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謝里法說自己
對一個寫作的人的一生，從他讀過的書、發表過的文章、出版過的著作，依照年代順序寫成年表，很容易就看出這個人出生以來各個階段的歷程；或換成當教員的人生，從他童年就讀的學校，經過師範學校或學院，然後從事教學後歷經幾個學校，直到退休，單純以學校名稱和年代排列下來，教學的人生也很清楚就看出來。有了大概輪廓，分出章節做細部描寫，寫出來就是他的一生了。
若將同樣方法用在一名畫家，從他學習過程到進行創作，一生中種種不同階段，每一階段皆有幾件作品代表當時之風格及風格的轉捩點，每件作品各有製作年代，細述創作過程及理念，加上生活細節的鋪陳，藝術家的人生就這樣在字面上呈現了，看來多麼單純，等到提筆時，竟一年等過一年，好久才寫下幾張稿紙。
未到七十歲，時任國美館館長的倪再沁兄，見面就問我等七十歲要替我舉辦個人研究的學術研討會，好幾次我的回答都是「快了！」直到他已卸任館長，我的年齡還未跨過七十門檻，接著是李戊昆和林正儀館長，他也把自己的計畫書交下去，希望代為完成他的意願，兩位館長轉眼間也下任了，我才剛滿七十歲，接任的是薛保瑕館長，她主動與我談研討會的事，沒想到談過幾次後，她發現我近年竟有這許多作品陸續在各地發表，若將之集中展出一定可觀，這才決定以作品陳列配合研討會，把布展工作交由展覽組施淑萍和陳彩雲兩位，幾天後經過館內討論，交給我的計畫案展出場地平面圖竟占有樓下左側整個空間，且有兩個月的展期，這一來展覽聲勢反超過研討會而讓研討會成了配角，我是這樣以七十回顧展之名踩進七十歲大門，在臺灣畫壇從此晉升為受人敬重的前輩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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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美術館為我舉辦七十回顧展是我接近七十歲那年，正開始提筆寫自己的回憶錄，等作品展出來之後，才發覺一個畫家的回顧展無異等於是自己的回憶錄，只是不以文字，而以作品記錄自己的人生過程，並且又更為具體。經這麼一想，又把寫回憶的事放在一旁。在這空檔裡接連寫了兩本長篇小說，把1970年代發表的《美術運動史》用演義的方式寫出來，更對自己有能力寫長篇小說感到萬分意外，書名為《紫色大稻埕》和《變色的年代》。
小說出版後，心裡自問以畫家身分寫小說是否不務正業？且以這理由而將寫回憶錄的事停下，是否在逃避？逃避的又是什麼？自知在感情上較一般人複雜的一個人，感到沒有能力用書寫對自己的人生交代得清楚，但如果不將感情這部分誠實寫出來，我這一生除了藝術還剩下什麼？回顧展只看出屬於我創作的一面，而感情不是能創作得來的，說自己是逃避才不敢去回憶，不如說是不肯真誠去面對過去的自己。
這些年，常有人因被我在海外寫的文章所感動，見面時說：「我每次讀你的文章都會流眼淚！」這表示我寫的文章，在感情上感動了讀者，可是不知為什麼，在個人內心裡却有意無意間隱藏起私人的那一部分，不想以文字再來感動自己，但還是有些藏不住的，被寫出來了，那到底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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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寫小說那樣，在寫回憶的時候，常讓早年作過的夢跑進我的文章裡來，讓夢也成了我回憶中的一部分，人的一生常有作夢也沒想到的事發生在真實生活中，而真實生活中有更多無法實現的事又在夢中出現了，這裡頭最大的部分是感情的世界，經常是在現實與夢之間糾纏不清，當我寫回憶時越想釐清它就越是釐不清。
每寫到一個段落再回頭閱讀，經常讀了又覺得不對，人、地、時都沒有錯的情形下還有什麼錯的，那就是感覺或感情的領域沒有在文字使用中捉得很準確，或許這就是我經常害怕觸及內心感情的原因，最後只得在未落筆就將之藏起來，而當作沒有這回事。
當我寫《紫色大稻埕》時，寫得最不真實的人物就是大戶人家成長的陳清汾，幾乎所用的文字都是在幾場夢中或半睡半醒的冥想裡呈現，但偏偏這樣的人物是小說中我最得意的，能製造出這種臺灣畫壇不可能有的畫家，才感覺到自己是真正在寫小說，其他的只是從歷史轉譯成演義而已。後來回頭寫自己，還一再地萌生衝動，想重新創造一個自己，借用夢中的題材，讓自己有更多成分出現不可思議的人生。
雖說大稻埕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可是日後回到原地再看時，一次比一次陌生，在現實的景物裡找不到什麼可與回憶相印証的，那時我不得不說回憶裡有多少是夢中存在的，或在記憶中錯亂，對焦上錯誤了的，如果這些錯誤的感覺更美好，我就寧願讓它保留，寫在回憶錄裡，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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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臺灣美術史要從我開始寫起」是我在研究所上課時對學生說過的話，就好比寫臺灣地理要從我家門前開始寫起，走出家門往左或往右逐漸走出去，不管最後到了哪裡，我家永遠在這張地圖的座標上存在，我心中的臺灣就永遠不會消失。
寫自己時，照理已經找到座標才對，沒想到一邊寫一邊還在懷疑到底那座標是否準確，本來已不在乎寫的是夢般的不切實際，可是又不肯讓座標的定位無意中消失了，寫自己畢竟不是寫歷史，希望在歷史中捉住自己，卻又不願落腳在歷史的一隅，成為潮流下的某種角色，說不清到底自己是誰，又想讓自己去扮演成一個人物。
當年一心一意在寫臺灣美術史，以為寫完就完了，沒想到歷史從此與我脫不了關係，才發現自己已經成了歷史人，看任何事情都帶著一副歷史眼，在為每一件過去的事估價，甚至對自己的這一生也不例外，始終在歷史的認知裡打轉。
當年第一步踏進巴黎羅浮宮，似已經註定這個命運，沿著裡頭牆面看下去，踩著人類美術史的腳步，尋找是怎麼來的、將往哪裡去，更認為歷史往哪裡走我就往哪裡去。
人生像走在羅浮宮的長廊，走到盡頭就必須轉彎找到另一條走廊繼續再走，有時出現在另一頭的是往上或往下的樓梯，不論怎麼走羅浮宮的走廊是走不完的，不小心又走上原來的路，在我看來也是一條出路。常遇到有人來問我，蒙娜麗莎在哪裡或問我出口在哪裡，看完美女就想要出去的人，不知道心裡是怎麼想的，他的人生只轉個彎就要離去，而我還在不停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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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回臺灣定居以後，經常受邀參與各種評審，其中最高層次的獎大概就是「總統文化獎」，前後擔任過兩次，對象包括各行各業，很巧的是兩次選出來都是文史工作者，第一次是臺灣語文研究者吳守禮，第二次是古荷蘭文史研究者江樹德，前來評審之前相信沒有幾個評審員知道他們，尤其江樹德是我在前一天花了半天時間翻閱資料才了解到他從事古荷蘭文史料的翻譯對臺灣史有多麼重要，所以在評審會中提出來請其他參與者多注意，結果以多數通過，是我在近年所有評審中最感得意的，江氏所譯的這許多史料裡，從荷蘭官吏的角度視漢人為來做生意的新移民，沒想到經過三百年的改變，新移民成了今天的臺灣人，漢字寫出的臺灣史於是定格在三百年史裡，如今要臺灣人以總統獎來將這短視的史觀推翻，不但要有無私的心對待自己，且更要有勇氣。然後從三百年臺灣史回頭尋找，直追數千年，終於看出島上的居民不斷地向東南海域移民，探尋新的出路。所以三百年史讀了使人以為臺灣島是移民的終站，如把時間回溯到兩千年以前，則是南太平洋列島民族移民的起點。作為「臺灣人」，由於史觀不斷在改變中，所以認同也隨著要改變，在個人史上如何安置座標亦不得不一而再推移，「我」的位置從一開始到最後都不在同一定點上，是我回憶這一生，一而再要忍疼重寫，改了又改的原因，都來自歷史認知不停在修正。
從事教學和評審的工作的確改變了我許多，對臺灣史的知識也較初回國時大幅度增進，為教學做準備時，我把過去學得的再度做了整理，經常須針對學生為對象，較之在海外的日子只寫些文章要用心多了。尤其每次參與評審，過後一再檢討，評審中所作的決定是否正確，有如在人生的路途上經常要做抉擇，二十年來做出多少正確的評斷，評審工作令我越來越小心謹慎，當中學到的不僅是本行的領域，還有為人處事的反省，讓自己更有自知之明，也更加謙卑，是回台之後這二十年最大的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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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人，要往前看，又不時往後看，而且還要在每個年代從細節去看，寫這一生的回憶，除了尋找更早的童年往事，也要把剛過去不久的記錄下來，且不時發現有什麼遺漏必須隨時補上。儘管這樣，並沒有越寫越長，因為每當我再作檢視時，又一而再地刪減，認為某些段落的敘述在我一生中無關緊要，於是又在文字中挑出些多餘的人與事，以及無關緊要的想法，用紅筆迅速劃掉，令協助打字的楊梅吟女士為之又忙碌一場。
在我讀小學時雖換過三所學校，但同班裡從沒有過日本同學，後來也沒有外省同學，可是進了中學馬上有轉變，在基隆中學的六年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外省人，每個人講話有各自的腔調，大家熟了之後，我會問他們為什麼會到基隆來，天下這麼大偏偏跑來這裡和我同班，這時候從他們口中我可聽到許多故事，裡頭有各種偶然和意外，這就是人生，命運造成我們所以同班唸書，誰也沒法作改變。
出國讀書之前，在我身上已用過很多不同名字，改過很多姓，都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同時也住過很多地方，並不完全出自我的意願，從出生地台北永樂町，短短幾年就住過五崁仔、雙連、中和、金瓜石、新山，戰爭結束再回來台北住在改名迪化街的永樂町，中學後搬到基隆、暖暖、九份、台北橋頭，進大學雖只住在台北，却經常搬家，畢業教書先到宜蘭礁溪，當兵回來後在基隆找到教職，直到出國數一數居住過的不下十個地方，而且都留下很多回憶，有如每個地方都住過很長時間。
相對地，到了國外，在巴黎四年只住過三個地方，在紐約除了剛到時寄住友人處，在「西貝茲藝術家之家」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在巴黎買新房子，紐約的房子還保留三年才退掉。
1996年回台任教於彰師大，在教職員宿舍住過一年半，接著搬到台中，算是我最後的住所，是以三十六幅畫換來的，往後大概不會再搬家了吧！
住過這許多地方，若每到一個地方而有人問我為什麼會來這裡，我都能詳細回答，這些加起來不異等於是為自己編寫自傳，看來反而青少年時代之前的人生，更多變化、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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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如果以畫家的創作歷程數我自己從事創作的每個段落，反而出國後的歲月我的創作才更豐富，正好我以系列性地在推演自己的製作，從初到巴黎的「巴黎咖啡廳」、「玻璃箱與嬰兒」、「十年版畫創作」、「牛的系列」、「聖者的獻禮」、「山上一棵樹」、「卵生文明」、「垃圾美學」、「與地魔共舞」、「10＋10＝21策展」、「素食年代——牛的四頁檔案」、「辨識核光山——鮮世紀美學基調」、「3P民主主義美術」，將每一系列依照創作或展出時間聯接起來，也一樣看出我從事創作的歷程，不異等於為自己的一生作了記錄。
現在已是每個人有好幾部相機的時代，連手機也可以拍照，所以不管到哪裡皆有影像記錄，若將之依照時間排列又加以文字說明，這一生住過哪些地方，做過哪些事，結交過哪些人，已經都很清楚，可惜我到了1969年搬到紐約之後才有一架自己的相機，這之前我的照片都是別人代拍的，排列起來分明辦不到完整記錄，是這生的一大遺憾。
不過我正在編一本書名叫《人間的零件》，收錄了我所有收藏品，且有詳細文字說明，以散文寫下我與作者之間的關係，當中有買的、送的、交換的，從收藏可看出收藏者的性格、素養、興趣、交遊、財力、品味及時代風尚，所有的雖都是別人的作品，合在一起便可看出是收藏家的作品，這本收藏集記錄我的這一生，也無異於是我的傳記。
又由於我特別喜歡買書，若不是這一生多次遷居，從我的藏書也不難看出我走過來的蛛絲馬跡，只是雖然得過很多書，同時也送出很多書給別人，直到定居台中，在心裡頭仍然沒有安定過，除了畫作什麼都可能隨時拋棄，即使如此，在我今天住的房子裡仍然到處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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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過《紫色大稻埕》和《變色的年代》兩本小說之後，這才寫到自己，又從出生寫到老，心情突然間也隨之老邁，在沒有預期下，經常呈現一對老年夫妻坐在安樂椅上的畫面，於是隨手拿起筆就寫，寫出每天坐在陽台前面朝遠處的山岳，各說各話，說給對方聽也說給自己聽，說過了又再說一遍，借此描述老年人的心境，在人生職場上屬於他們的年代已經過去至少二十年，如果當年不怎樣，後來也不會怎樣，用檢視的語氣想追回已逝的歲月。
莫非這是我即將接近的晚景，從老夫妻的對話，無異是為《變色的年代》在寫續集，老年人記憶裡難免記錯了某些人和事，還是認為能營造出一代畫壇氛圍就很滿足了，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後還有各說各話的這一對為後代人話當年，我給一個書名叫《黃昏三稜鏡》。只寫到一半，覺得又不太對，有幾分是在為自己這本回憶錄寫續集，安排接下來的人生。
這本小說的形式以對話為主，寫到一個段落，情不自禁說：「好可愛的一對老情人！」這應該是作者本人的自我期許吧！
寫《紫色大稻埕》時，常有人拿來與更早寫的《日據時代美術運動史》比照，說前者如《三國演義》，而後者就是《三國誌》，再寫下去就是黃昏的故事，不同的是用自己的話語在談戀愛。過去許多讀者為《紫色大稻埕》的主角沒有認真談一次戀愛而遺憾，所以這次從頭談到尾，只可惜這對情人早已經進入老年，鏡頭裡沒有美女和帥哥，若有，只能出現在幾十年前各自的回憶裡。
他們不像年輕時代對將來有多大的期待和幻想，只會把過去不管什麼時代最美好的再說一遍，語言裡又再修飾一番，使之更加美妙、迷人，但已不可能迷死對方，也迷死不了自己。
人生的確可以重來，只要敢於想像，要怎樣就能怎樣，在我的回憶錄裡寫不出來的，又再以一本小說借一對浪漫的老情人全都說出來，年輕時用過的一句話說：「這才過癮！」在黃昏的陽光下，色彩一再變幻，不趕緊把握住，就對不起自己，至少要說到十二分的「過癮」，才算對得起這一生。
二○一四年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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