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城市的情書：Stephen Powers的塗鴉力

名人推薦：亞馬遜5顆星評價

【讀者好評推薦】
如果你對地方營造、社區發展、聚落參與、公共藝術、手繪廣告、塗鴉等有興趣，這本書絕對是你需要的，史蒂芬‧鮑爾斯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由衷的享受史蒂芬‧鮑爾斯來自最本土的聲音！這是一扇打開公共藝術介入社區的窗，更是來自藝術學系與社會學相關科系應選讀的優良著作。

【台灣塗鴉藝術家推薦】
「你怎麼不去路上偷畫，畫塗鴉不就是這樣 ?」
我常被台灣藝術圈問到的一句話。

塗鴉被自己的反叛盛名所拖累，也同時讓人對它有狹隘誤解，脫下揮霍青春的形象，內層是豐富多元的文化...

Philadelphia
費城

我們終於撐到可以開始作畫的時候，珍又派我去參加最後一場會議，和「壁畫創作計畫」設計評審（Mural Arts Program Design Review）一起。評審會議是每一次壁畫計畫進行的例行項目，我被提醒如果計畫不通過，評審會先暫停此計畫，直到社區建議與我的美學方向達成一致。此刻我只有8面牆已構思完成，還有其他42面牆毫無頭緒，我不改初衷的表示：「我必須亦步亦趨的創作，從這個街區到那個街區，一牆一牆的畫，我想把我從屋頂平台外得到的靈感發揮出來，我準備好要說出社區的聲音。」三人組成的評審團其中有兩位對我的作法不那麼放心，而坐在珍旁邊的第三位──長期參與壁畫創作計畫的壁畫家派瑞斯．史坦塞（Parris Stancell）贊同我的想法，他說：「我相信只有這個辦法能進行，我迫不及待想看到你所做的。」於是，我帶著評審團的加持回到西費城區，這裡有上千罐的噴漆和800加侖的桶裝顏料，等著我去重繪每一個屋頂──就像我年輕時候做過的那樣。

當顏料塗上牆，所有懷疑都消失無蹤，鄰居們也開始熱烈起來。我們作畫的第一天，新聞快報都是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死亡的消息，當我們以白漆塗刷牆面的時候，人們來圍觀，他們說：「你應該畫個皮手套。」、「畫麥可在月球漫步！」我們畫了一堆雜亂的磁鐵字母，它們就像被吸在冰箱上，這裡面藏著「Michael Jackson」幾個字，最上頭有一個藍色的M。我們畫好了之後，我把這幾個字指給他們看，「你們怎麼不也為麥可做點什麼？」我們確實有把他們的建議聽進去，表示他們還是這面牆的主人，這樣的主體性一直凌駕於我們的創作之上，當時，社區的主體性是我們在畫每面牆時所追求目標。

畫了一個星期後，珍才發現我們畫了13面牆，但她一幅草圖都沒看過！她直接問我為什麼不依循「壁畫創作計畫」的方式進行，我請她到西費城區跟我一起乘電車旅行，如果她仍舊反對我的作法，我們就把牆塗掉重來。第二天早上，一個晴朗的周六，我和珍約在招牌店，然後冷靜地默默去搭電車。我指著每一面牆說著被它們所啟發的感受，直到最後一面牆過去了，珍吐了一口氣說：「好，這真的很好，我懂了。」她聽起來和當時看到（我向她展示的）1987年《蒙娜麗莎》牆（Mona Lisa）照片一樣的認同。

獲得珍的認同和鄰居的鼓舞，我們終於得以順利進行，我們開始畫得更大一些，看起來企圖更強烈一點。其中佛森街（Farson Street）有一棟建築，有著糟糕的混凝土和殘破的窗戶，我們同時用兩種不同風格來說故事（我知道我們此時正企圖把塗鴉這件事推到一個可以與社區平等對話的地位，我隨時都在等著被抱怨，然而卻連一句洩氣話都沒聽到），幾年之後，這棟建築因為出售而照片被刊載在費城地產刊物中，上面寫道它幸運的被塗鴉藝術家選中，並「難以置信的」成為《情書》計畫的作品之一；儘管它曾經因為牆上有著塗鴉而被處罰幾千元的損害費用，但現在我們的作品使它的售價跟著往上。

我們有幾次很棒的路邊會議；有一次當我正在市場街4915號畫「便利貼牆」（Post-it Note wall），我要準備寫下「記得那些好事」（Remember the good），當我正寫著「Remember」這個字時，一位女士走近並問我要寫些什麼；我告訴她後她說：「噢，那不好。」我走下梯子問她覺得要寫什麼好，她說：「記住，你可能會離婚的。」我說：「這句也不好。」我們都笑了，最後她說：「你問四周的孩子們看看，寫什麼好？」就在這個時候，12歲的奈瑟（Nassir）剛好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就問了他有沒有什麼想法。他只想了一秒就說：「記住，有時候我們會受傷，有時候不會。」（Remember, sometimes it hurts, sometimes it doesn’t）太完美了！奈瑟騎腳踏車離開，我則謝謝這位女士給我的建議，我問她是不是住在附近，她說：「喔，我討厭這個社區，我正要搬回郊區住。」

我們雇用了一些西費城區的居民一起進行這個計畫，有一位還是因為抽大麻被警察追到我們店裡，他們因為搜不到捲菸的菸蒂而放他一馬，我想他反應非常敏捷吧。第一天工作時，他說他無法開始工作因為前一天晚上在趴踢上玩的太瘋，像搖滾明星那麼瘋，而隔天我就解雇他了，因為他遲到四分鐘。

另一位跟我們一起工作的西費城區居民是詹姆斯．B．瓊斯（James B. Jones），他早先看到我在市場街工作，他跟我說他在1980年代就知道我了，而且自己也很喜歡塗鴉；下一次見面時，他就帶著一整個紙袋的黑色筆記本，裡面都是全彩的作品。他是一個很擅長自我表述的書呆子，也是個只敢在紙上描繪而從未在牆上作畫的傢伙，而現在，經過了數十年的生活經驗，他準備好了。（錄取！）但是，就在我們一起塗鴉的前一天，他的阿基里斯腱斷裂，於是我任命他為辦公室經理，這工作還挺輕鬆的，他可以整天在黑本子上畫圖然後和進來店裡的人聊天。有天我看到他在為手機通話時間困擾，我就請別人去52街幫他處理，讓他可以再通話，而這整件事給了我們靈感去畫「易付卡已付」（Prepay Is On）這面牆。詹姆斯為我們的即時協助很感動，我們也很開心能讓他有面屬於自己的牆。然而「易付卡已付」這面牆的主人卻不開心，她打電話給我說這個訊息很怪，所以我跑了趟她漂亮的家，向她說明我們的真正意思以及這個計畫的目標；沒想到她拿出一些檔案資料給我看，跟我說她覺得年輕人應該要看到些什麼。其中一份是幾張歐巴馬的照片拼貼在白宮前面，背景是一位暴徒般的青年站在坦克上，穿著垮牛仔褲，標題寫著：「這間屋子有服裝規定，拉起你的褲子。」（THE HOUSE HAS A DRESS CODE. PULL YOUR PANTS UP）這是第一次有牆面主人給我困難的建議，我不認為我們的想法能一致。我再次向她解釋《情書》這個計畫，直到獲得她的認同。甚至我回到辦公室後還跟詹姆斯說，如果他之後需要關於塗鴉的建議，去找56街的帕克絲小姐（Miss Parks）。

回到1987年，當珍邀請我加入「費城反塗鴉網絡」（Philadelphia Anti-Graffiti Network；PAGN）時（譯註：壁畫家珍當時受聘為「費城反塗鴉網絡」的中堅力量，開始與塗鴉作者們合作，讓他們更有計劃性地發揮創意。30年後，她的努力讓「反塗鴉網絡」轉化為「壁畫藝術計劃」，並造就了費城3600多幅壁畫作品），被我斷然拒絕。第一，我是專業塗鴉者；第二，我從來不做敷衍的工作。即便是聰明、專注又世故的珍，也時常必須去畫那些無聊透頂的東西。1980年代PAGN畫了數百面牆，一面比一面無聊；PAGN曾塗掉其他壁畫，我第一次畫的「娃娃車費用」（Daycare Carfare）就被它們塗掉過，健身人JR跟我說：「我知道那是你畫的，而且是為某個女生畫的。」（他說對了。）

現在費城到處可見PAGN的創作，那些無趣的牆面就像阻止「壁畫藝術計劃」自我意志的遠房表親們。當我創作《情書》時，面對市場街一面PAGN創作的完美的牆──一幅與社區毫無關係的自然風景，在它被完成的20年後（或更久），珍允許我們將它塗去，但我們必須要把在社區會議中得到的建議加入。我看著建議清單，上面一句「伊斯蘭是平和的」（Islam Is Peace）就這樣跳出來，我還記得提這個想法的人參與了多場會議，他每次都深刻解說自己的想法：第52街對他來說是1960年代穆斯林運動崛起的地方，這場運動打擊了社區毒品持有與幫派的問題。他對我們的計劃、傳遞的訊息很感興趣（也許有點小心翼翼），就連我們貼在電話線杆、寫著鄰居瑣事（也對著鄰居寫瑣事）的很小的傳單──「我們要買房子」（We Buy Houses）──他都能理解我們的意思。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把他想講的話寫在牆上；當夥伴戴倫（Darin）正要開始畫，鄰居們便好奇跑來關切，當他們了解後，他們很開心還揮拳打氣，對我們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回應。

在與蘇若（Suroc）解釋我們的壁畫內容時我遇到一點狀況；當時一個帶著費城帽子和穆斯林遜尼派教徒裝扮（在費城到處都有）的年輕人從旁走過，「耶！我們正在畫那個人！」簡直就是太美妙了，對於一個藝術家和早期塗鴉少年來說，能「處理」一下PAGN的壁畫創作（那些情境畫家畫出的無趣作品）是很令人興奮的。當我提給珍的時候，她的遲疑是可理解的，我則是開門見山直說，透過我們加進入的新元素，可以讓社區奪回展現牆面的主導權，這股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部分。聽到這裡，她就完全沒問題了。

完成越多的牆面，我們就越能從社區中組織出新的文字。其中也有我自己過去的回憶──第一件由克萊德（Clyde）於1980年在第61街完成的作品，他以滴流體的字母畫上自己的名字，超時髦的！於是在同一個地點我們寫了「美好的夢」（Nice Dream），這些字以他的色彩和表現形式來完成。我在費爾芒特公園（Fairmount Park）的寫作會議前幾個月就預計安排克萊德來參加，我知道他會來的，果然他來了。我給他聯絡電話並請他看看那面1980年的牆，當他看到我們的作品時，他打電話給我：「哇，謝謝你，那太棒了！你有我之前作品的照片嗎？」可惜我有的是一張彩印，它被一場夏日大雨浸濕，幾乎毀了。

鎮上的強尼．高斯顛（Johnny Goldstein）說服他的朋友布林特先生（Mr Blint）到我的店裡來見我，布林特先生是握有大量費城塗鴉資料的大人物，他自己是一個多產的畫家，同時跟費城和紐約之間有強大的連結，他也為費城的塗鴉黃金時期（1979至1983年）的每一個重要牆面攝影。1983年之後，當他收集了足夠的書寫和寫者資料之後，他便不再碰塗鴉這回事了。我們嘗試與他聯繫，試圖將他喚回那個有他著名的朋友雷茲（Razz）和其他繪者的年代（那精彩的數十年），但他總是不為所動。最後，當他聽到自己鍾愛的WFIL（費城基督教廣播電台Philadelphia's Christian Radio）的屋頂牆面即將被繪製的時候，他帶著他所蒐集的塗鴉相片冊來店裡找我；這本冊子裡盡是完美35釐米鏡頭下的作品──除了克萊德那件，還有其他100多件。他補充敘述了一些西費城區失落的回憶，而我也向他說了一些1980年後的塗鴉發展。

我帶布林特登上位於45街和市場街的WFIL屋頂，這座建築是美國育孕青少年文化的搖籃：有狄克．克拉克（Dick Clark）的「美國音樂台」（American Bandstand），也是其後幾個世代貧民區青年的自我展現舞台。1970年代後期，布林特和雷茲將他們的名字畫在那兒的牆上，整個八〇年代我都盯著那些名字，這是無聲保存下來的致謝。

我們開始的《情書》計畫中，能拿到MFIL牆面的作畫許可就已經是一個大獎，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棟建築的所有人是間企業育成中心，他們收了我們招牌店比一般商店都貴的店租，而卻允許我們在MFIL作畫，只要我們能繪製一些有廣告效果的作品，以彰顯公司鼓勵創業的宗旨。我來回改了七次草圖，直到最後我終於以正確的密碼組合開了鎖（打到重點了）。我寫了「我是個夢想健談者－我是個殺死夢想的破壞者－我是個業餘的追夢者－現在我是活在夢裡的企業家」（I been a raconteur talking my dream – I been a saboteur killing my dream – I been a amateur just dreaming – now I am an entrepreneur living the dream）。他們同意了，但有一個條件：我們不能直接畫在磚牆上，我們必須畫在屋頂的鋁板上。我從這件事了解了人們有多麼反對塗鴉，他們僅能接受牆上275個大小洞被顏料覆上，之後在一小時內能被大力刷洗掉。這時候唯一能寫上的文字就是「火大」（bananas）。

雷茲說，站在MFIL的屋頂上就像是站在世界的頂端，而原本對於自己的過去沉默寡言的布林特先生，也開始滔滔不絕講起1980年，彷彿自己又回到當年的時光。他們兩位都要求我「把我畫進去」，結果我這麼做：我畫了費城塗鴉中的典型化身，有張微笑臉和高帽子，手上拿著兩張支票，收款人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雷茲和布林特先生；在臉的旁邊，有個告示般的標語：「版稅給貴族」（Royalties for royalty）。我沒辦法再做更多了，也無法做得更少。《情書》計畫是一個代言的情人，為了母親與孩子、社區與城市；同時它也是核心本質，從成年回溯到童年時光。很肯定的，我的同伴及我心中的英雄們在這裡耗盡了數千瓶噴漆顏料，只為了服侍愛：對生命的愛、對冒險的愛、對塗鴉的愛。

願你安息，雷茲。繼續揚帆，布林特先生。

Philadelphia
費城

我們終於撐到可以開始作畫的時候，珍又派我去參加最後一場會議，和「壁畫創作計畫」設計評審（Mural Arts Program Design Review）一起。評審會議是每一次壁畫計畫進行的例行項目，我被提醒如果計畫不通過，評審會先暫停此計畫，直到社區建議與我的美學方向達成一致。此刻我只有8面牆已構思完成，還有其他42面牆毫無頭緒，我不改初衷的表示：「我必須亦步亦趨的創作，從這個街區到那個街區，一牆一牆的畫，我想把我從屋頂平台外得到的靈感發揮出來，我準備好要說出社區的聲音。」三人組成的評審團其中有兩位對我的作...

Introduction 　導論
從街頭到街頭
__史帝芬．鮑爾斯
我在費城的藍科納醫院（Lankenau Hospital）出生，但很古怪的，出生證明上我的出生地卻是寫賓州的歐弗布魯克（Overbrook）。我很確定藍科納位在高級住宅區勞爾梅里恩（Lower Merion），要付費才能成為那裡的人嗎？我想那裡的Polo衫會從小鎮的晒衣繩上被偷走，油漆和腳踏車也會從車庫被偷走；好吧我釋懷了。

我的母親在附近長大，住在蘭卡斯特（Lancaster）和卓卡索（Drexel）一間外表看起來不錯的出租公寓裡，在我出生後，有印象她搬到另一個街區，附近有間破舊的房子，那裡有24隻貓（真的）和5個人，他們以不打擾彼此的方式生活在那裡。差不多一年之後我妹妹出生了，至此，我們的怪異宇宙脫線家庭（Brady Bunch）算是完整了。我們叫爸爸是「法法」（我哥發音不標準所以我們也跟著叫），不過這沒關係，因為他也不太像爸爸，他比較像我生命中的過客，我已經25年沒見過他了。他在我15歲那年離開，當時我最新最棒的嗜好，是來自我身邊那位心煩意亂的單親家長，無力控制我叛逆狂野的行為而擁有的。所以，厄爾（Earl），感謝你的離開（真的，沒什麼感覺）；瑪麗珍（Mary Jane），謝謝妳留下來，始終為我（終究）回到家而留一盞燈。

所以，當我爸不見人影之後，我也跟著向外走，想找到一個真實的學習榜樣。此時有個正膠著於某個堅定有意義想法的年輕人，無私的與我分享計畫，而我只要提供顏料就可以了。埃文代爾街（Avondale Street）的蘇洛克（Suroc）──也叫尼克伊迪（Nick-E-Dee）、法康（Falcon）和布弗．尤斯沃（Buford Youthword）──教我如何設計出自己的名字，我第一次在費城市場街幾個屋頂上塗鴉，就是他帶著我去的。屋頂是塗鴉的絕佳地點，因為它有著大片被世人遺忘的牆面可以盡情揮灑，年輕人會爬上去書寫自己的名字（帶著自己特有的風格），這樣來往的火車旅客便能看到（我舉幾個塗鴉客的署名如：瑞茲（Razz）、伊斯特（Estro）、布蘭特先生（Mr Blint）、卡瑞迪（Credit）、克萊德（Clyde）、芮恩（Ran）、麥尼艾克（Maniac））。於是，1980年代市場街（未必那麼協調的）視覺風格中，也有蘇洛克和我的名字。

2000年代早期某一天開始，街頭塗鴉被塗掉了；沒人記得何時或怎麼發生的，但這股覆蓋力量來得很快──有效率、徹底的、永遠的。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居然沒太多人注意到上百幅的彩色塗鴉突然之間都不見了，這表示，塗鴉這件事可能自身有著什麼問題。塗鴉是因為想要溝通，但大多數的人不能理解這件事，而如果大家不了解，他們便很難認同（然後你的署名就像年底選舉結束後的競選刊物一樣被丟棄）。人們自然知道塗鴉者寫下自己名字的動機（畢竟我們在美國），但大家卻很難接受那些難辨的符號；如果到處都能見到一個名字，看了十次之後很快就會沒感覺的（更何況有的還出現過上百次或千次）。

上述的狀態是地平線上的未來歷史；在1980年代，塗鴉被看作是會永久存在的。1987年的夏天我19歲（對當一個塗鴉客來說好像太老了），我剛從中學（勉強）畢業，在（延長了的）假期之前我想找個職業；我知道自己想做個藝術家，而「如何」和「何時」成為一個藝術家，是我腦子在想但心裡傾向忽略的問題。我心裡只惦記著塗鴉，並且告訴自己塗鴉書寫的設計、用色和各種冒險學習能幫助我成長。當時費城幾乎被塗鴉書寫給覆蓋，我也每天往外跑，在街上四處找尋好地點，每個夜晚在建築物爬上爬下的「寫字」。

費城的塗鴉藝術很盛行，因此你一定不相信政府部門竟然有一個「費城反塗鴉網絡」（Philadelphia Anti-Graffiti Network；PAGN）。唸起來很拗口的PAGN在推廣一個風潮，它反對初期被視為具積極性、但卻在20世紀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逐漸被認為是年輕幫派的憤怒佔領，並汙染城市本質精神的塗鴉行為。PAGN主要以兩個策略在消滅塗鴉：第一以紅色塗料覆蓋，第二是它自己徵召塗鴉客，只要他們可以丟掉噴漆，拿起刷子。第一點我還可以理解，第二點就讓我惱火，為什麼不能使用噴漆？為什麼只能用刷子？最過份的是，在我畫上牆之前，為什麼草稿還要給委員會審過？我從頭到尾都沒想過加入PAGN，我一直待在街頭。

有一天，我遇見了珍．高登（Jane Golden）。她剛從加州搬到費城，並且因為她為PAGN計畫創作而聲名大噪；她是一個很棒的畫家，對塗鴉的態度也很開放。珍在一座鐵路橋下的牆面作畫，這條鐵路每天載著乘客穿梭在費城的市中心，沿著軌道的牆面佈滿了很不錯的手繪名字（有的已經存在20年了，有的大概還是20分鐘前畫的），這是一個我經常塗鴉的地點。珍邀請我登上鷹架，並請我當她的助手，我問了她關於繪畫草圖審核的過程，她也坦率說那是個冗長囉嗦的程序，之後我笑了並跟她說，下次見到她時我會給她看一樣東西，之後我就向她道別，爬下鷹架走掉了。

那天晚上我在鐵軌旁的牆面、珍的壁畫上方，畫了一個紅色正方形，在方形的中央我畫了《蒙娜麗莎》（Mona Lisa），她的臉有部分被紅色顏料蓋住，最後整個消失在紅色顏料當中（這顏色與PAGN覆蓋塗鴉用的紅色相同）。為了避免讓這個圖像透露出的訊息太隱晦，在蒙娜麗莎的臉上方，我寫了「這才是網絡」（This Is the Network），而在臉的旁邊我寫：「藝術是永恆的，而人生短暫，因此我不認為網絡是可靠的裁判。」（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and I don’t consider the network to be a worthy judge.）

第二天，等了1小時洗好相片之後，我把我的塗鴉作品照片給珍看。她謙遜的微笑著，把照片交給我時，她說：「我很高興你待在組織外的街頭。」接下來的20年間，珍在PAGN組織內往上爬，並接管了它。之後她將反塗鴉網絡中的壁畫計畫（PAGN內成效不彰、一個「做做樣子」的計畫）轉型成「費城壁畫創作計畫」（Philadelphia Mural Arts Program）；目前它是受到全球讚揚與爭相模仿的公共藝術介入社區建築的典範。

在此同時，我也從塗鴉書寫無縫接軌到藝術創作世界：我和陶德．詹姆斯（Todd James）、貝瑞．麥可基（Barry McGee）合作了一檔名為「無法抹滅的市場」（Indelible Market）的展覽，由艾力克斯．貝克（Alex Baker）策畫，於賓州大學當代藝術館（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展出。另外，由傑佛瑞．戴區（Jeffrey Deitch）在他紐約的藝廊（Deitch Projects）中策畫「街頭市集」（Street Market）一展，最後入選進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雖然有這些美妙的成績，但我開始創作藝術僅兩年的時間，還有許多是我要學習的。

於是我又回到街頭。其中一條特別的街是康尼島的衝浪大道，在那裡我找到了一個很棒的中介地帶（在塗鴉的嫻熟語言與藝術語言之間──我的藝術語言程度只能拿來買啤酒），剝除了商業與無效的感情，我在創作與生活之間使用康尼島的特有語彙，卻意外表現出清晰與直率的視覺效果，一種不畏於面對生活與愛的複雜性的態度（而這是我自己生活中較難辦到的）。康尼島是遊玩地也是工具盒，它是一個我學到如何更有效的繪畫、如何達到社區服務、如何在夏日以巡迴演藝團形式賺取生活所需的地方；我在那裡所獲取的技能，都發揮在以手繪招牌來展現社區自己的聲音上，正如塗鴉客「在高處」（Stay High）曾寫過：「這就是來自底層（貧民窟）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Ghetto.）

Introduction 　導論
從街頭到街頭
__史帝芬．鮑爾斯
我在費城的藍科納醫院（Lankenau Hospital）出生，但很古怪的，出生證明上我的出生地卻是寫賓州的歐弗布魯克（Overbrook）。我很確定藍科納位在高級住宅區勞爾梅里恩（Lower Merion），要付費才能成為那裡的人嗎？我想那裡的Polo衫會從小鎮的晒衣繩上被偷走，油漆和腳踏車也會從車庫被偷走；好吧我釋懷了。

我的母親在附近長大，住在蘭卡斯特（Lancaster）和卓卡索（Drexel）一間外表看起來不錯的出租公寓裡，在我出生後，有印象她搬...

Forward　前言／彼得．艾爾利
Introduction 導論：從街頭到街頭／史帝芬．鮑爾斯

Coney Island　康尼島
Dublin & Belfast　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
Philadelphia　費城
Syracuse　雪城
São Paulo　聖保羅
Brooklyn　布魯克林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
ICY　招牌

Love Supreme／致謝

Forward　前言／彼得．艾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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