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心遠地偏 采菊見山 陳沖 2016.09
在一場同學的聚會上，我被老朋友調侃：「你還在煮字療飢嗎？」，有意思的問候語！雖然是沒有退職金的政務官，只能一錢守囊，但也不至於要靠稿費維生。只是書生報國無長策，道理在胸筆在手，奉獻芻蕘之見，無非是這卑微期望的體現。
離開校園投身金融界，倏忽四十餘年，除短暫棲身行政院外，其餘工作均在金融體系。曾為業者，也曾為監理者，有幸親眼見證台灣金融產業的成長與轉型。尤其近二十年來，由於全球化風潮所帶來去中介（Disintermediation）及科技化的浪潮，賦予金融自由化4P截然不同的意義。
我常告訴工作夥伴，1989年是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不僅是柏林圍牆崩解，連帶掃平全世界有形、無形的牆，促成金錢、貨物、人才、思想自由的流動與溝通，最重要的是www技術也在當年問世，使網際網路普及化，深入人類生活，配合之後行動科技、大數據的進展，更大大顛覆人類的行為模式。對台灣而言，1989年也是金融自由化大步向前的時點，銀行法在當年做出歷史性的修正。猶憶同一年我轉進公職，在演講金融自由化時，提出4P，較一般人所講Price、Product外，另增2P，即Player及Presence。Player指欲開放的新銀行、保險公司，而Presence原指營業區域限制的解除，不想近年來因科技的創新，金融機構的Presence又有全然不同的風貌，去年我曾獨排眾議說：「分行不會減少，也不會消失，分行就在你口袋裡」，就是說明十年前業者難以想像的畫面；當年在合作金庫董事長任內，開風氣之先設立財富管理部門，於今卻也因為人工智慧的提升、理財機器人的出現，轉要提示理財專業同仁做職涯風險規劃，說來諷刺又無奈。
此生奇緣，反而是不在金融體系的那段日子，讓我對世局、社會有多方位的觀察，思考由點而線，再循面而體，這種點線面體的思考途徑，加上引進動態的參數，在我離開公職後對事物的觀察，尤其是2014下半年迄今的專欄中，都有明顯的鑿痕，感謝工商時報、聯合報及經濟日報每月定時提供專欄發表的機會，也感謝許多讀友的回饋與支持，只可惜文章定位為目標讀者的某些人物，卻不屑一顧，甚或冷言冷語。
一個老問題，為什麼要集合成冊出版？是否不符數位化時代的腳步？其實在與金融研訓院討論過程中，腦海也浮現此一掙扎，不過因為每次專欄發表後不久，社會出現的現象或怪象，每每就是文章中所論析的具現，不敢說有先見，但也實在沒有必要再回頭為文討論，所以將早先文章蒐集成書，也是回應社會現象的一種方式，加上還有一些尚待應驗的議題，都可藉此存照。
專欄持續發表，但書籍終須截稿付印，因此本書收錄只有2016年七月前的文章，而且不做一字的更動，表示願意接受時間考驗，至少是發表後迄今短期的考驗。當然八月後的專欄也有一些敝帚自珍之作，例如有關信託的擴展、遺產稅等的討論，未列入蒐集，也正是將來持續鼓吹觀念的張本。
六十八篇專欄，分為四類。胸懷社稷的發抒列入「國家經略文華殿」，多涉國家發展、政經擘劃及區域經濟整合。心繫民瘼的觀察歸入「市井議題碎碎唸」，多屬民生議題、公共政策及房屋市場；至於「公私治理三明治」，當然是公私法人某些似是而非治理觀念的釐清，而金融轉型與科技發展的交集，議題層出不窮，自然匯集為「金融科技巨流河」。期盼字字句句的累積漸次成為資訊洪流的一部分，留待有心人日後或能披沙揀金。
金融研訓院創立之初，我即擔任講師，負責法務、外匯方面課程，三十多年來，也曾協助編輯許多外匯專業參考刊物，雙方合作已久，個人出版也多承研訓院提供專業的支持，本書只是再給我一次感謝研訓院的機會，也期待金融研訓院進一步的茁壯。
離開公職後的演講早已超過百場，記得第一場是三年前在政大EMBA校友會的年會，當時談的內容雖然是經貿、電商的趨勢，題目訂的卻是「心遠地自偏，何來車馬喧」，這不是無厘頭，而是引用陶淵明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一種退職者甘於沉澱的心理自況，事後媒體稱我猶心懸國家，倒也符合。陶詩中最廣為流傳的一句，應是緊接在「心遠地自偏」之後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意境相當高遠，我想我比陶淵明幸運的是，拜現代傳播工具之賜，可以在悠見南山之際，仍有機會以「修之廟堂，折冲千里」所見，發抒對公共議題的諍言，這也是本書書名的由來。
心遠地偏，采菊見山，是意境，更是心境。
亞投行不是非要不可（sine qua non）
年前有朋友展示所收藏的美國名酒sine qua non，我隨口讀出其拉丁發音，友人頗為驚訝，其實這是45年前在學校選修法律拉丁文，碩果僅存的兩、三個辭彙，直接翻譯是「沒有它就歸零」，比較文雅的講法是「缺之不可」。如果我說亞投行不是缺之不可，一年前在東吳大學科際整合研討會聽我專題演講「以亞投行為例談戰略與行銷」的聽眾，一定覺得奇怪，閣下是否講話矛盾？
其實不是，當時我的論點是，亞投行是中國四大戰略的交集，具有相當的戰略高度，但並不是說台灣參加亞投行是高明的戰略。何謂「四大戰略」？當時我提到四個背景因素：全球經濟合作的風向、基礎建設的過剩能量、和平崛起的地緣經濟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企圖，而亞投行是能貫穿這四項因素又可制衡美國的再平衡（Rebalance）策略的招式，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成功的戰略與行銷。
這一年來，各項國際會議，包括去年9月的聯合國SDGS目標、12月的巴黎會議都可看出國際經濟合作下基礎建設的商機；而大陸高速公路及鐵路網陸續完成後，其基建人力、物力的過剩現象也日益凸顯；至於中國夢下的「偉大復興」產生和平形象及地緣睦鄰的需求，加上去年底IMF同意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動作，在在均顯示四大戰略都在積極同步推動中。而習近平2013年分別在哈薩克及印尼宣布的一帶、一路，以及新聞稿中所提出的亞投行雛形，也證明全名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亞投行，是中國重要戰略的戰術手段。
就台灣而言，能參加國際組織，固然有其意義，但是否如某些人認為是配合南進政策、打亞洲盃的必要方法？或者戰略上必須參加，名稱只是戰術問題？正反意見，都應做仔細的撿視。
我們有句俗話，叫「裡外不是人」，形容誤判情勢的窘境。而從反面解釋，裡外至少要有一面是人。以亞投行為例，談到裡子，就是實益，包括經濟實益及政治實益；講到面子，就是名稱及加入方式問題。其他國家只要想裡子，台灣還要考慮面子。
由57國共同發起設立的亞投行，已於去年12/25正式成立，並在上月中旬選出重要人事。我國曾於去年3月底遞件有意成為共同發起人未果，當時的理由即與主權國家爭議有關。目前各級首長對名稱問題，均已自亮底牌為Chinese Taipei，不接受其他名稱，雖務實但也無奈。不過在面子上，名稱不是唯一的問題，以我看法，「中華台北」中國大陸不是沒可能接受，但真正的小鞋是加入方式。我方如意算盤是依亞投行協定第3-2條以亞洲開發銀行會員身分提出申請，但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除於去年10月在美國表示這是「自家人的事」外，今年上任後更明白表示將依第3-3條，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國同意或代其提出申請」，再度凸顯主權國家議題。這點比名稱更攸關面子，更事關重大，以過去我們在亞銀與金立群交手的經驗言，除非大陸高層表態，恐怕不會樂觀。
再就實益（裡子）來看，政治實益包括強化與其他57國的關係，難以量化，可以量化的應該是經濟方面的實益，或稱為商機。
依財政部估算，如加入亞投行，考慮GDP、人口等因素，我方出資約需22億元。而各方估計亞洲地區2010年至2020年的基礎建設商機約8兆美元，看來可以小餌釣大魚。但想到我在行政院任內，曾要求我國在亞銀的代表將亞銀的商機引介回國，其成果為何？不妨公布以為參考。日本不參加亞投行，當然是美國的影響，但其自圓其說的理由之一是日本廠商歷年在亞銀的得標率不到1%，試問在中國主導、目的又是消化本身過剩產能的亞投行，台灣廠商能獲多少商機？所以某種程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在亞投行案中，恐怕是財經部會不可迴避的責任。
如果裡子有限，面子無著，對中華民國而言，亞投行恐怕就不是sine qua non，什麼是sine qua non？各種雙邊及多邊自貿協定，包括ECFA的服貿貨貿協議，才是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sine qua non （缺之不可）。
（本文刊載於2016.02.21聯合報）
歪打歪著的房屋稅
機票分頭等艙、商務艙及經濟艙，現在為平抑票價，並為改善經濟艙或商務艙一位難求的現象，乃規定購買頭等艙機票須支付巨額附加捐，如此會達成下列何種效果？1、可以打擊購買頭等艙意願、減少頭等艙位需求，進而全面降低票價。2、消費者棄買頭等艙，擠向商務艙及經濟艙，使該二艙等機票更難買，票價反而飆高甚至產生黑市交易。
台北市政府一定比較相信前者，這由處理房屋稅的手法可以看出。農曆年前本報曾刊出黃繼岳律師的專文，指台北市在房屋稅下課徵豪宅稅有違法律保留原則及明確性原則，對此說法網民自然是有褒有貶，其中有一網民表示「在當前民意氣氛下，敢提此種意見，值得肯定」云云。曾幾何時，在台灣發表法律見解，居然也需要勇氣，不知應悲應喜？
黃律師主要在以法律觀點談地方政府房屋稅的「辣招」（港式用語），但房屋稅為何突然成為顯學？當然緣自「居住正義」的大纛，然課徵所謂豪宅稅，真能增強一般民眾購屋機會？此種媒體報導戲稱的「暴走式」、「天龍國式」的房屋稅，就可使一般民眾買得起住宅？會不會原擬購買高價住宅自住的消費者，因而轉向中級或平價住宅，反而擠壓普羅平民？
房屋稅成為議題，是起源於居住正義，所以首先於103/6/4看到財政部主導「房屋稅條例」的修正，主要是第5條，使中央或地方稅務單位有更強的法源提高稅率、擴大稅基，接著於同年11/3郝市府臨去秋波，修正「台北市房屋稅自治條例」（並非法律），提高台北市的稅率。當然實際計算稅額，仍然要訂出房屋「現值」，對現值的決定，台北市政府則另訂有「台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臚列其提高高級住宅現值的規定。誠如黃律師在專文中所指，該要點法律位階不足，其中所列八大標準，只是形容詞的堆砌，不符行政法明確性原則，而公式中重複計算路段率也有法律矛盾等等。除此之外，其實該作業要點在法律邏輯上，尚有三點可議之處：1、要點第15點強調「地段絕佳」、「路段率」，明顯違反母法「房屋稅條例」第11條第1項「應減除地價部分」後訂定標準之規定。2、房屋不論其外觀、用料、管理如何良好，在任何地點的成本應為一致，會影響一般人觀念中「房價」高低的，其實仍是土地，此一因素已在地價稅中反映，不應再重複納入。3、房屋稅條例第11條亦提到「商業交通情形」為評估房價標準，以台北市政府歷來恣意變更或弱化停車場用途（如：A25、交九）、增加會惡化交通的建設（如：大巨蛋、三創）、乃至「以鄰為壑」破壞居住品質的措施（如：大量移轉容積率），因此受影響的住宅，反該是調降價格標準而非提高。最後，在政策面上，要點第15點所列八大標準其實相當弔詭，例如「保全嚴密」、「管理周全」、「戶戶車位」等，難道市政府不鼓勵市民自掏腰包提升自主管理，進而協助巿府強化治安、改善交通？地方政府每年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評選優良管理的集合住宅，結果反成為加稅工具，豈不諷剌？
政府「打房」的目的何在？從毛院長以降，財政部到地方政府，都異口同聲表示，目的不是財政，而是居住正義。簡言之，是要讓中產階級或以下的大眾買得起住宅，所以「正義」的對象應該是「非豪宅的合宜供需」，這就須由經濟觀點來討論，我曾經接受媒體訪問時就四個層面說明，1、供給面：宜增加非豪宅的供給，以往行政院的合宜住宅，就是一例。當然國宅，社會住宅都屬之，近日北市釋出捷運聯開案的分配屋為平價住宅、加強公辦都更，也是正確作法。2、資金面：各工業國家都普遍存在房價高漲現象，最常見的共同原因都是資金過剩（QE就是一例），台灣不應例外，貨幣匯率政策、遺產稅引發資金回流、選擇性信用管制未及早實施對高房價都有貢獻。3、交易面：經紀制度不健全，以及價格不透明都影響房價，我在金管會任內就向行政院建議改革，後來在副院長任內因內政部江部長支持才完成相關修法。4、最後才是租稅面：租稅，也有不同稅目，吾人應瞭解，不論囤房、炒房，問題都在買賣套利，對象應是利得稅，而房屋稅是持有稅，不應僅因持有品質良好的住宅而被懲罰，尤其是自住、長期持有、乃至老人返休族，更應特別考慮，以免傷及無辜。
政策手段要正打正著才是高招，歪打正著只是運氣，至於歪打又歪著，恐怕是糊塗。
（本文刊載於2015.03.10工商時報）
當管制遇到創新-談Uber取締風波
最近一年來，「東吳企管財經講堂」有一系列的論壇，其主題原則上多以（disruptive technology）對特許行業或管制行業的衝擊為重心。所以6月初兩天之內看到三則有關Uber的國內外新聞時，啞然也莞爾，感覺相當複雜。想起講堂中有一場談論「行動服務聯手共享經濟瓦解特許行業」（當時代理院長的張善政也是與談貴賓之一），其副題「當管制遇到創新」，應該是送給交通部新任部長可供反覆思量的最佳禮物。
媒體報導，交通部宣布6月1日起，聯合六都交通局聯手取締叫車平台Uber，而同一時間國外也傳來兩則可資對照的消息：其一是沙國主權財富基金（PIF）入股Uber投資35億美元；另一則是全美最大零售商Walmart將聯手Uber推出日用品快遞服務。簡單地說，交通部看到的是Uber不符法律的一面，沙國及美商看到的則是Uber在市場上的比較優勢。
我最近二、三年都持續關注顛覆性科技（行動科技+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對特許行業的影響，所以持續提供建言予主管機關，在何種條件下，對特許行業的新參與者進行巿場開放，例如：第三方支付、P2P金融及Apple pay等。針對科技又融入共享經濟觀念的Airbnb及Uber，不僅在年初論壇中列入討論，也在年來多次演講中談到以往特許行業的門檻及特殊監理的考量，已因近25年來科技的迅速發展，基本思維已面臨改變。
去年底我有一篇「數位浪潮顛覆監理觀念」的文章，做跨行業的討論，其中也特別提到，原本各國對計程車（小客車運輸業）基於對「消費者」的保護，都有一套管理方式，不論是設立條件、駕駛專業與資格、車輛安全、費率乃至錶具的精準等，鉅細靡遺。
但因行動科技的進步，GPS計程計費的準確客觀，支付流程的順暢安排，使Uber或類似業者取得勝出的優勢。承擔監理成本卻又面臨生計挑戰的計程車業強烈抗議，自可想見，但為何不見或少見消費者的抗議？值得「監理的目的在保護消費者」的主管機關再思。
各國明知Uber的營運模式與現行計程車監理的法律架構不符，當然Uber也有法律專業的辯解，各主管機關也在苦思解決之道。今年初Uber以外的世界四大叫車平台，Lyft、Ola、滴滴出行及Grab共同宣布整合叫車App，擴大競爭優勢，也可看出Uber經營並不輕鬆，但也不孤單。我在美國一些不承認Uber合法的城巿，看到旅館前有Uber及Lyft的專用上下車區，就理解消費者態度及社會接受新科技的現實。
當然也有聰明的業者能在法律與商業中周旋取得定位，在全球唯一動手逮捕Uber經理人的法國，本土的Bla-bla-car卻大行其道，該公司運用相似技術的平台，藉由成本分攤及長途旅行運送的模式，而持續擴大成為歐洲及中南美的業中翹楚，就因為計程車對長程運輸缺乏興趣，所以也無抗爭的舉動，該公司乃能成長茁壯。
當管制遇到創新，看來其他國家都在培植本土的平台（中、印、馬），交通部實不宜只想到取締，小客車運輸監理的目的既是提供消費者最大的便利，因此交通部應積極扶植本土大型車隊的科技化、平台化，同時對小車行也可輔導建立可統一媒合的App。至於Uber，如不能像舊金山市長Edwin Lee所說「促育其成長，現代化其法律，正視其趨勢」，至少也不必使用在法律上有爭議的「釣魚」方式取締在法律上有爭議的營運吧！
（本文刊載於2016.06.28經濟日報）
P2P金融應有「基礎設施」
上月在本報發表「P2P慎始強於慎終」一文後，接到分別來自海峽兩岸的回應，且都是本身實際或曾經參與P2P運作的人士，其中有平臺業者、有資金提供人，當然還有資金的需求者。
由於該文發表於大陸「e租寶」P2P平臺出事後不久，對岸的朋友更分享農曆年時返鄉，發現鄉親受懾於這500億人民幣弊案，P2P竟成為親友拜年賀節以外的另一熱門話題。
P2P到底能不能推動？我的看法是可以，但要「慎」，換言之要有仔細的規劃。大陸因阿里巴巴帶動電子商務發展，進而衍生出「支付寶」「餘額寶」跨入支付、投資領域，連帶使互聯網金融、Fintech炙手可熱，台灣不少業者怪罪政府管制太多，以致在電商及網路金融方面瞠乎大陸之後。但前文也提到大陸自去年7月迄今已開始有收網的動作，然而兩岸政策不同方向的轉變，其實不外是「鬆久必緊，緊久必鬆」的戲碼，不足為奇。重要的是，P2P金融要有什麼樣的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
借貸以信用為基礎，因此信用調查（徵信）不可避免仍是P2P業務的重要元素。「e租寶」成為弊端，不是借款人信用出錯，而是根本沒有真正P2P的借貸。但如有大陸業者真正想做P2P，則仍須面臨徵信資料完整性的問題。大陸的中國人民銀行長期（1997年）以來有一信貸登記系統，並逐漸發展成為徵信中心，其資料庫號稱全世界最大，但是否能成為P2P的助力？以曾任人行副行長現任教於清華大學的吳曉靈於2014/6新金融聯盟成立大會中的演講看來，人行徵信中心僅有貸款資料，參考價值有限，而且成本太高，開放的實益不多。這也間接說明目前在大陸營運的P2P平台，基礎相當脆弱。
我曾在專欄或演講場合，多次提到美國P2P業者Lending Club成功並上市的經驗，也談過Social Finance（Sofi）獨特利基的經營模式，其實美國業者包括Funding Circle等能迅速達到某種規模，有一共同原因，就是FICO代表信用評分公司（Fair and Isaac Corporation），是運用兩位工程師Fair及Isaac所研發創設的公式，對個人進行評分。透過對自然人客戶的信用資料（包括償還紀錄、帳戶往來、受信類型、年限）以及社會活動進行量化，由評分系統產生300至850的分數，各分數也代表不同的違約可能，（例如高於800，違約率為1/1292），數十年來被廣泛運用在各種個人授信的審核，當然授信機構不會以FICO分數為唯一准駁依據，但不可否認是一種重要參考。台灣由銀行界共同設立的聯合徵信中心，經過多年運作，累積深厚的專業與經驗，也是不少新興市場取經的對象，其實大可趁此時機，創建類似美國的FICO制度，以為P2P運作的基礎。當然資料庫分享及信用評分提供的法律依據，也應趁此予以釐清。
另外有一重要問題，長久以來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認為「借貸」行為法所不禁，也非銀行專營，因此融資公司不屬金融監理範圍。此種思維在以往尚無錯誤，但隨科技進歩，借貸平台藉互聯網、大數據、行動科技之助，可迅速發展至驚人的規模，這已經符合德國「信用機構法」中所謂「商業化經營之規模」的境界，換言之，因其規模已有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傳統思維能否繼續，恐怕要重新思考。而且各國P2P發展結果，資金提供者都以投資人自居，就要計議不特定人投資保護的問題。更何況以美國Lending Club曲成長經驗看，由單純平台到跨業（銀行）合作、再到向證管會申請發行債券，多次蛻變都代表不同盈利模式、風險承擔、監理寬嚴的思維，都是台灣規劃P2P基本設施，應納入考慮的元素。如果真認為P2P能夠反應電商時代需要，將地下金融檯面化，就要「迅速又確實」盤算這慎始的功夫。
（本文刊載於2016.03.22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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