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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後小說競技場
祁立峰
（作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雙雪濤的短篇小說集《我的朋友安德烈》書中，第一篇收錄的小說名之曰〈大師〉。這故事聲線簡潔而清朗，原本幹監獄倉管的父親，靠著一手象棋絕學無敵鄉城，聲名遠播。誰料父親丟了差事、又罹患早發性痴呆症，只得金盆洗手就此封盤，由少年主角繼承其江湖名號。
哪知主角一日昏了頭、代人賭棋輸贏，對決一瘸腿和尚，每臨到殘局卻漏算一著，竟連輸三盤，一敗塗地。和尚終於坦承，十年前他曾敗給主角父親，這回為的是報讎雪恥。此際痴呆父親緩緩從人群中現身，兩大高手時隔經年再次對弈，作者如此描敘的這局棋：
太陽終於落下去了，路燈亮了起來，沒有人離去，很多路過的人停下來，踮著腳站在外面看，自行車停了半個馬路。……看到中盤，我知道我遠遠算不上個會下棋的人，關於棋，關於好多東西我都懂的太少了。到了殘局，我看不懂了，兩個人都好像瘦了一圈，汗從衣服裡滲出來。（〈大師〉）
這神乎絕技、幾如華山論劍東邪西毒比拚內力之場景，或許讓人聯想起阿城珠玉在前的〈棋王〉，但我以為更隱喻性或以能指穿入刺出這段敘述，將它換喻作為雙雪濤奇蹟般的寫作身世，似乎也頗為貼切。
我與《我的朋友安德烈》作者雙雪濤不曾謀面，從作者介紹看來，他生於一九八三年，比我還略小幾歲。但若關注近幾屆台北文學獎年金的讀者，想必對雙雪濤此人略有耳聞，他是第一個獲台北文學獎年金入圍的中國大陸作家，而在此前，他已經以奇幻小說《翅鬼》拿下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的首獎，更傳奇的是他獲年金之前僅於台北短暫停留十天，因此年金評審吳念真才說：「我在台北住了六十年，沒敢寫關於台北的長篇小說，這個人只來了台北十天就敢寫，很有意思。」
我想我輩對雙雪濤感興趣之處也正在此。我與其人另一連結在於前一屆的台北文學獎年金，才剛頒給了我的《臺北逃亡地圖》。寫作此書之前，我已經在台北住滿三十年，接地氣似的幾乎不曾離開台北城。我可不是要說自己作品高明到哪去，相反地，從學術角度來說，此間背後寄寓的想像與虛構，可能是小說學內裡永恆辯證的難題。
在《羊城晚報》的訪談中，雙雪濤談到獲年金獎一事，也確如他所說——小說最重要的是想像力的調度。過去波特萊爾或班雅明式的那種、以拾荒者或漫遊者姿態，行行重行行踏查城市地景的老靈魂書寫，未必符應當代小說學技藝的超克。或從更小說學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我在此城慢燉細熬終於交出的作品，就想像力輸出對決，可說是全盤輸給了這樣來自域外的、透過魔幻眼瞳凝視我城的異鄉人了。
一如本文開頭介紹的小說〈大師〉裡遣派紅兵黑卒，戰至最後一子打死不退的那場對弈。假設讓一個作家站上講台誇談寫作，他儘管說得很牛逼很高冷，但當我等進入了文學獎場域，就是得純粹以情節、角色、技術對決的暗黑武道會。我們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讀《我》這部小說，眼巴巴望著作者輕盈使出一招招的綿密劍訣，讓我眼花撩亂，自嘆弗如。
相較於《翅鬼》的奇幻類型小說，在《我》裡收錄的短篇小說，顯然更具純文學質量。即便這些篇故事仍然聲線清晰、節奏明快，但某些突梯而無以名狀的情節，荒謬卻神來之筆的衝突，以及看似蔓衍出來無意義的角色——像〈自由落體〉裡的張舒雅或小鳳，像〈我的朋友安德烈〉裡的政治課老師宋屁股……都隱約指向了短篇小說最具文學性的沉重、純粹與荒涼。
《我》書中的短篇大多是以少年成長作為題材，如同名作〈我的朋友安德烈〉寫中學時的狂人同學；〈靶〉寫初入大學邂逅的傳奇室友；〈跛人〉寫陷入青春期瘋癲的前女友……即便少年成長小說特有的疏離與異化、破繭而出的必要之痛、欲說還休萌萌噠之性啟蒙……可能是八零後或七年級小說家的獨家手筆，但作者透過他非常態非典型的故事拼貼，草蛇灰線，埋伏千里。就在他的那些簡潔乾淨，流暢而不多加雕琢的透明處，挖掘到了生活或人生最不可解的無限與雜質。
這種風格或筆調，台灣讀者較熟悉的對岸作家可能是畢飛宇或余華，有趣的是在〈自由落體〉有一段——因創作課老師唬弄而立志成為寫作者的悶豆，也歪打正著提到了余華：
……她看過我的習作，也覺得不錯，她覺得我能寫小說。你說有意思沒，我之前自己都沒發現。我說，之前還有個教園藝的老師說你能種花呢，你怎麼不去扣個大棚種花？他說，那回是扯淡，想賣我花種，這回是真的，她說我有點像余華，寫的東西看著簡單，其實很複雜。
不過除卻敘事風格，在小說裡作者每每觸及日常之零餘，生活之廢頓與不可解的一瞬，又往往舉重若輕將故事轉向，開展出另一段荒謬無結局的故事動力結構，我倒覺得更像村上春樹，像《聽風的歌》那般隨機率性的故事經營。角色貿然就登場了，做了些毫無意義的舉措，接著在某個未必矛盾或高潮的斷面，一切突兀地戛然而止。這其中隱喻性，所謂語言的河流或石頭，治符號學的研究者或許頗感興趣，但那種草率荒謬的情節，或許才是日常生活的本質？
學術圈喜歡以歸納法處理文學社群，按性別、地域、世代，將之量化或標籤化。世代或空間更是明確的指標，在台灣曰七年級，在對岸稱八零後，北方或南方，大國與島國。然而作品質量或題材與世代必然有關嗎？或者更進一步應該就如雙雪濤自己所說的——寫作並非拳擊賽，能分羽量輕量重量級，反倒像不同身世背景創作者全拚命擠上擂台，無敵無我一輪大亂鬥。
這樣混戰場面我想到是李連杰主演的電影《霍元甲》。少年不識仁者無敵真諦的霍元甲，在父親牌位前發誓要作到「津門第一」，於是乎他發了狂鐵了心簽了生死狀，最後甚至把所有挑戰者一次全叫上擂台，一拳結果一個，整座圓形鬥技場盡是撲飛上台毆飛而下的落敗者。讀雙雪濤的小說，那一篇篇看似漫漶派生、寬縫錯榫，卻又輾轉相扣的故事，我就想到那最終屹立擂台上的霍元甲。我們可能都不是他的對手。
如果對岸的八零後小說家已經將故事礦脈挖掘到如此層次，那麼台灣七年級小說家持續進行的、繁複實驗之迷離夢境，能否帶領我們航向「世界級」的小說航道呢？或者我們已經偏離了原本航線很遠而不自知？
祁立峰 二○一六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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