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向來學歷史的人，比較不注意社會和經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也不過只是兩百年之久而已。後來開始講經濟和社會學時，並不牽入歷史，要到後來才知有連帶關係。
社會與經濟兩者可合講，亦可分講。所謂“唯物史觀”，即是“經濟史觀”，他們認為由經濟形態來決定社會形態，再由社會形態來決定一切歷史，遂有社會的分期。中國人講歷史比較有系統，是按朝代來講；西方人講歷史則較紊亂，故只分為上古、中古及近古等來講。由“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的學者來分期的話，則稱政治跟社會、社會跟經濟。封建主義是農業，資本主義是商業，共產主義社會則仍是工商業，這樣分法，可以說部分是對的，但是對東方歷史來說，則不能如此分法來講。因為人類歷史演進並不是照馬克思所講的。人類歷史的演進，有無共同的軌道，是一個大問題，對各個不同的民族來說，意義極為重大，這要用歸納法來講。中國人的歷史演進，歐洲人的⋯⋯回教人民的⋯⋯歷史演進，將各民族的歷史演進加以匯通，可以看出是否有共同軌道。
今天講理論的，蘇聯的有講錯，但卻講得有聲有色；此點為英美各國所不及。今天如果英美各國要想用真理來駁倒共產黨的理論，這就得要獻身於真理。
今天要用政治或宗教等來解決問題，卻解決不了，因此，西方人就漸漸注意到東方的歷史了。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較傾向於蘇聯，力量很大；大陸青年須學習“唯物史觀”，影響很大，因其政府想用“唯物史觀”來溝通中國歷史。
最近，法國的巴黎正在召開漢學家會議，提出中國歷史如何分期。今日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土耳其、埃及等等國家的歷史都不完整，唯有中國的歷史，才可以來研究人類的歷史如何來演進。這便是今日歐美已注意到的文化問題。
從前的西方人，總認為不信上帝的民族是不開化的。但今日他們改進這種錯誤觀點。今日來談這問題仍是一個知識的歷史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要求，是書上沒有的新知識。
共產黨有一套根據歷史的大理論，因此看不起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職業性的小問題。將來對世界學術有大貢獻的，最好是研究中國歷史。
今日世界人類已經覺醒，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願佩服他人的。今日我們來講世界人類歷史共同演進的方法，就要用歷史的科學的歸納法。
第一篇 古代氏族社會與農業概況
一、古代北方農作物考
最古的中國社會並非原始共產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中國古代的經濟以農業為始。世界各國文化的開始都是如此。
所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即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中國，文明發源地都是從農業開始，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底格勒斯兩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黃河，其實中國不同上述三國，因農業發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國的農業發展並非單靠一條河。今舉例言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均區於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緯度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與巴比倫面積小，印度較大，但比較單純；而中國卻幅員大，是大面積的，此點亦與上述諸國有別。
再者，中國古代的北方農作物並非種稻麥。向來有所謂五穀，即黍、稷、稻、粱、麥，再加上豆，則稱六穀，再加上別的，則稱九穀。農作物的品種，照理是由一處散佈至各地，各種生物學均然。所謂生物一源，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我人如要研究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根據歷史來研究。
中國最早的農作物，應是黍與稷，最早產於北方的便是黍與稷，我國的《詩經》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講到占卜年成好壞，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甲骨文，但未見有“求麥”，因為黍賤易種，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人求豐年只求黍，這是歷史材料，當我人研究此種甲骨文之史料時，應該發生問題，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麥，原因如上所說，因黍是不值錢而易種，是商代人的主要農業作物，這證據可在《詩經》中找到，因黍稷兩字很多。
我國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后稷，有神農。后者，上帝也，“后”與“神”都是形容詞，神農姓姜，后稷姓姬，此兩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后稻、后麥，而稱后稷呢？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最古的農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盤庚後之文物，是我國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藉傳說而來，這也不一定不可靠，此假說乃由推想而來。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農作物，因為鄭玄說：“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方以麥為主，種麥處即是種稻處，我國南方以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的水份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份少，故生在高地為宜。
今提出另一證據，束皙〈補亡詩〉云：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陵是指山地，丘陵之意，即黍開花於山上，長江流域地區的山上可種稻，有田，但在黃河流域的陝西地區山上則種麥，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種高地山上的農作物，是旱地作物。
另一證據是《史記》〈五帝本紀〉云：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這是說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魚。
又一證明：后稷發明叫人種田就在山西的稷山（並非陝西），自古就有此傳說。
再一證明：神農一名烈山氏，意即神農氏發明農業，將山上的樹木燒掉作肥料來耕種作田，並非用水利灌溉來種田，所以又稱為烈山氏。
又如夏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齊俗訓〉云：
“堯之治天下也，⋯⋯澤皋織網，陵阪耕田。”
所謂陵阪，即在山上耕田；澤皋者，即在平原之湖泊地區捕魚。淮南子是今安徽人，知古代人低地捕魚，高地種田，可見他懂得歷史。
又一證明：《吳越春秋》〈吳太伯傳〉道：
“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即后稷）使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
《吳越春秋》的作者是東漢時的浙江人。此處所謂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種田。
由上述各種證明，古代人種田均在山坡上，種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麥作物。
四、氏與族的分別
我們可稱古代為氏族社會。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所謂禹會萬國，在古代無國只有氏，故此處稱防風氏，而不叫防風國，一個氏即一個部落，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族”者，即在一面旗幟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這是遊牧民族，所遊過之處，他人不得侵犯。“物”字從牛從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種，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種說法。物本來是分別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滬語“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讀作勃，考察之意。故“物”者是在旗上畫一個手，這證明古代是圖騰社會。
今由“物”講到“族”，族是到處去打獵，帶着弓矢，是個遊牧社會。“族”是可遷徙的，“氏”是較安定的。
至商代時，人民已遷居至低地。但種麥者仍稀少，此時亦沒有稻。由氏族兩字來看，我國古代社會是遊牧兼耕稼。可能遊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較高的耕稼民族反而住在山坡上。要待人住在平地耕種時，需要有堡壘防禦，但當時仍無城牆，相傳鯀發明築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我人可根據“黃帝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一句，來說明當時是否有城？
農業民族與商業遊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長住的、無爭的；後者則是戰爭掠奪的、流動的、爭奪的。
農業民族沒有防禦的必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故沒有國家和團體觀念。西洋人有悲劇，有驚險，因為是商業的；中國的農業則平淡無奇，亦無驚險。
氏有地域觀念，後來轉而為家族觀念。因此由氏族社會轉而為宗法社會。侯字有矢，是用矢射中酷的封侯，這是遊牧社會的制度。
古代的中國人是平鋪的，散漫的，物質是貧弱的，但可自供給足，因為窮，因此沒有奢侈，西洋社會是吃了奢侈的虧。中國則否。中國社會是散漫而不團結，但相安無事；自小處講，多成家庭觀念；自大處講，則變成國家觀念。
我在以上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氏族社會”；一是“黍稷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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