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到了1929年6月1日算是大功告成，而蘇聯顧問曾一度備受歡迎，加以重用，現在卻已棄如敝屣。蔣介石在1928年率領軍隊北向山東，雖然意外的受到日軍阻撓，同時亦一度被逼下野赴日，但最後仍能東山再起。他與租界的金融及工商勢力已建立起牢固聯盟。在內外力量的支持下，蔣似乎能為中國帶來安定，把民國以來分裂的板塊重新統一起來。
1925年4月以降，孫中山的遺體一直安放在北京城外西山的一個廟宇中。孫早於1895年已相信南京的中央位置是統一全國的關鍵要素，故其靈柩亦祈能永久安葬該地。後來軍閥內亂結束，孫中山的遺體便運往南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宏偉的紀念堂中，他可以凝望新政府的一切，包括統一全國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各項措施。在孫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守護神的新角色下，他過往的不足與自相矛盾早已被遺忘。孫中山由這個尊貴的安息地所產生的影響力，比他以前在這城市中所經營的革命活動還要大。
是年6月1日，連珠槍響打破黎明的沉寂，向沿着中山路聚集數以千計的人們正式宣佈，對孫作最後致敬的儀式已經開始。長達兩里的行列隊伍步離南京，這個隊伍由士兵、各個工會代表及男女童軍組成，另外亦有許多非正式的弔唁者站在路邊，而沿馬路邊都拉起繩索，由士兵警衛，不許人們越過。士兵都很清楚自己身負重任，要讓今天的活動順利完成，因此一直高度戒備，手指從沒有離開過步槍的扳掣。群眾注視着行列中各個隊伍安靜經過，他們的耐心終於得到回報，終於一睹靈車上巨大而造工精細的棺木。靈車後面是孫夫人、她的弟弟宋子文、她的妹妹與蔣介石、孫科及其夫人、胡漢民，還有這位逝去領袖的其他戰友。所有人的衣着都十分簡單，一律是樸素的白色。靈車拖着藍白相間的繩索，繩索後是各國的外交團成員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逾4小時後，大約是10時半，靈車抵達紫金山山腳，亦即孫中山安息之地。負責主祭的人早在南京城外換乘汽車到達，重新排成隊伍，拾級而上。挑夫將棺木移往一個巨大擔架，旁邊是藍白相間的挑擔。挑夫從山腳抬棺而上，動作緩慢而吃力，這時候主祭者在前面引導。上山大約要半小時，樂隊亦沿山而上，奏着特別為這次喪禮而譜的輓歌，打破山上的寂靜。挑夫隊伍由16人組成，各個致祭者亦不時出手攙扶，隊伍後是一群平民及非官方弔唁者。
在致祭者中，有一群令人矚目的日本人，當中兩位年紀較長的外貌尤其突出。在紀念堂最後的儀式中，其中一位日本人站在蔣介石的身旁，反映出其受禮遇的身份。
參加葬禮的人大都沒有注意到這兩位日本人及他們的同伴的身份，事實上他們能在葬禮上佔一席位正是亞洲主義的證明。在孫中山生前曾投入過、奮鬥過的各理想中，亞洲主義居重要部分。雖然日本一面呼喊亞細亞口號，一面在中國進行殺戮，使得這些口號為人唾棄。可是這些想法對孫中山而言，並不僅止於口號。日本人曾景仰他，並與他結盟，並肩作戰，這一切都與亞洲主義密不可分。在孫的革命奮鬥過程中，他從沒有忽視日本人援助的重要性。他曾寫道：“我們一定要讓中國革命官方歷史詳細記下日本友人的無價貢獻。”站在紀念碑前兩位滿頭白髮的日本人，是當中貢獻最大的。
74歲的頭山滿，在日本人領導及啟發下的亞洲團結運動中，一直堅持不懈推動了逾半世紀。不過他們的精神追隨者卻懷抱着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無法視中國為平等夥伴。而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與他們同處在一個相同環境中，亦不肯接受屈居人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頭山滿只能在個人層面上交到一些親密的中國朋友。他雖然資助孫中山的事業，卻無法阻止孫於日後接受蘇聯的救濟。在孫中山過世後，其所留下的反帝國主義事業，反而引發與頭山滿追隨者政策的尖銳衝突。蔣介石亦曾接受過頭山滿的幫忙，但卻不滿一年前日本人妨礙其北伐事業。蔣的妻子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受此影響，他似乎缺乏頭山滿所認定，以亞洲道德及目標為長處的東方領袖資格。
同是年屆74歲的犬養毅是個備受人民擁戴的國會議員，他一生都在為日本的代議政治奮鬥。跟頭山滿及孫中山一樣，他意識到亞洲團結的重要性，因此一有機會便大張撻伐日本政府的親西方傾向，與及其受日英同盟主導的政策。犬養曾認為孫中山是個志同道合的亞洲主義者，因孫接受及感謝日本援助的同時，通常亦接受日本解釋其侵略行為是不得已，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共同敵人──不長進的中國政府，多於日本擴張主義。犬養曾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在孫革命過程不得意的時候，他說服日本政府，不要讓孫中山太難堪，同時亦經常對孫作庇護。在孫中山革命事業得意的時候，犬養亦繼續幫忙，派人進行調查，以助革命之發展。犬養毅在1932年曾總結其對孫中山的感情：
很少人能像我這樣一直以來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及其革命理想。當孫中山及其同志流亡到日本時⋯⋯我保護他們。孫中山有段時間甚至與我住在一起。我的家就是一個秘密開會的地方……我分享食物及衣服，以及我微薄的薪水。當我與孫中山同住時，我告訴他中國應走的方向，就是跟隨日本走過的道路。
在1911年，犬養與頭山曾一起到中國，同行還有第三位大鬍子，宮崎寅藏（滔天）。在孫的葬禮，宮崎由兒子及好友萱野長知作代表。孫與宮崎家與萱野為至交。二人的思想接近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而實踐方法則取自美國經濟學家亨利A 喬治（Henry George）。他們的行為比日本官吏的說話更能為日本的錯誤贖罪。
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擴張主義者的合作固然有點不可思議，但在日本弔唁團那一小撮人中，各個政治光譜所代表的分歧則更令人訝異。頭山滿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及舊日本道德的傳承者，他認為自己是德川時期攘夷志士的現代化身，立志要延續及發揚最後一個封建武士西鄉隆盛的使命。宮崎則成長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反抗傳統中，他對西方帝國主義感到恐懼、就西方自由主義的發表及為初期農村社會主義爭辯，在各種思想交錯影響下，使宮崎成為一個農民激進主義及東方傳統主義不穩定的混合體。犬養則代表反對寡頭政治及貪得無厭的西方之中的第三條道路，選擇了代議政治。事實上他是推動議會選舉的第一代老將，但由於明治日本初期自由主義的先天缺陷，犬養的團體在反抗政府的時候，不得不愈來愈倚賴民族主義情緒。同時明治日本在政治教育及經驗不足夠，犬養的政黨漸為工業勢力所控制，結果為工業家所利用，迫使政府擴張，好讓商業利益深入到鄰國的土地上。
上述三股勢力之所以能夠合作，主要是有共同的國外及國內敵人，即西方帝國主義及國內的鎮壓。當敵人愈強，他們的合作便愈緊密；若相反，則彼此間關係愈趨於疏遠。孫中山與這些團體最親密的時期是在明治期間，到1929年，雖然個別代表間的友情或許仍然維持，但日本的三個團體已無法再合作下去。
宮崎的早逝象徵其團體的衰落，事實上它是最不穩定，亦是最早出現混亂的一群。早期的農民激進者要作出抉擇，若不是退出政壇，便是要把團體轉化為國會黨派，與其他代表相類似的商業利益的對手，進行彼此間的競爭。宮崎、大井憲太郎與及他們其他進入亞洲大陸冒險的同伴大概都選擇第一條路。犬養一派與頭山民族主義派的合作亦告終結，因為當日本力量上升後，外交問題已非關注重點。犬養及頭山反而為了普選問題，各自站在不同陣營。普選很早便是議題，到1925年日本正式立法。在1932年犬養在選舉中獲勝，他自認熟悉中國事務，承諾選民會去實行一個堅定中國政策。不久，犬養被一些反對整個國會選舉制度的年輕海軍軍人行刺送命。對這些軍人而言，犬養及頭山均冒犯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與明治那些寡頭政治家沒有分別。
換言之，上述團體能夠合作只不過是存在共同敵人，他們追求的目標並不一致，他們對亞細亞的目標亦各有自己看法。他們可以幫助孫中山推行革命，但是當革命一旦成功，他們卻無法聯合一起幫助孫建國。
本書追溯這些日本人與孫中山合作的經過，其合作的唯一恆久結果則是彼此建立的友誼，這友誼令他們在1929年受邀出席南京的葬禮。雖然如此，就中日關係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一章。當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民族主義者轉為仇讎時，雙方都後悔昔日的親密交往。除了宮崎寅藏這一群人，大部分日本人都認為中國人忘恩負義，不值得結交。另一方面，當中國人回顧20世紀初所發生的一切，則認為日本人一早居心不良，準備侵略中國。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者其中之一的解釋，或者要尋找第三個說法，中國及日本這群朋友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有敍述的價值。故事裏的各個主人翁都是熱心活動家，充滿傳奇性，引人無限想像。近代中國的共和主義及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大家一直關注的歷史事件，這個故事亦可以從旁呈現兩者的發展過程。孫中山與日本人交往過程中，在20世紀初是一個惺惺相惜的夥伴關係。不過當中國民族主義及日本國力逐步發展時，雙方便漸行漸遠。最後當孫中山要求日本人助其反袁世凱時，雙方關係變得絕望。上述過程反映出政治上及國際上的角力，對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的命運與特質都產生一定影響力。
中國共和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國會主義者進行合作時，由他們的具體互動可以發現幾個重要議題：
首先，亞細亞聯盟在日本領導下反擊西方帝國主義，這種想法並非純粹由日本想像而成。假若重新建構20世紀初期思潮的想法與環境時，中國革命家與日本民族主義者有其共通之處。無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們體會到西方帝國主義才是最大的威脅。要應付這個挑戰，次要敵人有可用之地。對孫中山及其朋友而言，中國與日本有許多共通點，因此兩者沒有理由不能合作。
合作的主角們有不少共通地方：他們願意接受西方文明。孫中山與其日本自由主義朋友信仰一些不太成熟、甚至內容經常出現矛盾的政治思想。西方的衝擊讓他們拋棄不少自身的傳統價值，取而代之則是一堆雜亂無章、但看起來有用及有吸引力的思想。孫中山與宮崎寅藏信仰亨利‧喬治提倡的單一稅制，不過若在亞洲農民身上實行，能否解決問題頗成疑問。大井憲太郎則誤解西方自由主義，過分強調國家團結的可能性。孫中山一直相信創制權及全民投票，認為這些經過幾個世代自治後的產物會讓中國的問題迎刃而解。這群人的友誼超越國界，其實孫、宮崎、大井及其在韓國及菲律賓的朋友，他們在各自的社會中，均是政界或文化界的邊緣人。他們對革命的延誤感到不耐煩，無法接受妨礙亞洲爭取與西方同等地位的思維。他們是積極進取分子，亦是冒險家。本書所敍述各種活動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取得收入之法。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數十年來替他們的活動募集各種資源，向同情者爭取捐助，可以說是“新亞洲”的全職工作者，亦可以說是為革命的策動及冒險而存在的職業革命家。
僅憑個人努力而成功並不容易，最自然的方式是取得各自社會中有政治及經濟力量人物的認同，也就是說他們的活動必須有利於社會的實力派。孫中山雖然與中國的新崛起商業階層有一定連繫，但經常鎩羽而歸，因為其對手在社會中的力量根深蒂固。其日本夥伴更糟糕，更沒有成功機會。宮崎寅藏及大井憲太郎等理想主義者也許是人民大眾的英雄，但別人對他們所承諾的援助，卻永遠口惠而實不至。犬養毅及頭山滿既是民族主義者，也是政治家，其支持度則較為穩固。但是，他們背後的企業家及軍人支持者各懷鬼胎。民族主義者給與孫中山的承諾雖然慷慨，但往往與這些支持者的目的產生矛盾。到明治末期，宮崎與大井明顯已失去作用，孫中山向日本人請求的援助已轉化為權力交易下的骯髒勾當。
雖然，宮崎與大井這些人所策劃的各種詳細計劃及理論，最後都歸於失敗，此研究卻認為過往對明治日本的評價都過於概略及苛刻。昔日歷史研究由於受到1941年主流史學思潮影響，因此用極權統制的模式解讀明治時期。其實明治的歷史環境是充滿挑戰性，生氣蓬勃，超越過去許多人的想像。對明治日本而言，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是一個重要議題，對此的看法並非只有一個，而是百家爭鳴。富國強兵當然是個共通目標，但達成的手段卻是多元，這些手段到最後完成其目的時，與原來的構想可以說是千差萬別。正如幕末武士推翻德川政權時，他們所要建立的新將軍體制，亦與明治政府本身完全不同。無可否認，明治政府是個威權體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扮演關鍵角色，比日後重要得多。不過派系政治尚在形成，仍不十分明顯。急於模仿西方亦使當時氣氛較為開放，能接受差異。日本政府本身承認這點，官方在1937年出版的《國體本義》便反映此種看法。它開宗明義批評明治時代盲目接受西方的個人主義。在明治初期，如果出現一本像《國體本義》般為哲學、政治、教育及宗教輿論設立規範的書必引起強烈反抗。即使到1890年，當明治政府頒發《教育敕語》時，指其規範落伍、其想法中國式、其目的反動的批評不絕於耳。
毫無疑問，日本的多元輿論有助孫中山與日本人發展友誼。明治日本若聲名狼藉，孫中山的名望亦難免受損。如果1898年的日本有若1941年的日本，孫中山不可能結交到日本友人。對租界裏某些代表人物而言，孫中山所有活動都是出賣自我，向日本侵略及布爾什維克恐怖主義卑躬屈膝。另一方面，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難以歸類孫中山的屬性，認為他頂多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條沒有影響力的走狗。要追尋孫中山對日本人的動機如何感受並不容易。然而若要討論孫氏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角色時，必須涉及到他究竟如何了解當時的日本社會。
最後，此研究為重新評價日本的亞洲政策與計劃提供新的可能性。雖然日本的亞洲計劃不止一種，同時東京政策的迂迴曲折路徑亦反映出它內部種種不同聲音及雙重性格，不過本書所用方法會開創一個新的解釋，與以前既有的看法有所不同。大部分的研究認為日本對華政策之變化與轉折，很多時因為要利用中國國內異議力量，以達成其侵華的最後目的。日本若要達到它的亞洲計劃必須堅守其政策，同時要擁有超人智慧。可是在孫中山與日本友人交往這些年中，日本從來沒有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甚至時常一個也沒有。
本書無意否認大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嘗試某種程度的控制，包括商業、文化與及政治等所有範疇。從1895年到1915年間，中國變動不已，究竟哪一個派系會勝利？哪一方會對日本最有利？由日本的文化及政治傳統而言，哪一個組織才是日本最友善的鄰居？因為有各式各樣的考量，才是東京政府遲疑不決的最根本原因。更不妙的是，日本政府即使決定亦未必能夠執行，因為日本有支持中國不同對立派系的民間團體，不斷對政府施加壓力。由於各政治派系在政壇上此起彼落，派系成員與他們的中國友人能趁時機找到臨時支持及經費。宮崎寅藏與日本政府的客卿式關係正好說明這點，它一方面減輕宮崎兩面性的問題，同時也讓日本政府不必在其對華政策具一貫性。
日本對華政策之多樣性，其根源不完全在各團體向東京政府行使壓力，同樣重要的是日本變動中的國際地位，與及軍事和政治領袖如何看待日本之國際地位。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首次嘗試參與中國事務，行動十分積極，並希望能擔任領導角色。從1898年維新運動到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日本一直小心翼翼行動，希望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這塊大餅前，它能具體改變中國。日本其實不確定自己有多少力量，因此害怕會出現瓜分中國的日子。“保存支那”這種口號與美國的“門戶開放”類似，但在日本其情感上具影響力。假若瓜分無可避免，日本絕對不能坐視。無論從國內政治或從日本所理解的國際正義來看，這行動是必然的。因此在1900年，日本在華北參加八國聯軍之役；在華南亦開始其積極擴張行動。同年，日本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東京也許覺得孫中山是一個有用的傀儡，不過孫亦或許有能力創建一個民族國家，因而避免中國被歐洲瓜分的悲劇，而這民族國家亦自會對日本心存感激。
在日俄戰爭後，東京政府的猶疑不決逐漸演變為保守政策。日本其時已經相當有把握控制亞洲，它亦無須小心翼翼顧及國際政治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左右而調整自身政策。日本其時可以威嚇日薄西山的大清皇朝。當清廷已明顯在其掌握下時，它更可以肆無忌憚說出日本的想法。日本認為與日本比鄰而居的中國，雖然共和中國會是友善及懂得感恩，但君主立憲較共和體制更為合適。因此孫中山失去日本的寵愛，他的日本友人以前曾擔任日本政府特務，現在反過來成為新政府特務的監視對象。
然而日本輿論卻不讓日本斷然邁向新方向，更何況革命並非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孫雖被驅逐出日本，他仍收到不少金錢接濟及道歉，希望把他安撫下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已不再受東京青睞，但仍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對日本而言，有關中國政治的任何可能性，都是值得投資及花時間的。
辛亥革命之後，步履蹣跚的清政府走下歷史舞台，取而代之是可笑的袁世凱“共和國”。對日本而言，它可能輸掉的本錢變得更少。與其滿洲主子相比，袁世凱不會對日本有更多讓步。再次，孫中山可得到庇護，因為他至少是一個方便的武器以對付袁。由於各個政策及希望一個一個的幻滅，同時大眾輿論不斷刺耳地高喊支持孫中山，再加上袁世凱巧妙的手腕躲過日本各種需索，最後的結果便是1915年的“二十一條要求”。不過“二十一條要求”不但沒有為日本解決問題，反而使事情複雜化。中國這鄰居比以前變得不值渴求、不可信賴，而日本國內的批評卻比以前更為激烈。
當日本開始要在亞洲大陸挑選一個愜意的鄰居時，這困境始終一直沒法解決。中國的人事經常變動不停，而日本面臨的基本困難是要在三個類別中作出選擇，它們是君主立憲者、保守改革者、共和革命者，可是從頭到尾日本都無法解決這問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走到最後階段時，東京的領袖達成一個模棱兩可的妥協，即同時在中國支持上述三類政府。在滿洲國，末代皇帝溥儀率領一個君主立憲政府。在北京，一群信仰孔子，年高德劭的改革者在追求中庸及保守主義。在南京，汪精衛率領的“革命派”國民黨宣稱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每一個政權與及其相關人物，都可以追溯到那二十多年的革命時期，這亦是本研究關注的時期。
事實上，若不了解當時的問題及有關人士的態度，是無法明白上述的革命年代。本書既然以人物作為中心，因此必須首先觸及犬養毅、頭山滿、宮崎寅藏及孫中山的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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