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1942-）生於祕魯，當時父親是駐祕魯外交官。在她三歲時父母離異，繼父也是外交官，她隨著母親與繼父遷居玻利維亞、貝魯特等地，直到十六歲才回到智利。十七歲時，與弗利亞斯（Miguel Frías）結婚，育有寶拉（Paula，1963-1992）與尼可拉（Nicolás，1966-）兩名子女。因父親與繼父的職業關係，伊莎貝自幼即跨越新舊大陸之間，培養出宏觀的國際視野，對爾後的寫作風格助益頗多。翻閱伊莎貝的作品，讀者可隨情節發展穿梭於智利聖地牙哥、亞馬遜叢林、美國洛杉磯等地，隨歷史脈絡正視政變、戰爭、生態等嚴肅議題，而這些都是引起讀者共鳴的要素之一。 早年即以記者為志業，編寫雜誌，嘗試童話及戲劇創作，更以英國偵探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1890-1976）為榜樣，冀望未來在寫作之路有所耕耘。果然，伊莎貝榮獲多項國際文學大獎，其中包括智利國家文學獎，堪稱當今西語文壇中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作品被迻譯成三十五國語文，全球銷售量逾六千五百萬冊。 伊莎貝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堂伯，即前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阿言德於一九七○年當選總統後，立即成立左翼聯合政府，有意仿效古巴進行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卻因改革過於急促，造成人民不滿情緒逐日升高，三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 -2006）藉機於一九七三年發動政變，以強大火力轟炸總統府，阿言德最後飲彈自盡。政變後，皮諾契特建立右翼軍政府，並實施恐怖軍事獨裁，鎮壓左派勢力，殘害人權。 皮諾契特執政的十七年間，是令生者與死者備受煎熬的年代，遭迫害的異己及無辜百姓約三萬五千人；其中，兩萬八千多人受到酷刑，三千餘人被殺，逾千人失蹤。另外，有二十萬人選擇流亡，包括伊莎貝在內。一九七五年，她與丈夫攜帶兩名幼子流亡至委內瑞拉。政變、獨裁與流亡所造成的時代悲劇，蠹蝕著智利的社會，不少作家於是以歷史傷痕為背景，藉書寫撫慰那被壓抑的靈魂。 流亡委內瑞拉時，伊莎貝開始認真寫作，而於一九八二年出版首部小說《精靈之屋》（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在情愛的包裝下，這部小說以大宅第內的家族故事為主軸，藉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影射動盪的大時代，並將阿言德總統在政變中壯烈犧牲的史實化為小說橋段，虛構情節與真實歷史巧妙結合，充滿魔幻寫實意象，頗有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之風。《精靈之屋》一問世立即成為暢銷書，伊莎貝因此躋身知名作家之列。 伊莎貝的第二部小說《愛情與陰影》（De amor y de sombra）再度運用魔幻寫實手法，敘述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惟有愛，一切才得以永恆；惟有愛，人生才得以燃起希望；惟有愛，失蹤者才得以永遠活在親人的記憶中。披著愛情故事的外衣，《愛情與陰影》儼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塵封的痛苦記憶，掀開皮諾契特的恐怖獨裁內幕：一群被捕的異議分子在遭刑求後被祕密處決，從此自人間蒸發，成為四處漂泊的受虐幽靈。 在文學創作裡，「愛」是最扣人心弦的題材，永遠不褪色，同時永遠談不膩，正如人生少不了愛情的滋潤一般，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曾寫下最動人的詩句：「愛情這麼短，遺忘卻如此的長。」（Es tan corto el amor,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拉美作家除了歌詠愛情外，亦藉愛情議題凸顯對愛的渴望、對人生的焦慮、對社會國家的憂心。 伊莎貝同樣喜歡寫「愛」，透過女性的細膩觀察與溫柔筆觸，愛情呈現多樣貌，是救贖，也是毀滅；是純潔，也是墮落；是動力，也是阻礙；是希望，也是幻影。例如：《精靈之屋》裡的不倫戀情，反射出拉美紛擾政治，以及自我封閉的心靈；《愛情與陰影》裡的激情，則刻畫出一個獨裁社會，以及受宰制的生靈。除了愛情之外，最偉大的愛莫過於母愛。伊莎貝的女兒寶拉在二十八歲時罹患罕見疾病紫質症，在女兒陷入昏迷之際，心痛的母親只能孤單無助地坐在病床旁，為她寫下一封封的書信，企盼藉母愛喚醒女兒。在女兒辭世後，這些書信成為《我女寶拉》（Paula）一書中最動人的內容。 至於伊莎貝本身的愛情極具戲劇性，彷彿一部魔幻寫實小說。與弗利亞斯的愛情不再，她於一九八七年毅然離婚，隔年嫁給美籍律師兼作家戈登（Willie Gordon），帶著兩個小孩隨他定居美國，並於二○○三年取得美國籍。伊莎貝與戈登彼此鼓勵，她還從戈登的家族得到創作靈感，而寫下《無盡的計畫》（El plan infinito）。然而，與戈登的婚姻維持了二十七年，終究劃下句點。即便進入暮年，她仍渴望愛情，於是，結合了「愛」與「老」這兩者看似無關，卻又息息相關的議題，在二○一五年為讀者出版一部精采之作《阿爾瑪與日本情人》（El amante japonés）。 「老」是生命必經的過程，「老」也是大家喜歡談、又頗忌諱的議題，或許貧窮與孤獨總是伴隨著老人。如今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各國政府無不針對老年化社會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提出因應之道，伊莎貝順勢拋出「老」這個議題，無疑喚起大眾對老人的重視，甚至支持安樂死，為長者保留最後的尊嚴。《阿爾瑪與日本情人》一開卷，即以老人安養院為場景，藉凱瑟琳．霍普醫生、阿爾瑪．貝拉科斯、「法國佬」等老人，凸顯老人的歷練、睿智、剛強、自負，以及有體驗新事物的進步精神。 高齡者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人。活得夠久，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根本不在意別人的想法。 雖然「老」是《阿爾瑪與日本情人》中的重要議題，但「愛」才是全書的重點。小說以全知的第三人稱為敘事者，鋪陳了兩段愛情故事，一段是持續半世紀之久的雋永愛情，一段則為後生晚輩才剛萌生的純情之愛。對比兩者，更彰顯「老」的可貴，惟有走過曲折的人生歲月，才能締造出如此令人動容的祕密愛情。來自羅馬尼亞的二十三歲年輕女孩伊琳娜，基於好奇，意圖探索八十一年歲老嫗深藏內心的私密世界，在探尋過中，逐漸勾勒出老嫗一生的形象：悲傷憂鬱的小女孩、才華洋溢的藝術家、精力充沛的少婦、氣質優雅的貴婦、習於發號施令的女王、獨立自主的長者。老嫗取名為「阿爾瑪」，其西班牙文「Alma」，即「靈魂」之意，象徵一個人的精神特質，如此命名，不由令人想起《精靈之屋》裡的阿爾芭（Alba，黎明之意），一個擁抱未來的理想主義者。 令人興味的是，伊琳娜在挖掘阿爾瑪的祕密時，她也被阿爾瑪雕琢成一個可以融入貝拉科斯家族的女孩，兩個女人的互動超越了雇主與祕書之間的關係，時而像祖孫、時而如姐妹、時而似朋友。與其說伊琳娜有意探知阿爾瑪的祕密，不如說阿爾瑪故意藉伊琳娜重建她與日本情人之間的故事。 因為熾熱的「愛」，阿爾瑪在殘生中覓得短暫的活力，於是，她以堅強的意志重新為自己塑造第二個人生，在虛擬實境中重溫舊夢，在幻象中找尋希望。捎來訊息的黃色信封、象徵幸福的行李箱、代表愛情的梔子花……惟有陶醉在幻象中，才能留住當下，遇見未來，愛情因而不朽。 伊莎貝愛花，有時她會在個人簽名旁畫上一朵花。當年，她曾帶著智利老家花園裡的一把泥土，流亡至委內瑞拉，到了委內瑞拉後，她那把泥土放入花盆裡，並種下一株勿忘我，藉花思念祖國。在《阿爾瑪與日本情人》裡，日本園丁默默耕耘愛情，以櫻花和梔子花傳遞花語。櫻花常被視為日本的象徵，櫻花綻放時的短暫嫣紅，宛如最濃烈的愛情，而落英繽紛彷彿為垂死的愛人留下最璀璨的身影。梔子花原產於中國、日本、台灣等地，潔白花朵散發濃郁香味，讓人感到朝氣蓬勃，為愛情的信物，是一生守候的承諾。嫣紅與潔白，是阿爾瑪與福田一命的愛情寫照，在悸動人生中相互慰藉。 自一九三○年以降，魔幻寫實成為拉美小說家慣用的寫作風格，伊莎貝也不例外，她的小說被歸類為魔幻寫實，因此有「穿裙子的馬奎斯」之稱，這個封號看似暗示她未能超越前輩，卻顯示她有廣為國際稱頌的本事。《阿爾瑪與日本情人》是伊莎貝的第二十一部小說，明顯褪下魔幻彩衣，但依舊流洩出離奇、懸疑、神祕、詭異等元素，譜寫出精采的戲中戲，情節或交相融合、或互相呼應、或輪番上陣，層層疊疊，呈現明暗表裡、先後遠近的層次感。慘絕人寰的納粹屠殺、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不為人知的美國集中營、廉價汽車旅館的幽會、不能公開的男同性戀……令讀者難以抗拒那暗藏其中的誘惑，而隨著故事脈絡推理演繹、發掘祕密、尋求真相。 《阿爾瑪與日本情人》雖為典型的愛情小說，卻有幾分偵探小說的雛形，小說高潮迭起，等待讀者探尋。
智利作家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1942-）生於祕魯，當時父親是駐祕魯外交官。在她三歲時父母離異，繼父也是外交官，她隨著母親與繼父遷居玻利維亞、貝魯特等地，直到十六歲才回到智利。十七歲時，與弗利亞斯（Miguel Frías）結婚，育有寶拉（Paula，1963-1992）與尼可拉（Nicolás，1966-）兩名子女。因父親與繼父的職業關係，伊莎貝自幼即跨越新舊大陸之間，培養出宏觀的國際視野，對爾後的寫作風格助益頗多。翻閱伊莎貝的作品，讀者可隨情節發展穿梭於智利聖地牙哥、亞馬遜叢林、美國洛杉磯等地，隨歷史脈絡正視政變、戰爭、生態等嚴肅議題，而這些都是引起讀者共鳴的要素之一。 早年即以記者為志業，編寫雜誌，嘗試童話及戲劇創作，更以英國偵探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1890-1976）為榜樣，冀望未來在寫作之路有所耕耘。果然，伊莎貝榮獲多項國際文學大獎，其中包括智利國家文學獎，堪稱當今西語文壇中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作品被迻譯成三十五國語文，全球銷售量逾六千五百萬冊。 伊莎貝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堂伯，即前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阿言德於一九七○年當選總統後，立即成立左翼聯合政府，有意仿效古巴進行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卻因改革過於急促，造成人民不滿情緒逐日升高，三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 -2006）藉機於一九七三年發動政變，以強大火力轟炸總統府，阿言德最後飲彈自盡。政變後，皮諾契特建立右翼軍政府，並實施恐怖軍事獨裁，鎮壓左派勢力，殘害人權。 皮諾契特執政的十七年間，是令生者與死者備受煎熬的年代，遭迫害的異己及無辜百姓約三萬五千人；其中，兩萬八千多人受到酷刑，三千餘人被殺，逾千人失蹤。另外，有二十萬人選擇流亡，包括伊莎貝在內。一九七五年，她與丈夫攜帶兩名幼子流亡至委內瑞拉。政變、獨裁與流亡所造成的時代悲劇，蠹蝕著智利的社會，不少作家於是以歷史傷痕為背景，藉書寫撫慰那被壓抑的靈魂。 流亡委內瑞拉時，伊莎貝開始認真寫作，而於一九八二年出版首部小說《精靈之屋》（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在情愛的包裝下，這部小說以大宅第內的家族故事為主軸，藉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影射動盪的大時代，並將阿言德總統在政變中壯烈犧牲的史實化為小說橋段，虛構情節與真實歷史巧妙結合，充滿魔幻寫實意象，頗有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之風。《精靈之屋》一問世立即成為暢銷書，伊莎貝因此躋身知名作家之列。 伊莎貝的第二部小說《愛情與陰影》（De amor y de sombra）再度運用魔幻寫實手法，敘述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惟有愛，一切才得以永恆；惟有愛，人生才得以燃起希望；惟有愛，失蹤者才得以永遠活在親人的記憶中。披著愛情故事的外衣，《愛情與陰影》儼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塵封的痛苦記憶，掀開皮諾契特的恐怖獨裁內幕：一群被捕的異議分子在遭刑求後被祕密處決，從此自人間蒸發，成為四處漂泊的受虐幽靈。 在文學創作裡，「愛」是最扣人心弦的題材，永遠不褪色，同時永遠談不膩，正如人生少不了愛情的滋潤一般，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曾寫下最動人的詩句：「愛情這麼短，遺忘卻如此的長。」（Es tan corto el amor,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拉美作家除了歌詠愛情外，亦藉愛情議題凸顯對愛的渴望、對人生的焦慮、對社會國家的憂心。 伊莎貝同樣喜歡寫「愛」，透過女性的細膩觀察與溫柔筆觸，愛情呈現多樣貌，是救贖，也是毀滅；是純潔，也是墮落；是動力，也是阻礙；是希望，也是幻影。例如：《精靈之屋》裡的不倫戀情，反射出拉美紛擾政治，以及自我封閉的心靈；《愛情與陰影》裡的激情，則刻畫出一個獨裁社會，以及受宰制的生靈。除了愛情之外，最偉大的愛莫過於母愛。伊莎貝的女兒寶拉在二十八歲時罹患罕見疾病紫質症，在女兒陷入昏迷之際，心痛的母親只能孤單無助地坐在病床旁，為她寫下一封封的書信，企盼藉母愛喚醒女兒。在女兒辭世後，這些書信成為《我女寶拉》（Paula）一書中最動人的內容。 至於伊莎貝本身的愛情極具戲劇性，彷彿一部魔幻寫實小說。與弗利亞斯的愛情不再，她於一九八七年毅然離婚，隔年嫁給美籍律師兼作家戈登（Willie Gordon），帶著兩個小孩隨他定居美國，並於二○○三年取得美國籍。伊莎貝與戈登彼此鼓勵，她還從戈登的家族得到創作靈感，而寫下《無盡的計畫》（El plan infinito）。然而，與戈登的婚姻維持了二十七年，終究劃下句點。即便進入暮年，她仍渴望愛情，於是，結合了「愛」與「老」這兩者看似無關，卻又息息相關的議題，在二○一五年為讀者出版一部精采之作《阿爾瑪與日本情人》（El amante japonés）。 「老」是生命必經的過程，「老」也是大家喜歡談、又頗忌諱的議題，或許貧窮與孤獨總是伴隨著老人。如今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各國政府無不針對老年化社會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提出因應之道，伊莎貝順勢拋出「老」這個議題，無疑喚起大眾對老人的重視，甚至支持安樂死，為長者保留最後的尊嚴。《阿爾瑪與日本情人》一開卷，即以老人安養院為場景，藉凱瑟琳．霍普醫生、阿爾瑪．貝拉科斯、「法國佬」等老人，凸顯老人的歷練、睿智、剛強、自負，以及有體驗新事物的進步精神。 高齡者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人。活得夠久，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根本不在意別人的想法。 雖然「老」是《阿爾瑪與日本情人》中的重要議題，但「愛」才是全書的重點。小說以全知的第三人稱為敘事者，鋪陳了兩段愛情故事，一段是持續半世紀之久的雋永愛情，一段則為後生晚輩才剛萌生的純情之愛。對比兩者，更彰顯「老」的可貴，惟有走過曲折的人生歲月，才能締造出如此令人動容的祕密愛情。來自羅馬尼亞的二十三歲年輕女孩伊琳娜，基於好奇，意圖探索八十一年歲老嫗深藏內心的私密世界，在探尋過中，逐漸勾勒出老嫗一生的形象：悲傷憂鬱的小女孩、才華洋溢的藝術家、精力充沛的少婦、氣質優雅的貴婦、習於發號施令的女王、獨立自主的長者。老嫗取名為「阿爾瑪」，其西班牙文「Alma」，即「靈魂」之意，象徵一個人的精神特質，如此命名，不由令人想起《精靈之屋》裡的阿爾芭（Alba，黎明之意），一個擁抱未來的理想主義者。 令人興味的是，伊琳娜在挖掘阿爾瑪的祕密時，她也被阿爾瑪雕琢成一個可以融入貝拉科斯家族的女孩，兩個女人的互動超越了雇主與祕書之間的關係，時而像祖孫、時而如姐妹、時而似朋友。與其說伊琳娜有意探知阿爾瑪的祕密，不如說阿爾瑪故意藉伊琳娜重建她與日本情人之間的故事。 因為熾熱的「愛」，阿爾瑪在殘生中覓得短暫的活力，於是，她以堅強的意志重新為自己塑造第二個人生，在虛擬實境中重溫舊夢，在幻象中找尋希望。捎來訊息的黃色信封、象徵幸福的行李箱、代表愛情的梔子花……惟有陶醉在幻象中，才能留住當下，遇見未來，愛情因而不朽。 伊莎貝愛花，有時她會在個人簽名旁畫上一朵花。當年，她曾帶著智利老家花園裡的一把泥土，流亡至委內瑞拉，到了委內瑞拉後，她那把泥土放入花盆裡，並種下一株勿忘我，藉花思念祖國。在《阿爾瑪與日本情人》裡，日本園丁默默耕耘愛情，以櫻花和梔子花傳遞花語。櫻花常被視為日本的象徵，櫻花綻放時的短暫嫣紅，宛如最濃烈的愛情，而落英繽紛彷彿為垂死的愛人留下最璀璨的身影。梔子花原產於中國、日本、台灣等地，潔白花朵散發濃郁香味，讓人感到朝氣蓬勃，為愛情的信物，是一生守候的承諾。嫣紅與潔白，是阿爾瑪與福田一命的愛情寫照，在悸動人生中相互慰藉。 自一九三○年以降，魔幻寫實成為拉美小說家慣用的寫作風格，伊莎貝也不例外，她的小說被歸類為魔幻寫實，因此有「穿裙子的馬奎斯」之稱，這個封號看似暗示她未能超越前輩，卻顯示她有廣為國際稱頌的本事。《阿爾瑪與日本情人》是伊莎貝的第二十一部小說，明顯褪下魔幻彩衣，但依舊流洩出離奇、懸疑、神祕、詭異等元素，譜寫出精采的戲中戲，情節或交相融合、或互相呼應、或輪番上陣，層層疊疊，呈現明暗表裡、先後遠近的層次感。慘絕人寰的納粹屠殺、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不為人知的美國集中營、廉價汽車旅館的幽會、不能公開的男同性戀……令讀者難以抗拒那暗藏其中的誘惑，而隨著故事脈絡推理演繹、發掘祕密、尋求真相。 《阿爾瑪與日本情人》雖為典型的愛情小說，卻有幾分偵探小說的雛形，小說高潮迭起，等待讀者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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