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勞改營的工作
大多蘇聯勞改營的核心功能就是勞動。勞動是犯人主要的工作，也是當局最關注的事。日常生活也都圍繞著勞動來安排，犯人過得好不好也要視勞動成果而定。然而，要勾勒出營中勞動的大概樣貌卻很困難，犯人在暴風雪中拿著尖鋤挖金礦或煤礦只是刻板印象。這種犯人確實不少，從科雷馬和沃爾庫塔的紀錄來看有數百萬人。但如今我們知道，也有犯人在莫斯科的勞改營設計飛機，在中部勞改營建造核電廠並負責營運，而太平洋沿岸有捕魚勞改營，南部的烏茲別克則有集體農場。莫斯科的古拉格檔案室甚至有一大堆犯人跟駱駝的合照。
古拉格的經濟活動無疑跟蘇聯境內的經濟活動一樣繁雜多樣。《蘇聯勞改營制度簡介》列出了目前為止最詳盡的勞改營清單，瀏覽過後就知道，勞改營圍繞著金礦、煤礦、鎳礦而建立，此外還有公路和鐵路工程、兵工廠、化工廠、金屬加工廠、電廠、機場工程、公寓大樓、排水系統、泥碳場、伐木廠和魚罐頭工廠。古拉格當局自己也有一本相簿專門收集犯人生產的物品，包括礦物、火箭和其他軍武、汽車零件、門鎖、鈕釦、順流而下的木材、木頭家具（椅櫃、電話亭、木桶等）、鞋子、籃子、紡織品（附上樣品）、地毯、皮革、毛帽、羊皮外套、玻璃杯、燈、廣口瓶、肥皂、蠟燭，甚至連玩具都有（木製坦克、小風車、會打鼓的機械兔）。
不同勞改營有各自的工作性質，個別勞改營內部也有不同的工作，比如很多林業營的犯人只負責伐木。刑期三年以下的犯人會到「勞動改造聚居地」工作，這些是管理較寬鬆的勞改營，通常以單一工廠或事業為核心加以編制。相反的，大一點的勞改營就可能包含多種事業，例如礦場、磚場、電廠，還有建屋或造路工程。在這種營區內，犯人就得搬貨卸貨、開卡車、摘蔬菜，或到廚房、醫院和托兒所工作，私底下還得充當營中長官或長官夫人的僕人、保母和裁縫師。
刑期較長的犯人往往要做各式各樣的工作，工作內容也會隨著運氣好壞而變來變去。在將近二十年的勞改營生涯中，伊芙傑妮亞‧金茲堡就做過伐木、挖水溝、打掃營中客房、洗碗、養雞、幫指揮官夫人洗衣服、照顧犯人的小孩等工作，最後成了護士。政治犯里奧尼德‧席科在營中十一年則做過焊工、採石場的石工、營建隊的建築工、火車站的搬運工、煤礦場的礦工、家具工廠製作桌子和書櫃的木工。
不過，雖然勞改營內的工作跟外面世界的工作一樣多樣，但從事勞動的犯人通常分成兩類：一類是負責「一般工作」的囚犯，一類相當於所謂的「模範囚犯」。後者在營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後文再述。大多數犯人都負責一般工作，顧名思義就是非技術性的勞力工作。「一九四九到五○年是我在勞改營的第一年冬天，對我來說尤其痛苦，」伊薩克‧菲爾許廷斯基寫道。「我沒有在營中可發揮的專業技能，不得不到處跑，從事各式各樣的一般工作：鋸東西、搬東西、拖東西、推東西等等。換句話說，派工的人想到要派我去哪，我就得去哪。」
除了少數在第一輪分發工作時特別幸運的人（通常是建築工程師、專業人才或當局的眼線），絕大多數犯人通常在約一個禮拜的隔離期後都會被派去做一般工作。他們會分發到四到四百人不等的工作隊，跟隊友無論工作、吃飯、睡覺都在一起。每個工作隊由一名可靠、地位較高的囚犯擔任隊長，負責分派並監督工作，確保工作隊完成生產目標。
隊長的地位介於犯人和管理人之間，勞改營當局也很清楚這些人的重要性。一九三三年，德米拉格的指揮官發文提醒所有下屬，必須「從特優工人中找到對我們的工作不可或缺的人才」，因為「工作隊隊長是工地裡最重要、最關鍵的角色。」
從個別犯人的觀點來看，他跟工作隊隊長之間的關係不止重要，而且可能決定其生活品質甚至生死存亡。有個犯人就說：
你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工作隊和工作隊隊長，畢竟你從早到晚都跟這些人綁在一起。不管在工地、餐廳，床鋪上，永遠都是同樣的面孔。隊員有時一起工作，有時分組，有時單獨作業。他們可以幫你活下來，也可以加速你毀滅。不是同情和幫助，就是敵對和冷漠。隊長的角色也一樣重要。他是誰、又怎麼看待自己的任務和責任很關鍵、具有決定性，有人為了討好主子，寧願犧牲別人、成就自己，或把隊員當作下屬、傭人，也有人盡可能讓隊員的生活好過一點，把你當作共患難的同志。
有些隊長確實會威脅恐嚇隊員。亞歷山大‧衛斯堡第一天抵達卡拉干達礦場就因為飢餓和疲憊昏了過去：「隊長像一頭瘋牛對我大吼大叫，使出全身的力氣撲向我，對我拳打腳踢。頭狠狠挨了一拳之後我倒在地上，眼冒金星，鼻青臉腫，鮮血從臉上淌下……」
也有隊長讓隊員互相激勵較勁，就像一個運作良好的同儕團體，即使他們其實不想工作。在索忍尼辛的《伊凡‧傑尼索維奇》這本小說中，主角一度沉吟：「工作隊不同於外面的工班。伊凡‧伊凡諾維奇和彼得‧佩托維奇在工班都能拿到薪水。但在工作隊裡，犯人不是為了老闆努力工作，而是為了其他隊員。要不每個人都得到獎勵，要不就大家一起完蛋。」
在科雷馬服刑的法農‧克列斯因為動作太慢而遭隊員打罵，最後被迫換到「較弱的」工作隊，裡頭沒有半個隊員拿到完整的配給。尤里‧左林曾經待過產能超高的工作隊，其中多半是容不下懶惰蟲的立陶宛人：「你無法想像他們有多愛、多會工作……他們要是覺得你做得不好，就會把你踢出立陶宛人的工作隊。」
若是不幸淪落到「差勁」的工作隊，你也無法花錢或走旁門脫身，只能等著挨餓。日後跟人一起創立紀念協會的明德林，曾經待過多半由喬治亞人組成、也由喬治亞人擔任隊長的科雷馬工作隊。他很快便發現，隊員害怕隊長的跟害怕守衛的程度不相上下，而且因為明德林是「整隊喬治亞人中唯一的猶太人」，所以別想得到什麼特別優待。有天他特別賣力工作，希望能爭取到麵包的最高配額（一千兩百克）。但隊長不願肯定他的工作成果，只肯讓他領七百克麵包。後來他藉由行賄調到別的工作隊，那裡的氣氛截然不同：新隊長由衷關心部下，甚至一開始先讓他做輕鬆一點的工作，讓他恢復體力：「進他隊裡工作的人都覺得自己很幸運，逃過了死神的魔掌。」後來他當上隊長就覺得自己有責任花點錢讓廚師、切麵包師和其他營中的重要人物盡可能善待隊上的成員。」
隊長的態度很重要，因為一般工作多半都不是無意義的工作。根據某著名學者的說法，納粹集中營往往把勞動「當作折磨和虐待犯人的工具」，而蘇聯勞改營則是為了達到某部分的生產計劃。當然也有例外。有時候，愚蠢或殘虐的獄卒會叫犯人做些無謂的工作。蘇珊娜‧佩丘拉記得她曾經來回搬運一桶又一桶泥土，「工作本身毫無意義」。那處工地的某位「負責人」明確地告訴她：「我不需要妳工作，我要妳痛苦。」這句話對一九二○年代的索洛韋茨基犯人應該很耳熟。到了一九四○年代，我們會發現蘇聯也出現了懲治集中營的體制，其主要目的不是發展經濟，而是懲罰罪犯。然而，即使如此，那裡的犯人也要從事生產。
一般來說，監禁犯人不是為了讓他們受苦；更精確地說，根本沒人在乎他們有沒有受苦。重點是他們要能融入營中的生產計劃，達成工作目標。各式各樣的目標都有，例如砍伐多少立方公尺的樹木、挖多少條水道、搬多少煤礦。大家都很嚴肅看待這些目標。營中的「文化教育」部門也致力於傳達這個訊息。營中餐廳或中央廣場都有大型黑板列出每個工作隊及其最新的工作進度。
目標制訂員負責用科學的方法和縝密的心思算出目標，一般認為這項工作要專業人才才能勝任。據雅可‧羅西的紀錄，光是鏟雪就依新雪、細雪、鬆雪、密雪（需腳踩鏟子上才挖得下去）、厚積雪、凍雪（需動用尖鋤）分派不同的目標。即使已經分得這麼細，之後還有「一連串係數用來說明鏟出的雪要堆多遠和多高等等。」
理論上看來非常科學，但訂立工作目標、決定由誰達成哪些目標，實際過程卻腐敗叢生、混亂無章。首先，犯人要達到的目標通常跟外面的工人一樣，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跟專業伐木工或礦工達到一樣的標準。問題是，犯人通常都不是專業的伐木工或礦工，對自己該做什麼往往沒什麼概念。況且，長年坐牢再加上舟車勞頓，他們的健康狀況普遍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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