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兩岸關係概論
1-1 何謂兩岸關係
大體言之，「兩岸」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指分別位於台灣海峽東、西兩側的台灣與中國大陸，一般稱二者之間的互動為「兩岸關係」。1949年以前，因列強更迭殖民台灣，兩岸持續在國際與國內關係之間交替變化；在國共內戰於1949年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成立並實質控制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政府則遷往台灣並維持動員戡亂政策，兩岸關係由此進入軍事對峙且政治分立的「分裂國家」特殊狀態，亦為本書設定之觀察時間起點。目前兩岸關係至少包括下列五個層面：
(一)兩岸政治關係
國際社會中多數國家常因「一個中國」問題而感到困擾，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持續而有效地統治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實際統治從未及於台澎金馬。吊詭的是，兩岸政府依其憲法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台灣方面迄今仍宣稱中國大陸為其固有疆土，北京當局亦堅稱台灣為其不可分割的一省。此一主權矛盾與衝突，迄今仍是難解的政治議題。
(二)兩岸軍事關係
歷經一江山戰役、1958年823金門砲戰，以及1996年台海飛彈威脅等三次台海危機後，近年來兩岸領導人雖不斷拋出軍事互信機制與和平協議等議題，北京當局迄今未有調整對台軍事部署的跡象，且不放棄武力統一之選項。目前，中共佈署對台導彈已增加到1400枚以上，導致兩岸軍事能力對比嚴重失衡。
(三)兩岸經濟關係
自2008年恢復制度化協商後，兩岸經貿互動持續朝正面緊密發展，相繼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的19項協議。兩岸貿易額從1990年的40億、2000年的300億，逐步提升至2012年1690億與2013年1973億美元，顯示雙方確實存在密切之經濟互動。
(四)兩岸社會關係
兩岸開放直航三通與陸客自由行政策後，國人赴大陸旅遊以及陸客來台觀光人數，近年來屢創新高。在頻繁的交流與互動下，兩岸人民逐漸建構出多元的社會互動網絡，生活形態日愈趨同。除此之外，往返兩岸、甚至長期旅居大陸的台商家庭，以及國內定居的陸籍配偶等，亦是兩岸社會關係重要連結。
(五)兩岸文化關係
儘管兩岸在政治意識形態及政府體制上有所差異，但由於兩岸共同承襲了中華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字、語言、歷史、傳統與習俗，因此在文化上容易產生高度的共鳴。此一共同文化資產，既有助於強化兩岸在文化上的交流與聯繫，也相當程度地緩和了前述政治僵局與軍事對立危機。
1-2 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一）：軍事對抗時期
1949至1958年間，兩岸關係出現高度緊張與不穩定的局面。在政治上，兩岸互不承認對方存在之合法性，一方面聚焦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爭議，並誓言收復或解放對方。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法統的繼承者自居，將中華民國視為一個已滅亡的政權；相對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則在1954年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議決於1948年通過實施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繼續有效，並將中國大陸視為被叛亂團體竊占的淪陷地區。兩岸政府在此一時期進行多次軍事衝突，較具規模者如下：
(一)古寧頭金門保衛戰（1949）
又稱金門保衛戰或古寧頭大捷。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軍隨即於15日攻取廈門，並在25日開始分三批登陸金門。古寧頭戰役於27日結束：共軍將近4000人戰死、被俘5000多人；國軍陣亡1200多人、負傷1900餘人。台灣在此一戰役的獲勝，讓中華民國政權得以轉危為安。
(二)第一次台海危機：九三砲戰（1954）
中共利用韓戰於1953年停戰契機，撤回「抗美援朝」部隊並轉移部署於金門對岸。1954年9月3日，共軍瞬間向金門發射數千枚砲彈，擊沉並擊傷國軍艦船7艘，摧毀金門砲陣地9處，至於金門守軍砲兵亦於9月5日奉令全面展開報復性攻擊，爾後間歇性砲戰不斷。
(三)一江山戰役與大陳島撤退（1955）
1955年1月18日，共軍與國軍在浙江一江山島進行激戰，此亦為解放軍首次進行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並於1月20日成功占領該島。由於一江山是大陳島的屏障，失去該島嶼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將大陳島居民與軍隊全數撤遷至台灣。撤退行動名為「金剛計畫」，自1955年2月起，由美國第七艦隊協助撤退，4天共撤離約2.8萬名軍民，其中居民前往台灣，軍人則移防至金門、馬祖等地。
(四)第二次台海危機：八二三砲戰（1958）
1958年8月23日，中共解放軍開始猛烈砲擊金門，落彈集中在指揮所、觀測所、交通中心、工事及砲兵陣地，並造成金防部司令在內共440餘人死傷。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立即向大陸發出警告，並下令美國第七艦隊佈防台灣海峽，協助我國海軍補給。9月18日和21日，國軍啟動「轟雷計畫」，由美軍和國軍合作運送12門八吋砲前往金門，國軍自此開始扭轉在攻擊火力上的劣勢。據統計，自8月23日至10月5日，中共前後共擊出47萬餘發砲彈，創下戰史上落彈密度最高的紀錄。
1-3 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二）：僵持對立時期
1958至1986年間，兩岸政府戰略主軸遂逐漸從「對外軍事行動」轉向「國內政經發展」，雙方領導人相繼將政治焦點轉向國內，分別採取一系列威權統治措施。兩岸關係在此階段之主要發展如下：
(一)鞏固中央領導權威
1.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8年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等所謂「三面紅旗」運動，同年5月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畫，希望短期間達成「超英趕美」之發展目標，但最終在浮誇宣傳與政策脫序中宣告失敗，並造成經濟倒退及全國性大飢荒。為謀收拾殘局並鞏固權力，中共在1966年通過《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化大革命，縱容紅衛兵與四人幫進行批鬥整肅，學者多以「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形容此一政治災難。
2.警察國家與白色恐怖
1949年5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同年6月國民政府撤遷至台灣，在人民集會、結社、言論等基本人權均被限縮的情況下，立法院進一步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擴大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讓情治單位介入人民的政治活動，直到1987年7月解嚴為止，陸續發生1955年孫立人兵變案、1960年雷震事件、1984年江南案等白色恐怖事件。
(二)奠定經濟發展基礎
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接收「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其後，透過1972年《上海公報》、1979年《建交公報》、1979年《台灣關係法》及1982年《八一七公報》，美國逐步推動並確認了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正常化」。隨著國際環境變遷，兩岸領導人陷入經濟發展與軍事對抗之間的長考，最後都在生存考量下集中推動經濟建設。
1.蔣經國與十大建設
面對1971年退出聯合國與1972年第一次石油危機衝擊，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著手推動十大建設，包括6項交通建設（中山高速公路、鐵路電器化、北迴鐵路、中正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港）、3項重工業建設（中油、中鋼、中船）、1項能源建設（核能發電廠），台灣由此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
2.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自鄧小平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接班後，次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改以「和平統一」取代「解放台灣」。鄧小平確立改革開放路線，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一國兩制」構想，並著手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
1-4 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三）：交流互動時期
自1986年開始，台灣一改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開始與北京政府協商交流事宜，由而將兩岸關係推向新的里程碑。
(一)華航劫機事件與香港談判
1986年5月3日，中華航空預訂由新加坡飛返台灣的334號貨運航班，遭機長王錫爵劫持至廣州白雲機場。台灣派代表赴香港與中共代表談判機組人員遣返事宜，成為1949年以來兩岸官員首次正式接觸。翌年，蔣經國授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代表政府與中共的中國紅十字會接觸，做為兩岸溝通窗口，三不政策至此開始轉化。後續重要發展如1987年開放赴大陸探親、1988年開放台商赴大陸投資、1989年開放兩岸民眾間接通話及改進信件寄送手續等。
(二)九二共識與辜汪會議之制度性協商
自1990年開始，兩岸進入協商交流的加速階段：
1.1990年9月，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舉行商談，共同就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協商，並簽署《金門協議》。
2.我國分別於1990年11月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1991年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為回應我國大陸政策新走向，1991年12月中共亦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
3.1992年10月，兩會代表就「公證書使用」及「掛號函件」問題舉行香港會談，最後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之九二共識。
4.1993年4月，在新加坡國務資政李光耀的斡旋下，兩岸兩會舉行首屆「辜汪會談」，並簽署兩岸公證書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4項事務性協議。
(三)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
前述兩岸制度性協商機制，一度因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訪美、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等事件而停擺，1998年雖因第二次辜汪會晤而再次達成對話共識，不久又因1999年前總統李登輝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中共稱為兩國論）、2000年民進黨執政而中止。此期間，民進黨政府從2000年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到2006年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有所轉化，中共則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反制，並試圖透過「國共論壇」與在野的國民黨討論經貿事宜。
(四)直航三通與ECFA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兩會正式恢復制度性協商機制，透過「江陳會談」的新平台，相繼完成兩岸三通直航、陸客來台觀光等重要談判，並於2010年6月正式簽署ECFA，兩岸由此邁入全面交流的新紀元，逐步朝向更制度化的方向邁進。
1-5 兩岸關係問題的分析層次
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分析架構，其分析重點涵蓋了個人層次、國家層次以及國際層次等多重面向，採取此途徑之主要目的在於解釋造成特定事件之原因，有效釐清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準此，本書亦試圖透過此一途徑來觀察兩岸關係發展。
(一)個人層次的分析
關注個人因素對政府決策過程的影響，例如領導人個人特質、成長背景、決策風格、訊息接收、心理狀態等。此外，若特定菁英團體在利益、資訊、觀念與認同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則該團體亦可視為個人層次分析的對象。以個人層次分析兩岸關係，重點將放在兩岸領導人決策風格與政策內容的討論。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兩岸歷任領導人均具強烈的個人特質，無論是台灣方面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或馬英九，還是中國大陸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等，都提供分析各時期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
(二)國家層次的分析
主要針對國家內政層面各項要素進行討論，例如國家政治體制、政府決策過程、政府機構職能、國內政經情勢、政黨政治以及利益團體等。採取國家層次分析兩岸關係，主要包括下列幾項切入觀點：
1.政治體制的差異：台灣採取民主共和政府體制，透過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參政人權，並以直接選舉方式，決定最高行政首長及國會議員；中國大陸則仍堅持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對內採取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民主集中制。此一政治體制的差異，直接影響兩岸政府決策過程及其實質內容。
2.經濟與社會情勢：兩岸整體政經結構以及社會形態變遷等，均持續以「民意」形式影響政府兩岸政策走向；台灣自1987年開始陸續開放大陸探親以及台商赴大陸投資等，即是民意走向影響政府對外政策的最佳案例。
3.利益團體的影響：利益團體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影響，依其涉入政府決策過程的程度而定；其中，台商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在大陸各省成立台商協會，每逢台灣總統大選時，更是各政黨爭取的關鍵選票。
(三)國際層次的分析
主要關注國際或區域權力分配所形成之體系結構，以及該結構如何影響範圍內國家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此層次分析焦點包括：從冷戰到後冷戰的國際體系變遷、美國全球戰略佈局、中共軍事現代化及美國對台軍售、中共反介入及美國反反介入戰略之角力、區域經濟整合及自由貿易協定、兩岸多層次合作交流等。其中，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為國際層次關鍵，其影響更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層面。
1-6 兩岸事務性交流管道
兩岸交流雖遲至1986年華航劫機事件才開始進行雙邊接觸，但隨後陸續建立起多元溝通渠道，大幅提升兩岸交流的質與量。
(一)政府間組織（多邊）
1.世界貿易組織（WTO）：WTO部長會議於2001年通過兩岸入會申請，台灣與大陸先後於同年12月及次年1月成為第143及144個正式會員。自此，兩岸政府均按規定陸續開放市場，並依循WTO爭端解決機制協商兩岸經貿糾紛。
2.亞太經濟合作（APEC）：1991年，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與中國及香港同時加入APEC，成為我國目前唯一參與之多邊經濟組織，兩岸也長期透過APEC框架進行互動。
3.世界衛生大會（WHA）：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9年致函衛生署，同意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同年5 月召開之第62屆WHA，其後，兩岸於2011年簽署《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並於2013年第66屆WHA中首次進行部長級官員會談。
(二)政府機構（雙邊）
1.大陸委員會（陸委會）vs.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共中央台辦）：陸委會成立於1991年，為我國專責兩岸事務之中央部會，在香港及澳門皆設有代表機構。國台辦和中共中央台辦則成立於1988年，為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的政策領導機構。
2.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vs.海協會：海基會成立於1990年11月，為辦理兩岸交流事務之半官方組織，其業務授權和指導機關為陸委會；海協會成立於1991年12月，為海基會之對口單位，業務指導和管理機關為國台辦。
(三)非政府組織
1.國際紅十字會：兩岸均設有國際紅十字會分會組織，1987年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之初，兩岸紅十字會即擔負起溝通窗口的中介角色，協助處理民眾申請手續及親戚協尋等事宜。1988至1994年間，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更租用臺北市10099郵局第50000號信箱，開辦兩岸特殊通郵業務。
2.國共論壇：自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與2004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以致兩岸交流幾乎停擺後，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則開啟了國共論壇的對話平台，讓黨對黨的對話機制成為兩岸事務性協商的新途徑。在兩岸於2008年重啟制度性協商前，國民黨與中共當局共舉行過三次國共論壇。
3.其他：除上述政府間組織、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外，我國目前已參加的亞洲開發銀行、國際奧運委員會等組織，亦是兩岸進行事務性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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