無遮蔽的地面上。」
頗耶夏似乎以為人在睡夢中還能控制自己的動作，他寫道：「無論是仰躺或俯趴都不健康，二者皆有害。」他認為仰躺而睡與令人不快的夢境相關。「因此，應該側身而睡，而且是朝向右側。」頗耶夏認為理想的睡姿應當如下：
在沒有任何勉強與壓力下躺臥著，身軀微曲，這種姿勢能使我們的肢體與肌肉完全放鬆。身軀伸展過度和極度蜷曲同樣辛苦，而由於這兩種姿勢都很費力，因此會阻撓我們，使我們無法完全達成睡眠的目的。雙腳、小腹與胸部必須呈水平，頭部卻須略高，大約高上半英尺。
許多與睡眠相關的事物如今都有了更精確的研究，其中針對睡眠中的運動所進行的研究，甚至自成一個研究領域。如今我們了解，睡姿改變主要發生在淺睡期，且與恢復精神體力的效果有直接關聯，而這種效果又很容易受到干擾。假使睡眠運動受到干擾，或者以「錯誤的」姿勢入睡，隔天清晨我們極可能感到疲憊不堪。睡覺時我們大多會經常變換姿勢，健康且沒有動作障礙者，每晚睡眠時最多會變換姿勢達一百多次。變換調整睡姿的節奏因人而異，不妨視之為個人獨具的編排動作。
關於睡眠時，到底是在靜止性肌張力之外還有其他活動對肌肉系統較為有益，或者該徹底休息為宜等，醫學界至今尚無定論。支持睡眠時肌肉應該盡可能鬆弛的人認為，如此較不會因為肌肉緊繃而導致疼痛。
研究顯示，半數以上的人都側躺著睡，年紀較長的人也偏好側睡。往左側邊躺可能會使心臟病患者感到不適。隨著年齡增長，仰躺則會促成打鼾，而如果我們經常提醒打鼾的人側轉過身，久而久之，這項訊息可能會進入對方的潛意識。
俯臥需要高度靈活的頸椎，但這種靈活度會隨著年齡而衰退。「俯臥時頭部必須側轉，如果不夠靈活，就容易導致病痛與不適，」骨科醫師托瑪士．拉瑟（Thomas Laser）解釋：「於是我們會因為頸脖疼痛而醒來，試圖避免俯趴。」至於睡前飲食過量，對於習慣趴睡的人更是不宜，拉瑟醫師表示：「趴睡時，腹部壓力會引發胃灼熱與打嗝。」
不論清醒或睡眠，有時會突然間有某種東西、一種看似神祕的衝動提醒我們改換姿勢。到底是什麼促使我們變換姿勢的？其中相當關鍵的原因是，某種特定姿勢對特定身體部位造成了壓力。
由於重力作用和身體對墊褥施加的壓力，在這些支撐點上身體多少會受到壓迫。仰躺時特別容易壓迫到肩胛骨一帶、骶骨和腳後跟等部位；側躺時則是肩膀與肘關節、臀部外側與膝關節。仰躺與俯臥時，因為受力面積最大，壓力的分布也最為理想。如果某個身體部位承受較大的壓力，經過較長一段時間後，血液循環就會受阻，產生缺氧現象，令人感到不適，於是我們便會挪動身軀、變換姿勢，以消除缺氧現象。這是一種理性無法控制的生理機制，少了這種一再卸除壓力的反應，會使受壓的軟組織出現血液循環障礙，嚴重時甚至會躺出褥瘡來。
一般認為，這種睡眠時的本能動作如果降到每小時三次，就可能發生上述的危險。此外，為了讓不同的肌肉得以鬆弛，睡夢中我們也習慣使手臂與腿關節位在軀體中間的位置，而側躺最容易達到這目的。當我們自覺地抗拒這種需求達幾分鐘， 會發現身體的某個部位逐漸麻痺，迫切需要變換姿勢。
旅途中的臥鋪
不論是遭到驅逐而被迫，是為了追求更良好的生活，或只因那是文化上的特點，從古至今，地球上許多地區的人都在移動。經常旅行的人，必然得睡臥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有錢有閒的人，旅途中不僅能體驗另一種生活，也能體驗另一種躺臥的滋味。
一八三八年，喬治．桑（George Sand）與弗雷德里克．蕭邦（Frédéric Chopin）前往馬略卡島（Majorca）時，當地提供的床榻令他們大感驚奇：
在帕爾馬（Palma），你必須獲得二十位有力人士的推薦、獲得通報，並且等上好幾個月，方可避免露宿穹頂下的命運。而他們為我們所做的，是弄到位於某個簡陋地區，兩間附有家具，或者該說是根本沒有家具的房間。在那裡，身為外來客，如果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張可攜式繃床（附上的床墊跟板岩一樣軟、一樣厚）、一把有著乾草編墊的椅子，還有任君享用的胡椒與蒜頭，就該額手稱慶了。
喬治．桑夫人是個敏銳的觀察者，不論是郊外寓所、鄉村別墅中，只「是在兩個兩腳支架上鋪上兩塊板子和一張薄薄的床墊」做成的木床；還是（如同她所寫，在她「試圖一探修士生活的況味」時）在某卡爾特修道會的修道院的臥室裡，「甚是低矮，像墓室般上方貼著磁磚的壁龕床」……，都難逃她的法眼。
在異鄉尋覓合宜的睡臥處有可能成為攸關生死存亡的挑戰，如果你對即將前往的地方還不了解，那麼最好有心理準備，即使你在相片上已經看過預訂的飯店房間了，那裡仍然可能與你想像的不同。那個房間是否提供夜間開放的酒吧？床夠長夠寬嗎？此外，想到有許多陌生人曾經在我們這張暫用的床上躺過、纏綿過或受苦過，就令人感到不自在。
實際上，許多人往往在自家以外的地方躺過之後，才能真正體會自家那張熟悉的床有何好處。出門在外，他們必須處理不尋常，乃至惱人的情況。況且除非不得已，否則鮮少有陌生的床榻能讓我們願意久待。有的床有霉臭味，有的床墊已經使用過久破損，要不就是太短了。對某些人來說，床畔掛著耶穌受難像或是林中公鹿的畫作，就足可使他們心頭蒙上陰影，使入睡成為折磨。另一種令人不敢恭維的則是看來可疑，而且通常布滿長絨、色彩繽紛，並且顯得有點蓬亂糾結的床邊毯，這會讓人盡量避免自己的腳直接接觸到。至於室內空氣清香噴劑的濃烈氣味則令人不免揣想，到底是怎樣的事件，才讓人不得不如此大方地噴灑這種號稱具有清新效果的香氛？讓人忍不住開始胡思亂想。英國記者暨作家西蒙．溫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說過：「在觀光盛行的時代，最好是在自己的沙發、自己的床上，在自己的浴缸裡旅行。」這種說法其來有自。
多虧人類豐富的發明，許多旅行方式才能不必更換床，因而幾乎可以完全避免令人錯愕的情況。從前，富人們花了不少功夫特別訂製旅行時容易帶上路的躺椅或床榻。而早在人稱「勇士查理」（Karl dem Kühnen von Burgund）的勃艮第公爵時代，折疊床便已出現。在美國西部拓荒時期，行軍床更是普遍。英國派駐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大使，其妻瑪麗．蒙塔古夫人（Mary Montagu，1689—1762年） 在從倫敦前往君士坦丁堡時，便攜帶了一張折疊床。就連瑞典女王埃利諾拉（Eleonora，1688—1741年）的嫁妝，都包含了一張有著絲綢帷幕的組合式華蓋床。
另一項這類發明，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的馬車「朵繆絲」（Dormeuse），它又稱為麥雅氏馬車（Mayer’sche Kutsche），是依據其慕尼黑製造商J. A. 麥雅氏命名的。這種馬車極為寬敞，只需簡單操作便能弄出睡臥的地方，從車外可以見到馬車的通風縫隙，這些縫隙能使睡在裡頭的人呼吸較為暢通。夜裡就在驛站過夜，急於趕路時則馬不停蹄，這種行動臥車一路發展，最後演變為「行動旅館」，例如某家腦筋動得極快的巴伐利亞企業研發的特殊構造，便能在一輛巴士拖車上安排許多臥鋪。
追求特殊刺激的人，在旅途中可以選擇往昔名人睡過的床榻。在位於巴格達的薩達姆博物館（Saddam-Museum），你不僅能見識到二〇〇三年美軍攻佔海珊的宮殿後由官方保管、展示的海珊武器、制服與器物，也能看到他的寢室。付上約兩百歐元的費用，情侶或夫妻們甚至能體驗這裡的床呢。至於位於羅馬中心，採用新古典主義風格建造的托洛尼亞別墅（Villa Torlonia）於一九二五至一九四三年期間曾經是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寓所，這裡訪客的詢問度也相當高，尤其「領袖」富麗堂皇的寢室，即使無法租宿，還是有特別多的訪客感到興趣。
陌生的床伴
直到今日，在非洲與亞洲某些地區，如果有兩、三個以上非親非故，或者一般而言彼此並無親密關係的人同睡一處，根本無需多作解釋，也不會讓人想入非非。而在非洲南部的波札那或中部的剛果，直到今日有些人依然彼此緊靠著睡，有時甚至連家畜也來湊熱鬧。據說這樣能避免野獸攻擊。此外，還有一種頗有意思的觀念，認為一人獨眠時，靈魂會迷失。
睡覺時能保暖是人類極為基本的願望，而為了這個目的，我們甚至可以不介意打鼾、行動受限等干擾。從前在西方社會中，人們對於和陌生人的身體接觸，並沒有像今日這般感到不自在，當時人對人我的界線與敏感度都有別於今日。甚且，在歷經激烈的衝突後，與主人同床共榻也可能是和解的表現。
正如在《私生活史》（Geschichte des privaten Lebens）中介紹丹妮爾．雷尼耶波喇（Danielle Régnier-Bohler）的章節中所見，夜間與不同對象在床上從事性行為等亂淫現象，在中世紀甚至其後都相當普遍。丹妮爾這位女性史學家稱床是「隱私的半島」，在床上，人們能夠恣意放縱自己的情感，這一點是他處無法企及的。聽起來或許有點矛盾：床雖然是個隱蔽的場所，但對於在那裡會發生什麼事，大家都心知肚明。黑暗滋生欺瞞蒙蔽，滋生「對真實的操弄」，並且與罪咎、通姦、犯罪等連結。如果我們讓某人獨寢，其用意不只是讓他能夠不受干擾地睡個好覺，同時也是一種嘉許、一種特權：「必須和數人同眠是貧窮的表徵，凡是有能力自己一個人睡的人都想一個人睡，要不就是和他自己所選擇的人。」專精中古史的法國史學家菲利普．康坦因如此（Philippe Contamine）表示。
中世紀時，人們睡覺的情形相當混亂：在一張床上可能同時睡著夫妻、他們的子女、兄弟姊妹或僕人，而軍人、學生、傷患或窮人也如此。而在旅途中，彼此完全不相識的人也會共用一張床。這些情況在我們看來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卻完全無需多作解釋。有時在你已經入睡很久時，還有人加進來睡；又或你運氣不好隸屬較低下的階層，偏偏在夜深時有某位社會階層較高的人物向旅店要求過夜場所，這時你就得捲鋪蓋走人。
如果許多旅人同時抵達某個地點，並且必須在當地過夜（例如在朝拜聖地的旅途上），這時旅店往往得充分利用所有空間，有時必須將陌生人安置在貯存草料的草棚，而萬一缺乏麥稈時，便草草將乾草鋪一鋪供旅客躺臥。躺在這種通常以乾草鋪成、氣味嗆鼻的臥鋪過上一夜，隔天許多人往往頭痛欲裂。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曾經在布魯塞爾見到供五十人過夜的大通鋪，這種床顯然是專為喝醉酒的人而設，供他們睡掉醉意的場所。另有某位羅霍爾氏（D. Rocholl）的作品《流浪生涯的暗黑記事，一名工匠的雜記》（Dunkle Bilder aus dem Wanderleben. Aufzeichnungen eines Handwerkers）則讓我們得以一窺這種過夜方式的翔實事例。這些事例顯然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德國北部地區，羅霍爾氏描述了一處「供浪遊的乞丐、無車馬的雜耍藝人、掃帚匠、兜售貨物的小販、傘匠、補盆補鍋匠、斯洛伐克人、吉普賽人、盜匪流氓以及其他各處流浪，無家無工作的男性及女性等的棲身處」，及其立即出現的混亂場面：
麥稈才剛草草鋪好，顧客們就從四面八方撲上去，其中許多人光著腳，一手提鞋，一手拎著手杖、包袱搶佔位置。他們將鞋子墊在腦袋底下睡。有些爛醉的人硬要橫躺，要等到腰部被人狠狠推撞，才肯乖乖躺直。上衣直接披掛在頭上，這一切都發生得異常迅速。板凳和桌子當然早就被人佔領了……劣質燒酒的酒臭味、五十至六十個人的體臭味外加需要弄乾的衣物、冒著煙的布塊……氣氛實在恐怖。
大通舖在我們這裡何以不再風行？打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便有論者以為，不論基於衛生或道德考量，這種行為都該予以唾棄，而其中一個經常有人提出的理由，正如某法國衛生學者所言，認為群居會使「身居其中者個人的汙濁氣場彼此衝突」，而這一類的警告有一部分也是為了杜絕結核病與梅毒。當時許多疾病的成因都不明，就連痛風與壞血病長久以來也都被當成傳染病看待，萬一睡眠場所通風不佳，氧氣就可能不足。
十九世紀的工業都會開始出現了新式的居住空間，但它們的發展還趕不上經濟爆炸性成長的速度，因此輪班制的工人往往得與一名「床客」共用一張床。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他們並非同睡一張床，而是分別在不同的時段用床。
如果得睡在沒有爐火的房間和冷冰冰的床上，就算你已疲憊萬分，也可能無法成眠，說不定還會瘋掉。從前人們以熱水袋或裝著加熱過的砂子的取暖袋讓床鋪舒適些。沒有這種袋子的人，則帶著一塊事先在火爐中或火爐邊烘過的磚塊上床。如今我們有輕盈如羽的隔冷睡袋可保暖，鑽進去以後只要露出臉來就好了。
從前，人們並沒有獨自在床上受凍的問題，不過當時倚賴的倒未必是同為人類的寢伴。誠如法爾茨的莉莎蘿特（Lieselotte von der Pfalz）公主所言：「讓我在床上得以保持溫暖的，是六隻小狗。」
躺下來解析夢，抑或身陷惡夢
十九世紀時出現了一種運動，美國文化史學者彼得．蓋伊（Peter Gay）稱此為「對『我』進行的詳盡研究」，而躺椅也成了這種研究的夥伴。
躺椅是心理分析的知名工作器具，是心靈的手術台。患者躺在心靈醫師的躺椅上，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使治療師得以進入他們內心最深處。躺臥有助於內省、引領進入隨意的聯想，帶領心靈的目光進入每一個角落，包括平時觸及不到的深處與陰暗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或者不敢說出口的願望，這時會向心理分析師傾訴，並且由心理分析師運用解義模式加以分析；只是 如今我們知道，這種模式頗具有爭議。佛洛伊德的躺椅可不只是個家具而已，1938年佛洛伊德一家不得不逃離納粹魔掌時，還特地將這把躺椅運往倫敦呢。
躺在佛洛伊德的「超躺椅」（Über-Liege）上的患者，與坐著的心理分析師兩者地位並不平等。倘使醫師與病患之間滋生出好感甚至曖昧，那麼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我們就能想像出充滿性愛的情況。據說起初佛洛伊德是坐躺椅與患者旁，醫病之間有視線接觸。後來有名女性患者試圖發展進一步的關係，從此他便改為坐在躺椅後頭，斬斷這種機會。這麼做還有個好處：患者比較不會覺得自己受到控制，因此更願意向他傾訴自己漫無邊際的意念聯想。
心理分析的盛行賦予躺椅另一種意義，在許多語言中，這種家具幾乎經已成了心理分析的代名詞了。紐約設計師陶德．布萊徹（Todd Bracher）曾經接受某義大利設計公司委託，完成優雅又奢華的躺椅，而這種躺椅就直接命名為「佛洛伊德」。
心理分析師的躺椅除了供作吐露心聲之外，不可避免地也會供作其他私密情事用。佛洛伊德的門生，匈牙利的桑多爾．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曾經因此感到羞愧，並且在一封寫給佛洛伊德的信中提到，某位鼻子特別敏銳的患者聞得到、發現得到躺椅上的精液氣味甚至痕跡。科學史學者安德列亞斯．麥雅（Andreas Mayer）也曾經描述，心理分析師的躺椅充滿情色意味的過往如何被揭露出來。事實上也確實存在一些光是標題就涉及躺椅的情色著作，諸如《躺椅的激情色彩》（Le canapé couleur de feu，1741年），這本書可能出自路易．夏爾．富格雷．德．蒙特布龍（ Louis Charles Fougeret de Montbron） 之手，主要在描述神職人員在巴黎某妓院（以及沙發上）縱情聲色的行為，一方面提出對風俗的批判，一方面又帶有偷窺的樂趣。麥雅表示，這本書「一方面嚴厲譴責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偽善以及宗教教育，一方面又頌揚書中偷偷摸摸的鞭打儀式，以此作為老年人夫的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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