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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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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像（摘錄）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本文所討論的陶晶孫，這位游移中國、日本、臺灣的「跨界者」在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中可說是被完全遺忘的一位，然而臺灣卻成為他文學作品中的一頁被記錄著。陶晶孫，本名陶熾，又名熾孫，筆名晶孫、陶藏、烹齋、冷孤原等，1897年生於江蘇無錫，祖父曾任官太平天國，父陶廷枋，曾中秀才。幼時在家鄉廷弼小學就讀，1906年和姊隨父移居日本東京，先後於東京的錦華小學、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就讀。1919年入學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低郭沫若一級，入學九州帝大後，對文藝熱愛日深。1921年春和郭沫若、郁達夫、何畏等人共創同仁誌《綠》（グリーン），陶晶孫在第二期發表其日文短篇小說處女作〈木犀〉，郭沫若大為折服，勸陶晶孫譯為中文發表，郭沫若在讀了中文版後，讚嘆：「每個國家的國語有其獨特的美，此篇小說的中文版遠遠不及日文原作特有的深層韻味。」認為陶晶孫的日文表達優於中文。同年7月，陶晶孫與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創造社」，提倡「為藝術的藝術」。1923年4月，九州帝大畢業後，轉入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學教室就讀，同時也在醫學部生理學教室從事電氣生理學實驗，課餘並組織交響樂團，擔任指揮。翌年和郭沫若日籍夫人佐藤をとみ之胞妹佐藤操結婚，並屢屢在《創造季刊》、《洪水》等中國的文學刊物發表短篇小說。1926年，陶晶孫取得醫師證書，移居東京，任東京帝大醫學部助手，又兼東京帝大附屬泉橋慈善醫院醫師，1927年，代表作短篇小說集《音樂會小曲》，由上海創造社出版，日後被稱為是中國最初受到日本新感覺派文學影響的作品。

1929年，陶晶孫告別寓居二十三年的日本返國，從九歲的小留學生，一路經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九州帝大、東北帝大的薰陶已成為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戰前的高等學校和帝大是日本培養統治階層的高等學府，陶晶孫在此高等學府接受了當時日本的西歐式高度教養主義教育及專業訓練，培養了其音樂、文藝等藝術素養使其兼具了科學家與文學家的身分。陶晶孫的返國，意味著他必須面臨再一次的國境與語境之跨界。返國後，陶晶孫任上海東南醫學院教授，同時繼續創作活動，並且日益關心左翼文藝和戲劇運動，特別是對木偶戲的注目，他先後翻譯描述農民出身的日本士兵之覺醒的反戰劇作〈勘太和熊治〉、德劇作家漢斯．沙克斯（Hans Sachs）的劇作〈傻子的治療〉、木偶戲的解說等，並在雜誌發表，後於1930年集結成《傻子的治療》一書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同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般簡稱「左聯」）成立，陶晶孫為盟員之一，8月，返回故里無錫開設厚生醫院。1932年，厚生醫院停辦，回上海東南醫學院擔任教授公共衛生學之教授，並兼任日人創辦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寄生蟲學等調查研究。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東南醫學院遷移重慶，8月，上海發生「八一三事變」，夫人攜三子暫離滬赴日，陶晶孫體弱多病，獨居上海，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衛生研究室主任。1941年，夫人攜子返滬，1944年5月，散文集《牛骨集》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日文《陶晶孫日本文集》由華中鐵道出版，11月，以上海市代表身分，出席在南京舉行的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陶晶孫與東南醫學院院長郭琦元等人奉派為接收專員，前往南京接收日軍陸軍醫院。1946年赴臺，擔任臺灣大學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兼衛生學研究室教授，其時長男與次男皆在日本求學，故僅帶著三男陶易王和夫人赴任。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陶晶孫的連襟郭沫若擔任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0年代初期，韓戰爆發前夕，中國隨時準備「解放」臺灣，如驚弓之鳥的國府積極追捕彈壓所謂的「共黨分子」，過去身為「左聯」一分子的陶晶孫處境之艱難可以想像，1950年年初，陶晶孫從擔任國民黨祕密警察的遠房姪兒張延生處得知三男因參與學運名列黑名單，遂決意逃離臺灣。同年4 月，以赴日參加學術會議之名，一家三口從臺北抵日本，居住東京郊外的千葉縣市川市，陶晶孫再度重返度過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的日本。其後約在1951 年初獲得永久居留權，4月，受東京大學文學部倉石武四郎教授之邀，擔任文學部兼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並以寄生蟲學的研究論文取得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此時也開始應《文藝》、《展望》、《歷程》等文藝雜誌之邀稿，恢復日文創作，漸受日本文壇注目，除了與舊識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詩人草野心平、評論家河上徹太郎、文化人內山完造相往來外，也與著名詩誌《歷程》同仁時有交遊。

1952年2月，因肝癌於千葉縣市川市國立國府臺病院逝世，享年五十五歲。同年10月，日本友人整理其晚年在日本發表的文章，題名《日本への遺書》，由東京的創元社出版。

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迄今皆沿用其三男的說法：陶晶孫參加了接收臺灣的舊臺北帝國大學的工作，推薦他承擔這一工作的是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衛生部長的羅宗洛。陶晶孫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根據筆者的調查，1945年10月，國民政府委派羅宗洛以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派員身分（該委員會的委員有梁龍元兼祕書、杜聰明、蘇步青、劉光華、陳建功、馬廷英、蔡邦華、陳芳之、陸志鴻，專門委員林忠、瞿絡琛），赴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羅宗洛於10月17日抵臺，11月15日正式接收臺北帝大，並代理臺灣大學校長（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此後，一直到1950年陶晶孫離臺為止，臺大的校長依次是陸志鴻（1946年8月至1948年5月）、莊長恭（1948年6月至1948年12月）、傅斯年（1949年1月至1950年12月）。關於陶晶孫赴臺的原因，其三男的說法恐怕有誤，因為當時陶晶孫並不是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的一員，羅宗洛也不是國民政府衛生部長，而且從羅宗洛遺留的〈羅宗洛回憶錄〉、〈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接收臺灣大學日記〉（1945年10月17日至1946年6月3日）三份書誌中從沒有出現陶晶孫的記載。

三男的回憶中提及「保存下來的國立臺灣大學的聘書上則留有陸志鴻校長的署名和公章」，據此可以推測陶晶孫是在1946年8月，陸志鴻到任臺大校長以後才任臺大教職，至於為何任職臺大則待進一步的考證。此外，其三男指稱其「被聘為醫學院教授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一事也是疑點很多。1946年的「熟（筆者按：熱之筆誤）帶醫學研究所」職員錄上寫著「所長代理杜聰明」，職員錄上並沒有陶晶孫。1947年1月的「國立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職員錄」上寫著「教授兼所長洪式閭　浙江　到校35.8」，此份職員錄上已出現陶晶孫的名字，職員錄上寫著「陶熾　上海
施高塔路施高塔里2號」，沒有註明籍貫和到校時期。同年8月的臺大教職員名單上，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也有陶晶孫，寫其本名陶熾，所長是洪式閭，此外陶晶孫還是醫學院衛生學研究室教授。1947年和陶晶孫同時在熱帶醫學研究所任職的副教授鄭翼宗也曾回憶傅斯年到任後，洪式閭所長即離任返回大陸，從1949年新年開始，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由邱賢添擔任。因此陶晶孫擔任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說法值得商榷。陶晶孫於臺灣時代的活動，目前能夠確定的部分列於表三。

熱愛文學創作的陶晶孫，臺灣時代都專心致力於臺灣公共衛生學方面的研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學活動的軌跡，同時期和他在臺大共事的大陸來臺著名學者與作家有文學院長錢歌川，中文系教授許壽裳、魏建功、臺靜農，共同科教授黎烈文、李霽野，副教授雷石榆，其中雷石榆還曾參與「左聯」東京支部的活動，他們都未曾留下任何與陶晶孫的交遊紀錄。此外，陶晶孫和臺灣本地人士的互動也非常有限，上述和他一起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共事過的臺灣本地人士杜聰明和鄭翼宗的回憶錄中，也未留下任何與他相關的隻字片語，反而是同時期在醫學院隸屬解剖學研究室的著名體質人類學家金關丈夫，留下了對他的個人回憶：

昭和21年（筆者按：1946年）在臺灣第一次和陶熾博士見面，⋯⋯直到我離開臺灣為止，共交往了三年多。當時陶博士是臺大醫學部的衛生學教授，沒有自己的講座（筆者按：金關的記憶有誤，陶晶孫隸屬衛生學研究室），並兼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當時大學的研究條件不差，但是薪水很低，來臺的教授們和從大陸撤退來臺的人一樣，理應生活很辛苦。但是很多來臺教授過沒多久從外表上即可看出其生活非常充裕，陶熾博士是少數生活一直很清貧的其中一位。有一天，醫學部前面的大馬路上，有一位個子很高的男子披著一件黑色綿袈裟，稍微彎著身子，飄然走過。走近一看，原來是陶熾先生。我看到了他的清貧身影。

而臺灣本地人士唯一有關他的記述是在他逝世將近半個世紀之後，臺灣大學教授柯慶明的個人回憶：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醫部的先父柯源卿先生，在光復後攜眷（我當時未滿週歲）返臺。在臺北偶遇，早期為創造社成員，作品入選《新文學大系》的陶晶孫先生，陶先生與郭沫若是連襟，因為自身是九州帝大醫學部畢業，後來又在東北帝大研習，受業同屬日本帝大系統，對先父不免惺惺相惜。⋯⋯小時候父母以日語稱呼的「陶先生」，在家裡似乎是一個莊嚴神聖的存在。跟我有關的是「陶先生」送了一雙灰褐色造型摩登典雅的小孩皮鞋給我，在戰後那百物匱乏的年代，顯然是彌足珍貴的「寶貝」。

臺灣時代的陶晶孫為何在文壇上噤聲呢？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六百萬人口中，日語的使用率保守估計高達百分之七十，臺灣基本上仍屬於日本語文化圈，因此對他而言，臺灣雖然陌生，但不會是隔絕的「國境」與「語境」。從他對〈淡水河心中一文的主角智芙的介紹中，可以得知這位和作者陶晶孫有著相同背景的年輕學者，因具有日文能力所以能夠跨越語言的藩籬進入臺灣社會，因此具有相同背景的陶晶孫應該能夠容易地進入臺灣。筆者僅能從當時的氛圍進行推測，當時正是國府剛收復臺灣之際，整體而言，社會氣氛緊張加上文化出版方面限制頗多，除了禁止雜誌、報紙使用日語外，能發表中文作品的園地也相當有限。此外，作為文學家的陶晶孫，在戰爭期間以陶晶孫之名曾在上海參加日偽組織「中日文化協會」並出席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活躍於上海。戰後初期對於「漢奸」相當敏感，曾為「偽政府」工作或者加入「偽組織」的人很容易被認為是漢奸或者協力者而遭到不測之禍，這些不甚光彩的前歷可能是他到臺灣以後，選擇作為科學家的「陶熾」，而不是作為文學家的「陶晶孫」的主因。然而，這位在臺灣幾近噤聲的文學者，在抵日本之後卻以陶晶孫為名用文字記錄了臺灣，在其文學中留下了臺灣的「跨界」印記。

序：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摘錄）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二十世紀東亞紛擾動蕩，中國、日本和臺灣的關係尤其錯綜複雜。1945年8月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臺灣經過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重回中國懷抱。但臺灣的回歸只是世紀中期另一波東亞政治史的序曲。國共内戰，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權撤守臺灣必須在更大的歷史脈絡裏理解。從東西冷戰到包括美軍駐日，從韓戰到中共與蘇聯的分合，無不牽一髮而動全身。

在這個時代裡的中國人——或曰華人——如何找尋定位，因此成爲艱難的挑戰。所謂定位，不僅限於國籍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歸屬，也包括社會關係的重整，文化脈絡的清理，以及自我主體的安頓。更重要的，因爲時代動亂，許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越境的境況，做出種種無奈或隨機選擇。這些選擇不再能以簡單政治論述歸納，而必須由識者以豐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細膩描述。

《漂泊與越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作者黃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學者，目前任教愛知大學。黃教授專治中日文學交流史，對戰後臺灣的文化轉型尤其有精深研究。專書《「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堪稱臺灣史的第一本有關戰後文化重建的專著。黃教授根據大量一手資料，探討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教育制度、國語政策、文化傳播的種種措施，並思考因此產生的社會反應及政治後果。戰後臺灣夾處在殖民現代性、民族主義、以及本土情懷之間，確是探討後殖民現象的重要教材，更不論隨之而來的國共内戰，以及一九四九年的大分裂。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從制度史面觀察臺灣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轉型，《漂泊與跨境》則更進一步，扣問置身其間的個人何去何從。當此之際，曾經奔赴祖國的臺灣子弟有了不如歸去的感嘆；三十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輾轉來到國民黨最後據點；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島上經歷一場或去或留的鬥爭；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為戰後中日關係裝點門面。這些文化人的經歷有的驚心動魄，有的不堪聞問。他們以各種文本——自傳或日記，小説、戲劇或雜誌——留下珍貴記錄。一個甲子之後讀來，在在要讓讀者感嘆世事多艱，個人生命的流離顛簸，紙上文章哪裏可以道盡？

《漂泊與越境》共分爲四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以個案方式描述這段期間文化人的歷程。「故鄉與他鄉」介紹深受五四洗禮的張深切在大陸的啓蒙、革命歷險，以及戰後回歸臺灣，重起爐灶的過程。與張相對的則是較不知名的楊基振。楊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後赴滿洲國工作，戰後曾滯留華北，最後返臺。正因為楊不屬於文化圈，他在東北華北所見所聞才更爲彌足珍貴。張楊以臺灣人的背景闖蕩中國大陸，他們的身分——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每每成爲焦點，也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然而峰迴路轉，張深切回臺後成爲臺灣戰後話劇電影業的先驅，楊基振更投身臺灣民主運動，與自由主義理想共相始終！這樣的轉折，應是黃教授著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是本書最耐人尋味的部分。黃教授以魯迅名篇〈藤野先生〉與陶晶孫的日文創作〈淡水河心中〉兩個文本，討論語言翻譯、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過程的糾結。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發行雜誌《新聲》，選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關係。唯此作以摘錄形式發表，文本的刪節編輯意外引發如何詮釋魯迅——以及如何詮釋魯迅投射出的中日歷史經驗——的路線之爭。〈淡水河心中〉則是由彼時任職臺大醫學院的陶晶孫根據一樁殉情案寫成。陶在日本成長接受教育，三〇年代曾是左聯成員，戰後來臺，未幾因白色恐怖威脅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聞在五〇年代初轟動一時，陶的改寫有意無意間引發官民、族群、性別、語言、媒體重重權力關係運作。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複雜度亦由此可見一斑。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焦點是五四文化人許壽裳。許爲魯迅摯友，戰後應陳儀之邀來臺參與文化重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許的任務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事實卻遠較此複雜。許早年留日，深諳日本近代學術成績，因此在編譯館任内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傳統。除此，許呼應魯迅精神，將戰後重建工程導向魯迅所謂批判的中國國民性改造，因此與官方意識形態產生嫌隙。許壽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殺而客死異鄉，他在臺灣的工作也功虧一簣；他所示範的兼容並蓄的精神，求諸今日，反而不可復得。

本文最後一輯「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分析施叔青寫於香港回歸前的《香港三部曲》。與前三輯相比，本輯在歷史時間與文本選擇上可能稍顯突兀。黃教授的用意應是借此喻比，以香港殖民故事以及作者游離歷史、文本内外的立場，對照臺灣的殖民經驗。香港的故事完而不了，是否正投射臺灣的故事也是仍待繼續？從殖民到後殖民，千絲萬縷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凡此都需要論者以更包容的態度，更細膩的批判方法來面對。

《漂泊與跨境》投射的空間格局極爲繁複。帝國與殖民地，祖國與家鄉，國民黨與共產黨，世界冷戰布局與東亞地區嬗變此起彼落。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面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也必須不斷改造身分、文化與政治認同的關係。黃教授無意迎合時髦的後殖民、再殖民理論，也不汲汲於轉型正義口號。他理解離散與漂泊所帶來的創傷，但更認爲這一課題不必局限在控訴或撇清的無盡循環裡。在檢視歷史暴力的同時，他思考「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意義，從而理解越是亂世，越有思辨文化建設的迫切性。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親中、親日還是親臺，都必須從文化脈絡中理解並反省自己——與他者——的執著與盲點。用黃教授的話來説，大變動「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都帶來新難題，也帶來新的契機。張深切、楊基振的大陸去來，許壽裳、陶晶孫的臺灣經驗，無不皆然。

序章（摘錄）
黃英哲（本書作者／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臺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臺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臺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臺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分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臺灣十八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筆者過去曾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一書中，討論戰後臺灣在戰後初期的政權轉移過程中，從原先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轉變成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的文化重建政策。然而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變遷與新的文化政策，不單單只是國籍改變、領土重整，以及人民的再民族化而已，制度上的變遷，落實在具體的人民生活中，牽動的是具體的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乃至重新學習的過程。認同的形成或是身分的轉變，也留下了種種的疑惑與糾葛。歷史中的生活者，在大社會的政治結構變遷中，個人進退出處之際，存在著多方的路徑，以及各種離散又回歸的人生經驗。這也是本書希望能在先前的制度分析之外，進一步透過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的轉譯與流通，文化意義的生產與歧異，在場與不在場的參與，探究在二十世紀屬於臺灣的離散與漂泊、入境與越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本書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在「故鄉與他鄉」內，我分別以橫跨戰前與戰後的文化人張深切與楊基振的人生軌跡，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1920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臺灣文化身分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臺灣，更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臺語電影創作者。在政治活動與文化工作之間的抉擇，在臺灣與中國南北之間的遷移，竟也與其政治上的活動相次交疊。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臺籍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洲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我們用以分析張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而已，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他們又如何在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則是以兩個文本在戰後臺灣的登場，呈現戰後臺灣的存在在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中歷史與文化的糾結。其一是魯迅的名著之一〈藤野先生〉，摘錄登載在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刊行的雜誌《新聲》，所引發的日僑之間對原先代表中日友好的〈藤野先生〉摘錄問題的責難與批評。魯迅的作品，戰前早已被介紹到日本與臺灣，但是在1945年戰爭剛結束之際，此一文本卻引發了在臺灣的日僑內部關於戰爭責任問題與未來新歷史要如何展開的討論，在反省戰爭的同時，卻存在了在新歷史展開之際，如何面對過去歷史問題，似乎仍可見之於今的兩種態度――面對真實的過去，即便可能對當下造成困擾也要呈現完整的歷史；或者為了建立當下的友好關係，有必要遮蔽令人不愉快的部分歷史。魯迅的文本在戰後初期的時間點上，意外地在臺灣成為日僑之間關於未來歷史的批評素材，輻射了未來的兩種新歷史的路線。魯迅文本的越境，與其意義再製，也令人不禁想要進一步思考當代表中日友好符碼的文本產生效果之後，臺灣的位置何在的延伸問題了。另一文本是由曾經參與左聯的陶晶孫，戰後來臺，任職於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之際，取材社會新聞所創作的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中文題為〈淡水河殉情〉）。陶晶孫本身就是一個漂泊的人物，從中國到日本再回到中國，戰後來臺幾年後為躲避白色恐怖的網羅，逃往日本，最後病逝於日本。陶晶孫所取材的男女殉情故事，在1950年代的臺灣，引起了從官方媒體到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種種解釋，這些社會賢達們也借題發揮，使之成為國族文化說喻教化故事。陶在小說中設定了代表一般臺灣人民間輿論的場所產生的對應版本，巧妙地用小說呈現了當時戰後臺灣交織的官民、族群、性別、語言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文本的越境，從社會事件到新聞事件，再到小說文本，竟也有了一重又一重的文本意義的衝突與疊合。呈現出多重意義的小說文本，似乎也與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疊合與葛藤，若合符節，互相呼應。

如果魯迅的文本〈藤野先生〉曾經在戰後臺灣初期的日僑中間，引發關於未來可能性的辯論，那麼戰後系統性地介紹魯迅，並試圖推廣魯迅的精神作為戰後臺灣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內涵的，則不能不進一步討論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了。在「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單元中，筆者分別討論許壽裳戰後來臺主持臺灣省編譯館（以下簡稱編譯館）時，在具體的工作背後所具有的思想，以及其所採用與延續的日治時代的臺灣研究業績。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推動的文化政策，除了「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外，當時負責陳儀政府重要教育文化政策的編譯館長許壽裳的構想，主要是將臺灣的戰後重建，整體性地納入魯迅曾經提倡的中國國民性改造的構想中。因此，許壽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也是魯迅思想與作品的重要推動者，在許多文化、教育與宣傳的場合，皆再三強調魯迅精神的人道主義與戰鬥的現實主義。若與等待遣返的日僑的魯迅文本閱讀並置，魯迅成為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不在場的參與者，呈現多重的意義。雖然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以再中國化為主要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曾經留學日本的許壽裳，深知日本近代學術的成績，在編譯館的工作中，增加了「臺灣研究組」，聘用、留用日籍學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知識性與科學性的臺灣研究。而此一傳統，在1947年中編譯館撤銷改編、許壽裳於1948年在家中遭難之後，仍有所延續。

最後在「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閱讀與分析，藉由施叔青在小說中重建的香港史中的性別、殖民與慾望的交織，以及小說作者的在場與不在場，作為同樣有著殖民經驗的臺灣與之相互參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糾葛，即便小說比歷史更真實，最終小說家還是遠離了。不在場，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到過往歷史的繁華或頹圮，甚至說故事的人，都不在了。在人事皆非之後，舊地重遊，舊事重提時的不在場狀況，或許最終是充滿著離散經驗的前殖民地，在殖民結束之後的最典型後殖民狀況。

臺灣的歷史，交會在近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的擴張中，以及位處於不同國族國家的交涉互動的大小板塊之間，在重層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重的邊界，也因此造就了多線的路徑。這些歷史中形成的境界線，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實體的、有象徵的。政治經濟領域的國境線，與文化身分的認同邊界，彼此交錯。重層的歷史與多重的邊界，形成了生活在其中的，擁有跨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觀意願的文化資本的知識人，其生命史展開的多元路徑。

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他們在分裂動盪的時代，或為求學之故，或因政局因素，漂泊異鄉，也使原先可能固著的文化產生流動。這些文化人的際遇呈現了近代東亞離散經驗。而在這樣的大變動時期，卻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均可見一斑。一方面，雖然國民國家的文化政策試圖將文化國族主義化，建立文化上的國界以及民族界線。但同時，從文化傳播的路徑來看，自願或他力導致的移動或離散，卻也產生打破地域壁壘劃分的可能性。東亞城市如上海、北平、大連、重慶、延安、臺北、東京，甚至延伸至南洋諸地，無不因為人的遷徙、文本的傳譯而串聯起了一個交混又密集的文化網絡。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可以說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臺的地理空間，在臺灣、滿洲國、香港、臺北、北平，不受一地所侷限。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他們的出身各異，其中有來自臺灣的張深切、楊基振，有中國的陶晶孫與許壽裳，也有在臺日僑。然後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然後終戰後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有交會，但也共同呈現了重層的時代紋理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了跨境的軌跡，前往陌生的地方，發展了事業。他們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目次

序：漂泊中展開人生，越境中發現認同／王德威

序章

故鄉與他鄉

第一章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自傳作品所呈現的人生軌跡
　一、張深切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中之定位
　二、關於民族意識之覺醒
　三、「臺灣自治協會」時期
　四、「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時期
　五、戲劇活動與政治運動
　六、「臺灣文藝聯盟」時代
　七、《中國文藝》時代
　八、返臺與歸隱
　九、結語

第二章楊基振及其時代：從日記看一位臺灣知識分子從戰前到戰後的心理轉變
　一、楊基振與他的時代
　　（一）學生時期
　　（二）滿鐵時期
　　（三）華北時期
　　（四）歸臺後
　二、日記的歷史書寫
　　（一）戰時華北地區臺灣人的交往圖譜與生活景象
　　（二）戰爭時局的認知情形與戰後經濟的動蕩
　　（三）日本敗戰後華北國軍、八路軍與日本軍的角力關係
　　（四）戰後旅居大陸臺灣人的財產問題與歸臺經過
　　（五）「光復」後的臺灣諸般世態：二二八事件前後
　三、結語：戰前到戰後——一位臺灣知識分子的心理構造轉變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

第三章〈藤野先生〉到臺灣：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
　一、前言
　二、魯迅的臺灣傳播
　三、關於日文雜誌《新聲》月刊
　四、「友好的象徵」：節譯版的〈藤野先生〉
　五、結語

第四章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像
　一、前言
　二、從一件殉情事件談起
　三、臺灣時代的陶晶孫（1946-1950）
　四、致命的吸引力：當臺灣女子邂逅大陸男子
　五、戰後臺灣社會像書寫：〈淡水河心中〉
　六、結語
　附錄、陶晶孫〈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情〉）

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

第五章國民性改造的構想：許壽裳與臺灣，1946-1948
　一、前言
　二、許壽裳的赴臺
　三、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
　四、許壽裳與臺灣文化協進會
　五、許壽裳與臺灣的魯迅傳播
　六、結語：許壽裳與臺灣大學

第六章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
　一、前言
　二、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之設立
　三、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成果
　四、臺灣省編譯館撤廢後臺灣研究組人員的去向
　五、結語

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第七章香港文學或是臺灣文學：論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一、前言
　二、異鄉客的香港史：城市地圖的銘刻
　三、「日不落國」的殖民幻影：施叔青的後殖民寫作策略
　四、文學史的位置：臺灣？香港？
　五、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