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二 文學地景的趣味與價值／鄒芷茵
1 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
「過海」，是很多香港上班族每日的例行公事。在張吻冰的小說〈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〇年）裏，也有一個談「過海」的小段落。小說的敘述者說，妻子的哥哥因住在九龍，來訪必須「經過舟車的跋涉」，不便在平日到訪「這小島」，所以往往選擇在翌日沒有工作的星期六見面，聊得太晚便乾脆借宿。香港現在的交通非常完善，處處都是高速公路和鐵路，就算穿州過省也非難事；像張吻冰所說的這種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之生活方式，似乎不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事情了。
我們對「香港」的印象，會隨時間不斷改變；例如，如何把「香港」分成「港島」、「九龍」、「新界」呢？「港島」、「九龍」、「新界」的分界規則，大抵以英國佔領香港土地的先後次序有關：先是港島，然後是九龍，最後便是新界—但這是香港上班族的想法嗎？似乎不是；因為我們更常以「日常」來感知「香港」。坐鐵路上學的，會以鐵路系統為界，籠統記住「地下鐵路」（MTR）是「港九」，「九廣鐵路」（KCR）是「新界」，於是有人誤把荃灣、將軍澳一腳踢入「九龍」；看地圖開車的，則會以地圖的鳥瞰視野為據，於是又有人以為大嶼山和長洲是「港島」的一部分。當代城市有關「空間」（space）的意義，就這樣從日常生活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
2 地景與文字
時至今日，我們仍會透過不同年代文學作品所描述的「香港」，來重認這城市的當下與過去。這些描寫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明顯以某地方為文本題材或主題，皆可稱為「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雖然「地誌文學」這個文類（genre）名稱應衍生自西方文學研究；但以描寫地方為題材或主題的作品，並非專屬西方文學的一時之物。李白有〈望廬山瀑布〉，蘇軾有〈前後赤壁賦〉，柳宗元有〈永州八記〉，歐陽修也有〈醉翁亭記〉，這些廣為人知的中國古典文學名作，皆為「地誌文學」。「地誌文學」大多強調寫實的價值。以香港文學為例，《中國學生周報》於一九六〇年代末辦過名為「香港風情」的專輯，編者認為像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這種以平凡人物展示現實的文本，就是富「香港風情」的作品，並強調「香港風情」就是「現實」的意思。
「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和「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則是比「地誌文學」意義更為廣泛的術語。「地誌書寫」所指甚廣，可納入不一定屬於「文學」的文字，如地理文獻、航海日記或旅遊指南等；而「文學地景」可專指文學文本（無論是否以某地方為主要題材）中的地方書寫。在文字、圖畫和影像—尤其是經典或暢銷作品出現的地景，都極具吸引觀看者「重返現場」的魔力。旅客來香港，都喜歡訪尋砵典乍街（石板街）、中區電梯、都爹利街和美都餐室等香港著名影視場景。偵探小說《福爾摩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大賣，當時的倫敦根本沒有「貝克街（Baker Street）221B」這個福爾摩斯住址；現在那裏已成為遊人駐足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了。
本書所有作者都以香港地方為創作主題，誠然屬於「地誌文學」的範疇；而其中描述地方的文字，就是「文學地景」。同樣指向現實，「地誌文學」與旅遊指南有何分別？這裏可以說的話很多，現在不妨只挑最顯眼的分別來看。
我們把旅遊指南弄上手，靠着指南的指路功能，看起來比較不容易迷路；「地誌文學」有時雖然兼具這樣的指路功能，但多不會以此為創作意圖。讀者讀到張婉雯在本書中所說的沙田中文大學檸檬批、蛋糕仔，嘴饞時得自己去找上山校巴的路線；而陳麗娟在九龍城的哪個字號買粿回家煎吃呢？這更是一個只有陳麗娟才能回答的問題。讀者只能一邊咀嚼，一邊想像文中小吃的味道──如陳麗娟說的「只能隨緣」。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嚐到作者筆下的相同味道；但在那閱讀文學地景的瞬間，我們總能想起，自己在青蔥年華裏的街頭美味和心頭滋味。
「地誌文學」比旅遊指南更為豐富，因它的文學地景蘊藏着書寫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文學地景的「地方感」，就是書寫者對地誌的情感。吳潛誠認為，書寫地誌的作品不是綜合的印象，而可予作者想像沉思；鍾怡雯也點出，如地誌「偏向史料式的地理學觀察報告」，便不能構成「建構地方意義的地誌書寫」。也就是說，「地誌文學」中的文學地景不只是追求客觀的地誌，而包含書寫者的情感。
本書的阿修談觀塘球場時，發現自己不再踏足舊地，只能改從「陳浩南」身上重識早已陌生的「藍田波地」。陳子謙談旺角書店時，也隨着近年網絡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的出版，而多添一抹小巴身影。阿三探討葵青的空間意義時，嘗試模擬葵青居民的生活，最終認為不能以外來者的身分來理解居民如何「以身體介入空間」。這些文學地景，皆盛載作者對地誌之鮮明、無法由他人取代的感受。一般旅遊指南，不可能同日而語。
3地景與對話
我們慢慢把「貝克街」變成「福爾摩斯住址」；把「中區電梯」變成「王菲偷看梁朝偉的小窗」。這些地景讓我們經歷自己不曾經歷的日常生活，讓城市的感受變得越來越深刻和複雜，而且會隨時間而變濃或轉淡。
本書很多作者都採取「互文」（intertext）的寫作手法，以其他地誌文學作品或文獻入文，形成別人與自己，甚至自己與自己之間的地景對話；角度有別，風格百變，自成香港風景。陳德錦和鄭政恆的史料顯然較豐，對話穿梭古今；劉偉成邊走邊與「阿羣」侃侃而談，徐焯賢寫了一封信給「K」，鄧小樺在言談裏顧念「影子」，各有明顯的「對話」對象；梁璇筠、廖偉棠以自己的作品為觀照，與自我對談。每位作者在地誌書寫上的取材和筆法，各顯獨運的匠心。
作者筆下「香港」的文學地景，有時看起來獨一無二，讓我們一讀便知作者描述何方；有時卻在疑似之間，恍若是心有靈犀的感應。翻到唐睿的「到黃大仙祠燒香求籤」，我們曉得這個「黃大仙」指的其人、其祠、其地；呂永佳的「參觀滙豐銀行」也讓我們認出「中環」，因為香港現在只有一所滙豐銀行，能令人產生「參觀」的念頭；看李凱琳的「大埔」和蘇偉柟的「柴灣」皆烙上鐵路痕跡，而鄒文律的「深水埗」、袁兆昌的「北區」同時細寫公營房屋，我們又感慨「鐵路」、「公屋」在香港的生活經驗裏實在舉足輕重。在作品的今昔風景中，作者不但與文本人物徐徐低訴，而且與讀者的香港記憶彼此喊話。
4地景與「香港文學」
文學地景創作與編選，每每呼應文學的主體形塑過程，兩者關係千絲萬縷。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閱讀文學地景」出版計劃時，以讀者能從台灣地景來了解台灣文學為使命。劉克襄在這出版計劃的推薦序〈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中也談到，這些文學風景「讓我們從人文的界面，開啟另一個新風貌的台灣認識，也豐富我在台灣的生活視野」，可見文學地景對台灣文學界的吸引力。
「香港文學」選集，實也受文學地景所吸引。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的〈三人談〉中，盧瑋鑾（小思）指出，南來文人作品「呈現出來的香港都市風情是很特別的﹝……﹞，作品真實地保留了香港當時某階層的情況，如灣仔區、貧苦地區的真實生活面貌」；而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系列，也收錄了不少包含文學地景的作品，如陳智德在《新詩卷》中編入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和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危令敦在《散文卷二》編入夏果〈香港‧船的城〉和蘇海〈電車社會〉等，皆可見香港文學研究者對文學地景和地誌文學的重視。
張吻冰在〈粉臉上的黑痣〉的文末，記下這小說的成稿地點是「雪萊街畔」。未知本書的十八位作者曾經在哪裏坐下來，走筆縷述心目中的「香港」？這十八篇散文，也許是在香港寫成的，也許不是；而肯定都像小思老師的《香港文學散步》那樣，滿載地緣，滿載人情。
西貢區
調景嶺，影子的紡織／鄧小樺
當面對歷史，你永遠感覺自己來得太遲或太早。當我踏上調景嶺的靈實醫院後的山路，已經是二〇一四年了。調景嶺的遺民社區，早於一九九六年清拆完畢，如今調景嶺是一個地鐵站，周邊以屋邨羣為社區主體。密集型的新型大廈，渾然不見當年調景嶺遺民社區的蹤影，那些著名的、無法從歷史上抹去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也到底不復見於今日的眼目。歷史總是與我們擦身而過，一回頭它的影子沉默地掠過我們的面龐。
影子與我都知道，香港的現代尚無正史。調景嶺遂只見於或零散或虛構的「故事」，包括一九五三年趙滋蕃所著之《半下流社會》，一九五四年張一帆所著的《春到調景嶺》，一九九七年鍾玲玲的《玫瑰念珠》，二〇〇七年出版林蔭所著的《日落調景嶺》。至二〇一三年，逐漸有關於調景嶺的社區史書出版，包括計超的《荒原上的遺民：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跡》，及二〇一五年的羅金義、雷浩昌編著的《山河‧家國‧難民情──調景嶺小故事》。
二〇一四年夏天，我把學生們帶到茅湖仔山上去。自靈實醫院出發，沿靈實路而後轉入寶琳南路，上茅湖仔山，先到普賢佛院，再由小徑，經石屋上茅湖碉堡。那是炎熱的初夏六月，並不特別適合登山。同學們對調景嶺的歷史大概空白如紙，我也不過是一張新加上幾道鉛筆淺痕的紙而已。但我懷揣着幾張彩色打印的調景嶺舊照片，當日山嶺上展示巨大的「蔣總統萬歲」字幅，其規模尺度之巨大，想像對應的視角並非凡人肉眼，而是空軍。那是影子留給我的，一個鮮明而突兀的手勢。
名字與簡史
調景嶺原名「照鏡環」，係新界東南端魔鬼山腳下的小海灣，海灣上的荒山為照鏡環山，係魔鬼山的延伸部分。二十世紀初年加拿大商人倫尼（Albert Herbert Rennie）在該地開設麵粉廠，豎立巨大磨坊，幾年後生意失敗以繩環索項，投海自盡。「照鏡環」於水上人口音讀如Tiu Keng Wan，廣東人聽來音近於「吊頸灣」，加上倫尼之傳說，遂有吊頸嶺之名，又名「倫尼的磨坊」（Rennie’s Mill）。在《荒原上的遺民》一書中，作者計超也記有「鐵嶺」一名，以其寸草不生、險要艱難、軍事氣質之意。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國民黨退走台灣。國共內戰期間，大批難民來港，包括許多逃港的國軍官兵及其眷屬、傷殘軍員，他們中許多人沒有登上撤往台灣的船艦而滯留香港街頭，總人數達兩萬四千多人。這批人先被遷往摩星嶺一別亭附近，於是摩星嶺成為香港史上首個難民營。
一九五〇年，這批右翼人士與左派人士發生衝突，香港政府便關閉摩星嶺難民營，於六月二十六日，將原來的國軍官兵及其眷屬（約八千餘人），遷往地處偏僻的「吊頸嶺」，有任其自生自滅之意。調景嶺遂發展成一「小台灣」，成為「中國民國」在香港的象徵，亦可稱為「反共精神堡壘」。調景嶺生活艱苦，居民勉力求生，由自行鑿井引泉建水塘，到建草棚、葵棚為家，開山闢路通往巿區，建立自治辦公室，自行劃分社區編號，建立房屋、學校、圖書館、巿街、升旗區、電影院、醫務所、雜貨店、中藥店、理髮店、文具店、水餃店、茶餐廳、涼茶舖等等。這個自治社區雖然窮苦，但卻井然有序，治安好到無須警察巡邏。一九八〇年，香港政府將全港劃為十八區，調景嶺被劃歸西貢區區議會管轄，結束調景嶺的自治歲月。一九八八年，港府宣佈將調景嶺劃入將軍澳第三期發展計劃。一九九〇年，「調景嶺全體居民反清拆保權益委員會」成立。一九九五年，港府宣佈調景嶺平房區清拆計劃，居民控告政府並獲勝訴，所有居民在政府賠償下，被遷徙至其他地區，約有六千五百名調景嶺平房區居民獲安置入住公屋，當中很大部分的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德安樓及德裕樓。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調景嶺社區正式被拆遷。
影子跟我說話，並不這樣條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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