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威格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

媒體推薦：「以抒情詩般的語言寫成的專題著作……《褚威格最後的放逐》其實不是——或者說不只是——褚威格晚年傳記。它是對脫序人生的個案研究，對不只失去家且不再能界定家之意義者的個案研究……普羅契尼克先生讓人深刻感受到戰時許多流亡者的感受……（他）筆下文字讓人心有戚戚焉。」
——《華爾街日報》

「縝密、有扎實的事前研究為基底、從頭至尾緊貼人性，《褚威格最後的放逐》刻畫一人和那人不盡的流亡。」
——《經濟學人》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是讓人愛不釋卷、特別縝密、令人傷感且直率的專題著作。普羅契尼克以堅...

導論（節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時，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鐵床上醒來，旁邊擺著他妻子蘿特（Lotte）睡的鐵床。他從玻璃杯裡拿起假牙，穿上皺巴巴的寬鬆長褲和襯衫。馱畜橐橐走過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鳥兒在樹冠發出刺耳叫聲，昆蟲爬過他的皮膚。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錢的人道主義者，維也納的世界主義者，自認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亞伯特．愛因斯坦、托瑪斯．曼、赫曼．赫塞、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為友；人生就快滿六十，愛用紫墨水書寫，只要出門幾乎都是一身燕尾服。
他住的是一間老舊的小平房，點燃一天的第一根雪茄後，他步出屋門，走下長滿洋繡球的陡階梯，來到馬路對面的「優雅咖啡館」（Café Elegante），花半分錢享用一杯美味的咖啡，與談得來的店老闆練習他的葡萄牙語，周遭是一些深膚色的趕騾人。他的葡語並不流利，談話時一再脫口西班牙語。然後他走回陡梯，在充當他起居室的覆頂遊廊上坐下，工作了幾小時，偶爾抬起頭，從綠色棕櫚樹葉上方，望向壯麗的馬爾山脈（Serro do Mar）。小他二十七歲、原是他祕書的蘿特，在附近工作，替他校正他正在寫的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Royal Game）草稿。屋裡，女僕正為搞定冒煙的燒柴爐子辛苦忙著。
吃過相當簡單的午餐（主要是雞肉、米飯、豆子）後，斯特凡和蘿特就著一本收錄歷來精彩棋譜的書下了一盤棋。此時他們住在貝德羅保利斯（Petrópolis）鎮，該鎮位於山丘上，山下就是里約熱內盧。下完棋，兩人從貝德羅保利斯鎮的主街往外走了長長的路，步上一條通往美麗叢林的古道，叢林裡到處是野花和小溪。然後兩人回家，繼續工作。寫信。讀他在地窖裡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寫下讀後感（他寫道，「那時一如現在，世事紛亂，到處烽火，戰爭升高到獸性的極致。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生的諸多難題合而為一：我如何才能保住自由之身？」），然後上床睡覺。如此日復一日、週復一週。
但這天，他滿腦子難以置信地想著，自己怎會落得這樣的處境。在寫給老婆娘家的信中，他以驚愕口吻激動說道：「我無法相信六十歲時我會坐在巴西的一個小村落裡，讓光腳丫的黑人女孩侍候；離我生活中原有的一切，書、音樂會、朋友、交談，千萬里遠。」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資產，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家族紡織業裡的股份，他辛苦帶到英格蘭的所剩家當（一九三四年第一次流亡後他落腳於英格蘭），在他眼裡都已不屬於他。他一輩子拚命收集的眾多手稿和樂譜，散落世界各地。他一再向人在倫敦的內弟媳表達「我急切的希望，希望你把所有衣物、內衣、亞麻織物、大衣和我們留在那裡的東西都拿去用⋯⋯算是幫我一個小忙，而日後你會知道，這讓我心情舒服許多。對於永遠無緣再見的東西，我的遺憾就少了一些」。
但特別之處在這裡：雖然離開了人生中原本擁有的一切，斯特凡．褚威格斬釘截鐵表示，「我們在這裡極快樂。」風景美，人心好，物價便宜，生活有趣。他和蘿特愈來愈有力量面對這黑暗時期——「唉，我們還想有更多力氣，」他寫道。只有想到吞噬他們舊家園的那種無法言喻的苦難，快樂才蒙上陰影。納粹占領區日常生活的消息，比戰場動態報導更讓他們心情低落。在巴西一派和平繁榮之際，斯特凡擔心世上仍會有數百萬人餓死。歐洲在自取滅亡，巴西安然置身事外，使巴西有權有勢者生起一股新的民族主義，憧憬著自己將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力量。但巴西人的和善不變。他寫道，「真希望能寄給你巧克力或咖啡與糖，在這裡這些東西便宜得離譜，但目前看來那還是奢望。」
在貝德羅保利斯鎮，動盪不安的歐洲不在當地人的關心之列，一如過去中國的掙扎求生不在他之類的歐洲人關心之列，而斯特凡．褚威格就困居在該鎮滿眼青蔥的山上。這樣的一種褚威格形象，對今人來說，既讓人難以忘懷，又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位世上最受吹捧的作家之一，自豪於身為歐洲知識界名人和藝術圈名人的橋梁，更甚於自豪於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最終竟落得在龔薩爾維斯迪亞斯路（Rua Gonçalves Dias）三十四號，過著他所謂僧侶般的生活。但他寫道，這空間上的距離（他向其出版人所說的，他避難巴西的「徹底幽居」），也使他得以心無旁騖地完成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以及「修訂完」他先前寫的所有東西。他曾告訴某位同樣流亡的異鄉者，在貝德羅保利斯，他周遭的鄉間「似乎被人從奧地利語譯成熱帶語」。隨著維也納的前景更為黯淡，這個城市作為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在褚威格眼中反倒更為鮮亮。在這點上，他類似他的老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曾有人說羅特「愛奧地利之心隨著奧地利的日益萎縮而大幅膨脹，在他的故國消失於世時達到最高點」。
當馱著香蕉的驢子從他屋下經過，他的女僕在隔壁廚房輕柔唱歌，褚威格想起自己人生最鮮活的記憶。一八八八年維也納上流人士最後一次聚集於舊城堡劇院（Burgtheater）那一幕，最令他難忘，因為那為他熱中於美感的成長環境留下了見證（這次聚會後，這座堂皇的建築便遭拆除）。褚威格寫道，最後一次演出一落幕，全場悲傷難抑的觀眾全跳上戲台，「從他們所摯愛之藝術家所踏過的木板」撬下一小塊做紀念。那之後幾十年裡，在維也納整條環城大道（Ringstrasse）沿線，裝飾繁複的資產階級家裡，都可看到這些來自城堡劇院的殘片「保存在昂貴的匣子裡，就像聖十字架的殘片保存在教堂裡那般」。褚威格推斷，那簡直是「對藝術的狂熱追求」，並且維也納各階層的人都熱中此道。此外，這一狂熱的執迷使藝術家得以在創作上更上層樓，因為不只賞識，還有吹捧，都能促進創作。他嚴正表示，「藝術一向是在其成為一民族日常關注的對象時達到巔峰。」而當他從書稿上抬起頭時，怵目皆是深綠和金黃的棕櫚樹，草木青蔥的陡丘，空曠遼闊的天空，他驚訝他生命中那些人都到哪兒去了？沒人比褚威格更老於世故。他以為自己已聽遍世間所有聲音，但新居的寧靜，卻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聞。

有些人的一生令我們側目，因為他們的過人天賦——創作或為惡的天賦——令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引起我們興趣，因為他們如同強效的透鏡，折射出重大時期。
斯特凡．褚威格——富有的奧地利公民，到處為家、居無定所的猶太人，著作等身的作家，泛歐人道主義不倦的提倡者，愛結交朋友者，無可挑剔的東道主，家中歇斯底里者，崇高的反戰主義者，虛偽的民粹主義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者，厭貓者，藏書者，穿鱷魚皮鞋者，花花公子，憂鬱症患者，愛泡咖啡館者，與寂寞之人心靈相契者，愛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拋媚眼者，暴露狂嫌疑者，被定罪的騙子，巴結權貴者，捍衛弱勢者，面對年老的摧殘而變得卑怯者，面對神祕的死亡而鎮定自若者——斯特凡．褚威格屬於體現所在環境之魅力與腐化的那一類人。
如今，在歐洲許多地方，可買到許多新版的褚威格著作。在法國，他的中篇小說定期重新發行，而且幾乎每次都衝上暢銷書排行榜。褚威格的著作塞滿商店櫥窗和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很有人氣，在德國和奧地利有他的書迷。但在英語系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直到數年前，斯特凡．褚威格還幾乎是無人聞問。我成長和研究文學的那些年，從未見過褚威格的作品。我向朋友問起他，結果幾乎個個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我漸漸地清楚，直至一九四○年代初期為止，他的著作，即使在北美，讀者都還很廣；因此，他後來消失得如此徹底，令我困惑，想弄個明白——是什麼因素把斯特凡．褚威格打入冷宮？
他的生平事蹟揭露了戰前歐洲的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則披露那一文化被轉化為美洲風格時該文化的遭遇，且這一披露發人深省的程度不遜於前一披露。褚威格的一生，說明了藝術家身處亂世所應負的責任方面幾個永遠存在的問題：相對於對自身藝術創作所應負的責任，個人對蒙受同樣苦難者所應負的責任；政治在人文藝術領域裡的角色；藝術在教育裡的位置。他的事蹟也讓人不禁要問我們如何歸屬於某地，相對於世界主義的理想，個人對家庭與族群之根應負什麼樣的責任。褚威格作品觸動了無數人的生命，還有他在薩爾斯堡的山上，自宅的露台打造的避難所——有歐洲數十位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前來此地，在樹蔭下坐著聊天——使褚威格既是他那時代之重要思潮的催化劑，也是那些思潮的交會中心。他以「該來的躲不了」，作為回憶錄的卷首語。這句引自莎士比亞劇作的台詞，隨著褚威格與現下的步伐一致與否，讓他的事蹟受到不同的解讀。
褚威格本人甚至把他從光彩墮入黑暗一事，視為一更大現象的表徵。他在《昨日的世界》開頭斬釘截鐵表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從如此的精神高度，如此嚴重的道德倒退，那是過去任何⋯⋯一代人都未曾遇過的。」事實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有如此遭遇，但墮入黑暗所帶來的衝擊並未因此稍減。短短幾年間，他就被趕出歐洲藝術名人圈，流離四方，這樣的悲慘遭遇始終讓他覺得驚愕，無法釋懷。「我被拔離所有根基，拔離滋養它們的大地，那是過去罕有人遭遇過的事」，他在一篇有時似乎過於妄自菲薄的自白中如此宣告。

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快離開美國前往巴西時寫下這則自序。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辛寧（Ossining），他自傳的初稿就在那裡寫成。如果說他在貝德羅保利斯的家充滿自然野趣且偏僻，他位於辛辛監獄上游一．六公里處，哈德遜河畔小鎮的住所，則顯得寒磣、荒涼。蘿特在寫給英格蘭娘家的信中說，「在奧辛寧，沒有值得一做或一看的東西。」辛辛監獄是唯一讓奧辛寧出名的地方，而她指出，「這事能忘掉最好。」斯特凡的友人、歐洲筆會（European PEN）主席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曾問褚威格為何挑這個「荒涼的郊區」住，擔心那地方會使他情緒更為低落。
七月某日下午，褚威格第一任老婆與前夫所生的女兒蘇瑟．溫特尼茲（Suse Winternitz），替斯特凡在拉瑪波路（Ramapo Road）七號這棟房子的草坪上，拍了數張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他一如往常地用心打扮，穿上又輕又軟的長褲、白襯衫、帶小圓點花紋的蝴蝶結。他已五十九歲，但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鬍子，還有從高額頭往後梳、同樣修剪整齊的頭髮仍然烏黑，與他讓人看不透的黑色眼睛相一致。只有眼角魚尾紋和下方曲褶裡擠在一塊的皺紋，洩漏出他的年紀。他身子往前傾，翹著右腿，或許是向與他交談者傾身。在那天所拍的某張照片中，有股緊繃勁使這姿勢顯得很有精神，表示他剛聽到令他關注的事。在另一張照片中，那股勁卸掉了，他看起來就像世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眼神都帶有吃驚的意味。世人常論及褚威格如鳥般的處世作風。在這些照片中，這隻鳥或許砰一聲，重重撞上誤認為是天空的玻璃。
他曾在自傳中論道，「我的一個個今日和每個昨日，我的起起落落，分殊多樣，致使我有時覺得自己這輩子不是只有一種存在，而是有數種存在。」他已被迫「像個罪犯」般，偷偷摸摸地離開那個讓他有幸在其中長大、吸取維也納豐富的文化資源、被欣然納入咖啡館交談圈的「超國家大都會」。褚威格強烈覺得他流亡美國時的人生猶如一場戲，而且他所遇到的人，個個都察覺到他這一心境。一九四一年六月某個晴日，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第五大道巧遇褚威格時，曼所長久景仰，視之為「不倦的奮鬥精神提倡者」的褚威格，顯得很怪——不修邊幅、神志恍惚。褚威格想著不為人知的事想出了神，渾然不覺曼已走近。直到曼對他說話，褚威格才「如聽到自己名字的夢遊者」，身子突然一震，猛然變回過去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但先前那個失魂落魄的神情，曼永生難忘。幾個星期後，逃難的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與褚威格共進晚餐。褚威格向他問起一直像個影子在過活的人生有何意義，那時，他也見到同樣的眼神。當時褚威格說道，「我們只是鬼魂，或者說回憶。」

最重要的，褚威格了解到流亡不是靜態，而是個過程。「你才剛開始流亡，」一九四○年他向安德烈．莫魯瓦（André Maurois）說道，「你會了解世界如何把流亡者漸漸拒於門外。」這時，褚威格在歐洲各地行走已有頗長時間，因而得以向另一位友人如此簡述他的身分：「以前身分是作家，現在簽證上是專家。」從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結束旅居奧辛寧為止，加在褚威格英國護照上的諸多領事館蓋章，還有它們的日期、印記、簽名和草草寫下的數字、以符號標記的入境情況和效期，把十九頁的內頁蓋上密密麻麻、艱深難懂的刻印文字，使他的護照類似《天方夜譚》裡，裹著咒文的護身符。
什麼因素造就出順遂的流亡？從內在的堅毅、心胸的開通、外在的支持網絡三者的關係，是否可計算出難民存活的機率？為何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爾．楚克邁爾、褚威格友人樂隊指揮家布魯諾．華特（Bruno Walter）在美國如魚得水；而褚威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劇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卻幾乎完全無法接受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戈培爾嘲笑這一整批流亡作家，稱他們是「休假中的屍體」。這一嘲弄當然說中了流亡者心中的主要恐懼，也是褚威格揮之不去的陰霾：逼人離開家園，使人與過去斷了聯繫，從而使人走上死亡之路。當時美洲大地正在改組的歐洲僑社規模甚大，但此事並未減輕流亡者這方面的憂心。
戰時外移的藝術家、知識分子極多，因而有史學家拿此事與拜占庭失陷後希臘學者的外逃相比。褚威格在美洲的生活，為一九四○年代歐洲的破碎心靈漂泊美洲各地時所棲身的那些飯店，套上了一面透鏡——一連串房間，從一不知名之地不可思議地逃到另一不知名之地途中的數百個小站。那些一身寬鬆長褲和臃腫外套的流亡者，聚集在飯店大廳和咖啡館，用他們原來所習用的語言彼此低聲說話——他們逃到稍稍離開市中心的居住區裡，坐在長椅上；在那些居住區裡，更早來的難民所留下的東西、店鋪、名字、建築殘塊，都讓他們想起老家——然後回到他們所無力擺脫的過客狀態，想辦法弄到證件和工作，以及打工證明。
布魯諾．華特認為要有愜意的流亡生活，祕訣在於記住「這裡」和「那裡」的區別。褚威格受害於遷徙生活的荼毒，成為流亡失敗者的典範——或許可稱作羅得之妻症候群——他極了解舊家與當下環境之間的差別，因而忍不住回頭望。在拉瑪波路七號撰寫自傳時，褚威格寫道，他一再從他所謂的「絕望深淵」中仰望他已失去的那塊大陸的「那些舊星形」；而在那深淵中「如今，半盲的我們，用遭扭曲、破碎的靈魂到處摸索」。
今日是個不斷在脫節、文化價值觀顛倒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裡，褚威格那段看著世界漸漸將他拒於門外的經驗——他的失去家園、語言、文化參照點、朋友、書籍、使命感、希望——似乎不只令人感傷，還令人費解。那讓人想起托瑪斯．曼的哥哥海因利希（Heinrich）的一句話：「被征服者就是最早看出歷史將如何發展的人。」

六月某日，我去哈德遜河更上游處，看了褚威格流亡美國時最重要的那段期間所住的房子——那段期間他有時一個星期就寫下七十多頁自傳。我想看看還剩下什麼，是否有他住過的痕跡，當年他往窗外望可能看到什麼。我想揣摩，在美國準備參戰，而在密密麻麻的商人深色淺頂軟呢男帽之間，出現愈來愈多卡其色軍帽和圓白水兵帽，從宏偉的舊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北行的感受。
從該車站北行，車窗外是林立的銀色、灰色摩天大樓，但出了曼哈頓市區，景觀陡變，只見起伏的綠色大地和河邊一捆捆的石頭。這樣的火車之行褚威格坐過幾趟？在維也納，景觀的轉變沒那麼突然，疏疏落落的園圃為維也納市妝點了自然之色，而有著古葡萄園的維也納森林（Wienerwald），為維也納的三個邊貼上浪漫的風景。褚威格老是惦記著要以他的巨筆張揚個人自由的最高價值，而當火車駛過辛辛監獄的高牆，他看到周邊環置探照燈的崗樓之後不久，抵達目的地車站時，剛剛見到的高牆和崗樓，又將帶給他多大的衝擊？
我從火車站走上長長的上坡路，經過質樸無華的教堂和破舊的商場，穿過棒球場，來到拉瑪波路。拉瑪波路是一條連接兩條大馬路的街道的殘段，那條街道則位在一小型住宅區裡，褚威格於該住宅區建成後不久搬進那裡，然而他所住的房子比它周邊的房子還要老。他寫《昨日的世界》時所住的房子，原位於果園裡或屠宰場裡，但我去時，房子早已連根拔起，套上鍊子，拖到更上面數公尺的地方。房子位於坡度極大的一塊地上，那塊地到處長著新栽種的植物、矮灌木、一棵鮮紅的日本楓。只有前門與私人車道之間一棵粗幹老櫟樹，像是一九四一年那個夏天就存在的東西。它的根穿破不平的地面，虯結如一堆蛇。
數根白色木質圓柱支撐房子正門上的小拱，木柱上的漆已開始剝落，但通往前門的步道已然不存，前門也被封死。我繞到房子側邊，隔著一面布滿灰塵的窗子往裡瞧，看到幽暗的房間裡，一盞綠、黃色仿造第凡內玻璃燈下方，有株逐漸枯萎的吊蘭和白色簍子裡已褪色的塑膠三色菫。側門旁有個金色告示牌，上面寫著「小心住戶」。側門之外門的玻璃上，貼了一張貼花紙，紙上以華麗的花體字寫道：「過了此點……小心惡龍。」
我敲了敲門，久久無人回應，死了心正要走開時，突然有人解開內門門閂，內門往裡打開，一名粗壯的女人現身眼前。她頭小而圓，臉色蒼白，戴著大大的塑膠眼鏡，赭色頭髮稀疏鬈曲，髮根已白，寬鬆T恤上印了鮮紅的字DEVILS（魔鬼）。
她投來狐疑的眼光，未動手打開外門的鎖。我報上姓名，問她知不知道曾有個名叫斯特凡．褚威格的歐洲名作家住過她的房子。她打斷我的話，說：「知道！我真的知道。十年前，有個寫書的女人來過這裡，告訴我同樣的事。那女人希望我讓她入屋。我告訴她，我不知道這個男人寫書時坐在哪裡。不知道他是坐在樓上或樓下或門廊裡或地下室。誰會知道？我不知道他從書稿上抬起頭時望向哪個窗戶外面，不清楚他從他正工作的地方能看到什麼，不知道他吃什麼、不知道他穿什麼。不管他坐在哪裡，他的椅子不在這裡。他的書桌不見了。我沒有他的筆，沒有他的打字機。就連前門外的草坪都不一樣了，因為根據原來的地界線，我得雇人修剪樹木，結果那地界線是錯的，那些樹並非我的。我寫了封信給市政府，說『你們亂搞，然後要我負責，但我有原始地契的副本能證明……』。」
她繼續說了一陣子。我點頭，再點頭，目光飄移到她後圍牆外面一排高大且枝葉繁茂的老樹。褚威格拍下那張坐在藤椅裡的照片時，那排樹的影子說不定就已落在草地上。
離開英格蘭前不久，褚威格寫了篇感人的文章，文中他猜測英格蘭人面對世界大戰時所表現出的鎮靜，與他們的禮儀教養或英國教育制度的關係，不如其與英格蘭全民愛種花蒔草的癖性來得大。他寫道，最深層的因素乃是「與自然時時的結合。這一結合，在無形之中，將大自然本身的某些鎮靜自若特質，直接傳給每個人」。可憐的褚威格，在自身熱情消失之際竟思索起英格蘭人不可思議的冷靜個性。
突然，屋主不再談她的法律困擾，轉而述說那人登門探問褚威格的事卻失望而歸後，她自己去了圖書館，以了解這位不速之客研究的那位作家。
我原本把這場偶遇視為褚威格在美國受冷落的另一明證，但事實表明這樣的論斷下得太快。「那你找到什麼？」我問。
「嗯，斯特凡．褚威格住在歐洲時，你覺得誰正好與他住在同一條街上？」
我搖搖頭。
「一個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屋油漆工。哇，我真希望那時褚威格先生把他從梯子上打下來！」

我祖父是個醫生，救人無數，包括一位納粹黨要員。那人得知蓋世太保已把他和他的家人列入隔天要集中運走的名單，偷偷向我祖父通風報信。於是，我父親在一九三八年離開了希特勒所掌控的維也納。靠非猶太人的幫忙，他們一家人躲了起來，幾天後，克服萬難，搭上前往瑞士的火車。如今，我的父親——每有新電子產品問世就想入手把玩的超級電子產品迷——一想到當初就因為還沒有電腦，他一家人才得以在邊界免於被捕，就止不住輕笑，露出有點茫然的表情。當時乘客出境得脫光衣服受檢，以防帶走錢財和貴重物品，如果負責檢查的納粹黨員手上的花名冊裡已有他們一家人的名字，他們絕對走不掉。
一家人先是來到蘇黎世，因為養不起我父親和他的兄弟，我祖父母在那裡將他們兩兄弟送到阿爾卑斯山山麓丘陵上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孤兒院生活留給我父親的最鮮明記憶，乃是半夜被叫下床，從孤兒院走下叫人提心吊膽的陡斜小徑，到最近的村子替愛喝酒的修女頭頭買白酒。某次摔了一大跤之後，他們兄弟倆就此逃走，回到蘇黎世我祖父母身邊。這時他們的瑞士護照就快到期，瑞士當局準備一到期就把這一家人遣返，恰在此時，我祖父聯絡上一名觀光旅遊期間病倒而被我祖父治好病的美國人。那人未忘記我祖父，同意為這家人的債務清償能力提供重要的書面擔保。那時，若要取得美國簽證，必須有這樣的書面保證。若沒有這位不知名的德州人好意出手幫忙，這家人大概難逃送進集中營的命運。逃亡之路並非就此一路順遂。不僅錢被偷，還遺失了一組身分證件和車票，但他們依舊想辦法從蘇黎世逃到熱那亞，在熱那亞，透過祕密安排（包括普羅契尼克家族某義大利分支的友人替他們先藏了錢），他們訂到往紐約的雷克斯號（SS Rex）船票。
一如二次大戰其他難民——其實應該說一如所有戰爭難民——的遭遇，這是個充斥著「要不是當初怎樣」、「差一點」、「在最後關頭」之類驚嘆語的故事。但由於這個故事有較好的結局，這些回憶往往以逃亡者安然抵達避風港——上天預設的應許之地——作結。就我家族的情況來說，故事大體如此落幕：「但在屢屢死裡逃生後，結果你瞧，靠著神他們逃到了美國。最初日子過得很苦，住在紐約市供多戶分租的經濟公寓裡，最後他們還是克服萬難來到波士頓。在那裡，你們的祖父得以重披醫袍，把他的兒子送進波士頓拉丁學校和哈佛就讀。故事結束。」
我花了頗久時間才理解家族驚心動魄的逃亡過程中，有多少東西就此失去不可復得。如果歐洲的猶太人只有三分之一捱過希特勒的毒害，真的逃過一劫的猶太人中，只有極少數人還能完整保有他們原來的身分和人性。褚威格的逃亡人生之所以吸引我，原因之一正在於它，一如在由活人扮演的靜態場景（tableau vivant）裡所見的，呈現了其他逃離凶殘國家者所共有之逃難經歷的數個典型階段。他的故事特別發人深省，因為它點出流亡者重獲自由時並未解決的自身困境。
靠福利救濟過了幾年後，我那已然年老的祖父的確把英文學得夠好，得以通過醫學考試，拿到行醫執照在美國重操舊業，但他在美國行醫的收入始終只夠我祖父母糊口。而比家境的沒落遠教人難過的，乃是他們兩人關係的改變，儘管那改變有一部分得歸因於生活的困苦。
我祖母有個表姊妹，我們都叫她愛麗絲（Alice）阿姨。她也逃離維也納，成為曼哈頓很成功的精神科醫生，更貼切地說，是很嚇人的精神科醫生。其他人一生循規蹈矩，她則有一堆不尋常的個人故事。她信誓旦旦表示，她曾受雇於墨索里尼的某個子女數年，幫忙擬定歐洲猶太人的遷置計畫，遷置地點可能是烏干達。她說古巴革命期間，她和海明威及其黨徒在古巴廝混，還說海明威很想上她的床，但她不願透露是否讓他如願。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政權快垮台時，他開車載她到機場，逼她搭上離開這座島的最後一班飛機。她最得意的宣稱，是她丈夫被關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後，她靠著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纏功，讓集中營守衛同意釋放她丈夫。事後不久，她與他離婚，幾年後又嫁給他。我在博蒙特劇院（Beaumont Theater）的大廳見過他一眼。那時愛麗絲帶我去那個劇院看《威尼斯商人》的日場演出。他衣著有點破爛，下巴寬大，在大廳裡縮著身子。她走過他身旁，一語不發，但我們快步走過時，她卻把手往後一伸，親暱的輕按他一下，動作讓人費解。數年後，她才透露我們所冷落的那個男子的身分，眼裡閃出危險的愉快神情；那時他們又已仳離。
我祖父母住在維也納美景宮庭園（Belvedere Gardens）附近的一間大公寓時，愛麗絲阿姨就和他們很熟。她常搭他們的深色歐普奧林匹亞（Opel Olympia）車一起去參加文化活動。她在我祖父母家用餐，祖父母到租來的阿爾卑斯山別墅過暑假時，她也去那裡找他們。愛麗絲阿姨一講起我父親，嘴唇上就漾起慈愛、有點自命不凡的微笑。她總會說，「可憐的馬丁，小時候那麼受冷落。」然後她總會嘆口氣，說：「大家總認為父母不和，對小孩有很惡劣的影響。相信我，其實那比起父母感情太好對小孩成長的阻礙，根本算不得什麼。馬丁小時候，你的祖父母非常恩愛，致使馬丁如同棄兒。」
我父親肯定有機會評量父母關係好壞的差異。因為在美國時，我祖父母二十幾年的深厚感情土崩瓦解。他們常打架，而且打得很厲害。我青春期的某天，父親悶悶不樂地看著愚蠢的電視節目時突然開口說，「總有人抱怨說：『真是糟糕，一家人如今圍著餐桌看電視，完全不講話。』唉，我告訴你，坐在我的餐桌旁聊天可不是什麼好事。我父母打架打得很凶！」他一隻手移向他的額頭。「要是我們那時有台電視機就好了！」那一刻，我認識到祖父母失和打架帶來的傷害。
祖父母爭吵的緣由形形色色，而且都在意料之中。沒錢的問題始終存在。可能一度有婚外情。但他們婚姻失和的真正原因，乃是異國的生活使他們的社交圈突然徹底失衡。我們通常從流亡者與外界的關係改變，從而使日常生活作息變得陌生且困難重重的角度，去思考流亡者的困境。但脫離在故鄉時所形成的家人關係，也可能同樣讓人難受。有時，一如在我祖父母的例子裡所見，主從關係顛倒。我祖母彈得一手漂亮的古典音樂，且喜歡接連不斷的社交活動，因而在維也納時，比起我行醫的祖父，在社交圈裡更有魅力、人緣更好。我祖母原是受丈夫深愛且活潑樂觀的醫師娘，有一大票常往來的健談朋友和滿檔的預定行程；逃難後，卻只能和兩個年幼的小孩窩在怎麼看都不順眼的家裡：在年近四十時遭到雙重流放。在這同時，我的祖父，雖然比她大十歲，因為亟需工作養家，得盡快學會英語，不得不到外面闖蕩，從而重建起表面看來頗活躍的社交生活（主從關係的轉換往往與我祖父母的情況相反；典型的奧地利、德國家庭主婦為家事忙得喘不過氣。有位難民論道，「獨獨在這裡，許多歐洲女人才看到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從而有許多歐洲女人感受到典型的『美式無比快活』」）。
有時，本來的主從關係未反轉，反倒得到強化，而事實表明這樣的改變同樣讓人無所適從。我相信，斯特凡與蘿特的關係，就有如此的變化。他們被放逐到巴西遼闊的陌生國土上一座山中小鎮，發現愈來愈難以進入兩人婚姻生活以外的世界。蘿特寫給她住在英格蘭的弟弟曼佛烈德（Manfred）和她弟媳漢娜（Hanna）的信，一再重提她無力化解褚威格絕望心情的無奈。就在褚威格夫婦永遠離開紐約前不久，蘿特向某友人說，除了要他不管到天涯海角都要帶她一起走之外，她無法再為斯特凡做什麼事，措詞中透著憂愁，像極了聖經中路得（Ruth）所說的話。
由於丟下那麼多東西，局外人很容易就以為流亡經驗就是拋棄原來的身分。但這些流亡故事不只是談原擁有物的失去，因為隨著流亡者在新的世界四處遷徙，他們把過去生活的氛圍，跟著散播到自己周遭，就像振翅拍打下紛飛的粉末——就褚威格的例子來說，就是指德奧合併前維也納的光彩和毒素，即黑亮光彩。我祖母攝於一九二○年代的一張照片，與褚威格一九四一年在奧辛寧所攝的神情沮喪照，正好構成有趣對比。她晉升為大人時，正值褚威格聲名如日中天，奧地利處於其最後的文化昌盛時期。照片中的她，身穿暗沉低腰線直身裙子，腰部別著一枚漂亮的胚珠狀金質飾針，頭上瀟灑地歪戴著鐘形帽；雙手放在臀部附近，手指頭朝下；左腿疊在右腿上，足踝高高懸起，神氣十足。一大圈珍珠項鍊垂掛在她白襯衫上。她對著世界露齒而笑，露出活潑自信的神情。看到她天不怕地不怕、充滿朝氣的微笑，讓我想起她走進維吉尼亞州北部我成長的郊區世界時，她所給人特別龐然偉岸的印象——她給我和我的手足又大又濕的擁吻、她的盡情大笑、她公寓裡播放的交響樂——在藍色泳池裡來回快速游動時她大大的琥珀色眼睛、嘴唇和胸脯，她給糖果的慷慨大方，和她對她眼中較低劣之人那種直腸子的拒斥。在費爾法克斯（Fairfax）市，她似乎如同某種猶太格列佛（Gulliver）。從她的意態舉止裡，我接收到自己要向更大的外面世界瞧的挑戰。她所散發出的追求文化啟蒙的熱情，乃是許多與她同樣環境出身者所共有，而那熱情激發我的想像力。
馬克斯．布羅德走進褚威格在維也納的單身出租公寓時，感受到與此大同小異的興奮。當時他是個年輕小夥子，剛離開布拉格這座小城，看過無數外文書。他進入公寓時，褚威格奉上一杯閃著點點金光的利口酒，讓他覺得自己在享受「最頹廢的都市高雅風情」。其他人則指出褚威格流亡後渾身繼續散發出的吸引力。去過褚威格在倫敦哈蘭街（Hallam Street）所租的「漂亮房間」者，描述了在那裡所度過讓人流連忘返的晚上。誠如與褚威格相熟的某位維也納人所寫道，「一連數個小時，諸位作家逐個朗讀各自的作品，懷著敬意聆聽他人朗讀。」對某些難民來說，這樣的情景正是流亡早期「中間階段生活」的縮影。在那階段，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陷入矛盾之境，「既要裝出高貴的樣子，又要過著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生活」，既是流落他鄉之人，又是古怪的本地人。在這期間，褚威格常在倫敦街頭遊走，找出流亡前輩（如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紀念牌匾，以感覺自己仍是那個熟悉的全球性菁英族群之一；也讓自己相信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周邊絢爛的燈光是世界的中心。
我父親家族的社會地位，不同於褚威格家族。穆提（Mutti）的父母從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維也納。歐帕（Opah）的父母來自利沃夫（L'viv）。他們不久之前都還是東歐猶太人（Ostjuden）。但褚威格嘲笑支配他父母那一輩人行為的階級意識，那種自認高人一等的階級意識，且模仿他小時候大人總是怎麼告誡他和他兄弟，這樣的人是「上等」人，其他人不是「上等」人。「把每個朋友的出身背景都往回檢查到祖宗八代，以查明那朋友是否出身『好』家庭，他的所有親戚和他的身家，都在檢查之列，」他憶道。但他冷冷指出，五十年前或頂多一百年前，這些猶太家庭都來自同一個「隔都」（ghetto，猶太人區）。
但隨著年紀漸長，褚威格變得較能容忍這種把戲，因為他漸漸相信這麼做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爭取純正的身分，而在於那表明了猶太人欲躋身「知識世界更高文化境界」的更大努力——每種社經範疇的猶太人其實都適用於這樣的解讀。他漸漸領悟到所謂的「好」家庭，終極來講，就是擺脫狹窄、丟臉的隔都生活所加諸他們的狹隘看法，能自由採用「不同文化和甚至普世文化」。從這個角度看，我的祖父母遠渡重洋，來到他們父母卑微的村落世界觀所遠遠想像不到的地方，他們的作為正具有代表性。我祖母度假照片中散發出的自信得來不易。怎麼也教人難以相信，短短幾年光景那一表情就會從她臉上抹除。褚威格指出，「遁入知性領域」所帶給猶太人的後果，竟和他們過去受縛於物質追求所帶來的後果一樣慘，而那只是「猶太人命運的諸多永恆弔詭」裡的又一個弔詭罷了。褚威格懷疑，當初誰能預見納粹會禁止猶太人從事所謂的「知性行業」，例如醫學和法律？猶太人對知性生活投注如此多心血，結果怎會和猶太人先前專注於經商一樣，激起如此大的民怨？
隨著開始閱讀褚威格的著作和研究他的生平，我發現他的生平事蹟使我對祖父母有更深切的認識。因此，即使在多年之後，我仍不願離開這一研究專題。如果他們注定得老死於流亡生活，或許，從對這位複雜人物其流浪生活的描繪中，我至少能約略呈現漫長流亡過程的主要成分——探明在歐洲展開的流亡序幕，和到了美洲後不斷演變的流亡特性。在美洲，俗麗新奇的事物與經過粉飾的記憶，都使難民無所適從。但老實說，我也喜歡純粹因為這些維也納幽魂謎一般的人生遭遇，而流連於他們身邊，即使我終於了解這城市在光彩絢麗之間還孕育了多少黑暗亦然。
二十世紀初期維也納奔放的創造力，常被人說成某種美夢。在歐洲文明即將壽終正寢的一刻，一場文化盛景迸現於維也納，然後原始的野蠻殘酷出現，扼殺了那場文藝復興。但精神奔放的世界和握緊拳頭的殺戮世界之間，仍有模糊的部分重疊之處。褚威格的生平事蹟表明，那裡並非善惡涇渭分明，而是善惡雙方致命交織相扣。維也納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正努力對付的問題和努力完成的抱負裡，有許多問題和抱負正助長他們死對頭的狂暴激情。一如希特勒的行動計畫，以拿破崙式的泛歐洲主義掛帥——主張透過征服來實現該計畫，以及透過一民族主義文化的獨霸宰制來保住成果——褚威格的計畫受到人文主義模式的泛歐洲主義夢想啟發，主張透過和平的、跨國的理解來實現，由學者、藝術家組成的菁英團體來作主。在這場關於歐洲命運、且最終造成生靈塗炭的大爭辯中，雙方陣營的人都在使人變鈍變蠢的同一個教育制度裡受教育，都受到同一個兼具性壓抑與侵略性軍國主義性質的邪惡精神左右。他們經歷過同一場讓信念蕩然無存的戰爭，無奈忍受那場戰爭所帶來久久不散的民生凋敝惡果。那些振奮人心的維也納文化人與他們的死對頭，同樣關注歐洲的前途，同樣認為需要來場深入的精神翻新；雙方在這方面的契合之處，其實比我們現今所以為的還要多。
褚威格本人認識到國家社會主義的魅力，甚至曾短暫認可那魅力。德國一九三○年九月的大選結果，納粹黨的得票從兩年前的不到百萬票，猛增為超過六百萬票。而在這次大選之後，他把納粹的得勝歸咎於該國老派民主主義者的古板不知變通，稱這結果是「年輕人對『高階政治』之遲鈍與猶豫不決現象，所發出的或許不明智、但基本上正當且值得嘉許的反抗」。比褚威格年輕二十五歲的克勞斯．曼不得不提醒他，「年輕人做的事和思考的事，並非每件都天生是對且前景看好。如果德國年輕人現在轉為激進，我們不該特別問問他們為了什麼而反叛嗎？」
褚威格和其法西斯主義對手，在歐洲危機所代表的意義和如何處理該危機的看法南轅北轍，但他們可以說有不少共同的歷史，而且有時甚至在如何推進人類文明上有一樣的看法。因此，褚威格走上流亡之路時，他已開始全盤質疑歐洲的某種進步觀、生產力觀。褚威格在自傳裡寫道，在兩場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歲月，實現了種種科技成就和社會成就，但「在我們西方這個小小世界裡，沒有哪個國家未大幅失去其生活之樂和其無憂無慮的存在」。人們年輕時所認識的奧地利，「如此放縱、盡情於追求快活，如此虔誠的信任其帝國主子，信任使他們過上如此舒適生活的神」。如今，這樣的奧地利已從人的腦海裡徹底消失。但他和他的同輩所如此狂熱支持的革命性藝術運動之所以問世，正是為了推翻這個恪守傳統、滑稽的、講究階層體制的安穩世界。
褚威格生平事蹟的核心處，存在一個謎：路徑在哪裡分岔，創造的衝動與消滅的衝動在哪裡分道揚鑣？如果能在維也納市標出十字路口，我會把那標定在席勒廣場（Schillerplatz），即維也納美術學院（Academy of Fine Arts）前的小公園。希特勒曾申請就讀該學院習畫，可惜未如願，如今該學院仍開放民眾參觀其收藏的歐洲出色藝術品。這座公園中央立著一尊「自由使徒」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雕像。鑽研猶太神祕主義的學者蓋修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曾在提及席勒時寫道，「與佛里德里希．席勒的知性邂逅，對許多猶太人來說，比與經驗主義德國人的邂逅來得真切。」褚威格引用了席勒的一段文字，作為其研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之專題著作的卷首引語。那段文字談「欲望之力的神祕運作」如何在「熱情被強烈激起時（變得）顯著且驚人」。褚威格就從席勒的詩作中吸取到，自由只在夢中才能實現，一如深刻的美只在歌曲中綻放的心得，且以這一心得作為他道德哲學的基礎。
席勒雕像的底座上，有個青銅質圓雕飾，上頭刻了一張因害怕而睜大眼睛、肌肉扭曲的大臉。那是寓示悲劇的面具。但如果往這臉孔周圍狂亂糾結的頭髮裡仔細瞧，會發現裡面藏了一個大笑的薩梯：寓示喜劇的臉孔。悲劇和喜劇在這件雕塑作品裡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塊，正點出維也納真正的兩難困境。喜劇臉微張著眼睛，比悲劇臉小了許多，且被悲劇臉的長髮半掩住。悲劇臉看來完全發狂。褚威格不可思議的流亡故事——褚威格本身即是不可思議的流亡者——與那個極度令人不安且充滿弔詭的頭像，予人何其一致的感受。如果能更用心細看他謎般的人生，會看到什麼？

導論（節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時，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鐵床上醒來，旁邊擺著他妻子蘿特（Lotte）睡的鐵床。他從玻璃杯裡拿起假牙，穿上皺巴巴的寬鬆長褲和襯衫。馱畜橐橐走過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鳥兒在樹冠發出刺耳叫聲，昆蟲爬過他的皮膚。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錢的人道主義者，維也納的世界主義者，自認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亞伯特．愛因斯坦、托瑪斯．曼、赫曼．赫塞、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為友；人生就快滿六十，愛用紫墨水書寫，只要出門幾乎都是一...

導論

1 從奧德修斯到伊底帕斯
褚威格的人生一再逆轉了馬克思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2 乞丐與橋
此時中央公園周邊的摩天大樓，讓褚威格想起圍住內院的一面宏偉城堡牆。那城堡主樓抵抗他的攻擊。

3 狂熱的偏執狂
一百個名字與你搜尋的目光靜靜地、耐心地相會，就像後宮女奴迎接主人，卑微地等待召喚，且欣喜於雀屏中選，得到寵幸。

4 靜默與喧嚷
褚威格把維也納、他母親、猶太教三者，在他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說成同一類：它們是教人放下執著的三位繆司。

5 一語一世界
語言原一直是他逃離世界的憑藉，但這時卻漸漸變成陷阱，因為他擔心他正全力投入的新語言，最終會腐蝕掉他的德語。

6 往咖啡館的路上！
咖啡館無法言喻且絕無僅有的美好，肯定與天方夜譚息息相關。普魯士的正步和維也納的咖啡館是無法並存的。

7 全球輪盤
涓滴之流，溪流，氾濫的洪水，衝激著人們湧往世界各地，從天上落下，被海水拋起，被拚命飛轉的紅黑輪盤隨意拋送到異地。

8 教育烏托邦
我的目標不是有朝一日成為大批評家或文壇名人，而是成為道德權威。

9 永別美國
她所給予斯特凡的，乃是一種篤定，不管他做什麼，都一定會有她陪著一起做的那種篤定。

10 戰時園圃
英格蘭人日復一日都這麼沉著冷靜，這是怎麼辦到的？褚威格一心想解開這個謎團。

11 跨越藩籬的樂園
歐洲式文明被困在殘暴壓制天性和肆無忌憚抒發天性的無可救藥的二進位電路上。戰前歐洲社會和納粹政權，兩者都犯了拚命為使社會達到最大的一致，而把個人真正自由的理想踩在腳下的錯。

12 緘默退場
他要她不要忘了他們，但也要她不要覺得孤單，要為所有愛她的人心存感恩。他告訴她，她定會看到更美好的世界，在那世界裡，摯愛不會遭拆散。

後記
致謝
註釋

導論

1 從奧德修斯到伊底帕斯
褚威格的人生一再逆轉了馬克思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2 乞丐與橋
此時中央公園周邊的摩天大樓，讓褚威格想起圍住內院的一面宏偉城堡牆。那城堡主樓抵抗他的攻擊。

3 狂熱的偏執狂
一百個名字與你搜尋的目光靜靜地、耐心地相會，就像後宮女奴迎接主人，卑微地等待召喚，且欣喜於雀屏中選，得到寵幸。

4 靜默與喧嚷
褚威格把維也納、他母親、猶太教三者，在他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說成同一類：它們是教人放下執著的三位繆司。

5 一語一世界
語言原一直是他逃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