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中國學生周報》明白香港之所以能夠於中國文化復興擔當重要角色，正正因為香港是英國人管治的城邦，亦因而可以暫離中共之魔掌。他們有着深刻的冷戰思維，視與中共的對抗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極權之戰役。以西方為首的自由世界之勝利，是中華文化復興之先決條件，而香港則是自由世界在鐵幕邊緣的橋頭堡。他們既視香港為自由世界一員，亦知道香港政府令香港不致陷入共產極權統治，因而對仍然壓逼香港華人的殖民制度和種族歧視輕描淡寫：
千千萬萬的中國學生，目前都被桎梏於共產主義的教條教育之下。中國學生尚能呼吸到一點思想自由空氣的地方除臺灣之外，就只有香港了……現在回國升學已難有深造的機會，同學們如想瞭解祖國的文化歷史，也還只有香港最為方便……大多數同學已失去接觸中西文化的機會，而在鐵幕邊緣的我們卻還保有這最後的自由文化的堡壘，這該多麼值得珍貴呢！（《中國學生周報》，1952 年8 月22 日）
誠然，中共治下的中國已淪落為暴虐的極權主義國家，但這種將中國以外皆視為自由世界的想像，卻是未經思考的冷戰文宣。那時候臺灣對國民黨軍隊於二二八事件後的無差別屠殺仍歷歷在目，臺灣陷入白色恐怖，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以高級外省人自居，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則受到失去祖國的中國人之殖民欺壓。香港的政治遠不及臺、中兩國那般壓制，但當時香港政府聯同精英再三拖延民主改革，市民的人權與言論均未受法律保障，與真正的自由社會仍有好一段距離。《周報》對香港政治的取態，是視一切能抗共的就是朋友，並竭力要令香港繼續成為自由世界的橋頭堡。這樣使《周報》在討論香港政治時，常有穩定壓倒一切的保守心態。他們這樣批評蘇守忠於1966 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爭：社會安寧，社會安寧，第三個還是社會安寧，讓我們一切都以此為大前提。（《中國學生周報》，1966 年4 月15 日）
而對於次年由媚共分子搞出來的暴動，《周報》則如是說：
香港顯然是一艘負荷過重的船。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裏面密密麻麻的擁着近四百萬人，其中難免發生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必須以容忍的精神、互諒的態度來解決。任何意氣和憤恨徒然造成混亂和動蕩不安。（《中國學生周報》，1967 年5 月26 日）
既然香港是中國文化復興之希望，而這是建基於英國的保護，那麼大中華文化主義者縱然目睹殖民主義的遺害，亦當為復興中華文化忍辱負重，莫挑起麻煩令中共有機可乘（Ip 1997）。這種離地的想法，是大中華文化主義的死結。對於旅居香港的反共文人來說，感恩香港收容而包容香港的不公，是很自然的做法。但土生的嬰兒潮一代自小就以香港為家邦，對家邦的問題，又如何能完全無視？

《中國學生周報》明白香港之所以能夠於中國文化復興擔當重要角色，正正因為香港是英國人管治的城邦，亦因而可以暫離中共之魔掌。他們有着深刻的冷戰思維，視與中共的對抗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極權之戰役。以西方為首的自由世界之勝利，是中華文化復興之先決條件，而香港則是自由世界在鐵幕邊緣的橋頭堡。他們既視香港為自由世界一員，亦知道香港政府令香港不致陷入共產極權統治，因而對仍然壓逼香港華人的殖民制度和種族歧視輕描淡寫：
千千萬萬的中國學生，目前都被桎梏於共產主義的教條教育之下。中國學生尚能呼吸到一點思想自由空氣的地方...

高貴的鬱躁─
《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推薦序

吳叡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To begin, begin.”
--William Wordsworth

1.
徐承恩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完成，終於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了一塊關鍵的空白──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歷史敘事，也象徵了香港民族主義思想結構的初步成形。 陳雲以雄辯的《香港城邦論》（2011） 率先發難，引古今城邦自治傳統與華夷變態之論建構香港主體，掀起本土浪潮，抵擋強國入侵。繼之則有港大《學苑》的青年志士在《香港民族論》（2014） 以社會科學之「民族」理念為香港主體命名、賦權，並以民族之名重申港人自決權利，直接挑戰香港政治想像的邊界，以及強國對「民族」話語之壟斷。2015年，安靜內斂的第三代香港人徐承恩獨力完成了一部香港人的「民族的傳記」（Benedict Anderson語），為新興的香港民族認同提供了歷史縱深與情感正當性，使習於流離、不善記憶的香港人開始有了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知道了自己過去從何處而來，未來應往何處而去，這將使他們惶惑的心獲得安頓，受傷的感情獲得療癒，使他們獲得鼓舞，有了更多的勇氣，決定要在這個美麗的城邦土地上，穩穩地、深深地生根、茁壯成長。短短四年之內，《城邦論》、《民族論》和《鬱躁的城邦》先後問世，說明了這波香港民族主義浪潮同時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意識與思想的革命運動。如今這三部作品勢將鼎足而三，相互對話詰問，共同創造當代香港政治本土主義的思想磁場，誘導著來日更多元、複雜乃至激進的論述出現。

2.
《鬱躁的城邦》是徐承恩2014年著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的延伸與完成，然而他在《城邦舊事》中所勾勒出的本土史觀卻又是港大《學苑》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特輯所提出之香港民族論的歷史根據。另一方面，《鬱躁的城邦》同時也承接，乃至吸收了學苑《香港民族論》當中進一步提出的公民民族主義論（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alism）與香港準國家論。 這個有趣而微妙的知識系譜學一方面顯示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各種思潮之間依然活潑地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了《鬱躁的城邦》在香港政治思想光譜上接近於民族自決論的位置。不過，徐承恩在書中同時也使用「城邦」概念來指涉香港民族的政治形式，而《鬱躁的城邦》的歷史敘事事實上也融合了「城邦」與「民族」兩種視野，因此也呈現了某種「香港民族城邦史」（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ity-state of Hong Kong）的特質。在這個限定的，政治的意義上，這部香港民族史應該能夠在城邦論與民族論之間，架起一道對話的橋梁。

3.
本書篇幅很長，然而論證與敘事結構卻相當清晰。基本上，作者主張香港民族的起源，是位處中華帝國的國家力量（（each of the state）之邊緣或外部的東南方邊陲、底層諸族群，如漢化甚晚的廣府族群、被歧視的嶺南賤民族群（客家人），以及具有強烈無政府傾向的海洋族群（閩南人與蜑家人）。如借用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概念，這四個香港的先驅族群乃是當時中華帝國邊緣不折不扣的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這些位處中華帝國國家力量之邊緣或外部的底層族群長期與中華帝國關係疏離，乃至敵對，並且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即被吸收到另一個帝國，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外圍歷史軌道之內，在「處中國之外，在中國之旁」的獨特地緣政治位置中經驗了一段獨特的族群融合與民族形成的歷史，最終在七零年代形成了香港民族意識，但同樣也因為這個微妙的位置，造成香港民族意識因來自中國因素的不斷干擾而欠缺穩定性。作者在本書的敘事，大體環繞香港人與兩個宗主國，也就是中華帝國與英國的關係而開展。前三章敘述香港建城諸東南賤民族群與來自北方的中華帝國之疏離、抗拒與被征服收編或排除的關係，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描述港英統治一百五十年過程中，一個英國準自治領的形成，以及香港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民族意識的興起。第十五章敘述中華帝國再度崛起陰影下香港人試圖爭取民主以掌握自身命運的失敗嘗試。第十六章則描述九七之後中國再殖民的情境下香港青年世代民族意識的高漲與本土主義的勃興。

上述香港民族形成史的論證在結構上與臺灣人形成史的結構頗有類似之處。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同樣是處於中華帝國國家力量較脆弱的邊緣部位或外部的諸族群，包含臺灣本島各原住民族、拒絕降清的鄭氏東寧王國部眾，以及干犯海禁渡臺的閩粵拓荒者集團在長期經歷與不同帝國中心國家力量之衝突、拉鋸、降伏、同化與抵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換言之，臺灣與香港的民族意識都是帝國邊緣或底層的族群在複數帝國的夾縫之間被壓擠塑造形成的。從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觀點而言，臺灣人和香港人因此都是身處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外部的「未完成的中國人」，其異邦人性格必須加以克服與改造。所不同的是，最後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無母國的殖民政權，而臺灣人民經由民主自決去除其殖民性格，並經由國家繼承獲得了實質獨立，但是香港人則早被強權剝奪自決與自治權利，並在九七之後在另一個宗主國下繼續承受被殖民的命運，尚未獲得獨立自主。

4.
從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的脈絡觀之，徐承恩的香港民族源流論──或許我們可稱之為一種「非漢族的多族群起源論」，其實與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的折衷主義論頗為接近：他主張民族形成的歷史路徑固然可大分為公民──領土型（civic-territorial type）與族群──文化型（ethnic-cultural type）兩種主要類型，但不管哪一種路徑的民族形成，都必須預先存在一個具有某些雖鬆散但仍可辨識之共通性的族群原型（ethnie）作為基礎，不能憑空建構。他稱之為「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在徐承恩筆下，構成香港民族原型的四大先驅族群雖然各有差異，但他們共享某些嶺南邊陲原住民族的共同特性，因此或許可以視為某種香港民族的「族群原型」。這個族群原型雖然日後在港英殖民地的準國家架構與公民制度塑造下形成民族意識，因此具有很強的公民民族主義性格，但他們畢竟並非港英建政之後陸續來港的中國移民，而是早期定住與土著化的原住民。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將徐承恩在本書中描繪的香港民族源流史，視為一種修正的公民民族論。這種「非漢族的多族群起源論」的一個重大的理論與政治意涵是，它否定了陳雲華夷變態論的華夏中心主義，從而將香港民族文化的特質定位為多族群、多元主義，同時具有非漢族成分的混血文化。解構籠罩香港的漢族意識與漢文化霸權──這是《鬱躁的城邦》在思想上重要的原創性之一。

5.
毫無疑問，《鬱躁的城邦》是一部由民間史家所作，具有明確政治實踐意圖和強烈本土史觀的香港通史。然而正因徐承恩不是香港學術體制內的學院史家，他才能夠如此放膽顛覆正統史學觀點，自由描摹香港民族的歷史造像。所謂的學院史家大多已在學術體制與新宗主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雙重規訓下喪失了勇氣、想像力，以及道德熱情。對他們而言，歷史書寫早已墮落為一種知識遊戲或社會控制，然而素人書寫的《鬱躁的城邦》卻是一段與香港人民的歷史意識與集體記憶的深度對話。事實上，《鬱躁的城邦》的書寫固然是一次民間史家試圖介入政治現實的語言行動（linguistic action），但它也是一次具有深度知識意涵的政治行動：這位民間史家在書寫過程大量閱讀、消化、吸收比較客觀公正的國內外學院史學研究成果，並將他的讀書心得先寫成《城邦舊事》這冊閱讀筆記，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將這些學院歷史知識轉化為具有原創性──儘管也是政治性──的詮釋與敘事。就此而言，本書與戰後第一代臺灣民族史經典，語言學家王育德教授飽讀史料史著而在1964年寫就的《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 可謂前後輝映。這是一次香港公民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的傑出實踐。

6.
這本由香港民間史家書寫的香港民族史，帶有一種奇妙的國際性格。此處我所指的「國際性格」，並非徐承恩在先後兩本書中再三致意的西方或日本學者如Robert Antony、 Carl T. Smith、 John M. Carroll、Ian Scott以及濱下武志等人關於香港史或海洋史的作品，而是這本書與另一個位處帝國邊緣的國家──臺灣──的因緣。如作者自序所言，他最初因受到王育德教授《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的啟發而起心動念書寫香港人之民族史， 而他也在成書之後將本書獻給已故的王育德教授。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一層因緣。在撰寫香港建城到二次大戰終戰這段期間的歷史時，作者多次參照引用一本極其特殊的著作，也就是旅美臺籍史家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 《香港人之香港史》或許是第一部明確強調「從香港人的觀點」或香港本土角度書寫的中文香港通史，然而它的作者卻是一位臺灣人。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二層因緣。值得注意的是，蔡榮芳寫作這部本土香港史時心中時刻念茲在茲者竟是同樣被籠罩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祖國臺灣。或許我們可以推測，身為臺灣人的生命體驗，使他獲得一種從邊陲與外部觀察歷史的視角，也使他對處於類似結構位置的香港人曖昧的認同更為敏感。他這部香港本土史最大的特色，就是擺脫了中國愛國史觀的虛構，細膩地捕捉到香港人「認同中國，但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的矛盾心理與雙重認同。最終，蔡榮芳以香港歷史印證臺灣民主獨立的現況，並且宣告：

「民族國家意識由歷史演變而成，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政權所能強加於人民的身上。這是政治常識，也是客觀現實。」

臺灣人蔡榮芳在中國崛起的前夜為理解帝國邊緣人民認同的共同困境而書寫的香港本土史，在十五年後被映照在香港市民史家徐承恩為香港書寫的民族史之中，而啟發這部香港民族史的原點，則是上一個世代的臺灣人民間史家王育德在流亡中書寫的臺灣民族史。如此迂迴、跨越世代與空間的啟示與折射，如此動人而自然的傳承，體現的不是甚麼「臺獨與港獨合流」之類低級、粗暴而反智的指控，而是處在帝國邊緣、帝國夾縫中的所有賤民階級共有的苦悶、憂傷，以及關於自由與尊嚴的狂熱的，甚至是高貴的鬱躁。

7.
第一支箭向烈日射出了。
第一句話向風中呼喚了。
我為自己命名了。
我開始記憶了。
已經啟航了，就不會回頭了。
To begin, begin.

（2015.5.19 台北草山）


在歷史尋回尊嚴
孔誥烽

執筆之時，遮打革命已經結束了半年、反港中走私客的勇武光復抗爭剛爭取到具體成果、大學生的退出大中華學聯運動也勢如破竹。一個躁動、青綠的香港主體，已然誕生。這些歷史事件，或許都像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大師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講的一樣，只如微塵，最後都會迎風而散。這些微塵之下，是更深遠的慢變與不變的各層文明、地理、氣候結構。徐承恩的這本新書，正是合時地以最尖銳的歷史觸角、最全面的史學知識、和最平易近人的文字，向讀者展示近年將香港與中國撕裂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力量背後更深層的歷史結構。
承恩在上一本書《城邦舊事》之中，通過批判地回顧十二部涉及香港歷史的經典著作，構築起一個香港本土主體歷史的問題意識。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則是建立在《城邦舊事》的文獻回顧基礎上而自成一幟的香港史研究。書中的首章從香港先民的形成談起。從那裡我們看到香港地區的地理與氣候格局，到底是怎樣左右香港兩千多年來的命運、怎樣貫穿各時代香港文化、社會與政治的特質。從地理上而言，香港同時處在中原大陸和熱帶南洋的終點，是大陸與海洋的雙重前沿(（frontiers），一直以來都是從大陸政治中心逃逸南來者，與及漫遊於藍色文明的海洋族群交匯雜處之地。這個在亞熱帶潮濕氣候下形成的多元邊陲群落，不管以何種具體歷史面貌示人，都注定是充滿活力和具顛覆性的。自公元三世紀起，現在的香港地區便見證過無數對抗中原朝廷的起義。而歷代中原政權，都視這個地區為危險能量的集散地，嚴加提防。
處於中原與南洋交界的這個自由空間，有點像政治學大師史葛（James Scott）在近作The Arts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中提到的Zomia地區。這個Zomia地區東至現今中國境内的藏語區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西至印度、孟加拉極東，橫跨東南亞内陸高地。這個地區的住民由各族組成，當中不乏逃離建基於肥沃低地農業剩餘的中央集權政權的勇武漫遊者。他們在過去千多年，時而揭竿而起、時而創造獨自的文化經濟體制和生活方式，到了今天仍是低地政治中心難以完全掌控的異質顛覆空間。他們的抵抗，不少在二十世紀起更發展成長期困擾區内民族國家的分離自決運動。
承恩對香港歷史的重新建構充滿了驚喜。書中分析了香港地區自公元200年到英國管治時代開始前多次對抗中原的起義，證明香港住民自古以來便是勇於侵犯中原霸權的勇武群落。書中另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就是香港自英治時代剛開始的十九世紀，便不斷出現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談及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意義下的本土（類）民族主體意識，並從精英層擴展到普羅階層。這個意識，時而體現為香港住民對近代中國華南自治運動的參與和支持，時而受到中原政治力量與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擠壓與擺弄，時隱時現。
這種香港本土主體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抗爭，亦體現在19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時的大辯論。在這個辯論中，港人要求自決自立的主流抗北意識，很快便被中共内外的各系中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合力壓抑，最後香港人只可無奈接受1997年漫長滂沱大雨下的那場「回歸」，和韓森滿臉淚水倒影出來的煙花。
今天香港主流人文社科學界中人，有的忙於應付在西方期刊發表著述的壓力，因而要不由自主地沾染西方學界無視香港存在之偏見；有的在北京的政治正確史觀之下誠惶誠恐，不敢還原香港主體歷史的原貌；有的被舊民主派的大中國偏執長期禁錮，而本能地將香港主體置放在從屬於中國主體的低等位階；有的心智和時間，長期被各種以中國學生爲對象、以盈利為根本的自資課程蠶食。承恩不是學院内的專業歷史學者，而是另有專業而比不少專業學者更認真的民間知識分子。他的這個身分，是他的一大優勢。臺灣在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全盛時期，不少與臺灣主體意識孕發至關重要的歷史重建與公共論述，都正是由威權魔掌外的獨立民間學者，甚至是流亡海外的作者完成的。
《鬱躁的城邦》是一部我看過最勇敢又最全面的重構香港長時段歷史的嘗試。我謹在此向大家鄭重推薦，並祝願這本書能開創突破中原中心史觀、立足於已經醒覺香港主體的香港史研究的新潮流，幫助香港人在自己的歷史中，重獲早被洪洪北水中淹沒的尊嚴與自信。

孔誥烽
2015年5月


推薦序

鄺健銘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作者

當下「我們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論，猶如香港的緊箍咒。有論者依此思路說，香港人即中國人，因此中國人有權決定如何實行一國兩制，這與八十年代提出一國兩制、中港制度區隔的願景已大相徑庭。某程度上，香港與「中國」確有關連，但這種關連，絕不應以「車同軌、書同文」大一統的方式去理解、抹煞香港自身的主體與獨特性，畢竟「中國」也只是一個近代、外來與用以建構單一民族血緣國家意識的概念。

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卻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

閱讀更多中國歷代國情的話，會愈加發現「我們都是中國人」論，其實欠缺說服力。按著名歷史學家、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論文 Thoughts on Four Subversive Words 的說法，「中國人」意識普及之前，來自中國的人的身分認同大都是以「家鄉」為本位。例如有相當規模、葬有十八世紀南下謀生的印尼日惹「中國人」墳場，當中的碑文都沒有寫上國籍、甚至籍貫，所葬者的身分只以出生的村落名稱來標示，所以往往不易搞清他們來自中國哪個地方。

美國學者Stephen R. Platt所著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更是深刻地闡述了「中國」與「中國人」概念如何欠缺清晰定義。例如頗受明人王夫之思想影響、後來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論述之中以「國」而非「省」指稱湖南。其著作《仁學》，也以王夫之「仁以自愛其類」的排滿思想為綱，批評同是湖南人的曾國藩所領導、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無異於支持「異族」滿人的統治、殺害漢人叛亂分子（太平軍）──「奈何湘軍乃戮民為義耶？」有趣的是，今天滿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後來成為護國大將軍的蔡鍔，在二十世紀初更甚至認為，湖南是一個純粹的內陸文化體系，沒有洋人居住所衍生的混雜，因此不同於「中國」──中國的邊界與「人民」皆可變，最終會如羅馬帝國般四分五裂，而湖南則不然。這種湖南思潮，多少解釋了為何毛澤東曾積極參與湖南自治運動。1920年代，毛澤東曾為湖南改造促進會書寫宣言，寫道：「論者謂湖南為東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

若然「中國」與「中國人」概念如此自有永有、不證自明，就很難解釋為何湖南進步人士有如此鮮明的自治意識，甚至不視湖南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其實扣合了美國研究「華語語系」學者史書美對「大中華」概念的批評。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的開頭，以電影《卧虎藏龍》華語的南腔北調，突顯「大中華」之中，有多種語言的異質性、華語人士分布的地域多樣性。用她的說法，「華語語系」有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用意。

很多人愛向香港「本土意識」、「排外」說三道四，卻鮮見他們用心批判中國血緣論的虛妄、對地方多元的踐踏；亦沒有積極為因「血緣」原因無法申請特區護照的南亞裔港人爭取公道，甚至沒有同情或欣賞香港面對充滿大一統味道的「中國霸權」時，藉本土意識抵抗國家吞噬、維持多元的力挽狂瀾。承恩師兄新作的一大貢獻，便是在「中國」概念含混、香港與「中國」有若干聯繫的背景下，以重視香港主體性為原則，重新書寫港中關係史、疏理香港與「中國霸權」之間的矛盾。

承恩師兄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強調香港歷來的海洋特性、以及與大陸帝國所產生的磨擦。因着中國之地方多元，早已有南北分野；中華帝國時代，海禁反映北方的大陸思維，移民海外、出海謀生則屬南方海洋思維。而香港則毗連海洋，處於包含星馬、澳門、臺灣等地的「華南文化圈」。其中一例，是在南中國曾活躍一時的海盜圈，海盜在中國東南沿海形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廣州、澳門、潮州、廈門、香港、新加坡、馬六甲、巴達維亞等經貿政治中心成為這個社會經濟體系的聯絡中心。這為無數處於社會邊緣的基層例如漁民、船工、水手、小販等，帶來重要的經濟來源，也因此留下重大的社會文化影響、衍生與北方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

承恩師兄新著更就香港現況，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九七之後，香港是否已經脫離殖民地時代、經已「解殖」、處於「後殖」，還是仍在面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如果香港面對的情況是，既要擺脫「新殖民主義」式的中國霸權，但又不能完全與「中國」切割，那香港應如何安身立命？承恩師兄在第十三章中，提到學人南遷與文化國族主義、戰前學海書樓的前清御史以及戰後的錢穆以香港為基地、批判他們視之為離經叛道的政治中國的歷史往事，就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來思考港中關係。

某程度上，香港的知識界已落後於時代。當更強烈的香港本土命運共體意識已然冒起，知識界卻仍未能提供充足的論述與思考資源、爬梳與理順這種劇變中的社會意識。八九十年代的臺灣民主化進程所以能打破缺口，與民間漸以「臺灣人觀點」重寫臺灣歷史、燃起新一波本土意識有很大關係。承恩師兄是香港這方面的領軍人物，他的新著絕對是回應時代的力作，關心香港的人，不容錯過。


站立在2015年的本土史觀
李啟迪 《學苑》前編輯、《香港民族論》編者

「香港民族」此概念自出現以來受到不少批評，當中除了不着邊際的「港獨」指控之外，最常見的質疑是：此概念是純粹為政治目的而創造，只屬虛構產物。可是民族主義往往出現先於民族，沒有過去的歷史故事，又何來民族認同？徐承恩在此書中超越了清代-英殖-回歸的歷史視角，將香港人的歷史推展至嶺南地區的史前史。這令筆者想起香港歷史博物館中的一個展覽，它雖然名為「香港故事」，第一個展館卻是四億年前的地質時代泥盤紀。我們香港人的故事，穿越千年的百越部落、朝代歷史中的邊陲統治、殖民時代中的身分建立、九七後的抗爭歷程，而這些都是「大中華」史觀無法容納的片段。筆者可以預想這書應該至少會受到歷史學界的窮追猛打吧。然而，歷史學家的責任是甚麼？小說家或劇作家可以隨心修改原材料，發揮想像力使故事變得更引人入勝。歷史學家則必須面對事實，不能憑空捏造。歷史著作仍然可以產生爭議，事關歷史真相早已過去，要重組真相，就必須從林林總總的史料中尋找線索。過去只有一個，但書寫出來的歷史卻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沒有歷史是離經叛道的，因為歷史每字每句皆有其出處。

歷史也是為將來而寫的，不論是司馬遷的《史記》或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超越了時代，成為傅世的經典。今天再讀，仍然使我們更了解真相。若歷史只為今天的國家利益或民族情感服務，就很容易淪落為控制意識形態的工具。我們深信，若香港民族主義的理論正確，它自會漸成主流。歷史學家的責任是解釋歷史，而理解的部分是交由讀者去做。在政治衝突日益加劇的時代中，重回以事實為基礎的歷史論辯，相信是最能啟發人去思考香港的未來。不論讀者是持本土觀點，還是大中華史觀，筆者都歡迎你加入這場注定要影響香港命運的大辯論。香港於今天出現了本土思潮，繼而產生本土史觀，於筆者而言覺得實屬自然。因為正如歷史學家William Sloane所言：
“History will not stay written. Every age demands a history written from its own standpoint with reference to its own social conditions, its thought, its beliefs and its acquisitions and thus comprehensible to the men who live in it.
《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就是在2015年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為解答香港的困局提供指引。

高貴的鬱躁─
《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推薦序

吳叡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To begin, begin.”
--William Wordsworth

1.
徐承恩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完成，終於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了一塊關鍵的空白──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歷史敘事，也象徵了香港民族主義思想結構的初步成形。 陳雲以雄辯的《香港城邦論》（2011） 率先發難，引古今城邦自治傳統與華夷變態之論建構香港主體，掀起本土浪潮，抵擋強國入侵。繼之則有港大《學苑》的青年...

致敬
推薦序─吳叡人
推薦序─鄺健銘
代序─孔誥烽
代序─李啟迪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細說從頭：嶺南諸族源流考
第二章 是漢？非漢？嶺南陸上族群之形成
第三章 南海的大航海時代：嶺南海洋族群之興起
第四章 當西方遇上東方：洋商、買辦、混血兒
第五章 西學東漸與文化混血兒
第六章 篳路藍縷的城邦建政史
第七章 施善與自治：香港民間社會之萌芽
第八章 以港為家：精英本土意識之萌芽
第九章 中華鄰國萬歲：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
第十章 同途異路：港粵風雲下的本土意識
第十一章 脆弱的榮景：戰前香港的現代化進程
第十二章 終戰、冷戰與失落的民主
第十三章 文化國族主義與躁動新一代
第十四章 相遇獅子山下：香港普羅民族意識之奮興
第十五章 被賣的亞細亞孤兒：英屬香港之黃昏
第十六章 歡迎中國！再見中國！新殖民主義與香港民族覺醒
跋：做個誠實的香港人
參考書目

致敬
推薦序─吳叡人
推薦序─鄺健銘
代序─孔誥烽
代序─李啟迪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細說從頭：嶺南諸族源流考
第二章 是漢？非漢？嶺南陸上族群之形成
第三章 南海的大航海時代：嶺南海洋族群之興起
第四章 當西方遇上東方：洋商、買辦、混血兒
第五章 西學東漸與文化混血兒
第六章 篳路藍縷的城邦建政史
第七章 施善與自治：香港民間社會之萌芽
第八章 以港為家：精英本土意識之萌芽
第九章 中華鄰國萬歲：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
第十章 同途異路：港粵風雲下的本土意識
第十一章 脆弱的榮景：戰前香港的現代化進程
第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