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是這麼說的：解嚴後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1990年代早期婦女運動帶起學院、校園社團與讀書會，並於1997年進入國家體制；同志運動以零星事件帶起一連串媒體報導。早先跨性別雖然有變性醫療、聲色場所的存在，但遲至中央性／別研究室於2000年舉辦研討會、召集定期支持團體，才進入“性別運動”的視野內。2003年，同志運動部份取得台北市政府層級的成果，在首屆同志大遊行與該年度《認識同志手冊》中接軌國際語言──LGBT，便“自動”地將跨性別納入同志運動的一部份中，隔年2004年納入由婦運教育學者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庇蔭中。
這個主流史觀蘊含以下邏輯，即婦女→同志→跨性別是時間先後次序和資源多寡。早先的跨性別不存在，而婦女和同志運動“啟蒙”了跨性別的開展。然而，該說法忽略了學院和運動外的常民，亦反映大群體施恩小群體的同化觀點。事實上，早在學者與運動介入前，跨性別至少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的都市化過程中逐漸浮現，與早期婦運、同性戀同期，並寫下徑自獨特的歷史軌跡。本書不採取社會運動的觀點，即（跨）性別是個別運動者意志與能動的結果；而是放在更大脈絡的性別社會史當中。
本書的三個主題，共同始自2014年夏天。我於女學會年會發表一文，探討跨性別「性別認同」在傳統形上學與當代西方知識系譜的論述型，經由全球化翻譯到中文台灣時的政治與文化糾葛後，留下這段伏筆：
重新正確化gender identity固然重要，但仍受限於英語－美國－西方一系列的思考方式下。西方的邊界之外，相較於常被提及的印度hijra、菲律賓bakla、泰國kathoey、北美印第安two-spirits等，台灣的混種使得缺乏 “純種” 的本土台灣因素。然而，扣連於陳光興亞洲作為方法乃至於重構台灣性的問題，在「跨性別」之前與之外，亦有現代性之前或之外的歷史，即變性、不男不女、男扮女裝、女扮男裝、人妖、三性（san-hsing）、偽娘等。這些詞都有其不同的語意和淵源。除了來自中國古文、並歷經國民政府遷台後歷史以外，「人妖」扣連於聲色場所表演的印象來自於1980年代泰國政策發展性觀光後台灣與東南亞地區間的互動，「偽娘」來自2009年大陸對日本動漫文化閱聽群眾的中文創造。這個角度離開了總是以第一世界為參照坐標（即“西方美國如何如何，反觀台灣”）的觀點，轉向到以第三世界亞洲國家（台灣、大陸、香港、日本、南韓、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彼此間的交流傳播。台灣作為多重淵源的海島，台灣性的主體性亦需不斷回到其多重摺疊綿延的歷史過程。
這段話是本書的起點。以後殖民問題意識，但也來自我自學院當代歐陸哲學期間所學習的兩個概念或思考方法，即高達美（Hans-George Gadamer）的時效歷史──現今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方式，就已經受到先前歷史的影響了──以及，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到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拆解當前觀點的侷限、並還原或補充於事物的原初或多重意涵。愈不言自明、人云亦云的常識，往往愈是混沌未明的。這樣重溯歷史並拆解當前的旨趣，將諸如「同志」「跨性別」「LGBT」乃至二波女性主義的「鵑的」（gender）有意地置入括弧，遠離將其視作普世皆然、理所當然或線性進步論，而是視作特定歷史發生的偶然。對第三世界而言，這些全球（實際上多半只是美國）概念的引進，也必然發生文化權力不對等的強制知識域銘刻、到在地如何接引並加以轉化的創造性過程。從這裡出發，必得重新另外梳理這些概念接引至1990年代台灣學院論述的話語過程（那是尚未寫成的另一篇題目），以及必須更拉長時間範圍，回溯戰後國民政府時期、至少1970年代以降的都市化過程。這些40年以來的舊事，是1990年代蓬勃性別理論／運動的條件與前身，更可能提供當前「跨性別」的修正或補充。
當我發展重構全球化跨性別發生的問題意識時，以下研究者對我的啟發很大。不同於後來版本──何春蕤主導了台灣「跨性別」的單一詮釋權（對於何氏版本跨性別在不同時期的轉變，是另一個需嚴肅貼近看待的旨題）──事實上，台灣「跨性別」的翻譯與再創造，確實與1990年代當時婦女和同志社群／運動的內部張力有關。在1998年前後，許多論者也參與了當時「跨性別」不同的內涵和想像，如踢／婆角色成問題性和sissy男同志的女性主義政治（不）正確、帶出了跨性別視野，後來卻指涉限縮為變性和變裝（transsexual and cross-dressing）。在這重新梳理中，趙彥寧是少數俱備跨性別觀點，特別敏感於性別自我感和階級差異，將台灣1990年代以降全球性別學院翻譯效應置入有待探問的問題中，也拋出了跨性別公民權的蘊含。朱偉誠也將台灣同志運動仿如美國的現象加以問題化，勾勒了「台灣跨性別」的全球與當時在地提問，並反省同志公民權的兩面性。黃道明鮮明地鬆動國家婦運和1990年代中期「同陣」以來的同性戀運動正典化現象，經由脈絡重探，挖掘了男男同性行為曾經與「人妖」扣連的男扮女裝和賣淫──混合的歷史過程，卻在同志運動日益茁壯的過程中消失於記憶之外。桑梓蘭也點明了性認同符碼全球化的效應對第三世界而言並不是理所當然，將翻譯性少數（從西方醫療化到運動語言）置於特定的在地時空，並提醒了1990年代後性少數運動遍地浮現的背景──大都市、大眾媒體與市場化。而在西方英文世界，自1990年代跨性別運動，如Richard Ekins and Dave King（1996）、Patrick Califia（1997）、Joanne Meyerowitz（2002）到《跨性別研究讀本》（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06）等，填滿了對19世紀末歐洲至美國20世紀50年代以降過程的理解背景；自2000年代中期至晚近，隨著跨性別社群主體性醞釀能量的成熟、相關政策改革，跨性別研究的質與量皆據增。然而，在西方世界之外，第三世界在近代化過程中遭逢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動盪。作為後進地域的我們，在每每嫁接與西方進程接軌之外、必須重新脈絡化自身地域的特殊歷史過程。泰國研究者Peter A. Jackson、菲律賓研究者J. Neil C. Garcia和Roy Tan編彙新加坡LGBT史的詳盡梳理，給了我重要的激勵和參照，也提醒繳交一份台灣研究的迫切性。這些前人的致力將跨性別研究的理論與歷史層面提升不同的高度；作為後進的如是主體，我也有幸得以跟隨前人的道路上。
「前跨性別」來自對“LGBT”、跨性別化（transgendering）之「全球－在地象徵交換結構」（趙彥寧 2001：86）加以有意識地正題化（而非視為理所當然、普遍與進步），把它視為全球化酷兒（global queering）與當時台灣在地學院/運動爭論之地景雜揉的結果，轉向於重溯跨性別運動發生前的前跨性別（pre-transgender）特殊時空下存在的後殖民“台灣性”歷史研究。這裡定義下的重構台灣性，拒絕於全球化＝美國化的重覆，也迴避於尋找本土的台灣跨性別起源本質的幻象陷阱，也非放在華文－中國主義架構，而是脈絡化其殖民性、國族、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過程（尤其1970年代中期以降），並將其亞際性構成的地理定位轉移至與東南亞間的經濟依存與文化流動。
第一篇〈台灣變性醫療論述的性別維序現代性〉，研究動機來自回應當前全球化人權的政策議題，試圖從台灣原由的過程中，尋找對當前的指引與解答。該文重新追溯西方「變性」發明的過程、關鍵轉折點及其特定的概念指向，由此參照、並更加細部地呈現台灣自1978年以降接收變性醫療知識的社會過程。我們認為跨性別是1990年代末自美國空運來台的產物，但實際是，台灣變性或性少數醫療化自1970年代中期起就已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及其當時台灣進入世界的慾望），並且有其一段曲折綿延的過程。在性別理論或運動者（advocator）尚未介入前，因性別痛苦而想變性的人、人道而進步接引西方的醫生和大眾媒體，共同催生了國內施行變性手術的合法化，卻隨即造成制度的慣例與僵化。變性作為科技的時髦事物，挑戰了華人性別體制（Chinese sex/gender system），卻被醫生實做、行政部門和社會大眾幾乎順利地所接受了。其原因為何，我欲提出變性知識域召喚、生產並重新正常化了主體，這同是西方邏輯，但也有其來自華人性別－家族觀、特殊的中介轉化。
第二篇〈世紀末鶯鶯燕燕－台灣三性公關（男扮女裝陪侍）的淵流與盛衰〉，出自反轉階級和性汙名的旨趣、介入性少數史觀、反省當前跨性別公民權侷限、也來自私人關懷，有必要對世紀末台灣的公眾記憶「第三性公關」重新脈絡化。不同於日治以降的萬華沿街賣淫，自1970年代中期起，男扮女裝陪侍首次出現於中山區一帶室內消費空間，與男公關「午夜牛郎」和男同酒吧同期（女同酒吧晚於1980年代中期），側寫了台灣的都市發展。歷經1980年代經濟發展的重組，1995年5月起由反串劇團「紅頂藝人」揭幕序曲，同年底於高雄業者首次創造「第三性公關」風潮，才成為世紀末的公共記憶。2000年後因經濟衰退和都市失去新鮮感，風潮瞬息衰退，只留下細水低流直至今日。這些生命紀錄了台灣的快速變遷，性少數在都市化過程中面臨的兩面命運，「成為真正的女人」和「認同男同性戀」逐漸分離的過程。學院和白天的性別社群，應當拾起這些過往生命，並重新掮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
第三篇〈華語「人妖」的跨國觀光他者化：台灣與東（南）亞的表演勞動遷移初探〉，試圖追溯跨國反串表演的多重遷移。台灣自1970年代有著新加坡人妖街印象，1988年解嚴後赴泰國人妖秀旅遊，由近代化過程的歷史梳理可以看到彼此間的牽連；台灣變性女或男同志也曾遠赴至性產業先進的日本從事陪侍。自1996年台南某遊樂中心引入仲介來台表演、未引起社會爭議後，外籍反串表演融入台灣鄉村看秀文化的一部份，卻又偶被充作道德攻訐的對象。本文將全球化大都會、西方觀點的LGBT運動進行轉移，以跨國跨性女表演勞動，突顯其國界、表演勞動與文化品味階序鬥爭，連結東（南）亞性少數在新自由主義下的相似命運。
這三篇切入的主題，有其相互關連或對照。變性醫療的軸線，呈現了「白天」的再現世界，變性手術多半是來自擁有都市職業的求診者、不然就是底層晉升主流社會、翻身的投射渴望與手段。三性公關的軸線，對照出「夜晚」的世界，其因出生條件和階級，在都市化過程中有著迥異又相同的命運。迥異的是，夜晚承受著學生或白天跨性別所不會遭遇到的階級、文化與性（sexuality）的歧視；相同的是，日常生活的樸實質地，朋友間的離合意義，對自我性別與親密情感的追求與受挫，以及追求更好的生活。亞際「人妖」的軸線，呈現了台灣性跨性別的跨國構成，並非只受西方影響，而是與鄰近的鄰居發生關連、相互影響。白天與夜晚、本國與跨國、都會與鄉村，多重切面構築了立體化的生命面貌。另外，書名「風俗」一詞，在日文同時具庶民日常（daily）與後來衍伸聲色場所的雙重意思，本書樂見這樣的言外之意，並由此曖昧來省思情色究竟是人類社會的特殊或眾相。
後殖民性：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的內部殖民
自從小時候偶然被《破報》上刊載的法農《黑皮膚，白面具》書介像被磚頭敲到一樣地吸引，受後殖民吸引有兩個因素。其一，作為性/別主體，由精神分析探討被殖民者對殖民母國間的內化傾羡糾葛，相當對比於我的生存處境，即對於客體或作為我是的女性投射，始終困惑於我的此有（da-sein）中，又同時作為我對世界敞開的意義方式。其二，史碧華克的後殖民批判，深刻地說明了台灣「跨性別」的處境，深深受著女性主義論辯、同志或酷兒的施恩治理，卻也帶來消音與歪曲。跨性別不是被看作婦女運動、「性別平等」或「多元性別」推進的母性同化，就是被看作挑戰保守婦女或國家女性主義的戰略地點；不是被包括在「同志」或「LGBT」施恩、啟蒙或包容的拯救客體，就是被酷兒理論視作挑戰同性戀正典的政治位置。當然，這些都是跨性別，但又都不是。跨性別的概念發生和政治構成有其歧義和多樣性。不論西方或台灣，跨性別也並非在婦運→同運後的先後進程，而是同時的、獨立的淵流、社會過程和生命存在。
身為一個分離主義的跨性別立足論者（separatist stand-point on transgender），不可否認，宣稱以跨性別中心視角重溯歷史，也可能來自個人的懷鄉主義，企圖編織一個台灣未受汙染「起源」的人為神話；也恐重蹈認同政治的危險，將其重新物化為單一的封閉整體。我並不熟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倒退天使和晚近的酷兒時間性。以現象學而言，我將時間性理解為當今與過去的相互統攝（對過去的理解，必定已包括當今的視野）；而海德格式的日常性是描述今日的起點與解構開端。援引德希達的延異和多重意義、哈洛維的部份觀點與巴特勒的時間性，我建議將跨性別視作暫時的論述－政治場域，與諸如「女性主義」「同志」「酷兒」呈現相互獨立又部份關連的互換視角，並保持空白與開放。我也無意召喚前人壓迫苦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將時間放進情感動員的線性進步觀；相反，進步往往是不斷的遮蔽，梳理歷史追索蹤跡，以被掩蓋的過往敞開多重的想像與可能。本書的工作也不希望（又）被無斷轉載作汲營跨性別政策倡導或善意、正義感記者報導的素材，而是希望謙卑地學習前人歷史的深刻與貢獻，並且將當前問題的解答回到與社群、社會的並肩對話上。
多重怪胎：作為學院外的他者弔詭與另類出路
作為如是主體，有其多重的飄流經驗，並從邊緣重新對中心進行闡連。在同志社群，跨性別有其孤獨；在婦女運動或稱作女性主義，跨性別有其孤獨；在學科之間，（西方）哲學在台灣也作為被不可辨識的怪胎（queer），使我在歷史系、中文系與社會學系內課堂上、羡慕地又外人般地飄泊而尋找歸屬。自幼時期間，對學習西方的興趣，和來自性/別的生命質地探求，是同源於一的。在被《存有與時間》前半部所吸引而著迷時，找到了我性/別生命困頓的重新解釋方式（如果想起台灣許多憂鬱性少數皆曾尋求寄託存在主義哲學的系譜）。也樂見晚近有愈來愈多來自人文或性別學界對歐陸哲學有更多的跨學科興趣。
歐陸哲學與跨性別，使我賴以呼吸的語語和思路有其怪誕，但同時也和我們這一代的世代處境有關。當然，私人層面上，青春歲月我耗費了過多時間在性別探索的哭泣上，以至沒有汲營於累積更多的跨國移動條件。不同於上個世代，作為七年級生，面臨教育擴張和高教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的結果，交織著個人原生家庭及跨性別社會處境，我們這代是看不見未來的一代。但作為如是怪胎，不論未來際遇起伏，當下的位置是有所可能的另類意義。缺少學院內（和鄰國相比不太多的）物質支持，但也逃逸於體制、升等點數和權力關係的規訓，以及批判學者其社會地位對跨性別作為報導人研究對象的權力宰制。本書選擇並未經過學術同儕期刊審查，躲避單一敘線的字數限制，也因為期刊點數IF（impact factor）之於目前我的物質或名利並無意義。相反，我欲尋求院外的另一種暫時位置，作為得以賴以為濟的管道，以及和社群與社會的對話。援引小時候青春時期我是台灣2000年後獨立樂團的樂迷經驗，獨立音樂（indie）的意義之一，即自己經手過程，使作品得以心中的樣貌呈現，而不受外在市場機制所限制。
歷史研究是豐富的研究取徑，許多豐富題材尚待未來挖掘，如監獄議題、親密關係的「欺騙」、藝術表演的深化與犯罪史的階級呈現。本書並未討論女跨男或女扮男裝，在史料中，女扮男裝和女裝男性相較、有其大不相同的社會意義。如同同類理解同類的共鳴，我更期待是由未來的跨性男或陽剛女性主體，來進行這項跨越時空卻性別經驗相仿的詮釋工作。
最後，感謝容忍我或像我們這類人的自我中心與任性，長出長得亂七八糟卻綺異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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