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災難的想像與虛構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歷史無情變遷以及被反覆暴力創傷所污損的時空與地點。中國在經歷十九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以及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中日甲午戰爭」慘敗在日本人手下之後，努力奮鬥想在世界上重新尋找定位，但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中國要面對的是一九一一年清朝的瓦解。從強烈地否定傳統的「五四運動」（1919）到「抗日戰爭」（1937-1945）；從「國共內戰」（1945-1949）到「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1958-1960）；從精心策畫的「文化大革命」暴行（1966-1976）到電視播出的血洗「天安門事件」（1989），現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充滿斷續的、錯置的，社會動盪及暴力顯現。除了在與日本、美國、蘇聯、越南諸國之間激烈的國際爭端與武裝衝突以外，也有不少國共兩政府自產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和暴力的例子。回顧中國的第一個現代世紀，不得不為其殘暴的程度和手法感到驚嚇，尤其是那些加諸於自身的野蠻行為。痛苦已成為我們了解近代中國的一個關鍵要素，因此現在看來，一九一九年魯迅所寫的人吃人自相殘殺的觀點，不但是批判傳統，也是有關未來的預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專題論文聚焦於二十世紀中國的暴力時局。經由再次檢驗南京大屠殺（張純如，1997；Yamamoto，2000；Yoshida，2006）和二二八事件（賴澤涵、馬若孟和魏萼，1991；Phillips，2003）的研究以及書寫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作品，相關論述和其他歷史暴力事件遽增，儼然成為我們了解現代中國的重要元素。逐漸地，歷史學家、軍事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正努力重建消逝的暴力場面，從被壓制的、淡化的、官方歷史一筆刪除的，或以大眾的記憶和集體無知的事實來填滿事件的盲點。可是，以文學、電影或大眾文化形式來批評這些事件所引發的暴行的作品遲遲並未出現。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當筆者正從事此研究時，才有一系列專題論文探討各類創傷和暴力如何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文本中再現，也因此開啟了一連串新思維，以批判為架構來探討王德威所言之「歷史的怪獸」的論述。
王德威（2004）和評論家柏右銘（Yomi Braester，2003）、王班（2004）和楊小濱（2002）建立了歷史創傷研究，並探討人們對於創傷的各種反應，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的中心主題。他們的作品開始追蹤當代中國想像暴力的系譜，並以各種手法充實其細節。作家和電影製片人以此來面對過去那種已超越可以再現的痛苦範圍。這本書持續做此探討。這項研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筆者將焦點置於一系列特別的事發地點，這些地點集體建構出一個時空，虛構描繪歷史記載的暴行造成最嚴重創傷的例子，這些例子如何在現代中國被想像？本書以探討一系列具體的歷史事件為開端，由前推移至當下，如此做法並非檢視這些歷史危機本身如何在歷史上更新和再創造，而是透過文學、電影和大眾文化的鏡頭呈現這些危機如何被更新和再創造。
這項研究調查在當代中國文化文本中，歷史暴力和暴行如何呈現、再現並投射出來，探索這些表述試圖告訴人們何種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立場的轉變。這些大規模暴力的文化描繪對於人們理解國家現代化有何貢獻？這些經常和暴力交織在一起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如何影響人們的記憶，讓人們重新揣摩暴力行為？國家規模的歷史暴行與個別受害者所經歷的痛苦之間關係為何？作為歷史見證的電影和文學產生何種影響？諸多媒體如何以傳統歷史學者無法辦到的方式，讓人們接近這些實為「歷史」的幻象？
這本書是在如此前提之下寫成的，主要論述小說、電影和其他大眾媒體在形塑流行概念和歷史想像中所扮演基本而重要的角色，在此指歷史暴行的再現。創作者受到痛苦和苦難的啟發，從廢墟和灰燼中將暴力事件建構起來並以藝術形式呈現，集體撰寫他們所知的故事，從而產生一種新形式的「歷史」敘事。這種鮮活的敘事以一種傳統史料無可言喻的方式清晰表達人類的經驗。這是一種經過建構的歷史，可是相對而言，我們所謂的「歷史」，也不斷地被建構和破壞。本研究的目的並非懷疑這些幫助我們了解過去，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傳統史料和歷史學術成就，而是提供其他方法來研究歷史並挖掘過去。
由於國家新政策的鬆綁，提供了國內外歷史學家一個機會，重新評價中國與台灣過去曾出現的暴力，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的新文化空間也因此開展，使得華人作家、詩人、導演及藝術家得以探索國家歷史上的禁忌時刻。許多在本研究中所分析的大眾文化產物是預設主題並呼應或破壞社會、政治和文化趨勢，最後所造成的廣泛影響經常是歷史學家所忽略的。在當代，小說和在某種程度上不斷增加的電視節目和電影，以及新形式的數位媒體觸及廣大觀眾，在塑造大眾想像及錯誤的史觀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種影響可說更勝於任何官方的政治宣傳或傳統的歷史研究。
這個評論性的研究探討描繪中國暴力與暴行的文本和視覺作品，此研究聚焦於五個特別的歷史時刻。這些重要事件橫跨六十多年，按時間先後順序為：一、霧社事件（1930）；二、南京大屠殺（1937-1938）；三、二二八事件（1947）；四、文化大革命（1966-1976）；五、天安門事件（1989）。此外，最後的第六節是有關香港回歸（1997）。總述這六個事件並非意圖建構一個現代中國完整的暴力史或「痛史」，而是這些事件本身就可以描繪出其他幾個重要事件，其中每一事件透過無可言喻的暴力在改寫歷史和國家認同上扮演重要角色。筆者在選擇或排除某些特別的事件時，最主要是依據文本和視覺資料是否可以取得而定。很不幸地，在現代中國不乏災難事件的資料，因此筆者做此研究時可以很容易地擴展並涵蓋其他例子，諸如前面所提過的「義和團運動」、「反右運動」或「大躍進」。然而，這六個特殊事件中的任一事件都帶給人們極大的衝擊，也以不同方式吸引了數代華人藝術家，藝術家的想像改變了中國國族的概念。再者，資訊也影響了創作者對於事件的選擇，包括不同的相互連結—如直接的歷史關聯、超越常理的循環模式和重新搬上舞台的寓言式演出。隨著時間的提示和反覆再現的過程，在某一層面上，所有事件都已被轉化成文化象徵、國族神話和歷史傳奇，其意義和象徵力量常遠遠超過歷史上的真正地位 。本書大部分文本取材自大量的虛構文學作品（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電影，雖然大部分作品是在八○年代至今所出版的，有些早期的文本則回溯至三○年代。這個研究偶爾也考慮探討大量來自其他媒介的作品，包括詩、藝術、流行音樂、日記、回憶錄、電視連續劇和紀錄片。各類文本依照其所聚焦的單一事件被分類或並列於每一章節中。每一個別或多類型的媒體如同在某個特別的歷史背景下所創造出來一般，都是獨特的。然而，以大眾文化為例，全部作品卻又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在轉變大眾對於被描繪的歷史事件所產生的觀念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論文的第一部分著重探討三個發生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日（半）殖民的陰影下所發生的事件。一九三○年代被殖民的台灣，霧社事件是反殖民抗爭的具體表現，它顯示了被殖民者的抗暴以及殖民者的殘酷鎮壓。霧社事件的鎮壓也成為大規模暴行的先驅，因為日本帝國機器宣傳他們之所以發動戰爭是為了建構一個大東亞共榮圈。為了達到此目地，日軍帶來許多災難，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殘酷局面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一方面可以視為後殖民時期的暴力行為，於日本投降後緊接著的政治空窗期爆發；另一方面，對那些把一九四五年開始抵台的國民黨視為另一種帝國力量的台灣人而言，二二八事件便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殖民」暴力。不論二二八事件被認為是「內部的」衝突，或台灣昔日殖民的暴力殘餘物或延展之物，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前夕的關鍵時刻象徵一個轉變—變成當地，或中國人對付中國人的暴力事件，此種暴力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大為主導了中國。
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大旗下所產生，或被過去的恐怖殖民所縈繞的歷史創傷事件，第二部的視角轉為加諸自身的創傷，當時國家的暴力暗中施展，為了「規訓與懲罰」新中國的國民。文化大革命是這種新形式歷史創傷一個關鍵的例子。聽從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呼籲，無數年輕人背叛歷史、文化及社會，當他們被下放到中國邊疆的其中的一個目的地雲南時，才發現自己是國家懲罰的對象。一九八九年的一場學生運動似乎遙遙回應文化大革命時代—在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世紀集會；再一次地，集會的結果是殘酷的鎮壓。這段期間改革的呼聲還是被步槍的槍聲、坦克的重壓以及政治鐵腕的權力所扼殺。從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門廣場，近代中國歷史的黑暗面由香港這殖民地對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表現在生活上的恐懼顯現出來。
從圍繞在殖民主義陰影下的創傷故事轉移到聚焦「本土暴力」（indigenous violence） 的諸多敘事，也相當符合中國官方一直以來的想像及架構的方式—從根本改變。雖然本書的「第一部」所檢視的許多文本，將殖民暴力視為創作以清楚表達或強化中國國族新觀念的手段，但是在「第二部」談到的「反想」（unimagine）或從這個已轉變為一頭歷史怪獸的國家脫逃為新的重點。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當中國遭受殖民主義的威脅、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割據、內戰和自然災害時，許多聚焦於歷史創傷的敘事增強了創作及塑造「中華民族」現代新觀念的驅動力。在第一部文本閱讀的旅程中，這種「感時憂國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從頭到尾顯而易見，尤其是在霧社事件中，台灣原住民和日本人之間的衝突被挪用為中國國族主義和抗日精神的一種模式。「第一部」的標題「向心創傷」（centripetal trauma），借用了科學「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的術語，這個語彙指的是從外部移動到中心的力量，用來比喻一系列被檢視的創傷事件。雖然這些事件起源於外部，卻往往激發了對中國國族所做新的檢視或表述。也就是說，當外來者侵略「我國」，自然的反應經常是激發愛國情節的燃燒。但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倘若下一個暴力事件為這個新國家所設計時，國族論述將如何重新建構或思考？緊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動盪的「痛史」之後，創傷文化再現背後的推動力，由國家想像轉變成新生的「跨國」想像：當國家失敗了，唯一剩餘的選擇是新的國際視野。因此，在本書的「第二部」，「離心創傷」（centrifugal trauma）用來描述書寫創傷敘事激烈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從內部引出，在中心產生動力，向外投射成為一系列嶄新的世界之夢……然而，有時候，是噩夢。
在「第一部」，除了幾個關鍵文本相當接近實際事件之外，大部分文本在數年後才出現，因此當人們企圖重新檢視事件，通常是在事發後的幾十年。在中國背景之下，筆者所論辯此遲來的回應現象，有如心理抑制般之政治壓抑症狀，似乎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已轉變。滌淨創傷和「文化大革命」再現的閘門在一九七七年隨著新形式「傷痕文學」的到來而開啟，文革結束後不到兩年，這場文學運動便展開了。在有線電視的媒體新紀元，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激發了一系列文化回應（幾乎完全來自流亡者和海外華人），這些回應來得及時又直接。但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事件還未發生（或像陳冠中所說「什麼都沒有發生」）文本早已經開始紛紛去表現未來的「歷史災難」。自從八○年代以來，伴隨著一系列各式各樣的歷史創傷遲來之表述（再現）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以及從霧社事件到南京大屠殺。這代表創傷經驗基本的轉變—創傷經驗在當代經過文化的加工和再現。在此新時代，藉由機械和數位的不斷複製，似乎各類重新詮釋和再現歷史暴行的大眾形式（漫畫、小說、電影、電視劇、紀錄片等）已經激增並流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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