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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必須過群體生活，第一重要的問題，即人對人之問題，小而家庭，大而社會、邦國，以至於世界；仁愛禮讓，天下和平、鬥爭殘殺，人禍最慘；皆為人對人之問題。中國先哲最重此一問題，其對此問題解決之方，端在啟發人之理性，順乎人情，由親及疏，定為五倫，人與人各有相對之義，建立社會倫理致序。由家庭六親之愛，推而至於社會人群之愛，不但家齊國治，「忠臣出余孝子之門」，即庸碌之人，亦知違禮犯義，不但辱及身家，且難立足於社會。
以五倫為綱領，構成倫理人生，倫理社會。五倫之制，非自堯舜開始，而堯舜之政教，以五倫為本，儒家稱之曰王道，歷代一貫相承，倫理思想，倫理制度，人群習為自然，為共信共守之道，朝代雖有變更，政權易人，而倫理法度，數千年前後映輝，其揆一也。
春秋時，列國互相侵伐，紀綱漸亂，孔子承先啟後，修「內聖外王」之道，一面收徒講學，分科設教，一面整理文獻，定為「六經」，為往聖繼絕學。〈荀子‧儒效篇〉謂：「百王之道，統歸於詩書禮樂。；〈莊子‧天下篇〉謂：「道術之本，見於詩書禮樂。鄒魯之士，多能明之。」鄒魯之士即恐孔門後學。詩書禮樂，非孔子所造，孔子述而不作(見〈論語‧述而篇〉)，將先王之道，輯為「六經」，傳於後世。戰國時，道術分裂，百家之學興，稱孔門之學曰儒家，儒家之學，由歷史傳遞之經驗，人情事理之研究，其人生哲學、政治哲學，已有完美之體系，治平大事，非其他一曲之說所能奏功也。雖然諸子爭鳴，各執一說，例如法家反對儒家，只是政治方式反乎儒家，倫理常軌，未能廢也。秦始皇厲行法治，戕害儒者，而於社會倫理未敢破壞，觀其會稽刻石，可見一斑。古諺云「王道不離乎人情」，倫理、王道，出自理性，真理永不變也。暴秦燔書坑儒，造成大亂，以致速亡，漢朝繼起，一反秦之所為，於是儒學復興，乃有一代之盛治，四百年之祚運。
漢高帝用張良以黃老兵術平天下，然「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見〈漢書‧陸賈傳〉)，故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已顯然尊重儒學；及惠帝、文景，雖用黃老清簡之治術，然獎勵孝弟力田，求遺書，策賢良，置《論語》、《孝經》、《孟子》等博士(見〈漢書‧藝文志〉序及注)；政體教化，仍必以儒學為本。漢初開國奠基，高帝用兵，，文景致治，皆得力於黃老之學，故漢朝尊重道家，名儒碩學，大都儒道兼綜，甚至特崇道家，如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見〈後漢書‧班彪傳〉)，班嗣「雖修儒學，然貴黃老」(見〈漢書‧敘傳〉)。蓋儒家之政教禮法，在傳統中普及人群，習為常道，而黃老之學，應用於當時，在軍事政術方面，發生特殊之奇用，而且其言論為非常時期藥石之訓，漢初其學大盛，文帝時，宮闈之中亦皆讀黃老之書。其學與儒家不相悖，因此儒道合流，成為兩漢學術風尚。然此中有人以為不滿者，為陰陽學說亦參在內，謂其有迷信色彩；其實陰陽家之本意，以天到設教，以禨祥警人，「其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見〈史記‧荀孟列傳〉)，有助於儒家之政教，因而為儒家所容納，藉之以警世勸善，用之以君臣互相惕勵，朝廷論政處事，雖每引其說以為依據，然大抵用作規過勵行之箴，其施行於政令者，皆為細枝末節，附和普通人之心理，遇災異，皇帝則下詔罪己，大臣則上疏自劾而已。
漢初君臣英明，文景好黃老，亦重儒臣，武帝崇儒學，亦重道家，復採納董仲舒天人相與及陰陽家之說，以成其睿思遠謀之大略。政治足以促進學術，儒、道、陰陽，三家相融，為兩漢學術思想之特色。陰陽家之說，玄虛幽渺，「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漢志》)，論者病之，然於兩漢之明君賢臣並無影響。漢朝文德武功之盛，八荒賓服，官吏之清廉，民生之安樂，風俗之美淳，皆為儒道兩家思想之實現；觀兩漢之史實，及學者之著述，可以想見。
連年來講授「漢代哲學」，缺乏現成之資料參考，只以兩漢學者之著述為依據，闡述其概要，寫成此編，其深義妙旨，非余之譾薄所能道。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周紹賢序於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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