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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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柏林的現代，不在於想讓人嘖嘖稱奇、不在於努力要驚艷四方；而在於回歸城市應有的日常生活面，回歸人性。不走紐約、倫敦、巴黎的富豪奢華風，以高房價與高租金來震懾想要親近它的人；也不走北京、上海的高調誇耀風。這不是因為德國經濟欠佳，而是因為過去這裡曾是最高調講「現代性」的地方。 ……
然而，在大都會無奇不有、爭妍鬥豔的背後，這也是一個到處見得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返鄉回來，有著大量傷兵四處蹲坐在牆角乞討的城市。街道上來來往往、急著擁抱「前衛」的人潮，常常若無其事地從這些人身邊走過。著名畫家Otto Dix便曾以大都會裡隨處可見的傷兵為題材，創作過許多作品。刻畫他們身心受到劇烈創傷，並批判軍國主義帶給國民巨大的傷害。 ……

這些在君主時代滿懷軍國主義思想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民，從打敗仗的戰場回來後，卻回到一個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體制裡，雖然國名還是叫作Das Deutsche Reich（德意志國）。他們原先渴望透過戰功在社會階級上獲得晉升的美夢，不僅完全破滅；他們腦袋裡原先塞滿的軍國威權思想，面對民主共和帶來的種種衝擊，也裝不進新的公民意識加以應對；他們受創的身心讓他們失去正常的工作能力，難以適應快速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期待他們擁有健康的心態，在短時間內成為捍衛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呢？ ……

在這樣的情況下，柏林卻在高調追求前衛、解放、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下，從戰爭的創傷裡蹦發出不羈的活力，以極快的速度迎向解禁的時代。正如當時著名的媒體人與評論家圖悠斯基（Kurt Tucholsky）所說，除了柏林以外，德國只是一個被一群市儈的鄉巴佬統治的國度。德國需要藉著柏林綻放出來的光芒驅走鄉下地方的黑暗。然而，知識菁英卻忽略了，這個戰後躍升起來的大都會，內在藏著一個嚴重撕裂的社會：階級對立，左右派激烈叫陣，「新女性」急於擺脫傳統女性枷鎖，「新中產階級」急著脫離勞工階級，但卻被政經地位牢牢穩固的「舊中產階級」無情地排斥、鄙視……。凡此種種，都讓柏林成為德國其他地區的人發洩焦躁之氣的箭靶。柏林所帶動的種種「進步」，也被舊勢力、國族主義保守派、反猶太組織大力攻擊，藉以召喚群眾重返「真正的」德意志精神。
……
與希特勒傲視群國的「大會堂」設計思維完全相反，今天聯邦德國的總理府雖是全新建築，卻平實到幾乎有些不太起眼。面對總理府，右手邊是瑞士大使館，選擇這個歐洲中立小國作為總理府的鄰居，是很有意思的安排。與總理府面對面的，則是德國國會（Bundestag）辦公大樓。這個建築跨過 Spree河兩岸興建，中間以空橋相連。國會辦公大樓刻意跨越河的兩岸，象徵兩德統一在民主政治之下。在兩棟建築之間的Spree河岸，可以看到一排白色十字架做成的紀念牌，紀念冷戰時期為了從東德逃到西德而在此處被射殺的犧牲者。 ……

是的，作為兩德民主統一後的首都，柏林不再想走上爭奇鬥豔的路。俾斯麥的鐵血軍國主義與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都深知如何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美學景觀，來展現他們心目中的帝國威儀。經過二戰與冷戰，柏林看見自己的傷痕累累。如今反而選擇作為時時掀開自己歷史傷口的城市，讓這個德國新首都的景觀有著相當獨特的歷史反省基調。它圈起許多舊建築、打造了不少紀念園區，要從圈出來的空間，帶人回溯時間長河裡的過往，好好定睛「國家暴力」可以將個人身心摧殘到何種慘狀。它還要在歷史空間裡填上許多故事——加害的故事、受難的故事、悔罪的故事、以及和解的故事。
…… 揭示傷口不只指向過去。揭示傷口也是承認歷史的暗礁的確存在，並清楚表明此刻當下可以承受得住衝突的程度，對於有些過往的晦澀還不知如何詮釋的躊躇；以及願意帶著傷痕的印記走向未來的知恥與覺醒。

●第18章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在第二次轉型正義工程裡，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否應該開放、以及如何開放，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在整個上路過程中，卻充滿許多爭議與波折。
……
柏林圍牆倒塌促成了當初蓋起圍牆的政權垮台。然而，一個專制統治東德四十餘年的統治集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東德共產黨利用兩德尚未民主統一的空窗期，在1989年12月偷偷將「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改名為「國安局」（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企圖以內部轉型的方式掩人耳目、繼續存活。然而，這個舉動卻被東德民眾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大加抵制，要求徹底解散國安部，停止一切秘密偵查與竊聽的業務。
……
1990年1月15 日，位在東柏林的國安部總部被大批民眾占領，並且在公民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下被迫解散。這個公民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年方23歲的大學生David Gill。同年6月，公民團體組成「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Sonderausschuss zur Auflösung der Stasi），高克牧師被選為主席，David Gill為秘書長。
……
高克說，雖然國安部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沒多久就毀掉了一些檔案資料，但他們仍彙整出近兩千名「特工」的名單。事證確立後，他們通常先私下告知這些人就職的主管單位，要求這些「特工」自動辭職或辦理提早退休。如果不從，只好公布姓名。高克說，之所以選擇這麼做的原因不是想羞辱他們；而是不能讓這些人繼續留在原來職位上，繼續做有害人權的事。 然而，可以想像，對東德社會而言，這樣的政治清查動作，終究還是引發了不少恐慌。
……
西德不想大規模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想法讓一些東德人大為光火。高克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才剛立下一個可以在政治史、或甚至在法律史上名留青史的法案，現在我們人民議會委員所代表的民意，竟然就這樣被棄置一旁不顧？」高克也說，因為當時「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極度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版本，以至於有些人開始擔心，兩德統一恐怕會因此流產。為此，他們開始做出一些讓步。
……
然而，就當「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忙著與官方斡旋時，耐不住焦躁的東德人已經衝進柏林的國安部總部，霸占該棟建築物。高克並不支持這種做法，但是他承認，東德人要求開放秘密警察檔案所做出的這類舉動，當時是被高漲的情緒主導（höchst emotional）。
……
1991年12月，德國國會通過新的「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主要核心部分一直沿用至今。這部新法的前言明確寫著，主管機關應該提供受難者個人相關的檔案資料，並協助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進行司法訴訟，以讓冤屈獲得平反。高克很安慰，新法比當初他們在東德時期制定的舊法還要開放，受害者不僅可以知道線民的化名（例如 IM Karl），而且還可以知道真名。
……
高克說，秘密警察檔案館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受害者可以調閱過去與他們相關的所有密告資料，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清楚了解，個人的命運如何受到國安部的秘密警察網絡影響。然而，高克也說：「想把自己再次放回過去，不想活在被選擇性記憶保護的過往回憶裡，是需要勇氣的。這樣的人會將過去的生命階段重新活過一次，尤其是在心潮澎湃的情況下重新與過去的情境相遇。這有可能讓人再次感受到被鄙視、被利用、被羞辱、被排擠、或者被隔絕，過去的舊傷會重新被掀開。「記憶」並非只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再知道一些新的資料，記憶同時也是再經歷一次舊的傷痛、重新將過去被沉沉壓抑住的夢魘再搬到陽光下，重新經歷一次。」

●第21章　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在邁向老年的過程裡，越來越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往。
……
2006年8月，他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公開揭露自己在納粹時期，先是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Hitlerjunge），後來又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 SS）的過往。針對不少人質疑他：「為何遲到現在才承認？」葛拉斯沒有為自己做辯解，他說：「不應該為了幫那個少年人——也就是我——開罪，就說：『有人引誘我們走上歧途！』不，是我們把自己帶上歧途，是我讓自己走上歧途。」
……
晚年的葛拉斯透過誠實告白，讓大家知道，自己也曾犯下嚴重錯誤。藉由剝洋蔥的過程會不斷流淚的意象，他將自己在1939～1959年間的生命歷程，一層一層撥開在世人面前。他承認，「回憶」是剝洋蔥，邊剝邊流淚，有時雙眼甚至會刺痛難耐到極點。
……
葛拉斯坦承，寫這本回憶錄不是要對長年隱瞞的謊言做告解、以求獲得救贖；而是相信藝術永恆的價值，因此願意將自我坦露在真實歷史記憶的書寫面前。
…….
當1961年柏林圍牆在無預警情況下突然蓋了起來，遭到在1959年出版《錫鼓》而享譽世界的小說家葛拉斯猛烈抨擊，自此直至柏林圍牆倒塌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葛拉斯一直是東德政權眼中的「敵人」與「反動者」。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葛拉斯決定以自己為試驗對象，放手讓新聞記者徐立特自由調閱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裡所有關於他的資料。2009年徐立特出版《監視葛拉斯：秘密警察檔案》一書。總結整個檔案資料彙編與交叉比對其他資料的過程，徐立特寫道：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反射出一個帶著濾鏡看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透過服從東德共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所抱持的政治觀點，為他們心中的對敵打造出來的鏡像。……這些檔案不是為了公開給社會大眾看而寫的。它們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
……
葛拉斯在接受專訪時表示，過度渲染秘密警察檔案的絕對重要性來進行轉型正義，是錯誤的方法。大家都沒有考量到，這些情資是在何種政治壓力下寫出來的。有多少人為了邀功，盲目、瘋狂地去做線民，打別人的小報告。他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因為「以善之名」匆促發動的轉型正義，可能造成對無辜者誤傷，規模難以估算。沒有事前做好審慎告知民眾相關檔案資訊的工作，反而可能造成無以挽回的社會內在分裂。

●第1章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柏林的現代，不在於想讓人嘖嘖稱奇、不在於努力要驚艷四方；而在於回歸城市應有的日常生活面，回歸人性。不走紐約、倫敦、巴黎的富豪奢華風，以高房價與高租金來震懾想要親近它的人；也不走北京、上海的高調誇耀風。這不是因為德國經濟欠佳，而是因為過去這裡曾是最高調講「現代性」的地方。 ……
然而，在大都會無奇不有、爭妍鬥豔的背後，這也是一個到處見得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返鄉回來，有著大量傷兵四處蹲坐在牆角乞討的城市。街道上來來往往、急著擁抱「前衛」的人潮，常常若無其事...

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 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得更深，也令我們更警醒。 ——法國散文家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1967年西德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在他們出版的《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裡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此書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留下來的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會影響到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還會繼續往下影響到後世子孫。因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重大歷史悲劇噤聲，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釐清真相，後代子孫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不知不覺中學到的，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真實的感受。畢竟當一切都被遮掩得四平八穩時，追問真相可能只會惹來麻煩。然而，粉飾太平果真可以給社會帶來和諧嗎？麻煩就在，一個不相信自己真實感受的人，也不會相信別人真實的感受。而一個從小在自己生活環境裡無法領略坦白地「就事論事」是可貴價值的人，長大以後很難相信棘手的事可以透過「就事論事」逐步找到解決之道。

因此，當社會有進行轉型正義的必要，但大部份的人卻裝做沒事，沒有探尋真相的勇氣，最後大家得到的，不是社會真的在「時間療癒一切」的默然之中自行走向和解；而是得到了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世代抗爭、族群對立、教科書衝突……等等，是創傷社會經常連番輪流上演的戲碼。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理解，過去的不公不義之所以需要處理，不只是為了逝去的那段歲月，同時也是為了飽受悲劇後果糾纏的現在、以及只能懷著忐忑恐懼心情望向的未來。
是的，過去不會因為被刻意掩埋而消失。反之，沒有被好好處理的過往只會潛入土裡，日後長出更加怪異扭曲的結果繼續糾纏後人。同樣的，沒有被好好釐清的「歷史記憶」只會成為負面的記憶與社會集體心靈的陰影，最後淪為不斷循環的以惡制惡。 如何從負面的歷史記憶轉化為正面的歷史記憶，「正義／公義」（justice）的介入是最關鍵的——不管在憲法制定、司法裁決、社會價值觀的重建、教育文化的論述、以及透過以上各方面努力而獲致的和解修好上。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國家像聯邦德國這樣，從二戰結束後，短短五十年內必須經歷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並以此成功地將自己轉化為國際社會值得信賴的夥伴。

聯邦德國進行的第一次轉型正義，肇始於二戰之後西方盟軍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工作。但因不久後冷戰爆發，這波轉型正義只持續到1948年。之後要等到一九六○年代，隨著耶路撒冷大審判、法蘭克福大審判、六八學運、以及一九七○年代美國拍攝的《納粹大屠殺》（Holocaust）電視影集在西德獲得極高收視率，西德社會才又重新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為了回應過去各國受難群體施加的壓力，西德對納粹戰犯的追訴也改為不受效期限制；對納粹時代所犯過錯的反省，也透過聯合國對教科書的規範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制定，有明確而恆久的遵循理路。

第二次轉型正義是在兩德民主統一後，為了處理前東德共產政權的黨產與政治迫害問題而推動。在某個層次上，這次的轉型正義正面回應了一九八○年代東德民運對「正義／公義」價值的追求。然而，正因轉型正義必須架構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進行，也受到法治國家在司法審判上必須要有明確事證的框限，無法無限上綱地追討，因此有不少前東德民運人士對無法獲得想要的公道感到悵然有所失，如同著名的前東德民運人士Bärbel Bohley曾失望地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我們要的是正義，得到的卻是法治國家。」（Wir wollten Gerechtigkeit und bekamen den Rechtsstaat.）Bohley的失望並不意謂著，德國第二次轉型正義是草草應付了事，但卻清楚點出一個事實：轉型正義最後落實的，不是過往的個人冤屈全部得到平反，而是讓過去被威權宰治的政治進入「民主法治國家」應有的正常運作。東德時期人權牧師、現任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雖然很能理解前東德民運人士的失落感，但也指出轉型正義在法治上應該謹守的分寸： 生活在毫無自由與公義社會的人，對「正義」（Gerechtigkeit）會產生特別的渴求：他們雖然不知「正義」究竟如何運作，卻極為嚮往。許多在極權專政社會生活過的人，非常憧憬能生活在比較具有正義精神的社會。但他們卻不知，要讓社會具體落實像正義這樣的理念，究竟該走過哪些過程。

雖然德國在轉型正義上所做的努力與在實質上所獲致的成果，為人類歷史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但本書並不是一本要講德國轉型正義做得有多成功的書。反之，透過這本書我們將看到，當轉型正義工程開始上路，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那般，過去會以大家雖然有些熟悉、但卻不知究竟盤根錯節與晦澀扭曲到何等地步的身形不斷、不斷地冒出，來到我們身處的現在。然而，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可貴之處也在於，為了深化民主，他們勇敢地踏上「改變傳統思維」（umdenken）與「從傳統路徑轉向」（umkehr）的歷程。透過勇敢地正視那深不可見的黑暗過往，將民主與人權價值不斷深植在戰後重新立國的基礎上。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他們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是，透過不斷指出問題之所在，務實地面對，他們也藉此將自己的民主體制錘鍊得更精實。因此，本書主要探討的重點，在於德國在兩次轉型正義過程中，產生過哪些問題？有過哪些爭議？他們如何面對？如何反省缺失在何處？後續又如何尋求解決之道？誠如歷史學者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 所說：「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真正學會如何落實民主；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學會如何融入歐洲國際社會；因為這場災難，德國人被迫重新定義自己。」

整體而言，轉型正義主要牽涉到兩個領域，一是司法，一是歷史。換言之，除了在民主法治體制上必須處理「司法平復」及「不當黨產」的問題外，「歷史記憶」與「檔案開放」是另外兩個重點。相較起司法問題必須交由專責機構從法律專業上裁決，歷史方面的問題則牽涉到，如何透過公共參與促使公民社會展開為期更長遠的價值重建工程。如果說，轉型正義是一個邁向多元的社會透過民主方式為長久的和平共存所進行的自我啟蒙，那麼，如何避免在轉型過程中製造二度傷害、甚至留下社會內部未來難以彌補的裂痕，是需要透過好好處理過往，建構富有普世價值精神的歷史記憶框架來達成。
為了減輕讀者在閱讀上的負擔，本書在書寫上透過不同的主題與不同人物（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生命經歷為梗概，將二十世紀德國史以及德國兩次轉型正義處理的過程、及遭遇到的問題，交織成一個互相映照、彼此連動的網絡來探討。希望用這樣的方式提醒讀者，這個網絡的形成是一個持續不斷在進行對話的動態過程。因為轉型正義不僅應該關心受難者受難的歷程；歷史記憶工作更該負起責任好好思考，如何透過歷史書寫，對極權政治所引發的「惡」進行深刻的檢視與剖析。誠如當代德國重量級的歷史學者溫可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指出，經過希特勒慘無人道的極權統治後，過去普魯士王室御用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提倡歷史研究應該考察「實情究竟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的見解已不足用；當代史學研究更該有勇氣去探問：「為什麼事情可以被操弄到這種地步？」（"warum es eigentlich so gekommen ist"。）
的確，表面上看起來科技突飛猛進的二十世紀，其實也是人類被不同極權主義用各種「科學」手段史無前例大迫害的世紀。波蘭當代女詩人辛波絲卡（Wo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就曾為二十世紀人類面臨的悲愴處境寫過一首詩〈在世紀的尾聲〉： 我們的二十世紀本來應該比以前更好 現在它已經來不及證明這一點了 它的年事已高 步履蹣跚 呼吸急促 發生了太多 本來不應該發生的事 而那些本來應該到來的 沒有到來 春天和快樂本來要和其他的事物一樣 是該更加接近的 恐懼本來應該離開山頂和峽谷 真相應該比謊言 更快抵達目的地 有些不幸 本來應該不再發生 比如說戰爭 饑荒　以及其他 無助之人的無助 還有信任之類的東西 本來應該受到尊重 誰想要享受這個世界 他面臨的就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 為了梳理二十世紀複雜的歷史與極權政治之間的關係，並且連結歷史記憶、檔案史料解讀各方面相關的問題，本書在討論與納粹歷史及其轉型正義的部分，選擇以德國首都柏林與德國古城德勒斯登（Dresden）這兩個城市為例，聚焦詳細說明。第一篇〈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探討柏林如何藉由在「歷史現場」重建「歷史記憶」的原則，推動具有反省深度與普世價值意義的歷史思維，讓自己從戰火的廢墟裡重生，也將自己打造成與倫敦、巴黎大不相同的聯邦德國新首都。第二篇〈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則透過剖析柏林及其週邊城鎮設置各種大屠殺紀念園區與紀念碑的經過，探討在從事歷史記憶工作上會遭遇到的問題，以及德國社會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史料展的部分則與目前還無法立碑紀念的爭議歷史記憶有關。例如二戰時期德國軍方與大屠殺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界定？這個問題曾在德國、甚至國際社會引發過重大爭議。本章將探討德國公民社會與學術研究對軍方的「噤聲」曾有過何種回應？他們如何自發地舉辦史料展來為日後邁向更周全的歷史詮釋做準備？這個過程中又遭遇到了哪些問題？

第三篇〈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處理的是德勒斯登這個古城在1945年2月中旬因為慘遭盟軍猛烈空襲，接著又困於納粹在最後垂死掙扎之際故意佈下誇大的國際新聞宣傳，渲染德勒斯登因盟軍空襲蒙受慘烈傷亡，以至於留下錯誤的歷史記憶。而這個錯誤的記憶接著竟被號稱反法西斯的東德共產黨利用來作為冷戰時期號召東德人民反西方的歷史證據。長期以悲情自視的德勒斯登古城因此一步一步陷入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兩德民主統一後，德國歷史學界雖然積極澄清歷史真相，然而，目前仍然敵不過紀念德勒斯登空襲受難的場合幾乎被仇外團體一再利用來作為煽動排外情緒的最佳場域。如何擺脫錯誤歷史記憶帶來的嚴重糾結，對當前德國政府而言，仍是相當棘手的挑戰。

第四篇〈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說明在處理東德共產黨極權統治的轉型正義過程中，秘密警察檔案的開放何以被前東德民眾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前東德民運人士又如何與西德資訊安全專家合作，逐步在民主法治架構下，將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簡稱BStU）打造起來？檔案館開放後，為德國第二次轉型正義帶來哪些效應？引發出哪些問題？不同的人用何種態度面對檔案開放帶來的衝擊？他們各自的因應之道為何？
除了正義／公義的平復外，「歷史記憶」在建構上，不該局限在只是去定義「什麼是我們需要的歷史」，而更應該連結到社會心靈的修復與療癒。因此，在建構「歷史記憶」的過程中，如何讓受害者與加害者都能清楚看到，因為不幸悲劇的發生，不只受害者的心靈被烙上深深的傷痕，其實加害者的心裡也有陰影。所有當事人及其後嗣都應正視自己迴避不了的這些負面心緒。

因此，本書第五篇〈收拾善後，轉換悲情〉除了討論歷史記憶灰色地帶的問題外，將更進一步去闡釋，不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大家都應正視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事件會影響到的，不僅是受害者及其後代，其實也包括加害者及其後代。從德國這種有積極妥善處理轉型正義的社會所獲得的經驗來看，重大歷史悲劇在社會心靈上深深烙下的巨大陰影，需用三、四個世代的時間才有辦法慢慢走出。換言之，如果沒有轉型正義的介入，受到歷史創傷糾纏的社會不僅在政治與公共事務上會一直被發膿的傷痕撕裂；加害者也會在自己日常生活裡，不自覺地被家人間某種不能互相坦誠訴說的陰霾所籠罩，在無形中嚴重傷害親子互信關係與家庭教養。這也就是說，不願承認自己是共犯結構一員的加害者，並不會因為否認歷史真相存在就會讓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消失。但是，他們不自覺地想抗拒好好正視歷史真相的心態，卻會陷自己與自己的子孫進入「自己害自己受害」的惡性循環中。

轉型正義的落實深刻連結到解開歷史迷思、撥開歷史迷霧，好好重新梳理過往。因為過去的悲劇究竟是如何發生，不是我們將檔案開放就自然而然可以「認識」得到；而是需要我們有著現代公民社會的價值覺知，才能照見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陰鬱幽微。畢竟歷史不是被特定的人依其詮釋脈絡定義後，別人或後人就無法再擅自闖入，否則「危險自負」的禁地。越是被各種思想警察嚴嚴把關的歷史，越是在告訴我們，那個「過去」還沒有真正過去；那個「過去」所連結到的歷史迷思依舊盤旋縈繞，而且正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覺知，公民社會需要的普世價值對台灣社會而言，不全是我們的傳統主流文化高度看重的理念。誠如德國現任總統高克在2016年3月23日訪問中國時，在上海同濟大學發表演講，在其中他談到，德國在啟蒙時代的思想發展上雖有像康德（Immanuel Kant）這樣的大哲學家出現，但是德國社會在過去傳統上卻有另一股強烈的思潮抵制對普世人權的重視：「取而代之的是，德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認為自己有另一種特殊的處境——一種例外主義（筆者註：即「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escher Sonderweg"）——因此認為，符合普世價值的看法並不一定符合德國的需求。但是到頭來，這種態度反而讓納粹主義引發了大災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悲劇。這些教訓最後才讓聯邦德國真正認清，必須向最根本的普世價值敞開：不可踐踏的人權、法治、權力分立、代議民主制、主權在民。」高克總統這段話清楚顯示出，德國在轉型正義過程中深切體認到：如何清除社會裡根深蒂固存在的威權思想遺緒，不應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應該繼續存在的「傳統」，而應將之視為阻擋社會良善價值茁壯成長的負面壓抑力量。換言之，德國歷史文化裡，不是沒有重視公民自由與普世價值的根苗（甚至有不少大哲學家遺留下來十分有啟發性的思想精粹），但不幸的是，這些可貴的思想卻曾長期被威權／極權保守勢力嚴嚴地壓抑住，不讓它們在德國社會有茁壯成長、可以被具體落實的機會。

威權勢力如何能夠長期得勢盤據呢？曾親身體會納粹迫害之苦的猶太裔歷史學者Fritz Stern回溯納粹德國歷史時，意味深長地指出：「我逐漸了解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免於被『喬裝成具有宗教意味的鎮壓運動』（pseudo-religious movements of repression）所誘惑，就像曾經讓德國沉淪的力量那樣。民主自由的脆弱是我的生命與學術研究想要揭露的最簡單、但也最深沉的課題。」是的，最簡單，但也最深沉。最簡單，因為它讓我們看到在威權／極權體制下，人性可以何等軟弱、文明竟如此容易失守；最深沉，因為如果大家真的願意在自己視為鄉土的土地上世代安居，歷史記憶的建構也必須要懂得好好修築道路，讓大家都可以走上有燈火照亮、能夠平安踏實回家的路。
德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以及轉型正義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在短短七十年內如何經歷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災難與大復原。這個經歷既提醒世人，民主需要恆常小心守護；同時也鼓勵我們去看見，只要願意真誠反省認錯，修好與和解不僅可能，而且以反省與寬容為基調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與肯認。

隨著兩德民主統一超過二十五年，德國為了第二次轉型正義設立的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也將開始慢慢被整併到其他聯邦檔案館中。雖然有需要的人仍可隨時調閱資料，然而，調閱人數大幅減少的現象正清楚說明，德國第二次轉型正義所需處理的歷史創傷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剩下來的工作，主要是更深入地透析極權體制的運作，以便思考如何更穩固地捍衛民主自由。

面對台灣，我們也該透過轉型正義連結到的歷史記憶好好探問：威權政治以及黨國體制為什麼可以如此長期地踐踏台灣人民的生命尊嚴？共犯結構究竟如何形成？侵犯人權的惡事又如何做到？這一切真的是過去歷史情境與傳統文化影響下必然要有的結果嗎？難道沒有其他力量或多或少可以加以抗衡，讓惡的勢力不至於蔓延如此？還是，為什麼抗衡的心力一直敵不過惡勢力的運作？
在轉型正義的工作上，台灣雖然起步較晚，但有幸的是，我們的公民社會終究在邁向成熟的過程中，民主多元價值越來越鞏固。從二十世紀全球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來看，台灣民主化所走的路，並不像德國、南非或中東歐那樣，是透過轉型正義來引領民主轉型；反而是先透過公民社會逐漸成熟，來催化民主轉型，最後再回過頭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這種「慢熟」也許是一條比較崎嶇的路，也錯失了不少讓受害者的冤屈及時獲得平反、公義得以伸張的機會。但相較起一些已經歷過轉型正義、但民主價值仍有待深化的社會目前所累積出的經驗來看，如果台灣接下來可以好好處理轉型正義的各種問題，對人類的民主化歷程而言，也許我們未來回顧這幾十年來走過的這條崎嶇民主之路，是可以提供國際社會另一種新可能的參考。無論如何，最重要的還是，政府與公民社會要真能體認到，徒有和好的意願，但沒有深入檢視過去的錯誤行為、也沒有從這些錯誤中省思如何汲取教訓好好深化民主，很難讓當前獲致的和好可以成為永續留給後人的祝福。

未來會長什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在此刻當下，為未來栽下美好的種子，並用良善的價值耐心守護。
政治與司法上的轉型正義工程通常有一定的時程，會有寫結案報告的一天；但歷史記憶的書寫與建構，只會在時間長河裡不斷地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因此，審慎思考如何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不僅攸關公民社會是否可以擁有足夠寬闊的視野與認知高度，來了解轉型正義工程想要追求的普世價值；更攸關當我們一起走向未來時，不同社群的人都願意從自己的立場真誠地肯認：跟我背景或想法不太一樣的人，也有權利說出攪擾他們內心深處的歷史傷痛；他們也同樣有權利，要求國家提供讓他們感到安心的政治、社會環境，好放下負面的歷史記憶，追求自己嚮往的美好未來。

只有當我們願意互相支持，正視違反人性的威權體制給社會不同群體帶來了不同的傷痕與陰影，我們才有機會一起打造正向的歷史記憶，那是幫助明天的我們可以活得更有尊嚴的記憶。

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 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得更深，也令我們更警醒。 ——法國散文家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1967年西德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在他們出版的《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裡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此書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留下來的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會影響到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還會繼續往下影響到後世子孫。因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重大...

Part 1 　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
1.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2. 五月八日：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附錄1：《安妮的日記》與勃根-貝爾森集中營
3. 保存柏林猶太生活圈與對加害者的記憶
4. 德國反抗運動的歷史記憶

Part 2 　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
5.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一）
6.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二）
7. 「歐洲猶太受難者紀念碑」與受難者群體之間的競爭
8. 聯邦政府紀念碑「新崗哨」引發的爭議
9.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與多元的歷史記憶
10. 轉型正義教育不是愛國教育：薩克森豪森紀念園區「去中心化」的多元歷史記憶
11. 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
附錄2：女性集中營與性暴力、慰安婦
12. 德國軍方涉入納粹暴行有多深？ 國防軍史料展掀起的風波

Part 3　　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
13. 德勒斯登為何被空襲？死傷人數為何那麼重要？
14.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一）：德國作家凱斯特內（Erich Kästner）
15.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二）：德國語言學家克倫培勒（Viktor Klemperer）
16. 對德勒斯登空襲不同的見證與記憶（三）：美國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
17. 肩負起有責任感的歷史記憶：德勒斯登空襲紀念對德國社會造成的重大影響
Part 4　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
18.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19. 面對檔案開放後的狂風暴雨
20. 英國歷史學者如何面對秘密檔案裡的自己？
21. 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Part 5　　收拾善後，轉換悲情
22. PRIMO LEVI 的文學世界與歷史記憶裡的灰色地帶
23. 如何撫平大屠殺留下來的世代傷痛？
24. 轉換悲情：重新看「戰火下的孩子輩與孫子輩」
25. 追求具有「公共化意義」的歷史記憶

引用書目與文獻
中外譯名對照表
索引
注釋
圖片來源

Part 1 　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
1.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2. 五月八日：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附錄1：《安妮的日記》與勃根-貝爾森集中營
3. 保存柏林猶太生活圈與對加害者的記憶
4. 德國反抗運動的歷史記憶

Part 2 　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
5.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一）
6. 「恐怖政治地形館」裡的加害者與共犯（二）
7. 「歐洲猶太受難者紀念碑」與受難者群體之間的競爭
8. 聯邦政府紀念碑「新崗哨」引發的爭議
9.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