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如何看待日本的歷史
作為世界史一部分的日本史
什麼是歷史
日本的歷史當然必須當作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書寫。然而，這個理所當然的事做起來卻不是這麼容易。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至今為止的日本史都僅是日本的歷史，與日本列島外的世界沒有任何關聯。第二，目前還沒有一本可稱得上是真正世界史的史籍，有的僅是勉強混雜中國史和西歐史而成的歷史。然而，二者有如水與油一般，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歷史是將人類看世界的方式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種，而歷史看的不是人類可以感受到的現在世界，而是已經無法感受的過去世界。因此，歷史表現的是書寫者的主張，即由於過去的世界是這樣，所以現在才會如此。歷史絕不是單純地記錄事實，而是為了正當化某一個立場而寫下的東西。
最初的史書決定國家的性格
每一本歷史都有各自的立場與主張，無論是哪一個文明，最初寫下的歷史都決定了那一個文明的性格，具有決定「這一個文明的人是什麼樣的人」的力量。
日本第一本寫下的歷史是《日本書紀》。這是作為日本建國事業的一環，由天武天皇下令編纂，從六八一年開始，於七二〇年完成。《日本書紀》是為了正當化日本的建國而寫下的史書，其立場為「日本國」這個統一國家具有古老的傳統，早在西元前七世紀時就獨自以日本列島為領土建國，與中國和韓半島沒有關係。之後的千秋萬世皆由日本天皇統治。
由於《日本書紀》的主張與中國或韓半島的文獻不符，因此現代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其內容與事實相反。話雖如此，日本依舊難逃《日本書紀》框架的影響。那是因為，關於七世紀之前的日本列島政治史，只有《日本書紀》這一文本。雖然還有一本《古事記》，但如同之後的詳細說明，這是九世紀初平安時代初期的偽作，其框架與《日本書紀》完全一樣。然而，就算將《日本書紀》與《古事記》對照閱讀，也無法有效超越《日本書紀》的主張。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日本書紀》反映出的七世紀建國當時的政治情勢列入考量，逐一判斷每一項記事的價值。
這種方法稱作「來源批判」，屬於歷史學正規的手法。但只知道日本史的歷史學家很容易就會被《日本書紀》的框架牽著鼻子走，所以為了跳脫《日本書紀》的框架，則必須同時具備中國史與韓半島史的知識。
然而，困難就困難在這裡。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半島，囫圇吞棗般地全面接受過去歷史書的主張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這些歷史書既然是歷史，那麼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半島，都是為了主張自己擁有獨自的起源、屬於擁有成為獨立國家宿命的文明，所以才會編纂歷史。以持有這種主張的歷史書為材料進行研究的中國史或韓半島史專家，他們的想法很容易就受到這些歷史書框架的影響。
就這樣產生所謂的「定說」，進而成為「眾所皆知的事實」，記載進了歷史教科書或歷史辭典之中。然而，這些定說多半是未經過充分檢驗就加以流傳的東西，因此對於定說採取懷疑的態度才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中國的起源
中國真正的起源是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原的眾多城市國家，歷史不過約二千二百年。在此之前，住在中原的是擁有不同生活型態的蠻、夷、狄、戎，後來的中國人其實是這些異族的混血。
然而，西元前一〇〇年左右，司馬遷寫下了中國的第一本歷史——《史記》。當中採用的立場是，中國自黃帝以來就是中國人的天下，一直都是由正統的帝王統治。中國之後的所有史書皆忠實地沿襲《史記》的框架，結果造成了「中國歷史五千年，一直以來都持有不變的高度文明，雖然有時會被北方的野蠻人征服，但征服者很快就會被同化，不會造成影響」這種充滿中華思想的歷史觀根深蒂固。
不僅是中國人，日本的中國史學家也只閱讀根據《史記》歷史觀寫成的史料，因此沒有發現中國史料的偏頗，被中華思想的框架制約而不自知。就算有所發現，也不知道該如何修正中國史料的偏頗。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從中國史的立場很難對日本史做出貢獻。
韓國的起源
韓半島史與日本史也有不同。與位於亞洲大陸旁邊海上的日本列島不同，韓半島是與滿洲和中國相接，因此無法寫出如《日本書紀》一般，獨善其身、具有排他性的歷史。
韓半島的政治史從流亡的中國人在平壤建立朝鮮王國開始。從西漢武帝征服朝鮮王國、設置四郡的西元前一〇八年起，一直到中國軍撤退、樂浪郡與帶方郡遭到廢除的三一三年為止，韓半島一直都是在中國支配下的殖民地。任誰也無法否定這段中國史。
現存最古老的韓半島歷史是高麗王朝的金富軾於一一四五年所寫的《三國史記》。《三國史記》的編寫目的在於彰顯金富軾的祖先新羅王室，統一韓半島、承襲高麗王朝的功績。
根據《三國史記》的紀載，新羅於西元前五七年建國。這是西漢昭帝於西元前八二年廢除韓半島南部的真番郡後，最初的甲子之年。這也代表韓半島初期的歷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韓半島是於新羅統一韓半島南部的六六〇年代之後，才脫離中國史的框架，走上獨自的道路。新羅的韓半島統一是唐帝國於六六〇年滅百濟、六六八年滅高句麗所帶來的結果。
真正的韓國（朝鮮）文明是於七世紀後半開始發展，在此之前的韓半島文明與其說是獨立的文明，不如說是中國文明的地方版。
這一點，建國之前的日本列島文明也相同。日本文明與韓國文明都建立在中國文明的基礎之上，於六六〇年代同時開始發展，因此韓國文明是日本文明源流的主張是非常嚴重的時代錯誤。
日本史的框架僅適用於「日本」這個國家成立之後。日本建國之前沒有國境，當然也就沒有國內與國外的區別。
因此，七世紀日本建國以前的歷史既不是日本史，也不是日本古代史，而是橫跨日本列島、韓半島、滿洲、中國的歷史，可說是廣義的中國史。在這一層意義之下，中國史也就是日本建國之前的世界史。
中國史從西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原開始，最初五百年的主角是秦、漢的中國人。以四世紀初發生的五胡十六國之亂為分界，中國人逐漸式微，出身北亞的遊牧民族成為了中國史的新主角。與此同時，滿洲、韓半島、日本列島也逐漸由原住民開始掌握主導權。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三百年，之後出身遊牧民族的隋、唐再度統一中國，目標是重現過去秦、漢帝國的光榮，因而入侵滿洲、韓半島。七世紀新羅與日本之所能夠各自建立獨立的國家，就是對唐入侵的反動，是針對中國的自衛手段。就像這樣，中國的內部雖然發生變化，但對於韓半島和日本列島的人們而言，中國的存在始終是一個威脅。
考古學和民族學無法取代歷史學
考古學
這裡有一點希望大家特別注意。那就是，考古學無法取代歷史學。由於歷史是將世界觀用語言表達出來，說到底是寫下來的語言資料，也就是建立在文獻的基礎之上。
至於考古學的對象是屬於物質文化表現的遺物，並非語言。無論如何精確追溯陶器樣式的變遷，或是挖出多少銅鐸、銅鏡、銅劍、鐵劍等，如果沒有寫成文字，或就算寫了，如果不是直接與政治相關的內容，那麼就無法成為歷史的材料。賦予歷史筋骨的是政治，而物質文化則是任誰都可以輕易借用的東西。
也就是說，就算日本列島的陶器文化從繩文陶器變成彌生式陶器，使用的人類並沒有換。另外，就算出土的人骨計測值從某一個地層開始變化，也不是因為舊的人類滅亡，又有新的人類進駐。只要不是世世代代都是家族內部通婚，那麼就不可能有純血種的人類。人類原本就是雜種。由於新的基因進入，因此體質會產生連續性的變化。
語言學．民族學
同樣的，語言學和民族學也無法取代歷史學。
語言學無論有多大的成果，所謂語言的系統是用來表達語言與語言之間的相似與相異之處，並非用來表達說話者的血統關係。語言並非遺傳，而是人被生下之後與周遭的人接觸，進而習得的東西。而且人不一定只會說一種語言，能夠根據對象使用不同語言的人也不稀奇。因此，不能夠將語言的系統樹誤解成人類的家系圖，認為其與歷史的紀錄具有同樣價值。
這一點，民族學也相同。民族文化的類型不過是現代民族學家透過觀察，解釋屬於不同社會的人們的行為而成，每一個觀察的民族學者都有不同的解釋，就算是同一個社會，下一代人的行為或許也會與上一代完全不同。因此，文化的類型也不是有用的歷史史料。
就像這樣，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的成果在寫歷史的時候可以當作參考，但絕對無法發揮參考資料以上的功效。用這些成果當作主要材料寫歷史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神話．意識型態
再次強調，歷史是世界觀的語言表現，並不單純是事實的紀錄。
這一點，歷史與神話、意識型態非常相似，但與神話和意識型態有一個決定性的不同。神話與歷史同樣是說明世界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然而，扮演神話主角的神明超越了時間，並非過去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類。因此，現實生活裡不可能發生的事，在「以前」、「古代」等神話裡的時間都有可能發生。神話要傳達的並非過去的世界，而是反映出了創造該神話的時代樣貌。
至於意識型態描繪的則是未來世界應有的樣子，主張現在的世界應該朝其邁進。
無論是《聖經》、《古蘭經》、馬克思的著作，還是其他根據神啟的聖典，當中的字句都不允許改變。因此，當意識型態與現實不合的時候則無法修正。當與現實不合的時候，容易陷入「意識型態正確，而現實錯誤」的原理主義之中。關於這一點，歷史根據的是文獻史料，因此時間愈久累積的文獻愈多，則愈有必要重新審視、修正理論。由於能夠做到這一點，因此更能反映現實。
資料來自中國的正史與《日本書紀》
關於日本建國之前的歷史，若想要寫出合理的內容，那麼主要的資料還是依據從《史記》開始的中國正史和《日本書紀》。其他的資料都僅是用來輔助。然而，若僅是依據這些史料當中的隻字片語，任憑想像力馳騁，那就寫不出合理的歷史。無論是哪一種史料，能夠找出的資訊都有其限度。另外，也有許多事是後世的人覺得重要，但當時的人卻不以為意而沒有加以記載。就像這樣，歷史也有其極限。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利用能夠利用的史料，盡量勾勒出現在世界深處那個過去的世界，這才是歷史。
如果希望將日本列島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撰寫世界史，那麼就必須超越日本的國史、韓半島的國史、中國的國史等框架，從歐亞大陸與日本列島共通的角度出發。這個角度當然不能被現代任何國家的利害或國民情感所左右。現代的國家或國民的概念僅能追溯到十八世紀末。由於起源尚淺，因此不適合將十八世紀以前與現代做一貫性的歷史敘述。
希望寫出真正世界史的歷史學家應持有的立場是，排除眼前所有的利害、理想或是情感，僅以理論追根究柢，解釋並綜合史料。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撰寫歷史，那麼寫出來的歷史則可以超越歷史學家的個人意見，成為有可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真相」。日本的歷史就應該這麼做。
本書統一將英文寫作「Korea」的對應地域稱作「韓半島」，而非「朝鮮」或「朝鮮半島」。「朝鮮」原本是種族的名稱，指的是居住在大同江、漢江溪谷的住民。西元前一九五年，流亡的中國人在平壤建立王國，「朝鮮」成為了該王國的國號。西元前一〇八年，西漢武帝消滅朝鮮王國，在該地設置樂浪郡等四郡後，這裡的「朝鮮」人被中國人同化。無論是馬韓、辰韓、弁辰的三韓時代，還是高句麗、百濟、新羅的三國時代，又或是新羅王國的統一時代、高麗王朝的時代，這個半島都曾被稱為「三韓」，但卻從來沒被稱作「朝鮮」。直到中國的明太祖洪武帝於一三九三年為了讓李成桂即位取代高麗王朝，才又選定「朝鮮」為新的國號。
由於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因此用「朝鮮」或「朝鮮半島」稱呼十四世紀之前的半島是時代的錯誤。而「韓國」、「大韓」、「大韓民國」則是二十世紀特定共和國的簡稱，用來當作歷史名稱，則時代更是錯得離譜。然而，如果是「韓」的話，是早在一世紀時就出現在中國紀錄中的種族名稱，且之後統一半島的新羅是「韓」族之一的辰韓的直系，因此將其統一的範圍稱作「韓半島」比較合理。這就是我採用「韓半島」的理由。
書中漢字名詞的旁邊會標上假名，讓大家讀起來更方便。除了可以推測原因的漢字音之外，原則上依照現代假名的規則標上讀音。然而，出自《日本書紀》、《萬葉集》等日本古籍的漢字地名、人名，則採用古典假名的規則標是讀音。例如，「難波」的讀音非標作「naniwa」或「nanba」，而是「naniha」。主要是為了更接近史料寫成當時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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