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曾獲美國〈財務分析頻道〉頒發的Graham Dodds優秀論文獎(1995)、〈商業週刊〉頒發的亞洲明星獎(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國際企業管理網絡頒發的企業管理拯救獎(二○○一)、韓國出版文化獎(二○一四)等等。

得獎紀錄：曾獲美國〈財務分析頻道〉頒發的Graham Dodds優秀論文獎(1995)、〈商業週刊〉頒發的亞洲明星獎(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國際企業管理網絡頒發的企業管理拯救獎(二○○一)、韓國出版文化獎(二○一四)等等。

序章是時候點燃怒火了

世界是由我們創造出來的。

| 又一個奇跡 |
韓國經濟曾有一段輝煌顯赫的榮景，一度被稱為「漢江奇跡」。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迅速復甦的西德「萊茵河奇跡」也無法與漢江奇跡相媲美。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像韓國一樣，如此迅速的從世界最貧窮國家，一步步走向已開發國家行列。
在朴正熙任職總統(西元1961~1979年)，不到20年的時間裡，韓國的各項產業發展，把國民生產毛額從原來的85美元提高到1709美元，足足20倍之多。而這樣的成果也只是讓韓國從絕對貧困行列中脫離，尚未達到國民生產毛額20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水準。幸好，發展並沒有在朴正熙時代就停下腳步。很多人都把韓國經濟起飛歸功於朴正熙，事實上，韓國經濟一直持續發展，在1994年，韓國國民生產毛額已超出1萬美元，躋身開發中國家行列；1997年撐過亞洲金融風暴，在2006年國民生產毛額達到2萬美元。2014年，韓國國民生產毛額已超出了2萬8000美元。1 事實上，韓國的經濟奇跡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
以普羅大眾而言，對韓國的印象可能只停留在他們經濟起飛初期耀眼而成功的產業發展而已。實際上，韓國的經濟奇跡遠遠不只這些；有些評斷經濟成長表現的細節被忽略了，那就是韓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並未惡化。從工業化正式開始的1960年代初期一直到1990年代，30多年的時間裡我們並沒有找到所得分配不均惡化的明顯證據。這意味著經濟成長的成果大致上能平均分配，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性呈現等比例成長。針對為何生產性提升和實質薪資能等比例成長的問題，或許有各種闡釋，但我們可以推測為因為韓國經濟成長極快，所以勞工薪資的提高並沒有在企業累積資本的過程中成為阻礙。對於各行各業來說，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擴大產業規模，而不是壓低勞工薪資。
若以工業化和經濟成長效率作為橫軸，在縱軸同時達成所得分配的平衡，這就好像想同時抓到兩隻兔子一樣，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成功工業化，還能維持所得分配平衡的國家，在當時的亞洲只有韓國和臺灣而已。如果說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是提升國民生活品質，那麼所得增長就只是過程中的一種手段，最終還是要實踐經濟成長後，所得的分配平衡。大多數韓國人確信今天過得比昨天更美好，明天也將會比今天更美好。
正因為在所得增長的同時也達成分配的平衡，所以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裡，韓國的人們可以忍受世界最長工時的記錄，以及獨裁統治的痛苦。當時，韓國工業化過程所得到的經濟成長，超出了全球經濟規模，甚至能擠進世界前10名，可說是創造了繼西德經濟復甦之後另一個奇跡。

| 從奇跡到地獄 |
然而，隨著經濟繼續快速發展，韓國一面工業化，一面維持所得分配平衡的奇跡沒能持續下去。1960年代初期開始的工業化過程中，或許每個階段多少有些差異，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並沒有惡化。甚至在1990年代，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反而呈現好轉。直到西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貧富差距」這個問題開始迅速惡化，過去長達20多年的所得分配平衡完全被破壞，韓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嚴重的國家之一。
貧富差距的惡化不僅僅表現在所得分配不均上。工作分配的不平等、勞工之間的不平等、企業之間的不平等、世代之間的不平等……等等，在所有的經濟發展指標中，韓國幾乎已成為全世界狀況最糟的國家，甚至連經濟成長率也開始滑落。
尚未將潛在成長率納入計算的經濟成長持續了數年，但是韓國經濟是否已經從結構上進入了成長低潮？目前還無法預測。經濟成長減緩是投資規模擴大，所得水準提高而發生的必然過程。雖然目前韓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經濟成長率還是居於領先，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是所得分配不均最嚴重的國家，而且，若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就毫無逆轉的可能。經濟成長率下滑和所得分配不均惡化，這兩者同時出現的狀況若持續下去，那麼在不久的將來，韓國經濟很可能將跌到谷底，導致災難性的毀滅。
長久以來，人們對韓國經濟議題的關注焦點一直都在經濟成長上。掌權的政界、財團，甚至學術界和媒體統統都由經濟至上主義者掌控。他們認為經濟成長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而所得分配是邪惡的，會阻礙經濟成長，並把主張將所得平均分配的人歸類成共產主義信仰者。他們甚至認為，為了提昇經濟成長，即便犧牲「自由」和「平等」兩項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或者放棄建立人類社會基本秩序的「正義」和「民主」兩項規範也無妨。絕大多數韓國人默許政府的經濟優先政策，原因是他們相信經濟成長會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也能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現在，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進步的觀念已經被打破了。韓國的經濟成長仍在持續，但是一般國民的生活品質未能提高早已成為現實，社會上的糾紛和對立則越來越深。.
韓國面臨的窘境並非突然出現，而是過去20幾年持續惡化的結果。那麼，這樣的狀況為何沒有得到修正，反而被長期放任不管？很可能是因為在這一段時間之中，經濟成長和所得分配共同進步，所以人們誤認所得分配不均的惡化近期內才出現；也可能因為人們期待整個社會能和過去一樣，只要重現經濟起飛的榮景，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也自然而然會獲得緩解。但是，人們所期待的高速經濟成長並沒有出現，反而使所得分配不均情況越來越嚴重。現在，貧富差距已經阻礙了經濟成長，演變成社會結構性的矛盾。

| 本書的三個議題 |
西元2012年韓國總統大選中，貧富差距問題因為「經濟民主化」被當成選舉議題之一而受到了關注，但是未能形成持續而具體的討論。到了2014年秋天，法國學者托瑪．皮凱提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出版，人們對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提高了。托瑪．皮凱提在書中分析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問題是如何惡化的，並提出解決方案。
韓國國情不全然與資本主義發展久遠的已開發國家相同，所以托瑪．皮凱提的分析和解決方案與韓國的現況還是不能完全相配的。即便如此，這本書能引起那麼多關注，是因為它反映了韓國人對於貧富差距擴大的現況已經產生警覺。書中沒有任何一句話與韓國腐敗的現況相關，只針對產生貧富差距的問題進行關切，身為韓國學者，我一邊覺得非常感恩，一邊也實在慚愧萬分。
近來許多有關韓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文獻和書籍出版。捫心自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也寫一本探討貧富差距與各項不平等現象的書，意義何在？在不斷反思的同時，撰寫這本書的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了。理由是，之前有關貧富差距的眾多討論都未能真正反映出韓國的現況，想藉本書提出我自己的觀點，來探討韓國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問題。希望透過本書，找出有關「韓國」貧富差距的疑問和答案，這與針對「韓國的資本主義」進行辯證而撰寫《憤怒韓國》一書的目的一樣。
本書透過對韓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探討，想找出答案的議題大致有三個方向：第一、不要只對「貧富差距嚴重」的現況進行敘述，要找出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和理由；第二、針對韓國貧富差距嚴重的現況，找出「克服的方法」；第三、目前貧富差距嚴重的韓國，「該由誰來改變」。要找出「貧富差距嚴重」的真正原因，才能為緩解貧富差距「該採取什麼措施」獲得真正的解答。所以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是連貫性的。第三個問題中，我們則要好好想一想，當有好的解決方案出現時，現實生活中該由誰來執行。若想找出「由誰來改變現況」，就要先找到「是誰造成了如此嚴重的貧富差距」，釐清責任歸屬。這又與第一個命題的答案息息相關。而第三個問題特別重要的理由，是韓國貧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平等，正在奪走下一代年輕人的希望。儘管針對目前的窘境我們束手無策，在短時間內也很難進行修正，至少這樣的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不能讓我們的年輕人慢慢演變為放棄戀愛、結婚、生子的「三拋世代」，甚至用「多餘世代」這種絕望的詞彙來形容自己。想解決問題，就要找出是誰造成了目前這種窘境，才能給年輕人創造有希望的未來。
雖然韓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嚴重的國家之一，但是造成貧富差距的結構不同於已開發國家，所以修正這樣不平等的方法也應該不同與其他國家。以往的討論中，一致認同韓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非常嚴重。但是這些討論對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探討不夠深入，甚至把已開發國家的理論錯誤套用的也不少。過去20餘年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的狀況並沒有修正，反而被置之不理。托瑪．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造成的熱潮，事實上也未能帶動揭露韓國貧富差距嚴重的討論，這無非就是因為大家忽略了韓國的貧富差距成因與多數已開發國家並不相同。

| 為何變得不平等? |
經濟性貧富差距可以分為「所得」的差距和「資產」的差距。以往有關貧富差距的討論把這兩者的差異忽略，甚至混淆了；大部分民眾關心的是資產的差距，也就是財富累積上的差距。理論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可以創造利潤，這些利潤又成為新的資本，也就是家底越雄厚的人，立足點本就比家境小康的人有利。所以資產上的貧富差距就會成為所得上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大多數國家中，資產貧富差距比所得貧富差距更嚴重，所以資產貧富差距導致所得貧富差距拉大是很普遍的現象。韓國的狀況則不一樣。韓國也如同其他國家，資產貧富差距比所得貧富差距嚴重；但目前在韓國，資產貧富差距並不是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主因。
在韓國，因為差距過大而使大多數國民承受痛苦的，不是既有的資產，而是「收入金額」的差距，也就是「所得差距」造成的。造成所得差距的根本原因，則是雇傭關係不平等；有關韓國貧富差距的討論都忽略了這一點。
社會大眾聽到「不平等」這個詞彙，通常會直接聯想到「貧富差距」。把貧富差距想成豪門和窮人的距離，實際上就是依據「擁有多少財產」的差異而斷定的。但是，多數人的生活品質是由「收入金額」決定的，而不是由既有財產決定的。因為資產的差距造成收入的差距時，資產的差距才有了意義，也就是所謂「財產創造所得」，而財產多寡影響收入多寡，且造成極大差距時，貧富差距就會變成關注話題。而韓國的收入差距並不是資產差距造成的，而是薪資差距造成的；因此，要研究韓國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並找出因應措施，就需要把關注焦點放在國民薪資所得的差距上。
在韓國社會中，勞工薪資所得佔所有國民所得的90%以上；但是家庭資產價值平均起來，則不到薪資所得價值的1%。甚至在前10%的高所得階級中，資產淨值較高的家庭資產所創造的利潤也佔不到5%。將家庭資產透過利息、租金、分紅等方法所收到的獲益並不足以造成所得上的貧富差距，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勞動所得，也就是勞工薪資。當然，約1%或0.1%的高所得階級中，有人以家庭資產創造了超高收入，但他們是極少數的特例，多數的家庭所擁有的資產，大部分是無法創造新利潤的自有住宅，因此，即便擁有房產，對提昇家庭所得也沒什麼幫助。所以，在韓國，資產上的差距不是造成所得差距的主因。對絕大多數韓國人來說，薪資收入的巨大落差造成了貧富差距，導致社會上中產階級減少，低所得階級和低收入勞工則逐漸增加。
如果說薪資收入的落差就是造成所得貧富差距的原因，那麼就要想一想：為什麼會出現薪資差距？只有這樣才能找出怎樣修正貧富差距的答案。薪資差距擴大的理由是雇傭關係不平等，以及企業勢力之間的不均衡。在企業中，正職員工和約聘人員、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薪資差距日益擴大，這就是讓所得差距逐漸擴大，進而影響貧富差距惡化的絕對原因。
在韓國，約聘人員的薪資不及正職員工的一半。雖然，勞動法中明確規定，受雇2年後可以轉為正職員工，實際情況卻是10名約聘人員當中能順利轉任正職的，只有2名。
所以，接受約聘不是轉為正職的捷徑，而是無法逃脫的陷阱。
90年代初期還沒有約聘的概念，與約聘相關的統計數據並不存在。因為約聘是金融危機之後才出現的新式雇傭形態，企業不但可以用較低的薪資引進约聘人员，也將「約聘」當做隨意解聘的手段。在金融危機時，因為生活所逼而甘願接受不穩定的雇傭形式、偏低的薪資這兩種不公平條件的約聘人員，依政府統計每三名中就有一名；依勞動部調查則是每兩名中就有一名。就因為這樣的不平等的雇傭結構，在韓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1年不到就必須換工作的勞動者每三名中就有一名。這種極度不穩定的雇傭形式，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是非常少見的。不平等的雇傭關係是造成韓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而造成這樣的結果，罪魁禍首就是那些資產雄厚的大企業。
韓國的中小企業給員工的薪資，只有大企業支付給員工薪資的60%。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的薪資落差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懸殊的。80年代，韓國中小企業的支薪額度幾乎與大企業相同，能達到大企業的97%；但是過去30幾年之中，差距持續擴大。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支薪差距變大，但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勞動者則大幅增加。80年代，韓國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勞動者占所有勞動者的53%；西元2014年則占所有勞動者的81%。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韓國國民在薪資降低的中小企業工作，所以薪資所得上的貧富差距加速惡化是必然的結果。
在韓國，約有50萬家大小企業。所有企業的銷售額中，屬於財團的前100大企業銷售額所占的比例是29%，所有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則占 35%。這些前100大企業僱用的勞動者只占所有勞動者的4%，中小企業則占了72%；更加嚴重失衡的是純利潤。前100大企業佔據了韓國所有企業經營純利潤的60%，中小企業則只占35% 。2 而作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合作協商頂點的超大企業，不但沒有創造出更多的雇傭機會，反而獨佔了所有利益。因此，成擔大部分雇傭責任的中小企業就無法支付合理的薪資，艱難地經營著。這造成承包第二手人力資源的外包協力廠商之中，薪資結構僅能達到大企業薪資結構的3分之1，而承包第三手人力資源的外包協力廠商，薪資結構更只剩下大企業薪資結構的4分之1，這是多麼巨大的薪資差距啊！任何現行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說明處在相同生產鏈下的承包商和協力廠商之間為什麼產生如此嚴重的薪資差距，未創造雇傭關係的大企業卻獨佔了絕大部份的純利潤。這種極不均衡的企業生態是由大企業市場外在操作的因素所導致的，並非公平的市場競爭結果。.
在韓國，所得方面的不平等是由勞動所得差距過大而產生的，並非由既有財產所得產生。在這裡要再一次強調，造成韓國貧富差距的真正原因，是正職人員和約聘人員之間薪資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承包商和協力廠商之間勢力失衡造成的。然而現有的討論卻都把焦點定調在利息或分紅等，由既有財產而生的獲利差距上。
不只財經界，連應該站在勞工立場的勞動部官員，也並不關心承受著低薪和不穩定工作的約聘人員與中小企業的員工。部分積極的改革派官員不但對最應該為貧富差距負起責任的財團種種不公正、不合法的狀態視而不見，反而把財團吹捧為韓國未來的經濟命脈，我的想法與這些論點不同。
簡而言之，造成韓國貧富差距的原因，與其說是既有財產的差距，不如說是薪資所得差異太大。而薪資的差距要在雇傭關係不平等和企業勢力的不均衡中找出答案，這兩件事的責任必須歸咎到財團和大企業，這就是我想在本書中討論的觀點。

|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
針對第一個提問「韓國貧富差距形成的理由」討論之後，發現必須歸因於薪資所得差距過大；那麼，針對第二個提問「找出克服貧富差距的方法」，也必須從與現有討論不同的角度來找答案。現有的討論多半把焦點放在「獲利再分配」政策，希望透過它來緩解貧富差距。因為「源頭的分配」有錯誤，所以政府才要想透過福利政策將獲利「重新再分配」；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抱持著不同的想法。
目前韓國的基本社會福利制度並未能正常實施，對比國內生產毛額（GDP），韓國的社會福利預算所占的比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當中是最低的。毋庸置疑，我們需要透過社會福利制度提昇獲利再分配的比例；但若是對於造成貧富差距急遽擴大的源頭放任不管，想要靠著實施社會福利制度緩解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效果也非常有限。依據我的判斷，在以社會福利制度進行「獲利再分配」以前，首要之務應是解決根本問題：「勞動所得的貧富差距」才是治本之道。
韓國在金融危機之後增加了社會福利支出。西元一九九六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前，社會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3.4%；到了西元二0一四年，增加到10.4%。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增加社會福利支出，是想透過獲利再分配來緩解社會上的貧富差距，但是，這個方式的效果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效果最差的理由，是在根本上，各項產業「獲利分配不平等」惡化的速度比起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更快速。韓國的社會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偏低；儘管如此，社會福利預算在政府總預算中所占的比例為 30%，已經僅次於地方行政預算。若想把社會福利預算擴大，達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指標，就必須把至少一半的政府預算投入社會福利。這樣一來，就要把現行總預算中佔6.2%的教育預算、4.8%的國防預算等非社會福利部門的支出大大縮減，在實務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若想解決，唯一的方法就是擴大政府預算規模，可是稅收這種政府所得，它的成長率會比經濟成長速度低上許多，所以想靠收稅來開闢財源，增加政府的總預算，也是不切實際的。所以，依照韓國的現況，會發現若想透過獲利再分配政策，想要真正舒緩貧富差距是心有餘力不足的；即使快速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縮小貧富差距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才需要解決根源上的分配問題，也就是需要制定可以解決薪資不均和雇傭關係不平等的政策。
若薪資不均和雇傭關係不平等是造成韓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造成這個狀態就是企業生態失衡的結果。大部分民眾是靠著薪資所得維持生活，但若國家的經濟狀況有所成長，普通民眾的生活品質卻未能改善，且貧富差距更加惡化時，就意味著經濟成長的成果沒有落實在薪資結構調整和分配上，國民所得毛額中，被分配到家庭的部分在過去20年間大幅減少了。那麼，到底是誰佔據了大部分增長的成果？大部分民眾的認知裡，是高收入的一群人獨佔了增長的成果，這個概念當然可以成立。但是，比起高收入者佔據更多經濟成長獲利這樣的說法，更正確的說，應該是經濟成長獲利大部分被大企業拿走了。經濟成長的結果被大企業獨佔，沒有分配到家庭所得上，使民眾生活水準沒能改善，就是韓國的社會現實。經濟成長讓大企業變得更加富有，大多數國民和中小企業卻從經濟成長的福利中被排除了，成為輸家。
理論上而言，企業不該是主導所得或消費獲利的主體，僅僅是獲利後暫時保留資金，再將其轉嫁到各個家庭的媒介。如果企業考量到未來的投資計畫，將這筆資金暫時保留時，就會以支付薪資給勞工或者繳稅、分紅、付利息給股東等形式消化掉獲利資金。但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是無論普通家庭或者政府都沒有賺到錢，只有企業賺到，真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經濟若想成長，就要有需求；想有需求就必須能消費，想要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就必須要有足夠的所得。所得不足的情況下缺乏消費需求，想吸引投資意願增長經濟，就更不可能了。
如何證明韓國大企業拿走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使國民生活品質未能得到改善？從以下兩種指標可以觀察：第一、國民所得毛額中分配到家庭所得的比率減少，第二、被減少的家庭所得，轉移到企業所得。西元一九九六年金融危機前夕，在國民所得毛額中分配到家庭所得的比率是 71%，之後就持續减少，到了西元二0一四年降到62%。在經濟成長的成果中，分配到家庭的比率減少了9%。而同時期分配到企業所得的比率從16%提高到25%，增加了9%。也就是說，減少的家庭所得被企業佔據了。經濟成長的獲利沒有分配給國民，反而繼續留在企業的比率加大了。但是，企業並沒有因此擴大投資，相反的增加了儲蓄。企業儲蓄比家庭儲蓄高很多，所以企業負債減少，家庭負債則增加，這使得家庭無法作為儲蓄主體，提供企業經營的資金，反而讓企業變成儲蓄主體，這個現象非常奇怪。即使如此，盈餘的增加也未能平均分配到所有企業，中小企業仍然因為資金問題面臨困境。
韓國的所得差距問題不同於已開發國家，不能直接套用這些國家的理論，單純地看待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之間的分配問題。韓國經濟問題的根源有別於已開發國家，必須在雇傭關係和企業結構上進行檢討。財團和大企業沒有將獲利進行分配，把應該付給勞工、從而流向家庭的勞動薪資提昇，該分配給中小企業的利潤也由財團和大企業獨佔。所以，糾正錯誤的薪資制度是短時間內快速緩解韓國貧富差距的方法。而且，薪資不均是因為雇傭關係不平衡和企業勢力發展不均造成的，所以縮減正職員工和約聘雇員、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差距的政策就是緩解韓國貧富差距的基本措施。若不對薪資分配制度、雇傭關係結構、企業發展狀態進行改革，只靠擴大獲利再分配來增加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是無法解決韓國貧富差距現狀的。這就是我想透過本書論證的核心價值。

| 該由誰來改變? |
有很多方法可以讓韓國由極度不平等的現狀向平等社會邁進。問題關鍵在於，現實生活中該由誰來主導，並實踐這些改革？這是我想透過本書討論的最後一個問題。想要進行這項討論，首先要想一想，是誰造成了目前的世界？世界並不是自我進化的，是由主導社會的勢力和構成社會的每個人一起創造的。那麼，究竟是誰讓韓國成了年輕世代幾乎放棄希望的高度貧富差距國家，又是誰對這個現象長期放任不管？
韓國有非常多令人驕傲的財團與大企業，它們都具備世界級的經濟競爭力，是它們在引領韓國經濟的成長；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製造韓國社會對立、拉大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我認為造成韓國貧富差距的原因，是雇傭關係不平等以及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勢力不均衡導致的薪資差距；而造成雇傭關係不平等和企業勢力不均衡的，是控制韓國經濟命脈的財團和大企業，它們幾乎掌控著韓國經濟的所有領域，我們很難找出沒有涉及的事業。不僅僅在經濟方面，財團還介入包括言論自由、教育與文化產業，甚至有為數可觀的政治人物、公務員、司法人員與學者直接受到它們影響。財團不僅控制了經濟，還超越了政治權力，支配著整個韓國。這種力量造成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勢力差距，也讓約聘人員和正職員工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
我想再次強調，只創造了4%工作機會的前百大財團，占據全國60%的經濟利益，這種極端的企業生態不是市場本身產生的，而是財團與大企業操控出來的。將經濟增長的成果減少分配給人民，增加了財團與大企業的獲利，貧富差距就變得非常嚴重。如果能由直接影響貧富差距的財團和大企業挺身而出，廢止約聘制度，緩解雇傭關係的不平等，增加中小企業分配到的獲利與提昇原本低收入勞工的薪資，那麼韓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即刻就能解決。假設財團真能實踐這些方法，韓國將創造又一次奇跡，成為生活美好、共存共榮的社會。但這種奇跡是不可能出現的，期待終究只能是期待而已。
父母都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還要好，為了子女犧牲奉獻。現在的父母如此，他們的父母也曾如此；所以，老一代的長輩都拚命工作。這樣的傳統價值觀，讓老一代人們努力、犧牲，成為現代韓國發展的原動力，子女的生活比父母更加美好，就是韓國發展的過程。現在的父母比他們的父母過得更好，為子女提供自己未曾享受過的富饒生活。但是，這種世代相傳的良性循環被打破了。現在的年輕人，也就是子女世代生活並沒有比上一代好到哪裡去。雖然比父母享受到更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是年輕人對看不到未來的希望，也不會抱有和父母相同的夢想。事實上，韓國的年輕世代已經連屬於青春的特權--戀愛、結婚、生子--統統拋棄，從而變成了「三拋世代」，還自認一無是處而成為「多餘世代」。年輕人沒有夢想，意味著他們站在絕望高峰。如果不只單一個人，而是一整個世代的人都放棄了夢想，那麼，這樣的社會就沒有未來，甚至可說已經死去了。
在韓國，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過得更好，為此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但是子女卻被逼到不會做夢的絕望邊緣，這實在是韓國社會最矛盾的悲劇。韓國怎會變成這樣？造成貧富差距的直接責任在財團和大企業；默許財團與大企業製造貧富差距的責任在於中生代的父母，也就是壯年世代。這個世代使韓國脫離貧困，在工業化過程中創造了今日的富饒生活，他們打倒軍事獨裁，建立了民主主義，為此他們非常自豪。但在同時，他們也製造出一個經濟雖有成長，國民生活品質卻沒有提高、甚至奪走子女希望的國家。
針對在長達20多年的歲月裡，中生代為什麼把國家變成了這個模樣的問題，將在本書後半部進行探討。在此，我只想指出壯年人和年輕人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時期，但是他們對社會現狀的認知大不相同。用輿論調查結果說明一下世代之間對現實認知的極端差異吧：「朴槿惠女士是否妥善的執行總統職務？」針對這個問題，工業化世代的60歲以上民眾，10人中有8人認為「做得很好」；民主化世代的50歲以上民眾，10人中有5人回答「做得很好。」。但是，三拋世代的30歲以上民眾，10人中有7人覺得她「做得不好」；多餘世代的20歲左右民眾，10人中有8人回答「做得不好。」
這項調查並不涉及政治或政黨傾向。只是詢問民眾總統是否很好的領導韓國。子女世代大部分認為總統「做得不好。」，父母世代則剛好相反，大部分認為總統「做得很好。」同一個時代、同一位總統，父母和子女看到的卻不一樣。針對總統解決韓國現實問題的領導能力，子女們認為「有很多問題」，以至於他們想放棄對未來的希望。但父母卻認為「沒有問題。」這種歧異並非由主觀判斷而來，而是兩代之間對客觀現實的認知差異。韓國的現實問題是，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貧富差距、低收入勞工比例最多、雇傭關係不穩定、年輕世代因為只能得到約聘職，隨時可能失業而痛苦。其實老一輩的民眾再怎麼保守，也不會認為目前的現況好到那裡去，只因為他們並真正不瞭解現實或回避真相，才有這種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望子成龍的父母不惜一切代價建設國家，換回的卻是子女失去夢想，走到絕望的邊緣，甚至自嘲是三拋世代和多餘世代；這種矛盾是老一輩人製造的。我所說的老一輩，不單純是指各個家庭的父母們，而是作為一個龐大集團，可稱作「父母世代」的人們。這一代人在自己年輕時，站在社會的舞臺上，做了改變世界的主角。60歲以上的工業化世代，在他們30多歲到40多歲時，開始站在經濟、政治中心使國家脫離貧困、對抗獨裁政權、改變了生活環境。50多歲的民主化世代也從他們30多歲開始，就成為社會中堅。他們在青年時期完成了國家民主化，直接進入政治、財經、學術、勞工界的中心，成為改變社會的主角，他們也被稱之為「386」世代（當時年約三十歲、在八0年代進入大學、六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台灣的「五年級生」）。但是，作為386世代的子女，現在30歲左右和20歲左右的人們，到底是怎樣的一代呢？對他們來說，繼承父母的時代精神或是帶給下一代未來的希望這兩個目標，都已經變得非常奢侈；他們被稱為絕望的代名詞，三拋世代和多餘世代。
386世代從青年時期開始，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站在社會中心引領韓國發展；結果是韓國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奪走年輕世代的夢想和希望。年輕世代正試著適應老一代建立的社會框架，但在殘酷的經濟現實中他們痛苦的放棄了希望。未來不屬於老一代人，應該交給年輕世代來繼承；即便如此，老一代想讓年輕人相互競爭，給他們戴上了約聘、低薪資和失業的枷鎖。因為老一輩人們仍舊站在韓國的中心，被禁錮在自己所建立的「過去韓國」。他們未曾想過要為年輕世代改變世界，也從未想過給子女世代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站上世界舞臺。
我們不能奢望奇跡，期盼財團和大企業重新思考公平分配經濟利益的可能，從而建立一個可以共同過好日子的平等國家；也不必期待老一輩人來改變世界。那麼，該由誰來改變韓國呢？由未來的主人翁做起。20歲和30年左右年紀的人被稱為年輕世代或青年世代，只有他們才可以改變現在的韓國，這就是我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的答案。這個答案是我撰寫本書的最重要原因。
青年人說他們帶著傷痛，為了適應老一代設定的框架，累積各種經驗、要求自我開發。若未能達到老一輩的要求，就認為是自己的錯，想著無論再困難也該用正面積極的態度戰勝自我。他們的傷痛不是因為遠大理想沒有完成，也不是擔心世界，更不是和父母世代一樣為了爭取自由、民主而戰鬥。年青世代的傷痛是因為「找不到高收入的正職工作」、無法擺脫低收入的約聘身份而帶來的，來自貧富差距的痛苦。
年輕世代的夢想被局限在「就業」並非他們的錯。他們的恐懼是世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是老一輩在發展經濟時所造成，並且從未想過應該改變的各種不公平的現實導致的。所以，年輕世代的傷痛不能只靠經驗累積、自我開發、正能量、等觀念來療癒。因為從社會結構看來，即使自己脫離了傷痛，改善生活，又會出現另一個人來承受我身為約聘人員的傷痛。想解決年輕世代的痛苦莫過於改變現狀，並且不再催眠自己，以為用充滿正能量的態度，說服自己只要不斷的自我提昇，就可以克服一切障礙。能在大企業中成為正職員工的，10個人中還不到1個。再不檢討財團和大企業的顧聘結構，那剩下九成人民可能全都會變成三拋世代和多餘世代。所以，年輕人需要改變的不是自己而是社會。
韓國社會目前不合理的狀態，是老一輩在發展經濟時造成的，但他們不負責任的把改變現狀的重擔移交給了年輕人。而年輕世代為了適應老一輩設下的框架，非常認真努力的生活著，如今要他們負責改變現狀，也會覺得委屈而提出抗議吧。我身為老一輩國民的一份子，自覺也有社會責任。我的建議是：第一、年輕世代不要再按照老一輩人要求的方式來改變社會，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來改變現況，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第二、年輕世代不要再無條件順從被強加身上的框架，要真正去看到韓國貧富差距如此驚人的現狀。若能正確觀察現狀、並且釐清造成這種現實並不是因為自己努力不夠、目前也沒有辦法解決那樣的現況，就應該感到憤怒。假使真正瞭解了現狀卻不憤怒，那麼也沒有必要絕望、痛苦，更沒有必要想去改善，只要麻木的熱衷自我開發就行了。年輕世代的憤怒是改變韓國社會不平等現況最重要的契機。第三、現在的年輕世代要有使命感，自己所經歷的傷痛不能轉移給下一代。年輕世代變成不如父母世代的一代，是老一輩造成的問題。如果年輕世代又重複之前的錯誤，把這些痛苦轉給下一代，韓國就不會有未來可言。若10年前是「88萬圓世代」的 30歲左右國民已經淪為「三拋世代」，然後進化成除了戀愛、結婚、生子之外，為了生活連人際關係和擁有房產都無法兼顧的「五拋世代」；20歲左右的國民則感到自己一無是處，自稱為「多餘世代」，然後變成要拋棄很多夢想的「n拋世代」；這樣不正常的惡性循環必須杜絕才對。不僅僅是為了韓國的未來，也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年輕世代不要再像父母一樣，只想著為子女犧牲奉獻，而要給子女們留下更加平等合理的世界才對。
不合理的資源分配導致的貧富差距使大部分民眾飽受痛苦，被視為享受經濟利益的前1%少數人和被排除在外，佔99%的多數人之間，心結越來越深。現狀不會自行改變，是由組成社會的我們來負責的。目前韓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也是因為當權勢力和他們的幫手設計、執行的結果，並非市場本身的進化使然。大家都安於現狀不想改變，所以韓國從奇跡跌落到地獄。若大多數人一起站出來，就可以改變現在的韓國。不僅僅是年輕世代，老一輩人也該對這樣不合理的現實同感憤怒。若眼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憤怒，就表示心靈成了既得利益的奴隸。如果韓國的不同世代能與飽受貧富差距之苦的大多數人一起憤怒，老一輩為想要改變世界的年輕世代加油打氣，韓國就可以再一次創造新的奇跡----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序章是時候進行正當的憤怒了 015
第1部對不平等未知的部分 – 分配為何失敗?
第1章未漲的薪資, 增加的企業所得 043
第2章薪資的不平等和雇傭不平等 087
第3章富人企業，貧窮的家庭 145
第4章所得不平等和財產不平等 187
第2部還有辦法 – 分配依舊重要的原因
第5章只有起始端的分配才是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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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韓國

왜 분노해야 하는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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