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問：最近一期您所主持的雜誌，是以苦難為主題。裡面有許多訪談的對象，是在媒體上沒有聲音的人：貧窮郊區的年輕人、小農、社會工作者。其中，一個問題國中的校長發出他個人的不平：與其說他是知識傳遞的守護者，還不如說是某種派出所警察。您認為這種消遣的說法有助於了解社會的不滿嗎？
布赫迪厄：在我們所做有關社會苦難的調查裡，我們碰到許多飽受社會衝突折磨的人，就像這個國中校長。我還可以舉這個負責法國北部某小城一個問題郊區的計畫協調人為例。他所要面對的衝突，是所有社會工作者（社工人員、輔導人員、基層行政人員，以及越來越多的學校老師）所能忍受的極限。這些社會工作者構成了我所謂的「國家的左手」（國家裡，所有那些需要大量開銷的部會），而這些部會也是過去社會鬥爭所遺留的產物。與其相對的是「國家的右手」，就是那些法國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的菁英所充斥的財政部、公民營銀行及部長辦公室。許多我們所參與（及將會參與）的社會運動，都是為了表達小國家貴族（國家的左手）對大國家貴族（國家的右手）的不滿。
問：您如何解釋這種憤怒，這些形式的絕望及反抗？
布赫迪厄：我想是因為國家的左手覺得國家的右手不再知道，或更糟的，再也不想知道國家的左手到底在做什麼。總之，就是不想再付出代價。這些人一個主要的絕望之因，在於國家從許多屬於其管轄負責的社會領域中退出，或正在退出：像國宅、公共電視及廣播、國立學校、國立醫院等等。對某些人來說，更是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因為人們對一個社會黨執政的國家，總是期待它能做為社會福利的保障者，讓每個人，不分貧富貴賤，皆可享有社會福利。一般所描述的政治危機，反國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做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
社會黨人並不如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這一事實，也不再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在這個艱困的時代，可以運作的空間本來就是十分有限。但是，令人訝異的是，這些社會黨人竟然可以把社會領域（國有部門）壓縮到這種程度：首先，在事實上，透過各種措施或策略（我將只點名媒體），來取消社會福利國家所爭取到的社會權益，然後特別是在公開言論中，大肆讚美私人企業（好像企業精神只適用於企業），大力鼓吹私人利益。這些都讓人覺得有些唐突，尤其是對那些站在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因為他們必須去彌補最難以忍受的市場失靈之處，卻沒有被賦予完成其任務所需之資源。這些社會工作者又怎麼會沒有被欺騙或被否認的感覺呢？
我們老早就應該了解到，他們的反抗，早已超過薪水的範圍，儘管薪水是對工作者及其工作價值一個清楚的指標。對一個職務的藐視，首先就表現在薪俸的微薄上。
問：您是否認為政治領導者的運作空間真的如此有限？
布赫迪厄：它大概沒有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麼有限。總之，還有一個領域，統治者可以運作自如，那就是象徵領域。國家的所有成員必須謹守好的榜樣，特別是當國家標榜要伸張弱勢者的利益時。但是當我們看到貪污（有時幾乎是公開為之，像高級官員的加給），或公部門的出賣（出賣這個字或許太強烈：我要指的是被安插到私人企業養老的退休官員），以及所有為私人目的而侵占公共資產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像濫用私人，徇私偏袒（我們的統治者有許多「個人至交」），利益交換時，又怎麼會不心生懷疑？
而我說的還不是象徵利益！電視跟賄賂一樣，助長了公民道德的墮落。電視捧紅了政治上、學術上愛做秀的人，這些人只想凸顯自己、表現自己，和公務員及基層活動分子為集體利益的默默奉獻大異其趣。也因為自私地只想凸顯個人（常因而損及對手），才造成「宣布效果」的大行其道。對許多的部長來說，一個措施要能被「宣告」出來才有效果，而且只要一被公開，就算是執行了。重大貪污案件的揭露之所以會引起公憤，就是因為其所鼓吹的道德和實際作為有段距離，而這些貪污，也不過是所有那些司空見慣的小「弱點」裡最糟的情況（比如想擺闊，急著收受物質上或象徵上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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