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婦女和兒童
他們達成同樣的工作目標，吃同樣的湯湯水水，住同樣的營房，坐同樣的運畜火車押送，穿幾乎一樣的衣服，穿一樣不適合的鞋子，接受質問時受到的待遇也沒有兩樣。儘管如此，男性和女性的勞改營體驗卻還是不太一樣。
確時很多女性生還者認為，女性在勞改營體系裡占有極大的優勢。女性較懂得照顧自己、縫補衣服、保持頭髮的整潔。他們似乎也比較能挨餓，比較不容易得糙皮病或其他因飢餓引起的疾病。女性囚犯會發展出緊密的友誼，互相幫助，這在男性囚犯身上就較少看見。根據瑪格麗特‧拜伯—紐曼的紀錄，跟她一起關進比圖卡監獄的女人中，有一個人身上的夏天輕薄洋裝變得破破爛爛。同房的女人於是決定幫她做一件新洋裝：
大家同心協力，帶來六條粗糙的、沒漂白的俄國毛巾。但沒有剪刀怎麼剪裁洋裝？小小的巧思解決了這個問題。「裁切線」用燒焦的火柴末端標記出來，布料沿著裁切線折疊，然後拿點燃的火柴沿著折疊處來回移動一下。之後再把布料攤開，裁切線就被燒穿了。縫衣服的棉線則來自其他衣服上小心翼翼拆下的線……
這件毛巾做成的洋裝――為一名拉脫維亞的胖女人做的――在大家手裡傳來傳去，頸部、袖子和裙擺都鏽上美麗的花紋。終於完成後，他們在上面灑了點水，仔細摺好。擁有這件洋裝的幸運兒晚上就睡在洋裝上面。信不信由你，早上主人穿著它出來亮相時，真是賞心悅目！把它放在時裝店的櫥窗也絕不丟臉。
不過，男性囚犯的看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勞改營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墮落。女性更有機會分配到較好的工作類別、較輕鬆的工作，在營中的地位也會跟著提高，久而久之就迷失了方向，在嚴酷的勞改營世界裡浮沉度日。古斯塔夫‧賀寧就提到一個「莫斯科歌劇院的黑髮歌手」，她因「間諜罪」被捕，由於罪行重大，一抵達卡戈波拉格就被派進森林工作：
不幸的是，工作隊隊長凡尼亞――一名小個頭的職業罪犯――看上了她。她被派去清理倒下的樅樹，手上的工具是一把她幾乎提不起來的巨斧。她落後那些壯碩的伐木工好幾碼遠，晚上回到營區時，幾乎連爬到廚房拿她的第一鍋飯（最低限量的配給湯）的力氣都沒有……她顯然在發高燒，但醫護員是凡尼亞的朋友，所以不肯放她回去休息……
最後她終究還是讓步，先是委身於凡尼亞，之後換成「營中的某位長官」，後者「拉著她的頭髮把她從垃圾堆裡拖出來，安插到營中會計室的辦公桌後面。」
其他人的命運更悲慘，賀寧也提到別的例子，比方一名「職業罪犯組成的地下評委團」評價很高的波蘭女孩：
一開始，她出去工作時都會抬頭挺胸，擺出一副高姿態，一概拒絕所有企圖接近她的人，給對方臉色看，晚上回到營區雖然會比較收斂，但還是高高在上，難以親近。她會直接從守衛室走去廚房拿配給湯，晚上一步也不離開女囚營房。所以看起來應該不會很快就變成犯人夜間獵豔的受害者。
但所有努力到頭來都是白費。她因為連續幾週受上級監視，無法從她工作的倉庫偷走半點食物（一根紅蘿蔔或爛掉的馬鈴薯），最後終於屈服。一天晚上，那位上級走進賀寧的營房，「二話不說就把一條破掉的女內褲往我床上一丟。」那就是她改頭換面的開始：
從那時候開始，那女孩完全變了一個人。她再也不像以前一回營就去廚房拿湯，而是在營區周圍徘徊到深夜，就像一隻發情的野貓。誰想要她都能得到她，無論是在床鋪上、床鋪下、技術專家的獨立隔間或衣物儲藏室。她每次遇到我都會別過頭，緊閉嘴唇。有一次，我走進營區中央的馬鈴薯儲藏室，發現她跟五十六隊的隊長――名叫列夫科維奇的駝背混血兒――躺在一堆馬鈴薯上。她突然痛哭失聲，當晚她走回營區時還用兩個小拳頭摀住嘴，忍住淚……
賀寧說的這個故事有各種不同的版本，但不得不說，女性呈現的角度總是跟男性不太相同。其中一個版本來自塔瑪拉‧魯茲涅維。她敘述的勞改營「羅曼史」始於一封信，「一封標準的情書，不折不扣的勞改營情書」。寫信人是沙夏，因為做的是鞋匠這種輕鬆活，所以在營中享有貴族般的地位。信的內容簡短而直接：「要不要跟我同居？」女方拒絕了他，他就拿金屬棒揍了她一頓，然後帶她去醫院（他享有的地位在此地也發揮影響力），要醫護人員好好照顧她。她在醫院修養了幾天，有的是時間思考，等到出院那天她決定接受沙夏的追求，免得又要再挨一頓打。
「我的家庭生活就此展開，」魯茲涅維寫道。她馬上就享受到好處：「我變得更健康，穿著好鞋走來走去，再也不穿以前那種破布一樣的鬼衣服。還得到新夾克、新褲子……甚至還有新帽子。」多年之後，魯茲涅維形容沙夏是「我的第一個真愛。」不幸的是，他不久就被送到另一座勞改營，兩人從此永別。更慘的是，把沙夏調走的人也看上了她。她別無選擇，只能陪他睡覺。魯茲涅維沒提到對他有任何男女情愫，卻還記得這麼做的好處：她拿到可以自由出入的通行證，還有一匹自己的馬。魯茲涅維的故事跟賀寧的故事一樣，換個角度說就可以變成一個道德淪喪的故事，也可以變成一個奮力求生的故事。
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這些事都不應該發生。原則上，男女囚犯本來就不應該同住在一座勞改營裡，而且也有囚犯提到多年都沒看過異性。就連勞改營指揮官也不特別想收女囚犯。女囚體力較弱，容易變成累贅，拖垮產量，所以有些營才會試圖把女囚往外推。一九四一年二月，古拉格當局一度寫信給內務部的領導階層和勞改營指揮官，嚴正指示他們接納抵達的女囚隊伍，還列出所有女性能勝任的工作，包括輕工業、紡織廠、木工、金屬加工、某些林務工作、貨物裝卸。
或許是因為受到指揮官的排斥，勞改營的女囚人數一直比男囚少（一九三七到三八年大整肅期間被處決的女性人數同樣比較少）。根據官方統計，一九四二年女囚只占古拉格囚犯的百分之十三。一九四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來因為大批男囚被徵召到前線打仗，二來法律禁止工人擅離工廠――很多年輕女性因而被捕。一九四八年女囚百分比掉到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又掉到百分之十七。然而，數字本身無法反映真實的狀況，因為女性遠比男性更可能被送到管理寬鬆的「聚居地」服刑。而在偏遠北方的大型工業勞改營裡，女性人數更少，更難得一見。
然而，人數少就表示女性就像食物、衣服和其他東西一樣，幾乎永遠處於不足的狀態。所以，儘管女性對於營中生產成績的價值不高，卻對男囚、守衛和自由工人有另外一種價值。在男女囚犯多少可以公開接觸的勞改營裡（實際上有些男性可進出女性勞改營），女性經常被追求、引誘，最常見的是用食物和輕鬆的工作來換取性愛。這或許不能算是古拉格獨有的生活特色。舉例來說，一九九九年國際特赦組織針對美國囚犯所做的報告中，揭露了男性守衛和囚犯強暴女囚、男囚買通守衛以接近女囚、男守衛對女囚進行脫衣搜身或觸摸搜身的實例。然而，蘇聯勞改營體系的奇特階級意味著，女性受到虐待和羞辱的程度連從監獄的角度來看都很不尋常。
首先，一個女人的命運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她在各式各樣的勞改營團體中的身分和地位。在刑事犯的世界裡，女人要遵守一套繁複的規矩和儀式，也不太受到尊重。瓦倫‧薩拉莫夫說：「第三或第四代的刑事犯從小就學會輕視女人……女人是低等人，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只是為了滿足犯人的獸慾、當作犯人開黃腔的對象，或男人想要『大肆狂歡』時公開毆打的倒楣鬼。」妓女實際上「歸屬於」地位最高的男性刑事犯，不但可以交易或交換，若該刑事犯轉到其他營或遇害時，甚至可由兄弟或朋友繼承。進行交易時，「當事人通常不會訴諸暴力，被交易的女囚也會乖乖跟新主人睡覺。刑事犯的世界沒有『三人行」』這種事，兩個男人不可能共享同一個女人。女賊也不可能跟非刑事犯在一起。」
女性並不是唯一的目標。同性愛在職業罪犯之中也要遵守同樣嚴格的規範。有些老大哥身邊會有同性戀少年當跟班，有人男女通吃，甚至在營中還有男的「老婆」。湯馬斯‧斯高夫奧寫過一名工作隊隊長有個男「老婆」――一個以性行為交換額外食物的年輕人。不過，要勾勒出男同性戀在勞改營中遵守的規範很難，因為回憶錄作者很少提到這個議題。或許是因為同性戀在俄國文化中多少仍是禁忌話題，一般人都會避免提及。而勞改營中的男同性戀通常也只限於刑事犯的世界，偏偏留下回憶錄的刑事犯又很少。
儘管如此，我們知道在一九七○和八○年代之前，蘇聯刑事犯就發展出極其複雜的同性戀規範。「被動」的男同性戀會被其他犯人排擠，自己一桌吃飯，也不與人交談。雖然相關紀錄很少，但類似的規矩似乎早在一九三○年代晚期就存在於某些營中。當時才十五歲的彼得‧亞基爾就在專關少年犯的牢房裡目睹過類似的現象。一開始，聽到其他男生說起自己的性經驗時他非常驚訝，以為他們在吹牛：
但我錯了。有個小子一直抓著麵包不放，到了晚上他問整天沒吃東西的馬許卡：「想不想來一口啊？」
「想，」馬許卡回答。
「那就把褲子脫掉。」
兩人就在角落裡解決，那樣從監視孔很難看見，但全牢房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我也假裝沒事。我在那間牢房碰過很多次這種事，每次扮演被動角色的男生都是那幾個。他們被當成賤民一般對待，不能跟大家用同一個杯子喝水，也是眾人羞辱的對象。
奇怪的是，勞改營中的女同性戀反而比較開放，至少留下較多紀錄。女同性戀在女囚之中也有一套繁複的規矩。「女同性戀」在俄文中以中性代名詞ono稱之，底下又分成偏女性化的「老婆」和偏男性化的「老公」。根據某人的描述，前者有時是「不折不扣的奴隸」，要照顧「老公」的生活起居；後者會有一個男性化的綽號，幾乎全都會抽菸。女同性戀對彼此的關係直言不諱，甚至還有相關的歌曲：
感謝史達林的恩惠
你讓我變成女男爵
我既是母牛也是公牛
既是男人也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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