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文筆熱情，提供了大量洞見和事實，清楚解釋了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投資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經濟成長與否，是當前時代的關鍵問題。本書透澈分析經濟大衰退的後續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解釋這些因素如何令我們的未來蒙上長長的陰影。本書非常可讀，文筆機智又有風格，是刺激思考的重要著作，值得廣為推薦流傳。」 ──魯比尼（Nouriel Roubini），魯比尼全球經濟諮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董事長、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教授 「本書利用豐富的資料，扼要討論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造成低成長、高負債、政治緊張的『新常態』。即使你不同意作者對全球經濟前景非常悲觀的看法，本書仍有重要價值：它質疑了媒體和政界有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成因的錯誤論述。」 ──克里斯多福‧惠倫（Christopher Whalen），克羅爾債券評等公司（Kroll Bond Rating Agency）研究總監、《膨脹》（Inflated）作者 「達斯在本書以名家的清晰文筆，揭露在政經領袖無能且逃避現實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如何走向大災難。目前零利率、銀行勢力高度集中、生產力成長乏力的情況，並非偶然現象或景氣循環的結果，而是當局有意選擇所致。已開發國家面臨負債對GDP比率超過100％和儲蓄不足的難題，開發中國家則飽受負債增加、貨幣戰爭、內部和外部不平等，以及不受約束的金融投機打擊。達斯基於明確證據熱心提出警告：如果不完成重大改革，未來除了極少數精英，所有人都將承受悲慘的後果。他的語調一如他揭露的問題那麼急迫，所有央行官員、政界人士和民眾都應該關注。」 ──諾米‧普林思（Nomi Prins），《總統的銀行家》（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作者 「達斯是率先預見2008年市場崩盤的人之一，也是對歐洲融合大計當前亂局最有洞見的分析師之一。他在本書集中探討全球經濟的黯淡前景，他的文筆總是活潑、清晰，這次提出的逆耳忠言，更是值得廣為流傳。」 ──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R. Morris），《兆元崩盤》（The Trillion Dollar Meltdown）作者
名人推薦：「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文筆熱情，提供了大量洞見和事實，清楚解釋了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投資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經濟成長與否，是當前時代的關鍵問題。本書透澈分析經濟大衰退的後續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解釋這些因素如何令我們的未來蒙上長長的陰影。本書非常可讀，文筆機智又有風格，是刺激思考的重要著作，值得廣為推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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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遠大前程：戰後的繁榮與衰退 「我們的民眾多數不曾經歷如此美好的日子，」1957年7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一場政治集會上對英國民眾這麼說。他描繪了非常樂觀的英國戰後經濟景況，預期英國將迎來空前的繁榮期。他這句話如今被用來嘲諷政治承諾，但在當時是符合實情的說法。當年，英國的鋼鐵、煤和汽車產出不斷增加，出口所得和投資與日俱增，薪資和生活水準蒸蒸日上。 在大西洋對岸，美國正享受比英國更快速的經濟成長，生活水準也改善得更快。1960年，美國第一位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他接受民主黨提名競逐美國總統的演講中，談到要征服新領域，而他上台後也確實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一系列政策。甘迺迪遭刺殺後，其政策議程獲納入繼任者詹森（Lyndon B. Johnson）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 programs）中。 這些政策計畫抱負既大，範圍又廣，政策目標涵蓋貧窮、失業、所得、農業、教育、老人照護、醫療、房屋、交通、城市問題、文化、環境、種族不公、國際裁軍、軍備控制，以及太空計畫。這是1930年代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以「新政」（New Deal）因應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全面的政策計畫。根據這些計畫，國會議員、技術官僚和民眾，將利用政府資金建造一個新美國。 我們以懷舊的眼光去看這一切，會覺得那是經濟上最美好的時代，是空前樂觀、前程遠大的時期。人們不難找到終身的好工作、經濟日益繁榮、社會流動且重視平等，但這種田園詩一般的時光早已不再，而那正是現在一般人渴望的好日子。 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政策重心從工業與社會轉向經濟與金融，景氣的起伏日趨劇烈，最後釀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玫瑰色的黃金歲月 戰後經濟擴張的最初階段，大約為1950年至1970年代初期，這段時期被稱為「長期榮景」（Long Boom）、「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Capitalism）或「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在法國，1945年到1975年間的經濟擴張期被稱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媲美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這段時期的特徵是經濟繁榮、低失業率、所得和財富成長、社會服務增加，以及人們負擔家用品、休閒活動和休假的能力上升。 二戰結束時，有人擔心軍事支出減少將導致經濟重陷戰前的停滯狀態。但是，戰爭時期積壓的需求和戰後出生率大升，促使戰後經濟快速成長。民眾一心希望恢復正常生活，戰時物資配給、消費品供應不足，結果家庭持有的現金和流動資產增加了兩倍。在美國，光是戰時公債到期金額便高達2,000億美元，這筆資金有助支持民間支出。 各種工業（例如汽車製造業）恢復生產，不再需要滿足戰爭需求，也不再受原料短缺影響。新的工業（例如航空航天和電子業）得以建立。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和製造業勞工流向服務業，低薪的農工轉投所得較高的城市工作，促進了經濟成長。農業因為使用新的高產作物種子、化學肥料、殺蟲劑和重型農業機械，生產力顯著提升。製造業生產效率則因為採用自動化技術、更好的機器和先進的控制系統而大有進步。政府投資在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上，改善了物流和配銷作業，提升了生產力。 人口從城市遷往郊區，也遷往人煙較稀、地價較低、機會較多的地區，而這種遷移也促進了經濟活動。好工作很多，所得成長支持中產階層崛起。物價因為大量生產而降低，負擔得起房屋、汽車、電視和其他財物的人口比例升至前所未見的高位。房市欣欣向榮，受惠於政府資助退役軍人的房貸。 在社會方面，1950年代是一段強調從眾和守規矩、容易令人變笨的時期。戰後的人生夢想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結婚生子、在市郊買一棟房子，然後擁有愈來愈多的財物。這段時期許多人的生活相當狹隘，享受豐盛的物質之餘，非常缺乏自知，而且否定人的潛能。一些著作記錄了這種時代特徵，包括大衛‧黎士曼（David Riesman）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以及米爾斯（C. W. Mills）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在那個時期的暢銷小說──史隆‧威爾森（Sloan Wilson）的《一襲灰衣萬縷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中，貝西‧拉思（Betsy Rath）向她老公湯姆（Tom）抱怨：「我不知道我們是怎麼了……我們不應該總是如此不滿。」 股市大漲、反戰與嬉皮 在1960年代，美國股市進入了它的興盛期，儘管戰後的經濟成長有所放緩。道瓊工業指數1962年觸及536點的低位後開始大漲，1966年突破1,000點的大關。股票交易量也迅速增加；1960年，紐約證交所在交投暢旺的一天，成交量約為400萬股。到1966年，這數字已增至約1,000萬股。一如1920年代，股市再度成為一般人的熱門話題。1967年5月，證券經紀公司哈里斯艾普翰（Harris Upham）甚至發表一篇文章，將股價水準與裙子的長度聯繫起來，認為股市上漲與迷你裙流行有關。 明星級共同基金經理人成為當時的顯要人物，他們藉由快速買賣，把握市場動能創造的機會、積極追求業績成長，地位超越了保守的投資專業人士。當時的市場榮景靠富魅力的科技股、投機活動和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驅動，這種形態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均再次重現。綜合企業集團如LTV（Ling-Temco-Vought）、國際電話電報（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和海灣西方（Gulf & Western），率先做起未來的私募股權公司將會做的事，不時收購和出售各種產業的公司，涉及飛彈、飯店、房地產、汽車出租、高爾夫球用具和電影製片等業務。低利率和廉宜的融資成本，協助股票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 1960年代也是反主流文化運動取得進展的時期。該運動結合維護黑人、女性和同性戀權利的運動，致力促進社會平等和流動性，同時反戰，尤其是核戰和越戰，也包括與越戰有關的徵兵制度。年輕人和大學裡的叛逆者，挑戰既有的社會規範和上一代的價值觀，他們主要是已開發國家中上階層的白人。 當時的政治議程並不明確。美國著名社運人士湯姆‧海登（Tom Hayden）發現，窮人希望改善生活而非革命，價值觀和願望與中產階層相似，而海登認為中產階層的價值觀是沒意義的。1960年代的政治行動者得出下列結論：人們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必須有人向他們說明。在現實中，許多人關注個人甚於政治，最熱中的是性愛（受助於避孕藥普及）、心靈，以及穿著打扮的新風格。最能明確表達這種追求的是麻醉劑（毒品）和音樂，而這種活動的高潮是1969年8月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但胡士托所標誌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非開始，因為參與活動的許多明星不久之後便死去，而反主流文化運動也逐漸衰落。 1960年代末期的真正威脅，是日趨嚴重的暴力事件，它們衍生自舊城區和大學校園的動盪和抗爭。美國一些激進左翼團體，例如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試圖推翻政府，發起一些炸彈攻擊。在歐洲，德國的巴德麥恩霍夫（Baader-Meinhof）和義大利的紅色旅（Brigate Rosse）從事武裝抗爭，執行了一些針對政界、商界和軍方領袖的精密暗殺計畫，遭到殺害的包括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和前義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日本也出現了赤軍這個極端組織。 1969年的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總結了這段時期，反映一個世代迷惑的異議。在該片的高潮，主角威特〔Wyatt，由珍‧芳達的弟弟彼得‧方達（Peter Fonda）飾演〕承認：他們搞砸了，失敗了。 大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舊持續 2007-08年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其餘波被稱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2008年9月18日（週四），這場危機正值高潮，接替葛林斯潘掌管聯準會的柏南克，在美國國會呼籲持疑的議員支持大規模的銀行紓困方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的經濟體到週一時可能就不存在了。」在那三年前，柏南克曾接受財經新聞頻道CNBC訪問表示：「我們從不曾有過全國性的房價下跌……房價可能會放緩，可能會穩定下來，可能令消費支出稍微放緩。但我不認為它會導致經濟大幅偏離其充分就業走勢。」他曾一再表示，美國房價反映強健的經濟基本面。 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經濟學家的預測往往非常不準確。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洛嘉尼和他的同事海特斯‧艾希爾（Hites Ahir）發現，2008年時沒有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會陷入衰退，而這個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因為當時金融危機已經開始了。這印證了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發現：政治和地緣政治預測，並不比猜測好多少。 多數評論者假定，這場危機不過是規模異常大的一次修正。他們認為這場危機也是會過去的，屆時經濟將展開新的擴張期：繁榮將會再現，經濟將恢復強勁成長。各國政府和央行投入巨額資金，成功穩住經濟，但未能促成強勁復甦。借用邱吉爾對二戰中英國遠征軍從法國敦克爾克（Dunkirk）撤退的說法，各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行動，是解危、而非勝利。 西班牙總理馬里亞諾‧拉荷義（Mariano Rajoy）在2013年9月，曾概括描述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世界。西班牙經濟在此次危機中受到重創，此時終於恢復溫和成長。但該國經濟規模已經萎縮了約10％，失業率超過25％（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房價比危機前低30％到50％，公共財政和銀行體系相當脆弱。拉荷義總理悲傷地表示，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未過去。
「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文筆熱情，提供了大量洞見和事實，清楚解釋了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投資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經濟成長與否，是當前時代的關鍵問題。本書透澈分析經濟大衰退的後續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解釋這些因素如何令我們的未來蒙上長長的陰影。本書非常可讀，文筆機智又有風格，是刺激思考的重要著作，值得廣為推薦流傳。」 ──魯比尼（Nouriel Roubini），魯比尼全球經濟諮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董事長、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教授 「本書利用豐富的資料，扼要討論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造成低成長、高負債、政治緊張的『新常態』。即使你不同意作者對全球經濟前景非常悲觀的看法，本書仍有重要價值：它質疑了媒體和政界有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成因的錯誤論述。」 ──克里斯多福‧惠倫（Christopher Whalen），克羅爾債券評等公司（Kroll Bond Rating Agency）研究總監、《膨脹》（Inflated）作者 「達斯在本書以名家的清晰文筆，揭露在政經領袖無能且逃避現實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如何走向大災難。目前零利率、銀行勢力高度集中、生產力成長乏力的情況，並非偶然現象或景氣循環的結果，而是當局有意選擇所致。已開發國家面臨負債對GDP比率超過100％和儲蓄不足的難題，開發中國家則飽受負債增加、貨幣戰爭、內部和外部不平等，以及不受約束的金融投機打擊。達斯基於明確證據熱心提出警告：如果不完成重大改革，未來除了極少數精英，所有人都將承受悲慘的後果。他的語調一如他揭露的問題那麼急迫，所有央行官員、政界人士和民眾都應該關注。」 ──諾米‧普林思（Nomi Prins），《總統的銀行家》（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作者 「達斯是率先預見2008年市場崩盤的人之一，也是對歐洲融合大計當前亂局最有洞見的分析師之一。他在本書集中探討全球經濟的黯淡前景，他的文筆總是活潑、清晰，這次提出的逆耳忠言，更是值得廣為流傳。」 ──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R. Morris），《兆元崩盤》（The Trillion Dollar Meltdown）作者
名人推薦：「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文筆熱情，提供了大量洞見和事實，清楚解釋了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投資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經濟成長與否，是當前時代的關鍵問題。本書透澈分析經濟大衰退的後續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解釋這些因素如何令我們的未來蒙上長長的陰影。本書非常可讀，文筆機智又有風格，是刺激思考的重要著作，值得廣為推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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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遠大前程：戰後的繁榮與衰退 「我們的民眾多數不曾經歷如此美好的日子，」1957年7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一場政治集會上對英國民眾這麼說。他描繪了非常樂觀的英國戰後經濟景況，預期英國將迎來空前的繁榮期。他這句話如今被用來嘲諷政治承諾，但在當時是符合實情的說法。當年，英國的鋼鐵、煤和汽車產出不斷增加，出口所得和投資與日俱增，薪資和生活水準蒸蒸日上。 在大西洋對岸，美國正享受比英國更快速的經濟成長，生活水準也改善得更快。1960年，美國第一位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他接受民主黨提名競逐美國總統的演講中，談到要征服新領域，而他上台後也確實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一系列政策。甘迺迪遭刺殺後，其政策議程獲納入繼任者詹森（Lyndon B. Johnson）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 programs）中。 這些政策計畫抱負既大，範圍又廣，政策目標涵蓋貧窮、失業、所得、農業、教育、老人照護、醫療、房屋、交通、城市問題、文化、環境、種族不公、國際裁軍、軍備控制，以及太空計畫。這是1930年代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以「新政」（New Deal）因應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全面的政策計畫。根據這些計畫，國會議員、技術官僚和民眾，將利用政府資金建造一個新美國。 我們以懷舊的眼光去看這一切，會覺得那是經濟上最美好的時代，是空前樂觀、前程遠大的時期。人們不難找到終身的好工作、經濟日益繁榮、社會流動且重視平等，但這種田園詩一般的時光早已不再，而那正是現在一般人渴望的好日子。 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政策重心從工業與社會轉向經濟與金融，景氣的起伏日趨劇烈，最後釀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玫瑰色的黃金歲月 戰後經濟擴張的最初階段，大約為1950年至1970年代初期，這段時期被稱為「長期榮景」（Long Boom）、「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Capitalism）或「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在法國，1945年到1975年間的經濟擴張期被稱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媲美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這段時期的特徵是經濟繁榮、低失業率、所得和財富成長、社會服務增加，以及人們負擔家用品、休閒活動和休假的能力上升。 二戰結束時，有人擔心軍事支出減少將導致經濟重陷戰前的停滯狀態。但是，戰爭時期積壓的需求和戰後出生率大升，促使戰後經濟快速成長。民眾一心希望恢復正常生活，戰時物資配給、消費品供應不足，結果家庭持有的現金和流動資產增加了兩倍。在美國，光是戰時公債到期金額便高達2,000億美元，這筆資金有助支持民間支出。 各種工業（例如汽車製造業）恢復生產，不再需要滿足戰爭需求，也不再受原料短缺影響。新的工業（例如航空航天和電子業）得以建立。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和製造業勞工流向服務業，低薪的農工轉投所得較高的城市工作，促進了經濟成長。農業因為使用新的高產作物種子、化學肥料、殺蟲劑和重型農業機械，生產力顯著提升。製造業生產效率則因為採用自動化技術、更好的機器和先進的控制系統而大有進步。政府投資在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上，改善了物流和配銷作業，提升了生產力。 人口從城市遷往郊區，也遷往人煙較稀、地價較低、機會較多的地區，而這種遷移也促進了經濟活動。好工作很多，所得成長支持中產階層崛起。物價因為大量生產而降低，負擔得起房屋、汽車、電視和其他財物的人口比例升至前所未見的高位。房市欣欣向榮，受惠於政府資助退役軍人的房貸。 在社會方面，1950年代是一段強調從眾和守規矩、容易令人變笨的時期。戰後的人生夢想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結婚生子、在市郊買一棟房子，然後擁有愈來愈多的財物。這段時期許多人的生活相當狹隘，享受豐盛的物質之餘，非常缺乏自知，而且否定人的潛能。一些著作記錄了這種時代特徵，包括大衛‧黎士曼（David Riesman）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以及米爾斯（C. W. Mills）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在那個時期的暢銷小說──史隆‧威爾森（Sloan Wilson）的《一襲灰衣萬縷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中，貝西‧拉思（Betsy Rath）向她老公湯姆（Tom）抱怨：「我不知道我們是怎麼了……我們不應該總是如此不滿。」 股市大漲、反戰與嬉皮 在1960年代，美國股市進入了它的興盛期，儘管戰後的經濟成長有所放緩。道瓊工業指數1962年觸及536點的低位後開始大漲，1966年突破1,000點的大關。股票交易量也迅速增加；1960年，紐約證交所在交投暢旺的一天，成交量約為400萬股。到1966年，這數字已增至約1,000萬股。一如1920年代，股市再度成為一般人的熱門話題。1967年5月，證券經紀公司哈里斯艾普翰（Harris Upham）甚至發表一篇文章，將股價水準與裙子的長度聯繫起來，認為股市上漲與迷你裙流行有關。 明星級共同基金經理人成為當時的顯要人物，他們藉由快速買賣，把握市場動能創造的機會、積極追求業績成長，地位超越了保守的投資專業人士。當時的市場榮景靠富魅力的科技股、投機活動和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驅動，這種形態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均再次重現。綜合企業集團如LTV（Ling-Temco-Vought）、國際電話電報（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和海灣西方（Gulf & Western），率先做起未來的私募股權公司將會做的事，不時收購和出售各種產業的公司，涉及飛彈、飯店、房地產、汽車出租、高爾夫球用具和電影製片等業務。低利率和廉宜的融資成本，協助股票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 1960年代也是反主流文化運動取得進展的時期。該運動結合維護黑人、女性和同性戀權利的運動，致力促進社會平等和流動性，同時反戰，尤其是核戰和越戰，也包括與越戰有關的徵兵制度。年輕人和大學裡的叛逆者，挑戰既有的社會規範和上一代的價值觀，他們主要是已開發國家中上階層的白人。 當時的政治議程並不明確。美國著名社運人士湯姆‧海登（Tom Hayden）發現，窮人希望改善生活而非革命，價值觀和願望與中產階層相似，而海登認為中產階層的價值觀是沒意義的。1960年代的政治行動者得出下列結論：人們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必須有人向他們說明。在現實中，許多人關注個人甚於政治，最熱中的是性愛（受助於避孕藥普及）、心靈，以及穿著打扮的新風格。最能明確表達這種追求的是麻醉劑（毒品）和音樂，而這種活動的高潮是1969年8月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但胡士托所標誌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非開始，因為參與活動的許多明星不久之後便死去，而反主流文化運動也逐漸衰落。 1960年代末期的真正威脅，是日趨嚴重的暴力事件，它們衍生自舊城區和大學校園的動盪和抗爭。美國一些激進左翼團體，例如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試圖推翻政府，發起一些炸彈攻擊。在歐洲，德國的巴德麥恩霍夫（Baader-Meinhof）和義大利的紅色旅（Brigate Rosse）從事武裝抗爭，執行了一些針對政界、商界和軍方領袖的精密暗殺計畫，遭到殺害的包括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和前義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日本也出現了赤軍這個極端組織。 1969年的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總結了這段時期，反映一個世代迷惑的異議。在該片的高潮，主角威特〔Wyatt，由珍‧芳達的弟弟彼得‧方達（Peter Fonda）飾演〕承認：他們搞砸了，失敗了。 大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舊持續 2007-08年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其餘波被稱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2008年9月18日（週四），這場危機正值高潮，接替葛林斯潘掌管聯準會的柏南克，在美國國會呼籲持疑的議員支持大規模的銀行紓困方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的經濟體到週一時可能就不存在了。」在那三年前，柏南克曾接受財經新聞頻道CNBC訪問表示：「我們從不曾有過全國性的房價下跌……房價可能會放緩，可能會穩定下來，可能令消費支出稍微放緩。但我不認為它會導致經濟大幅偏離其充分就業走勢。」他曾一再表示，美國房價反映強健的經濟基本面。 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經濟學家的預測往往非常不準確。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洛嘉尼和他的同事海特斯‧艾希爾（Hites Ahir）發現，2008年時沒有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會陷入衰退，而這個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因為當時金融危機已經開始了。這印證了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發現：政治和地緣政治預測，並不比猜測好多少。 多數評論者假定，這場危機不過是規模異常大的一次修正。他們認為這場危機也是會過去的，屆時經濟將展開新的擴張期：繁榮將會再現，經濟將恢復強勁成長。各國政府和央行投入巨額資金，成功穩住經濟，但未能促成強勁復甦。借用邱吉爾對二戰中英國遠征軍從法國敦克爾克（Dunkirk）撤退的說法，各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行動，是解危、而非勝利。 西班牙總理馬里亞諾‧拉荷義（Mariano Rajoy）在2013年9月，曾概括描述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世界。西班牙經濟在此次危機中受到重創，此時終於恢復溫和成長。但該國經濟規模已經萎縮了約10％，失業率超過25％（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房價比危機前低30％到50％，公共財政和銀行體系相當脆弱。拉荷義總理悲傷地表示，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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