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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清之際
第二節 明朝覆亡與清室入主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驅逐胡元，建立明朝，恢復漢人的治權；他兒子朱棣遷都北京，捍衛邊疆，都是何等的英武！不料中葉以後，晏安深宮，威柄下移，把一個錦繡河山，鬧得烏煙瘴氣！女真勃興於東北，沒把他當一回事，終天還結黨互爭，刮民自肥，於是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流寇起於西北，清人佔據兩遼，內外交鬨，政府不能不用兵，又不能不籌餉，而貪吏追迫，士卒逃散，以致流寇的勢焰日張，外力的壓迫更甚，互為因果，就不免踵決肘見了。崇禎帝奮發有為，勵精圖治，懲除閹黨，任用清流，可算是一個好皇帝，但卞急多疑，任察尚氣，對於人才的賢否、議論的是非、政治的得失、軍機的成敗，都不大很明白，所以正人多不能終其位，小人反因緣為奸利。我們看李自成即位詔和檄文上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這真是極沉痛的一幅寫照。因為明朝在神熹二宗以後，邊患養成了，綱紀敗壞了，官吏黷私，人民痛苦，社會的道德墮落，宗紳的豪奢益甚，只有一個人在上邊著急，做什麼用？帝又高拱深宮之中，受左右的包圍蒙蔽，直到流寇進逼北京，才知道大勢已去，「諸臣誤朕」，在煤山上自殺了。李自成佔據北京，拷掠眾官，一般無恥勸進的大臣，還不免一死。他並未正式即皇帝位，只呆了四十天（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吳三桂引清兵一到，就倉皇西逃了。
崇禎帝的運氣真夠壞，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掽著兩個死對頭：一個是皇太極，即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早一年；一個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遲一年，他一生受這兩個磨難星的內外夾攻，簡直無法翻身，結果斷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但他也有些自取之咎，自己的國力不足，還始終不肯和清人議和，皇太極三次入塞，明朝的國防算完了，邊境搶攘，事權不一，流寇猖獗，人心攜貳，他不懂得「釜底抽薪」的法子，還有點「火上加油」，終必「自焚」而後已。《明史》批評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盡亡國之臣」，我們如果用《春秋》責備賢者的筆法要問一問：亡國之臣是誰用的？為君主的訣竅，只有知人善任四字，國家之大，萬機之繁，一切都以為非我莫辦，別人自不願而且不敢負責，推諉敷衍，政治完全失去了作用，這責任究竟由誰負呢？
清人的運氣又太好了，皇太極是一個英主，三次入塞，總不肯「取而代之」，因為他知道明朝是大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城雖可攻下，各地潛藏的勢力還很大，他們不過幾十萬人的小國，如何吞食得下！他只希望明朝承認他的帝國就夠了，或封以國王也可以（天聰告諭說：「崇禎帝教我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因為他的祖宗都是明朝的屬夷，他極願取得一種正式對等或屬國的資格，可惜明朝狃於成見，總以宋人為戒而不肯議和，殊不知清人的國力，並非前金之比！皇太極不惜委曲求全，否認了他的祖宗，以減少明朝的猜忌，但終久不成，皇太極不得不攻下寧（遠）錦（洲）杏（山）松（山）準備打開山海關的通道。洪承疇被虜投降了，清國得到一個領江帶路的人，皇太極怎不特別歡喜呢？不料他雄圖未展，忽而暴崩，內部卻發生問題了。清國的組織是封建式的，力量大的諸侯，就可當共主，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勢力不如其叔多爾袞、濟爾哈朗等，他自然要退避；但太宗建立帝國，統一君權，屍骨未寒，遺威尚在，不傳其子，又何足以服諸將？二者調和折衷，結果是皇太極一個六歲的小兒子福臨被立為皇帝，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二人輔政。但實權完全在多爾袞一人手裡，自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當然也有些人不贊成，豪格更不用說了。這時清國的戰鬥力業已衰退（觀《太宗實錄》可知），要不是許多漢奸—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范文程等，為虎作倀，又遇著一個開門揖盜的吳三桂，他們那能夠進據中原呢？
吳三桂是在洪承疇兵敗後，奉命據守山海關的一個總兵，李自成到北京就招降他，他已經答應了，因為聽說愛妾陳圓圓被虜，始「怒髮衝冠」，縞素誓師，向清國借兵，欲仿唐朝和回紇的故事，但多爾袞卻說他「率眾來歸」，叫他作前鋒，攻打李自成，自成敗退了，清兵就安然到了北京。幾個月以後，迎接福臨遷都北京，告廟祭天，算是代替了明朝，入為中國之主了。
李自成在明清之際的舞臺上，不過是一個丑角—自然崇禎帝和多爾袞是老生，陳圓圓是小旦了—他原無大志，只是如彗星般的一掃而過，有破壞無建設，要不然的話，皇帝豈不是他作的！「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饝饝，送與對巷趙大哥」，江淮間的民謠，不久竟成事實，便宜了趙大哥的清朝，李自成這彗星也就完了。他的同伴張獻忠是一個黑頭，從陝北到陝南，出豫皖，掠江東，可是他被迫而入蜀了。不曉得他怎麼把四川人殺得「幾無噍類」，據說他因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德報天」（見廣漢公園聖諭碑）。最後這兩個角色都被一個武小生—吳三桂收拾了。而指揮小生的卻是兩個番將—一是英王阿濟格、一是肅親王豪格。
這一齣悲劇還未演完，而《桃花扇》又上場了。清朝剿撫了河北、山陝，江淮以南仍為明朝所有。南京—原是明朝的陪都，諸臣擁立了福王由崧，派使節去慰勞清廷，希望能成立一個和約，多爾袞全然不理會，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我們是「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你們想「坐收漁人之利，雄據江南」，那就不成。因為他們究竟是明朝的嫡胤，怕降將靠不住，多爾袞的同母弟多鐸親自出馬，打到揚州，可憐史可法孤忠耿耿，號為相國督師，而外有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的橫暴，內有馬（士英）阮（大鋮）的奸黨，只得一死報國。清兵屠殺漢人，這是最慘的一次，有《揚州十日記》為憑。由崧根本就不是一個復興的人，天天玩戲子，漁女人，飲酒作樂，一任馬阮弄錢，賣官，胡鬧，長江天塹，毫無防備，清兵到了南京，他出亡蕪湖，依黃得功軍中。上游坐鎮武昌的左良玉因為要清君側，引兵東下，心中內疚，嘔血而死，其子夢庚正被得功打敗，投降了追擊李自成的清兵。多鐸又打發降將劉良佐射死黃得功，由崧被俘殺，長江一帶也歸清人的統治了！這是南明三王之一的結局。
其次是福建的唐王聿鍵，和浙江的魯王以海，叔姪二人分據兩省，還不能和衷共濟，弄成水火之局，失掉唇齒之勢。浙江依靠著農丐烏合之義兵，福建依靠著海盜投降的悍將，一個稱監國，一個稱皇帝，清兵一到，不免瓦解。幸而魯王航海，又奪據舟山，在海上支持了六年。唐王在閩不過一年，因為鄭芝龍有貳心，撤仙霞嶺防兵，想由贛入湘，去依湖廣總督何騰蛟—李自成死後，其部眾郝搖旗等俱降於騰蛟，兵勢甚盛—走到汀州，清兵冒明旗馳追被獲不食而死了。唐王的學問才幹都好，傷國家多難，布衣禁酒，辭氣慷慨，很能夠感動人，鄭芝龍的兒子成功，就是被感動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惜他所處的局勢太壞了，又頗有書生氣，出走時還載十幾箱子書，以致走得不快而被執，這是南明三王之二的結局。
最後一個是桂王由榔，他的時間相當長—在位十三年始末十六年—局面相當大，而崎嶇艱危也相當甚。其初是瞿式耜在桂林支持，肇慶小朝廷因為降將李成棟、金聲桓的反正，居然收復了廣東、江西；何騰蛟雖因清朝三王—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原是明朝據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的部下，毛被殺，始降清—的大舉進攻，而輾轉入桂林，但乘間督師，又規復了湖南大部，川東、川南則為義軍所有，都受桂王的封號，他據有七省—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的地方，同時鄭成功和魯王出沒閩浙，姜瓖叛於山陝，皆遙相應和，聲勢並不算小。可惜群臣又鬧黨爭，水火相仇，不務大計，以故軍事上不能聯絡一致。清廷特別重要的將領，率領八旗兵，會合四王—加上平西王吳三桂，分地任事，耿尚攻江西、廣東；有德攻湖南、廣西；三桂攻川陝。金聲桓、李成棟先失敗赴水死了，何騰蛟被虜絕食，瞿式耜死守桂林，均為有德所殺。吳三桂進軍川東南，桂王窮促無似，不得不乞憐於張獻忠的餘黨了。
原來張獻忠死後，他的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都各有幾萬人，佔據了雲貴，桂王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他們出兵。孫可望把桂王遷到安隆所，毫無人臣禮，李定國卻忠於所事，引兵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殺了，劉文秀敗吳三桂於敘州，圍之保寧，三桂退漢中。清廷命洪承疇經略西南，從江寧移鎮長沙，滿漢兵齊進，定國、文秀均敗。可望待桂王益薄，擅殺大臣，定國遂奉桂王赴雲南，與文秀合，可望攻之，兵潰降清。清兵三路攻雲南。順治十六年正月朔，遂入昆明，桂王逃至緬甸，定國設伏計泄，退據孟艮土府。吳三桂奉命入緬，脅迫緬人獻桂王，桂王致書有云：
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險阻，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
但三桂不省，還是把他殺了。桂王日角龍顏，顧盼偉如，刻苦自勵，孳孳以中興為念，然仁柔畏患，驚竄流離，焉能成其大事？李定國雖出身微賤，因感於小說家言，頗以孔明輔漢自詡，後來邀擊不遇，憤懣殉身，竟為明朝三百年忠臣之殿。南明三王都滅亡了，清朝的天下一統了！
第三節 清初政治與建國方策
清人進關，不費一兵一矢（觀《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帝修改該書的詔諭可知），就奠定了北京，招撫了河朔，接承中國累代傳統的皇位，享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這真是一種幸運。但他們對於統治中國，也曾經費了一番苦心，以異族宰制如此之久，在歷史上還是僅有的。試看元朝的威力多麼強盛，統治也不過幾十年；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關係，而是政治的關係。政治成功的最大要素，就是它把握著中國社會的基層，認識了中國人民的特性，一鬆一緊，一張一弛，深得兩重政策的運用，使漢人「啼笑皆非」，不知不覺的上了圈套，可是他們也敵不過四千年文化的潛力，糊裡糊塗的被牽扯而同化了。這一段公案，說起來甚是有趣。
他們初到中國，說是弔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進據北京，只因明朝沒有嫡胤—其實崇禎帝的太子還在，後來都被他們殺了……對於名正言順，自立於江南的福王，不能不予以承認，所以檄文上說：
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實以拯救中國為計。……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
但事實上不盡然，他們那裡是「義切同仇」來「救災卹患」呢？等到山陝已底定，闖賊一逃亡，馬上就「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了，這可說鬆一陣，緊一陣。
中國是家族宗族的社會，對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向來很薄的，所以在異代興替的時候，朝統變更，無論姓趙姓李，胡人漢人，都無所謂，忠君愛國也有相當限度的。不過一涉及文化禮俗，則有其傳統的保守特性，絕不容隨便更改。明人的裝束，是「峨冠博帶」，清朝的裝束是「金錢鼠尾」，那怎麼辦呢？最初是「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諭言：「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等江南平定以後，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了（諭言：「今中外一家，天下一體，若不劃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今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果然激起上下江民兵的反抗，「保護一己之髮，竟捨身命以抵抗敵軍，其關切較勝於為國家，為皇室」（見Matini Matii《韃靼戰爭記》）。真是：「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中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見《髮史》序）。但國家已經亡了，還有什麼用？只多添些流血的慘劇而已（閻應元守江陰，城破，題「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民兵義舉，不過如此，嘉定因此三次屠城，均有書紀載）。這又是鬆一陣，緊一陣。
明朝的亡國，三餉是一大原因，清人「以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更有召買加料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把額賦外一切加派，盡為刪除，依照舊會計錄作準，並且到處蠲免逋賦錢糧。但是順治十八年江南報銷一案，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至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鞭扑枷責，衣冠掃地，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這也是鬆一陣，緊一陣。
最顯明的，是金之俊建議的十從十不從之綱：「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這把清朝一鬆一緊一張一弛的施政方略完全都表現出來了。
可是清朝政治的成功，不僅在對於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尤在對一般士大夫的籠絡和駕馭，因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是中間讀書做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級勞苦的民眾。他們對於士大夫的利用是煞費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殉難者各予諡立廟；建言罷謫諸臣及山中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徵辟錄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國而失掉職業，他們就相安無事了。順治二年開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了進身之階，他們自然就不愁無用武之地了。這樣可以籠絡著大多數的士大夫，有少數特殊的人物，不是科舉功名所能誘惑的，他們著書立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甚或如顧炎武、閻爾梅等，終日奔走，從事革命，那怎麼辦呢？清廷詔舉博學鴻儒，請他們纂修明史，來寄託他們孤臣孽子的深痛，碩儒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等雖然還寧死不就，但萬季野等卻以私人襄贊史館了。清初有「一隊夷齊下首陽」、「蕨薇堪嗟已吃光」的諧詩，可見當時一般士大夫的無恥，後來革命黨不向他們宣傳，就因為他們已經被清人利用了。可是清人有時還要擺擺統治者的架子，濟之以威。譬如哭廟之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聖嘆）即以此而死，奏銷之案，徐元文以狀元而降經歷，葉方藹以折錢一釐挂誤，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三岡識略》說：「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藉學校，為之一空，吁過矣」！這真是有意荼毒縉紳，和士大夫為難了。如此玩弄，卻仍然是一張一弛的作風。
至於他們矜恤無告，獎勵節義，封賞勳親，養老赦囚，確可以收拾人心，但「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攝政王令旨），而「積怨南方人心之未盡嚮服，假大獄以示威」（《心史叢刊》）。也是寬嚴互濟的一貫方針。這政策是誰手定的？攝政王多爾袞；是誰建議的？洪承疇一般漢奸了。多爾袞在入關後，就加崇號為皇父攝政王，為什麼稱為「皇父」？在歷史上是一大疑案。世傳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后曾下嫁於多爾袞，所以不祔太宗陵寢。當時大權在多爾袞手中，諸王貝勒大臣，都只知道諂媚他，孝莊后又何嘗不可為兒子計，去「紆尊降貴」呢？況且女真人的風俗，婚娶繼母伯母嬸母兄嫂弟婦姪婦，又滿不在乎麼？（《太宗實錄》曾諭令禁止，謂明與朝鮮禮義之國，同族從不婚娶。但不能遵行，遂停止，見順治中索尼奏。）孟森說：「皇父之稱，猶之尚父仲父，純為報功，不關瀆倫；皇后不祔葬者，清歷朝有之，不足為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但我們看：若果是尊崇多爾袞的豐功，順治七年他死時，已追尊為成宗義皇帝，為什麼不幾天就說他有「逆蹟」，撤去廟享，藉沒家產呢？可見順治帝有難言的苦衷，多爾袞以色疾致死，選八旗美女，索蒙古有夫之婦，納豪格之妃（他的姪媳婦）；令朝鮮選送女子，都見於官書，皇帝之位，在他覺得是讓給福臨的，他從沒有把這個小孩子看在眼裡！太后下嫁算什麼？可是順治帝長大以後，又當了中國的皇帝，總不免有些難為情吧！這件事仍舊存疑好了。洪承疇在召對時所說的話（有傳刻本），真是深切時艱，太宗沒有認錯人，「皇父」沒有用錯人，他鎮撫了江南，經略了西南，幾乎兩目失明（見《明清史料甲編》洪氏揭），結果賞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九等二十六級世爵中之第二十三級—侘傺以終（見《嘯亮雜錄》）。大漢奸的下場，不過如此！其餘就不用說了。
順治八年，福臨親政時，才十四歲，當年就結了婚，娶一個蒙古女子，不大滿意，過三年就廢了。順治十三年，他十九歲，熱戀他的弟媳婦—襄親王妃，他弟弟羞憤而死，他把弟婦納進宮來，封為賢妃，這就是有名的董鄂妃。建州董鄂部人，內大臣鄂碩女，時年十八歲，入宮一月，就晉為皇貴妃。次年生一子，封崇親王，順治帝許立為太子，未幾殤。又過了三年（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順治帝經此打擊，頗欲自殺，又把頭髮削去，要出家當和尚，經太后阻止，不久，他也就死了（順治出家之說，本一疑案，孟森謂順治確死於痘。陳垣據《湯若望回憶錄》、木陳忞《北遊集》等撰〈湯若望與木陳忞〉及〈語錄與順治宮庭〉兩文，證明確有出家之事，惟未遂耳）。在位十八年—其實只有十七年，多爾袞攝政八年，戀愛生活過了五年，中間五年也還是小孩子，有什麼政治可說？況且那時還有明桂王偏安西南，鄭成功規復沿海，天天用兵，還不是全靠宗室宿將來維持嗎？但他那火烈急爆的性情，聰穎恬退的天資，是值得一提的。《北遊集》載：「上龍性難攖，不時鞭扑左右」。但和一些和尚往來以後，卻好學佛法，頗悟禪機，遂有效釋迦、達摩之意。惟以青年斲喪太甚，身體羸弱，枯瘦如柴，所以不能永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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