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魯門執政時期，美國當局數度恐嚇中國大陸，意謂美國將不惜核攻擊，除非中國大陸不再逾越美國所設的紅線。從杜魯門時代乃至於艾森豪接掌政權之初，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對策，始終僅止於「紙老虎式」的核恐嚇，並無真正強烈積極的戰略意圖。但是，從艾森豪領銜的美國政府草擬的這份最高機密檔案裡，蔣介石嗅出了美國政策轉變的氣味！而從美國軍隊在臺灣的某些佈署行為，蔣介石更能印證自己的推估的準確性，譬如蔣介石在得知美軍在臺灣貯存十二枚核彈頭的情報後，蔣介石更加堅信時局正朝對他「反攻大陸」迷夢有利的方向發展。
從杜魯門時代，美國執政當局對蔣政權的極端不友善，到艾森豪執政初期的游疑觀望，蔣介石酷似鄉間叫賣的販貨郎，叫賣了老半天的「反攻大陸」計畫，始終乏人問津。直到一九五七年夏天，蔣介石依舊困坐愁城。那年七月二號蔣介石當局駐華盛頓武官盧福寧傳回密電回臺北稱：「據確息美總統與國務卿於三週前會議有關我國者，國務卿謂美國政策既係反共而吾人應以實際行動支援中國政府反攻大陸，美總統未作肯定答覆，國務卿繼續謂吾人未能採取此項行動為何不如此做？艾森豪總統仍無表示。謹聞 職盧福寧。」
一個多月以後，盧福寧給蔣介石的密電中，仍匯報美國艾森豪當局對臺灣「反攻大陸」政策興趣缺缺，而且即便是國務卿（杜勒斯）及駐臺代表（藍欽）向艾森豪提醒「美國現行對中國（按：此處之中國，係指蔣政權）政策與其反共國策不吻合」，艾森豪威爾仍無動於衷。換句話說，艾森豪威爾儘管支持蔣介石政權立足臺灣，支持蔣介石當局作為美國在太平洋戰略前沿的馬前卒，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首肯為蔣介石「打回」大陸承擔任何政治風險。這與艾森豪威爾過去人生似有暗合與關聯之處。艾森豪威爾幼時父親經商失敗，據說他的父親性格懦弱，優柔寡斷，經營事業時又漫無章法，最後以破產收場。但艾森豪母親卻與父親風格完全不同，她精明幹練，嚴格管教艾森豪七兄弟，並且鼓勵艾氏兄弟愈是困境愈要奮發圖強。艾森豪也許受到父母雙重影響──父親優柔寡斷，母親則是強勢作風，說幹就幹。比較起來，艾森豪還是比較像乃父作風。艾氏算盤打得很精，豈可能聽信蔣介石一個人自賣自誇，而置美國國家利益於不顧。是故，不論身邊幕僚再怎麼勸，不論美國內部親蔣介石的「中國遊說團」再怎麼鼓其如簧之舌，艾森豪威爾一貫不為所動。
艾森豪威爾的精打細算，他的寸步不讓，使得蔣介石陷入一個新的痛楚之中。除了前述一九五七年七月二日盧福寧的密函，透露的情報，同年九月七日的另一封密函，依舊讓蔣介石處於焦慮狀態。盧福寧武官給蔣介石的匯報中說：
總統鈞鑒：極機密（一）謹呈美國總統與國務卿有關支援我國反攻大陸會談一節，詳細經過呈明如下：藍欽大使於三月二十八日及四月二十五日報告國務院有關美國對中國政界之檢查，經多方設法蒐集於附件第一及第二國務院根據此項報告及其他資料於五月中旬報告艾森豪總統有關美國對中政策之檢討，其內容大部根據藍欽大使之報告，認為美國現行對中國政策與其反共國策不相吻合。職親見此報告，因限於條件未能複印。六月九日艾森豪總統召開特別會議邀請杜勒斯國務卿及少數重要人員根據國務院報告，專門研討中國問題，關於艾森豪總統及杜勒斯國務卿會談概要已如前電所呈。
杜勒斯國務卿復稱，如果中共侵犯金門、馬祖或情況需要，美國政府因國內政治關係，既不能事先下令美國海空軍予以支援，是否授權下級，視當時狀況獨斷處理。包括予共軍以海空反擊而不必事先請示，艾森豪總統未予反對，但未納入紀錄。關於上項文件列為最機密文件未能攜出室外。無法親見，現正設法。
（二）上項特別會議資料係職運用主管內線供給，來源可靠。並據其主管業務經驗認為杜勒斯國務卿及藍欽大使極力支持我國反攻大陸，亳無疑義。但艾森豪總統因美國內政治關係，未能積極援助我國，與其反共國策相矛盾等語。謹聞，職盧福寧。
值得關注的是，固然艾森豪威爾鑒於蘇聯核子力量的崛起，以及新中國建國以後，在軍事國防與經濟建設的出色成績，令艾森豪在作成軍事決策時，不敢太過於情緒化，在決定是否在戰場上採用核武的問題，更不敢稍有差池。在一九五○年代美國核武仍維持一面倒的優勢時期，當軍事幕僚提出有關以核武攻擊中國大陸計畫，艾森豪始終裹足不前，不敢因一時情緒化，作出讓世人唾棄的錯誤決策。相對於美國，在面對是否使用核彈對付中國大陸自己同胞時，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如此。儘管在得知美國有意於臺灣美軍基地儲存十二枚以屠牛士導彈為載具的核彈，一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當蔣介石思慮到一旦把原子彈使用在所謂「反攻大陸」軍事行動時，又流露出少見的兩難與憂色。
非僅如此，蔣介石對於是否在「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中動用核武器，他所抱持的態度，可以看出這個獨裁者在面臨內戰中是否使用原子彈的基本態度。其實，早在盧福寧帶回這一系列情報之前的三、四年間，美國的中國政策已經因為內在與外在條件的變化，出現了新的轉機。美國國內，對蔣介石極不友善的杜魯門下臺，歐戰英雄艾森豪上臺，美國政治舞臺出現些許令蔣介石鼓舞的新形勢。國際地緣政治版塊的劇烈移動，美國與蘇聯在全球各地激烈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略形勢，更讓蔣介石心中產生一種「反攻大陸」此其時矣的假像。他朝思暮想「打回大陸」出現奇蹟。因此，蔣介石曾經命令國民黨軍方草擬了一個作戰計畫，名之為「光計畫」。
蔣介石光說不練的反攻計畫
此一計畫名之為「光計畫」，寓意國土「重光」之意，可是，計畫草擬之後，即束諸高閣，是以從今日角度視之，堪可稱之為「光說不練計畫」
在艾森豪威爾上臺後的第一個任期內，蔣介石這個「光說不練計畫」的「光計畫」一共修改了兩次。到了一九五六年六月，蔣介石下令國民黨軍方草擬了一個「光計畫」的修正計畫，在一項由參謀總長彭孟緝主持，名為「反攻大陸初期作戰大綱之考察」的極機密報告中，凸顯了國民黨軍在面對大陸軍隊的日趨強化時，一種兩難與矛盾情境。彭孟緝在這份秘密考察報告中向蔣介石匯報：「前於民國四二年（按：即一九五三年），曾擬呈光作戰計畫案以該計畫所設想之內容，與今日國（民黨）軍之作戰準備情形相對照，其進度實未能盡如理想，顯有遲延之感。反觀大陸政權，則在此期內，其防禦設施，已較前更為鞏固，殊覺遺憾。茲再想像明年六月前後之狀況為基礎，而策定作戰計畫……。」
國民黨軍在遞交蔣介石作戰計畫時，實事求是地把大陸軍隊力量的強化，作了輪廓式說明，似乎先向蔣介石暗示，不是我們不夠努力，也不是我們無能為力，而是大陸比我們力量相對大太多了，強太多了，萬一日後兩方對壘時，我方不幸落敗，也請蔣介石不要昧於現實。
令人驚訝的是，彭孟緝這份作戰大綱考察，也充分凸顯了退守臺灣以後，當蔣介石在考量核子環境方面的問題時，蔣介石的多重矛盾情結。蔣介石既迷信原子武器的巨大攻擊效果，卻又強烈顧慮使用核子武器帶來的政治效應，以及使用核武對人民生理及心理帶來的衝擊。因之，蔣介石接連幾次勸阻美國方面對大陸使用核子武器的意念，也多次拒絕美國欲「出借」原子彈給他。這樣的複雜心緒，彭孟緝在揣摩蔣介石想法之後，寫就的這份作戰大綱考察，提及原子武器時，彭孟緝便說：「對原子武器，暫置於考慮之外……國內戰爭為避免過度之損害與破壞，最好能不使用原子彈。」
從蔣介石指示國民黨軍 「對原子武器，暫置於考慮之外……國內戰爭為避免過度之損害與破壞，最好能不使用原子彈。」即可充分明瞭，蔣介石固然極端重視核武，重視核武在戰略與戰術上的發展與運用問題，但他面臨核武是否用於國共內戰的戰場上兩難情境時，他非常堅決地作出了「最好能不使用原子彈」的決定。
這說明蔣介石三番兩次拒絕美國當局，欲以原子彈或者戰略核武解決大陸問題時，他總是堅定反對使用原子彈對付大陸上的軍民。當我們今天看到這些解密的文獻，能不對蔣介石的整體思維，有一番重新審視的觀察嗎？在兩岸尖銳對峙過程中，國共雙方雖然在政治宣傳上，彼此你來我往，過招激烈，用辭遣字也不無欠缺理智之處，但難能可貴的是，即便在失去大陸政權不到二、三年時光，猶能以天下蒼生社稷為念，不情緒化動用（借用）核武殺自己的同胞，絕不單單一昧只想到一黨之私，一己之利，光憑這一點，蔣介石就值得後人肯定。
彭孟緝在作戰大綱考察提及使用原子砲戰術核武問題時，也不是純粹從惟武器論的觀點看問題，彭孟緝在報告內容中說：「……至於原子砲，若僅我方能使用，在作戰上固屬十分有利，但共軍亦有同數量之原子砲時，則對我方為不利，依使用之實際情形，應對作戰計畫，作相當之變更，現因無可靠資料，故暫不考慮。」
換句話說，在這份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作戰大綱之考察報告中，蔣介石和彭孟緝的作戰思維，在考慮核武器時，一度十分兩難而且矛盾。一九四九年八月底，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後，美國不敢貿然發動對蘇聯集團及中國大陸的核攻擊，而只敢侷限於常規作戰，只敢使用傳統武器，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擔心蘇聯在必要時用原子彈反撲，報復。但是，相對的，蘇聯方面也從來不敢動念在戰場上採行核打擊手段，這說明世界戰爭歷史在進入核子時代之後，參戰雙方反而因此更為保守與投鼠忌器。蔣介石一度見獵心喜，美國軍方針對中國大陸以戰術核子彈作為利器的作戰計畫，正中他下懷，這不正與他朝思暮想，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計畫不謀而合嗎？但最後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見獵心喜之心，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上寫道：使用原子彈「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
一九六四年，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訪問臺北，在與蔣介石會面時，魯斯克問蔣介石如果在反攻大陸時，採用原子彈攻擊人民解放軍，閣下意下如何？蔣介石當場便嚴肅地告訴魯斯克：「你們永遠不該設想以原子武器對付中國！」數度堅決反對美國人拿原子彈對付中國大陸，蔣介石至死不失其民族主義者之本色！
（節選自〈第六章 屠牛士計畫：美借刀殺人核攻擊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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