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映寫師

媒體推薦：一本特別的、動人並能流傳於世的新書……瀰漫奇特的氛圍與魔力。──《南德日報》

《心靈映寫師》是本關於記憶的祝福與詛咒的小說：讓人得以認清自我的記憶，同時也是傷痛的記憶，如果此記憶一直揮之不去的話。──《新蘇黎士報》

它是世界性的，它靠智慧與幽默維生，它反射出對自我的不理解，它也能助人對宗教文化的世俗創作有些許了解，而且幾乎處處可見精神分析師一角的存在。──德國《時代》雜誌

1.
永恆之神的安排如此巧妙，總在吃飯時間和安息日時，讓我們意識到自己仍流亡異鄉。信仰天主教的鄰居雖不會在神聖的星期日洗滌曬衣，卻容許自己任意地寫信，或是在彌撒過後驅車前往鄉間綠地。而那些分租樓下公寓的學生，恐怕連神是什麼都只有個模糊的概念。信仰，在德國的大都市裡並不流行。人們對於會限制生活的事物，例如要遵守安息日這樣的信仰規定，寧願不要了解得太清楚。
當然，事情總有例外。像是那位和朋友住在隔壁，體重稍微過重，極其友善的音樂家荷西．莫利納，便是一例。我們從未問過他來自哪個國家。我個人傾向猜測他是來自智利的流亡者。因為他的名字令人聯想到《蜘蛛女之吻》，而他的口音又如此難以辨認。雖然我不確定莫利納是哪裡人，但我知道他的故鄉很遠，而且曾經在紐約的布魯克林猶太人社區住過好些年。這些資訊是有次託他代收新洗衣機時，他向我們透露的。那台洗衣機原本應在星期五一早，安息日開始之前送到，卻無故開了天窗。
莫利納對於我們的請託絲毫不感見怪。他指示洗衣機送貨員搬運貨物，在交貨單上簽收，塞給兩位送貨員小費，將事情處理地面面俱到，我們什麼話都不需多交代。莫利納笑著說，他從未料想到，自己在德國竟還有當「安息日異教徒」的機會。
像荷西．莫利納這樣的好鄰居是很少見的。想在德國維持安息日的習俗，只有住在碉堡裡才有可能。我們只要踏出門口一步，就等於闖進了異教地雷區；即便不出門，也難以阻擋在安息日莽撞按鈴者的入侵。
幸虧妻子的提議，才終於讓我免除於安息日的尷尬場面。你乾脆不要開門嘛！某次安息日郵差來按鈴時，妻子這麼說。在此之前，我總是得想方設法地支走郵差，因為我們既無法接下包裹，也無法簽收郵件。
該如何對外人解釋我們的狀況？這場面總讓我手足無措，極度難堪，覺得自己像個白癡。內心深處，我卻又感到羞恥，竟然為自己的信仰而難堪。但要向外人解釋什麼是安息日，而且今天剛好是安息日，所以我不能簽收這個包裹，實在是太尷尬了。況且，我們也沒辦法要求郵差就這樣無功而返。
當我感覺尷尬，說話就會變得尖銳帶刺。這樣不友善的態度更困擾著妻子。於是我們決定了，安息日時不再應門。
昨日有人來按鈴時，我們原本也是作此打算的。只怪當時我和孩子們在玄關大玩特玩，打鬧歡笑的聲音響到公寓樓梯間都清晰可聞。再者，那位不請自來的訪客並非在樓下門鈴處等待，而是直接杵在我們公寓門口，一邊敲門一邊喊叫地要求我們開門。充耳不聞地無視他，對我而言實在太過失禮了。我只好打開了門。
不意外地，在門前等待的是一位看起來焦躁不耐的郵差。但他手上既沒有信，也沒有包裹，只有一只皮箱立在他腳邊。郵差手上的板子夾著需要我簽名的簽收單。想當然耳，我又得被迫拒絕簽名。我選擇先以沉默應對。
郵差表示，他是替機場送貨的。航空公司很遺憾花了這麼久的時間，但我的手提箱終於找到了。皮箱就在這裡，我只需要簽名接收，他就可以繼續前往下戶人家了，今天的運送名單還很長呢。
我鬆了口氣。這次的問題太好解決了。我想起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本- 古里安機場嚴密的飛航安全控管措施。不僅託運行李，那裡的機場人員連手提行李都會登記並貼上條碼。在這樣的追蹤系統下，還會有行李丟失或找不著主人，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沒有遺失皮箱，我告訴送貨員。
這不可能！他反駁。您等等，我這裡登記著，一月七號，從特拉維夫到慕尼黑，途易航空的班機。是您自己申報丟失行李的。
我可不記得有申報，我告訴他。你們應該可以查吧！我只掛了一件行李啊！
他沒有權限查詢，他只負責運送找到的行李，送貨員先生表示。有時候行李可能會經過好幾個星期才尋回，因為它們不慎被裝上其他的班機，飛到半個地球外的地方。
無論如何，我再次保證，這皮箱真的不是我的。
胡扯！送貨員咒罵。我可以理解他的憤怒，因為手提箱掛牌上確實寫著我的名字和地址，看起來幾乎像是我親手寫上去的。
我更仔細地端詳那個行李箱。那是個黑色人造皮的機師箱，邊上鑲有銅質的密碼鎖。
這鎖被撬開了耶！我驚呼。
是的，送貨員承認。關於這點，航空公司也很抱歉。但規定就是這樣。海關人員和邊境警察有責任檢查所有被通報遺失的行李。皮箱中附有說明信，會將一切解釋得清清楚楚。請我稍後再閱讀，他現在真的沒有時間和我詳細說明。
您要知道，我只是個送貨的啊！他有些絕望地再次強調。如果您想向我們公司抱怨的話，拜託撥打這支電話。他指指簽收單最上方標示的免付費電話號碼。殊不知我既不想收下手提箱，也不想接下那張簽收單。
此時，雪上加霜的，我家孩子們對那只手提箱產生興趣了。他們透過公寓門偷偷地瞅著它。
爸爸，裡面有禮物嗎？
什麼禮物？
像是你從以色列帶回來給我們的那些禮物啊！
我不是已經給你們了嗎？
可是行李箱裡面還有更多禮物，對不對？太好了！
就是啊，小朋友！送貨員說。行李箱裡一定裝滿了爸爸要給你們的禮物。之前箱子弄丟了，所以他沒有告訴你們。現在我把行李箱找回來，替你們送過來了。所有的禮物都在裡面喔！一樣都沒少！若不是親眼見證，我一定不相信，送貨員為了順利擺脫一件手提箱，竟會使出如此卑鄙的招數。
聽見送貨員的話，我兒子難抑興奮，在行李箱旁跳上跳下，甚至重心不穩地跌撞在鄰居莫利納先生的門上，打斷了他的小提琴練習。為了重新控制場面，我不得不也用點小手段。
你們先進去吧！我對孩子說。去找媽媽，她好像還有甜點要給你們。
這招奏效了。孩子們歡呼著飛奔進屋裡，可惜我不能尾隨著他們告退。就在此時，拿著小提琴的莫利納開門了。
莫利納大概是誤以為我敲了他的門。我看見他的眼裡閃耀著友善的光芒，一如替我們收洗衣機的那個星期五。只消一眼，莫利納就掌握了當前的狀況。
啊！莫利納說。您的手提箱送到了啊！他隨即轉向送貨員，詢問他是否能替我簽收，他也算是我們家的一分子。
當然當然！送貨員如釋重負，飛快地將夾著簽收單的板子遞給他。莫利納在單子上簽了名，默默地將行李箱提進玄關。
這樣就可以了吧？他對著門外喊。但送貨員已匆匆離去，下樓梯時還聽得見他喃喃地抱怨，這年頭什麼怪人都有！而我還來不及多解釋什麼，莫利納就拍拍我的肩膀，帶著他的小提琴和日行一善的滿足感消失在門外了。
甜點只有一份，孩子們已經吃過了。關於這點，妻子拒絕妥協。而他們也沒有得到禮物，因此萬分的失望。好幾日過去了，直到今天，被送來的手提箱仍在我的辦公房裡。我沒有打開它。因為―要我上法院宣誓也行―它真的不是我的，我從未看過那只手提箱。
行李箱事件後過了幾日，又過了幾週。稍不留神，數個月的時間便悄然飛逝。手提箱依然在我的辦公房裡，未經開啟。由於它就立在寫字桌旁，只要我視線一離開眼前的工作、電腦螢幕或鍵盤，眼尾餘光就會不可避免地瞥見它。我一直期待它能融入背景，和寫字桌化為一體，蒸發在層層疊疊的書本之間，終於有一天，如同許許多多我們日夜接觸卻又視而不見的事物般，因為太過熟悉，反而消失在感知之中。
然而我的期待並沒有成真。那只手提箱就像一根扎在肉裡的刺。像是半夢半醒之際走過古舊的碼頭棧道，有木頭碎片扎入腳掌，雖然微小，卻足以將人驚醒，把人從思緒中狠狠抽離，對我而言，這根小刺的存在就像用針尖逼迫著我離開日常例行的夢境。
我既是出版社老闆，也是作家。我的工作，便是每天花上許多小時，連續或不連續地閱讀他人的故事。有些故事是個人傳記，有些描寫出乎意料的情節，有些驚天動地，有些平淡雋永。然而，無論什麼樣的故事，都無一例外，是由大量現實元素精心虛構而成的，或是將已被轉換的虛構事物再次虛構。沒有人比我更清楚，敘事間的真假界線，是如何在語言的地圖上延伸、隱藏、蜿蜒、躍動。單單「真實」這兩字，在敘事之中就是無可衡量的。誰能夠準確衡量，所謂真實的故事，究竟是現實事件的縮影，又或是藉由觀察者主觀視角接收到的，自以為是的真實？
這只手提箱的出現，代表的正是一道被越過的界線。它不應該出現在這裡，不該屢屢在我視線掠過它時提醒我，眼前正發生著一件與現實不符的事。木頭碎片扎在我的腳掌裡，可以忍受，不值一提。難耐的是，為了避免那極細微的傷口發炎感染而不得不將刺從肉裡取出的過程、面對即將以鑷子和無菌針在肉中翻找碎木片時無法被忽視的恐懼感，以及彷彿無限延長的手術片刻。
這只手提箱立在這裡，還附著帶有我字跡的行李掛牌，並不是最大的問題。我堅信它不屬於我，更從未屬於過我，也不是問題之所在。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對於必須將它打開，並得知裡面裝有什麼東西，有著排山倒海的恐懼。
事實上，我這一生曾擁有過兩個和它極為相似的手提箱。第一只，是我在雜誌社獲得第一份正式的記者工作後自行添購的。如今雖已事隔十五年，我仍清晰記得那次購物的過程。
那是我第一次在慕尼黑逛街。為了那份記者的工作，我從柏林搬遷到慕尼黑。當時我告訴自己，這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真正的柏林人不會願意永遠住在慕尼黑，他們只會來來去去。不論在慕尼黑居住多少年，當我說，我要「回家」時，指的依然是柏林。即使我在柏林的公寓早已因為付不起租金而被迫放棄，週末回柏林時也只能待在旅館或借住友人家而已。

我第二個確定擁有的機師箱，是母親因為我開出版社送我的。我去柏林拜訪她時，向她報告了這項新消息。
那你又要飛來飛去地四處出差囉！隔天，她將禮物送給我時如此表示。她的口吻聽起來擔憂大過於欣喜。
我不知道母親想像出版業者的日常生活時，腦中描繪的是什麼樣的景象。但我確信，她眼前浮現的「空中飛人」景況，和小文學出版社老闆的生活，絕對是天差地遠。然而眾所皆知，來自母親的關懷永遠都是源源不絕的。意圖違抗母親的意見，就像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樣，是徒勞無功的。和她講道理，頂多也只會讓事情更加複雜而已。面對母親崇高且不可忤逆的直覺，還是別吹毛求疵地的好。
於是我說，哇！真好看！我有過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妳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但你什麼東西都不懂保養，根本用不久。我不必看都知道，那手提箱現在一定又髒又破。你要多多注重外在形象啊！提著一只爛皮箱是要怎麼出差啊！別人會怎麼看你？一副邋遢又草率的樣子，人家一定會把這印象聯想到你出版的書和作者嘛！這樣你什麼都談不成，還得連累那些可憐的作者。你現在要負的責任重大，不能再自我中心，凡事只考慮自己啦！
我年過四十，已婚，有兩個孩子。但在母親眼中，顯然仍只是個自私自利，擔不起任何責任的渾小子。
媽媽，其實是海關的人把我的皮箱弄壞的，我囁嚅地反駁。
不要再找藉口了，親愛的，你該戒掉這壞習慣。你現在是出版書的人了。書本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就永恆存在的。要誠實啊！你想想那些媒體！
我困惑不已。誠實、媒體、書本、永恆，她是怎麼把這些詞語兜在一起的？但是再多的反駁之詞也只會讓我更加趨於劣勢而已。以理服人，在眼前的狀況並不適用。我想，我開始慢慢地接受長期住在慕尼黑，一定也跟與母親頻繁地爭論有關。
但母親說中了一件事。她的禮物確實沒有支撐太久。手提箱在嶄新完好地存放在閣樓裡好幾個月後，有一次，我前往西班牙渡假時，將它帶上了飛機。
我將所有出版人都會收到的，大疊不請自來的稿件一起帶去了白色海岸。必定是因為最後打包得太過匆忙，在設定密碼時出了差錯，當我抵達租賃的假期公寓的時候，竟再也打不開那只手提箱。經過半個小時絞盡腦汁，卻徒勞無功的排列組合後，我認真考慮了一番，終於決定犧牲它。
在泳池邊或海灘的遮陽傘下，我悠閒地翻閱那些手稿。寫畢一疊給作者的拒絕信後，我將鎖遭到破壞的手提箱和悉心裁碎的稿件通通丟棄在西班牙。在回程的飛機上，我就大方地承認了吧，我輕鬆到簡直飄飄欲仙。
這件事我從未和任何人分享過，也不認為有人有理由為此指責我。母親嗎？那些作家嗎？我實在無法想像。手提箱被破壞是個意外。而丟棄那些被拒絕的稿件，也算不上什麼滔天大罪。幸好手提箱不像女人，不會在被無情對待後展開報復。

假設這只手提箱是某人蓄意栽贓給我的好了，那我最好還是將它打開來檢查，以取得更多線索。反正我已經不能將它退還給航空公司了。航空公司宣稱他們能夠證明，這手提箱是我在特拉維夫的機場親自託運的。而行李吊牌也無法支持我從沒看過這手提箱，更遑論打包過它的論點。就算這手提箱真的不屬於我好了，在送貨員將它運來我家，鄰居莫利納又幫忙簽收，事隔數個月的今天，想退回，實在也為時已晚了。
但我依然躊躇猶豫，不敢打開它。方才我才在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自己回想不起辭去第一份記者工作的原因。是啊！我甚至連自己究竟是辭職還是被解雇的都不確定。離職的理由被我忘得一乾二淨。不僅如此，所有造成我決定轉換人生跑道，停止從事記者工作的相關事件和前後的心境，都像被像皮擦抹掉般，從我的記憶裡完全消失了。這並不尋常。而對於人生會出現第二個記憶斷層的可能性，更使我萬般恐懼。
想不起來多年前發生的事件是一回事。我承認，忘記一件對我人生顯然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已經夠令人匪夷所思。但從以色列回來才不過幾日，就忘記自己曾在那裡買過手提箱，甚至還將行李打包進去過，簡直玄到像靈異事件。
我無法相信自己了。我究竟在什麼時候，到過什麼地方？我作過什麼事，又為了什麼理由？說不定以色列國家安全局早已在通緝我。說不定我在聖地留下一具屍體，又因為罪惡感太重導致的創傷症候群造成失憶，使我再也回想不起自己犯下的罪。
無論人在不得不進行某件事情之前，經歷過多長又多久的掙扎，在終於動手之後，總是會驚異於這件事其實有多麼容易，要跨越那道界線又有多麼快速而簡單。挑戰在動手之前，看來總是無比地巨大而困難，無法想像有跨越的可能。但完成後，那些掙扎卻又都變得可笑。
我打開手提箱，取出了裡面的行李。一件又一件地數算那些東西，彷彿在為它們列清單。一雙單薄的棉質白手套、四本書（一本精裝，三本平裝）、一個A4 尺寸的白色信封袋，裡頭裝著一疊剪報、約莫兩百頁的醫學研究報告手稿，以及一個古舊，看起來已有幾十年歷史，小而黑的紙板製珠寶盒。珠寶盒裡酒紅色的絨墊上，擺放著一顆祖母綠色的寶石，也或許是半寶石。經過打磨的圓形寶石裡有著絲線般的金色裂紋，直徑約莫一公分。書本和珠寶盒被包裹在三件衣服裡。那是三件沒有帽子的傑拉巴傳統長袍，以較便宜的混合布料製成，墨綠搭配著金色花紋，和寶石的色澤頗為相襯。
我完全沒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我沒辦法斬釘截鐵地說，這些物品與我絲毫沒有干係。我端詳著那塊珠寶，心裡一陣茫然。我從來沒有見過它，更無從判斷它是哪種寶石。此外，我認為自己從來沒有收集過簡報。但我的認定又有什麼價值？說不定我根本只是失憶了，有段記憶從腦海中被一筆勾銷呢？
我應該冷靜下來，一步一步地回想。不可能有人（或東西）能造成我的記憶空白。彷彿他（或它）能拿著像皮擦，在我腦袋裡，像是在鉛字報紙上使勁兒地來回摩擦，造成大部分的報紙內容都消失，只有在最邊緣，如果還勉強可辨認的話，殘留著一點點模糊的痕跡，讓人還隱約可見其原本的輪廓。
就從這本精裝書開始尋找線索吧！我捧起那本彩色印刷的希伯來文書。它看起來約有十年左右的歷史，且顯然經常被閱讀翻看。書名《Mikvaot atikim b｀eretz Yisrael》（以色列的古典猶太浴池）躍然於封面的黑白圖片上。我認出圖片是位於采法特的阿里莎浴池。
確實，我對歷史悠久的猶太浴池深感興趣。上次前往以色列旅遊時，也造訪了一些擁有千年歷史的浴池古蹟。但我不認得這本書。它不是我的，我從未見過它。
另一本被我拾起的平裝書，倒真有可能屬於我。那是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企鵝出版社的舊版本，看上去頗為眼熟。我相信我的書房裡也有一本至少八成相像，書況也差不多的。
這本書是不是我的，很容易就可以查明清楚了。我一面想著，一面卻飛快將它拋下，因為我注意到了另一本書名是《偽裝》的平裝書。雖然我從沒聽說《偽裝》，但作者的名字―楊．威赫斯勒，我卻十分相熟。被送來我家那只手提箱的行李掛牌上，也正巧寫著這個名字。
楊．威赫斯勒，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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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之神的安排如此巧妙，總在吃飯時間和安息日時，讓我們意識到自己仍流亡異鄉。信仰天主教的鄰居雖不會在神聖的星期日洗滌曬衣，卻容許自己任意地寫信，或是在彌撒過後驅車前往鄉間綠地。而那些分租樓下公寓的學生，恐怕連神是什麼都只有個模糊的概念。信仰，在德國的大都市裡並不流行。人們對於會限制生活的事物，例如要遵守安息日這樣的信仰規定，寧願不要了解得太清楚。
當然，事情總有例外。像是那位和朋友住在隔壁，體重稍微過重，極其友善的音樂家荷西．莫利納，便是一例。我們從未問過他來自哪個國家。我個人傾向猜測他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