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民本主義和都市民眾

《火燒派出所的實況》。說明文字中，用英語寫著「The Great Disturbances in Tokyo」（東京大騷亂）。（《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五年）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群眾」的衝擊

首先，讓我們翻開《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它是在日俄戰爭中創刊的《戰時畫報》的「臨時增刊」。這份畫報B4大小，主編是國木田哲夫（獨步）。本期畫報卷首刊登了《燒打派出所的實況》的圖（請參考章首的圖）。這幅圖描繪了「群眾」拆掉派出所並付之一炬時氣勢高昂的樣子。圖中，最前面躺著巡查的鞋。行動的人們被畫成了日薪制工人，穿著工服，腳穿膠底短布襪，頭纏毛巾。

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的傍晚到第二天，騷亂升級。（出處同前圖）

另一幅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中，在亂石飛竄、濃煙滾滾中，我們能看見戴著巴拿馬帽和鴨舌帽的人。兩幅圖都描繪了行動的人們。《東京騷亂畫報》把這些人叫做「群眾」，用實況圖加上照片的形式，描畫了他們火燒帝都的樣子。畫報的後半部分，是作家矢野龍溪寫的騷亂見聞錄 ── 《騷亂記》。

畫報借用了原本在日俄戰爭時用圖像和文章來呈現戰況的手法，真實的描繪出了「群眾」參加暴動時的情景。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群眾」登場所帶來的震撼感。它還記錄下了人們進行破壞 ── 動搖秩序 ── 的情況。

騷亂之始

這份畫報所特刊的「東京騷亂」指的是所謂的日比谷燒打事件，事件發生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到七日，其經過如下。日俄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締結的合約中沒有賠償金一項。對此不滿的人們集結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了國民大會。之後，他們火燒了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和主張贊成講和的國民新聞社。他們還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和軍隊發生了衝突。

九月五日，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河野廣中、大竹貫一等人）計劃召開反對議和的國民大會。政府在事前就禁止他們開會，暫時拘留了連合會會員，封鎖了會場日比谷公園。但是，人群在當天一大早就開始聚集在日比谷公園，人數達到四千人。他們高喊著「開門，奸臣的爪牙〔走狗〕」，用圓木撞毀了封鎖的大門，爭前恐後地衝進公園，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發生了衝突。這時，警隊拔劍恐嚇人群，這使得人群更為「激昂」，他們開始投擲石塊。報道稱投擲的石塊數量有「數萬」，有的稱有「七、八萬」。

在這樣的混亂中，煙火盛放，寫著「十萬碧血可奈何」的氣球升上天空，大會在慌亂中召開了。包黑邊的悼旗被竪了起來，上書「悼議和達成」。臨時的講桌準備好之後，大竹發表了演講，河野朗讀了決議，宣佈合約不成立。然後，大家齊唱《君之代》，三呼「皇帝陛下」和海陸軍萬歲後閉會。

之後，大會主辦者從日比谷公園前往新富座演講會場，途中，有兩、三千人向二重橋行進。這群人讓樂隊演奏《君之代》，三呼萬歲。騎警阻止他們，於是，衝突發生了，人們投擲石塊。儘管警隊在新富座進行了強有力的警備，但是人們仍然堅持等候會議召開。京橋署長趕在講演者登場之前下令「解散」，命令人們退場，不聽命令的人被強行趕走。於是，這裡也投石亂飛，變成一場大混亂。

新富座的群眾與來自日比谷公園的人群匯合後，變成了幾千人的隊伍。他們蜂擁至國民新聞社，砸壞社牌，投擲石塊砸破玻璃，毀壞輪轉式印刷機和鉛字。人們又試圖前往首相官邸，為此，半夜之後，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三個中隊出動，進行警戒。另一個數千人的隊伍包圍了日比谷公園正門前的內務大臣官邸。他們砸壞正門，與拔劍的警隊發生了衝突。就這樣，「群眾」在日比谷公園周邊，與警隊、軍隊發生了衝突。

火燒與戒嚴令

傍晚時，騷亂進一步激化。人群衝出日本橋大街 ── 此大街從銀座通往萬世橋，開始火燒沿路的警署、警亭、派出所。在京橋警署轄區內，千餘人的「放火隊」兵分三路前進。京橋警署藉助軍隊之力得以保全，但是轄區內的京橋警察分署和其他十五個派出所都被火燒了，還有兩個派出所被砸壞。日本橋警署的玻璃也被砸壞，轄區內二十六個派出所被燒。除此之外，神田、本鄉、下谷警署轄區內的工商業區均遭受嚴重破壞，到五日午夜，共計兩間警署、六間警察分署被燒，被破壞的警亭和派出所達二百零三個。

六日時，騷亂仍在繼續。是夜，人群阻止市營電車前行，趕走了乘客和乘務員，在日比谷交叉點燒掉十一輛電車，在四谷見附燒掉四輛電車。另外，他們不但攻擊了火燒後的警署，還進攻了淺草、本所、下谷的基督教會（十三個）以及神田的東正教會大聖堂。

六日晚上，政府發佈戒嚴令，七號在市內設置了七十三個檢查處。然而，騷亂仍在持續，人們聚集在內務大臣官邸周圍，還有人群湧向日本橋警察署等兩個地方。警察固守在國民新聞社前。但是，關於「火燒」的流言不斷，市營電車也在下午六點停運。然後，騷亂最終還是在這天停息了。

「雜業階層」

這次的騷亂可謂大規模，死亡十七人，傷者無數，被逮捕和起訴的人有三百一十一人。不過，它不具計劃性和組織性。

從被起訴者的具體身份來看（表1 - 1），此次騷亂的參與者很多都是「工人」、「商人」，以及在城市從事雜業的人，如「體力工人」、「車伕」、「手藝人」等。據說，在五日半夜襲擊赤羽橋際派出所的那些人，實際上「有五、六個流氓頭子，外衣脫到腰上露出肉色襯衣，高舉棍棒。眾人以他們為首，各自手拿棍棒，高聲齊呼後開始襲擊」（《萬朝報》，九月七日）。參加者們的階層接近城市下層，他們直接受到日俄戰爭影響。政府對煙草和白糖等徵稅，這種由大眾承擔的稅收壓迫著他們的生活。而且，隨著產業化的發展，他們的生計越來越不穩定。地面電車出現（一九〇三年）後，人力車伕漸漸失去了顧客。

他們這些城市「雜業階層」在生計上受工匠頭目、中小商店主、中小工廠主等「老闆們」僱傭。而且，他們住在商店，或是住在老闆們經營的出租房裡。他們從生計和居住這兩方面依附於老闆們。老闆們面向大街而居，而他們的空間則在老闆住所後面的小巷裡。騷亂如火如荼時，他們衝過的大街既是他們熟悉的空間，也是讓他們有壓抑感的空間 ── 被火燒掉的警察署和派出所平時就在旁邊。

「老闆們」

但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園的人群中還有其他階層。據《萬朝報》（九月六日）報道，聚集在日比谷公園準備聽新富座演講的人大多「來自地方」，很多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不惑之年」，衣著整潔，留著鬍子，或者是「軍人遺屬」。通常認為，參加公園內集會的人來自「幾乎所有的階級和職業」，年紀和性別各異，但「都犧牲了父兄、愛子」，他們對「元老、內閣大臣有著深深的憤概，抱著滿腔怒火」。雖然報道還稱有軍人和軍屬的身影，但那個樣子其實是老闆們。

就這樣，與九月五日的事件相關的人士中有兩個階層。一個是「老闆們」，他們主導了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等反對議和的大會，聚集在此。另一個階層是積極參加騷亂的「雜業階層」。在此次事件前後，「老闆們」參與的不議和運動，不僅在東京、橫濱展開，還擴散到全國。大會在各地召開，先是在大阪、名古屋、京都、福岡等大都市，繼而在吳、栃木、富山、岐阜等地。各個大會的參加者都有數千人，針對議和的「反對決議」、「上奏」超過二百篇（《嗚呼，九月五日》，一九〇九年）。

新聞記者和律師

這時，使兩個階層、使集會和騷亂兩個事態連接起來的是新聞記者和律師。在東京發行的《都新聞》、《二六新報》、《萬朝報》等報紙頻繁進行反對議和的宣傳。《東京朝日新聞》設立「關於議和事件的讀者來信」欄目，刊登讀者來稿，報紙介紹的很多意見都稱議和條約是「屈辱的」。關於發生在日比谷的事件，他們報道集會的情況，還批判性的報道了騷亂中警官們拔劍等粗暴行為。為此，《萬朝報》受到停刊三日的處罰，《東京朝日新聞》則是十五天。

九月五日之後，大部分讀者來信都談到了火燒事件。《東京朝日新聞》的讀者來稿稱，「當局必須馬上明確其責任，以此向上下各方謝罪」，若不如此，「巷戰的修羅場」還會爆發（憂國生，九月七日）。

律師們則進一步控告警察。東京律師會關注警察的「虐待以及其他違法行為」，他們召開臨時大會，譴責「警察鎮壓手段之暴戾」（《日本律師協會錄事》，一九〇五年九月），並對受害者進行調查、採訪和記錄，以《流血遺滴》為題發表在《法律新聞》上（一九〇五年十月五日開始，共十九期）。為了批判動作遲鈍的檢察官，他們甚至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在本鄉座召開演講會，問責檢察長，有三千人到會。與此同時，他們還為「兇徒聚眾被告事件」辯護，負責代理河野、大谷等人和雜業階層這兩方。

他們的這種態度，在後來涉及到刑法修正時，統一變成了「擁護人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在神田錦輝館召開了「人權問題政談演講大會」，《日本律師協會錄事》還出版了「人權問題特集號」（一九一〇年一月）。

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

兩個吉野

政治學家吉野作造可謂「大正民主」的象徵。他有兩張照片，都攝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前後，他四十歲左右的時候。一張照片中，吉野穿著輕便和服和孩子們在玩耍。另外一張照片中，他領著家人和僕人，一副大家長模樣統率著全家。這兩張照片的落差 ── 一張的態度是尊重身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另一張擺出身為大家長的「公家人」的嚴厲面孔，兩者極不統一 ── 表明，大正民主時代必不簡單。追求政黨政治、貫徹自由主義的是吉野，以長谷川如是閑不是學者為由而拒絕其加入黎明會的，也是吉野。另外，對中國的五．四運動抱有「極大共鳴」的是吉野，「坦白直言」對學生的行動方式抱有「一種反感」的，也是吉野。兩個吉野之間，表現了後人在評價大正民主時的猶豫。

吉野作造生於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是宮城縣古川的一位棉線商的長子。從第二高中畢業之後，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政治學。二高時代，他接觸到基督教，成為了教徒。吉野結婚很早，大學畢業後，他曾在中國（天津）擔任袁世凱兒子的家庭教師，時間不長。他於一九〇九年二月開始在東京帝大講授政治史，翌年四月起留學歐洲和美國，歷時三年。

吉野作造和孩子們。（一九二〇年夏天左右，出處同左）

包含僕人在內的吉野一家，共11人。（一九一七年左右，吉野作造紀念館藏）

回國後，一九一四年一月，吉野投稿給《中央公論》。自那以後，他在《中央公論》上幾乎每期都有文章。他講解民本主義（後來，多用「德謨克拉西」），批判藩閥政治，主張普選，並積極與人論戰。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會議、米騷動、原敬內閣的誕生、「滿州事變」等大事件，他當然會做出評論，每次都提出不可或缺的意見。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參與實踐活動，建立了黎明會、新人會這種主張民本主義的團體。一九二四年二月，吉野從東京帝大辭職，加入朝日新聞社，擔任編輯顧問兼評論員。

吉野就這樣成為了日本二十世紀初期卓越的啟蒙家。他思考和行動的基礎，是「民眾」的存在。

兩個轉折點

吉野在《回顧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社會科學》，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文中，這樣寫道：「日俄戰爭一方面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的海外發展，另一方面又促進國民自覺，幫助提升民智，從而帶動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已為眾人所知。」

吉野在此文中以他自己的著名論文《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中央公論》，一九一六年一月）為中心，「回顧」彼時「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

人們開始認識到，明治維新以來推行的近代化，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中得以完成。與此同時，人們還得到這樣的印象，日俄戰爭後，擔任國家和社會中層砥柱的那一代人，很快被代替，第二代人（新一代）登上舞台。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歷史中，人們都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這個劃時代包括「民眾」的登台。

不過，吉野還繼續寫道，「從那時起到今天，這六、七年，是一個在思想和運動的發展上急速飛躍的時代」。他同時指出，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間變化巨大。

在時間上，吉野把日俄戰爭前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視為兩個劃時代的時期，他指出，當時，帝國主義式的膨脹和民主共存。吉野對同時代的認識有多敏銳，從這些發言中可見一斑。

與東亞民眾一道

「我和一個個朝鮮人親切會面並聆聽其言論後，很意外的發現，現在仍對日本的統治有諸多不滿的朝鮮人，為數不少。姑且不管他們的那些不滿意見是否正確，我們不能把這些意見當作耳邊風」（《視察滿韓》，《中央公論》，一九一六年六月）。這是吉野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至四月到朝鮮和中國旅行的基礎上寫成的。加上這次旅行，他一共三次踏上朝鮮和中國（請參照地圖）。吉野作造關注的「民眾」，有日本民眾，同時也包括東亞民眾。

吉野所走過的東亞。（根據田澤晴子《吉野作造》編製）

考察同時代的日本時，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南）樺太的民眾，受到以日本為首的各國侵略的中國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動向不可或缺。吉野和金雨英、金榮洙一起，召開了與朝鮮人的懇談會（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叫做「參話會」），與獨立運動的骨幹接觸。另外，在寫《支那革命小史》時，他不但從殷汝耕、戴天仇等革命活動家那裡獲取信息，還與孫文、黃興等人會面。中國留學生被捕事件（一九一八年五月）發生時，吉野要求救援和保護中國留學生。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朝鮮）和五．四運動（中國）發生時，他在論文中表達了共鳴。

但是，正如吉野曾被人嘲諷性地叫作「吉野民主作」一樣，左派社會主義者和右派國粹主義者都批判吉野。歷史上，有一段時期人們對他持否定的態度，評價說他的帝國主義批判太溫和了。對於吉野和民主主義，甚至還有評論者說，這兩者都是帝國主義式的論調。事情也許同時關乎對吉野的評價和對大正民主的評價。

帝國與大正民主

本書作為「日本近現代史」第四卷，筆者要在此書中講述約四分之一世紀的內容 ── 從日俄戰爭後一九〇五年左右開始到一九三一年九月「滿州事變」發生的前夜結束。吉野作造既敏銳地觀察著這個時代，自身也作為其中一員參與設計它。人們通常稱這個時期為「大正民主」，把它視為一個實現了政黨政治、社會運動向前發展的時期。現行的高中教科書說明這個時代時，用的就是這個提法。

不過，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不同的論者在使用「大正民主」一詞時，在時期、內容、所指對象，甚至是歷史評價方面，有著不同的用法。現實情況是，「大正民主」不管作為歷史用語還是作為歷史概念，我們都很難說它已被明確定義。隨著指標所用地方變化，這個詞也會呈現出不同內涵。但是，人們達成一種共識 ── 「日本」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產生了劃時代劇變，呈現出新的時代面貌。本書也基於這種認識，以日俄戰爭後到「滿州事變」時的時空為對象進行敘述。大日本帝國的發展和帝國中的社會運動、以及大眾社會的前進，貫穿了這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嘗試著描繪出帝國範圍內的社會狀態。在考慮到二十世紀民主與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殖民地主義—現代主義的關聯的情況下，嘗試探索出二十世紀初民主的歷史性格。

「滿州事變」前後

三股潮流鼎立與《女人藝術》

以日俄戰爭後城市民眾的騷亂為契機，大正民主作為一種民本主義潮流興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米騷動加快了它的發展，產生出了「改造」的社會風潮。雜業階層和老闆們、工人和農民，還有女性、被歧視部落和殖民地人，他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各自的身份認同（identity），呼籲社會變革。而且，各階層的這種主張，還與「日本人」和「國民」的主張重合在一起。而且，這種動向還創造出了由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組成的一九二五年體制。

如果我們單看關東大地震後的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的狀況，就會發現A民本主義、B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C國粹主義這三種主張鼎立（請參考下頁圖）。A是進一步追求「近代」，B和C是打敗和否定「近代」，這三者有對立、對抗關係，同時，它們還有A—B—C互相支持的局面。有的人物和團體位處於三者重合之處。雜誌《女人藝術》因連載了林芙美子的《放浪記》而為人所知，它橫跨A—B領域。長谷川時雨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創辦了《女人藝術》。它剛剛被創刊後就

帶有激進色彩，例如：雜誌中展開了急進工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介紹了蘇聯的事例。《女人藝術》自身認為，我們為「受到一切進步女性的支持」而喜悅（《請一定讀它》，一九三一年十月）。這樣的長谷川和《女人藝術》，與處於A位置的奧梅尾和《職業婦人》、市川房枝和《婦選》，以及處於B位置的高群逸枝和《婦人戰線》等人與雜誌呼應，成為了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到一九三〇年代的轉型期狀況中的一個篇章，創造出了其潮流。

但是，在「滿州事變」之後，《女人藝術》登載了座談會「新滿州國是甚麼樣的地方」（一九三二年二月），顯示出的態度是要加入協助和統合的潮流中，這股潮流以滿州事變為契機形成。然後，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突然停刊。它一直存在內部對立的問題，但是，其決定性的誘因是滿州事變的爆發。

滿州事變的衝擊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了滿州事變。中國奉天郊外柳條湖的鐵路被炸毀，日本稱這是中國軍隊幹的，並以此為藉口出兵。滿州事變促進了大正民主的轉變。關於滿州事變前的經過和之後的發展，將由叢書第五冊探討。滿州事變一方面使得日本社會中的對立尖銳化，另一方面它製造出的論調卻消解和消除掉了對立和對抗的存在。「全日本洋溢著沸騰的愛國血」是《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標題。這期報紙接下來煽情道：「在暴風雪的原野，炮彈下的壕溝，我們的派遣軍將士死守祖國生命線，國民對他們的感激日益強烈。」它還報道，慰問金日均一千五百日元到一千六百日元，慰問袋平均達三萬個。滿州事變後，人們的感情就這樣一下子變成全國性的。到當時為止的批判性言論都收起了矛頭。圖中那種三股潮流鼎立的狀況，急速改變。其中的一個變化是，緊挨著B領域的社會運動變樣了。一九三二年三月，東京地鐵勞資糾紛因為參與者提出女性「有薪生理假期一週」而受到關注，同時，參與者還提出保證出征者的工資。總同盟號召「救援出征者的運動，此運動的中心是保證出征者以及應召者的全額日薪」（一九三二年三月）。這段時期，為爭取應召者的日薪，發生了不少勞資爭議（《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位於A的吉野作造對滿州事變有何反應？吉野的論文《民族和階級和戰爭》（《中央公論》，一九三二年一月）中，空字頗多。他在裡面說，「不得不說」這次的「××××〔軍事行動〕的本質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呼籲有必要通過這種自覺「重新審視帝國主義」。同時，對於新聞論調「一律」傾向於「謳歌出兵」，而無產政黨又不進行「自由開朗的批判」，吉野呈上了忠告。情況正是如此。柳條湖事件剛發生，社會民眾黨就派遣了現場視察團。儘管他們在十一月時內部有爭議，但他們仍然發表了支持軍部的《關於滿蒙問題的指令》。指令認為「支那軍閥」侵害「滿蒙」的權益是「不對」的，提倡「確保日本國民大眾的生存權」。還有一個政黨是全國勞農大眾黨，它表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設立了反對對支出兵鬥爭委員會。但是，黨內的國會議員中有人同意出兵，因此黨大會沒能做出反對出兵的決定。

無產政黨如此情況，其他政黨顯得更加錯綜複雜。民政黨內部出現了接近軍部的人。安達謙藏內相和中野正剛等人，與陸軍革新派的熊本第六師團長荒木貞夫接近。更進一步的是，他們還把政友會的一部分人捲進來，策動「聯合內閣」（安達等人後來脫離民政黨，成立了國民同盟）。

大正民主和戰時動員之間

在此過程中，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內閣（第二次）接替了濱口雄幸內閣，應對「滿州事變」。但是，內閣沒能徹底處理現場軍人的冒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總辭職。犬養毅內閣在十二月十三日成立，成為戰前最後一個政黨內閣。

《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說，「政黨政治時日尚淺，還沒有成為政治規則。然而，它已讓國民厭倦，還進一步成為被厭惡的對象，其原因第一是腐敗，第二是無能」，「而且，最近的政治局面，因滿州事變和財界大震蕩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與此同時，認為政治不可靠的頑固思想更加頑固」。滿州事變引發的事態導致社會運動和政黨政治雙方都出現變化和批判，大正民主走向「結束」。

濱口首相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受到槍擊後，井上日召的血盟團員射殺了前藏相井上準之助（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三井的合名理事長團琢磨也被射殺（三月五日）。這樣的恐怖事件接二連三。這意味著代替言論的直接行動出現了，它給人民主已逝的印象。

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大正民主的結束也是在其內部邏輯控制範圍內發生的事。例如廢娼運動，它促使「妓女」自由停業，批判由國家管理的公娼制度。這項運動有較長歷史，擔負起大正民主的一角。其核心力量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一八九三年）和廓清會（一九一一年），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成立廓清會婦人矯風會連合（翌年改為廓清會婦人矯風會廢娼連盟）。在已經實施廢娼的群馬縣，以及秋田、福島、福井等七個縣內，廢娼建議都被採納，它們變成了廢娼縣。但是，運動自始至終都有的一個理論是，要與帝國保持先天的一致，例如，「妓女」「玷污日本的體面」，「不利於健全國家快速發展」（「滿州婦人救濟會」的設立宗旨，一九○六年）。然後，一九三五年時，此運動把廢娼同盟向「國民純潔同盟」方向改組。

市川房枝等人把「廢娼運動」稱為婦選運動的「別動隊」。她們以東京市會的議員選舉為契機，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成立了東京婦人市政淨化連盟，忙於批判賄賂事件、垃圾處理問題等，通過展示女性的力量來要求公民權。淨化連盟謀求加入一九二五年體制，通過主體性的動員來協助體制。但是，因為這項運動追求的是與體制一致，還批判政黨，其結果是破壞了現有政黨的基礎。這種動向，在一九三五、三六年時，在國家政治的層面上，發展成由官員主導的選舉整飭運動。

一九三〇年代兼具「儘管是大正民主」和「正因為是大正民主」兩個特點。具體說來，前者是指無法維持成果的局面，後者是指運動邏輯在實際中變成了統合和妥協。與此同時，戰時動員時代開始了。也許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開頭的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充分表明了帝國民主的可能性和困難。

從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下來看，大正民主開始於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九七〇年初，我開始學習大正民主和那個時代的歷史。時光飛逝，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本科論文調查了友愛會的情況，研究生課中，我參加了《原敬日記》講讀課的課堂討論。

從研究史的觀點看，那個時期在大正民主研究史上是劃時代的時期。具體情況讀者可以從書末的參考文獻看到。一九七〇年代，松尾尊的《大正民主》（一九七四年）等著作有力的開拓了這個領域。從政治史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出發的有趣研究成果不斷被推出，大正民主的研究呈現出活力。

那時正好是需要重新追問民主是甚麼的時期。學生運動、市民運動和居民運動活躍起來，同時，圍繞著這些運動的各種障礙和困難也顯露出來了。那個時期的大正民主研究要做的事，是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中，找出民主主義的多種存在形式，深入考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和聯繫。

自那之後，我的關心漸漸遠離大正民主研究。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人們渴望民主。此種情況下，我重新回到大正民主研究。

近年的研究變化如下。研究者深入各種論點；同這個期間的歷史學關心呼應，與社會性別和民族性相關的討論也被深化；研究者詳細論述各帝國之間的各種關係、殖民地動向。與此同時，研究者討論「國民」與「民族」之間的相克，研究焦點放在民主內在的民族主義上。我們要重新建構和敘述大正民主的歷史情況的話，必須要跨越不同層面上的障礙。

有的地方應該從「通史」的觀點來敘述，關於這一點，我想試著重新立論。本書執筆之際，編輯部的小田野耕明竭盡全力幫助我。我能寫成本書，全仰仗小田野先生的鼓勵，深表謝意。

成田龍一
二〇〇七年初春

序—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

第1章民本主義和都市民眾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二、老闆們的居民運動
三、第一次護憲運動和大正政變
四、民本主義的主張
五、「新女性」的登場

第2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社會的變化
一、合併韓國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
三、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
四、出兵西伯利亞的始末

第3章米騷動、政黨政治、改造的運動
一、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
二、政黨內閣的誕生
三、「改造」的諸潮流
四、無產運動和國粹運動
五、反歧視意識的萌芽

第4章殖民地的景象
一、投向殖民地的目光
二、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
三、殖民地統治論的範圍　　
四、華盛頓體系

第5章現代主義的社會空間
一、關東大地震
二、「主婦」與「職業婦女」
三、「常民」是誰？
四、城市空間的文化體驗
五、普通選舉法與治安維持法

第6章經濟危機下的現有政黨和無產勢力
一、歷史的分段
二、現有政黨和無產政黨
三、財政緊縮、干犯統帥權、經濟危機
四、經濟危機下的社會運動

結語—「滿州事變」前後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日本近現代史（卷四）：大正民主運動

日本近現代史（卷四）：大正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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